第二节 国家贸易地位理论综述

随着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相互合作，经济组织间的贸易往来逐渐增多。在全球一体化和贸易网络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被重视。现在主流的经济学观点普遍认为，国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可以有效地提高国际地位，有利于国际收益的增加。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主要将贸易的顺逆差数额作为确定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的一种指标，李嘉图从生产者角度分析，认为一国通过先进技术生产优势产品并出口到他国，可以体现出贸易的优势地位，并获得相应的贸易收益；赫克歇尔、俄林认为为了保持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各国需要根据资源储备情况，出口相对充裕的产品，进口稀缺的产品和材料，这样才能保持贸易发展并可以缓解本国的自生性问题。Krugman（1979）、Helpman（1988）、Lancaster和Nicoll（1987）等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影响国家地位的因素主要包括生产效率、产量、消费产品价格、品种和品类，国家地位的提升也能同时带来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这种理论主要分析国内生产的各方面要素对本国贸易地位的影响，忽视了国际贸易中其他国家对本国贸易地位的影响，从而忽视了竞争中的不平等问题。因此，有学者通过对双边关系的分析认为，参与国际贸易也可能会导致国家贸易情况恶化，比如，Prehisch和Singer的“中心—外围”理论、Bhagwati的贫困化增长理论都指出，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在“边缘”的发展中国家，不平等问题会使本国产业发展情况恶化，不利于本国自身的发展，甚至经济全球化发展、强国之间形成经济联动，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增加，国民收入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一 基于进出口贸易的国际地位测算

针对许多国家政策制定、战略部署等问题，在国际贸易中有效地测算国家贸易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国际地位？中美贸易中产生的国民收入差距如何解释？答案取决于对国家地位的测算。Hausman等（2007）指出出口产品的类别影响了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进而影响人均国民收入。其证明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可以提高国际地位。Schott（2004）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出口结构在不断优化，国家贸易地位和收益在不断提高和增加，出口的复杂性影响国家贸易地位。Xu（2007）指出，Hausman等和Schott没有考虑在不同出口产品中，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地位差异，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能力差异。陈浩、唐吉平（2004）和刘遵义等（2007）建立了非竞争性I/O模型（“non-competitive” type I/O model），将进出口指标分别统计，明确了加工出口指标的统计方法。Koopman等（2010）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国家贸易地位的测算应当对出口贸易额进行细分，不同类型的产业有不同的贸易地位和国际影响。

在全球生产一体化和国际贸易网络发展背景下，对国家贸易地位的研究大致分为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国际贸易中的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中国跨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分工情况和地位，以及与他国进行横向对比，研究中国企业的贸易利益，如Linden等（2011）。二是利用长期的对外贸易数据测算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如邱斌等（2012）以出口贸易指数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中24个具体产业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探讨了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和趋势，重点研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地位如何进一步提高。胡昭玲和宋佳（2013）以出口贸易中的价格同比和环比变化为指标讨论中国各行各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变化情况、低技术行业面临的国际贸易瓶颈和突破方法，重点分析高技术产品国际地位提高的途径。三是以Hummels等（2011）的垂直专业化指标为基础，通过利用投入产出表，详细计算国家间的垂直化专业指数，分析国家贸易地位。四是利用附加值贸易法，通过提取贸易中附加产业的价值数值，计算全球价值链中重点国家的附加值贸易水平，进而分析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Koopman等（2008，2010）通过附加值贸易法，细分了贸易过程中的附加值核算方法，提出KWW方法和KPWW方法，不断精准优化出口贸易中的价值测算方法。国内学者通过Koopman等的指标，以客观的贸易数据为基础，基于国内投入产出情况，分析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实际情况。文献主要基于对进出口额的分析，主流经济学分析运用国家与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或国家整体的出口数据，研究分析基于整体的全球活动，缺乏对国家在贸易网络中的相对地位的测算。

二 基于贸易结构的国际地位测算

这几年，国内外学者在分析对外贸易时，更多地开始关注贸易结构对经济的影响（Hausman，Hwang，Rodrik，2007；刘修岩、吴燕，2013）。特别是对出口商品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分析，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研究的热门话题。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十分迅速，也被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针对国际贸易的整体状况、发展动态，影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发展迅速的因素，中国加入WTO前后贸易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不同国际组织中的贸易地位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新贸易理论通过对规模经济的深入探讨和分析，解释了古典贸易理论难以说明的产业生产问题。与此同时，新贸易理论分析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产品生产的影响。但是，新贸易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新贸易理论不能像古典贸易理论一样分析贸易的发展方向、收益并且根据资源、技术、生产成本等确定国家优势发展；新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生产的实际情况。因此，国际经济学仍然以比较优势理论、生产要素理论等为基础。而在战略管理学中，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质疑古典贸易理论，批判其无法解释核心优势的显著作用，进而提出著名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和钻石模型来分析国家间贸易，国家间通过竞争形成相对优势，进行贸易，获得收益，并分析了国家的地位。其中，波特对国家的重点产业和重要技术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其是国家贸易的决定性力量，这也是波特的钻石模型的主要贡献（Teece，1996）。

尽管在学术界，对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的研究存在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之争，但通过贸易出口数据分析出口竞争力是被两个理论普遍认可的。最近几年，有关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中对产业结构的分析越来越受到重视（刘林青、谭畅，2014），许多国际贸易学者开始关注出口结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Hausman，Hwang，Rodrik，2007）。出口贸易中产品结构概念的提出为理解贸易的竞争作用和效果带来了新的研究突破点。传统的贸易策略：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地位，在出口过程中，为了更多地获得市场份额，快速进入东道国市场，不得不降低产品价格。这样做不仅降低了自身产品的价值，也使产品结构的优化面临局限。为了保证贸易，国家会鼓励进行高技术产品创新、跨国企业管理创新，这样做能够不断提升研发能力，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和国民收入持续增加（Holmes，2001；刘修岩、吴燕，2013）。Hausman、Hwang、Rodik（2007）首次提出“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指标，以直接反映国家贸易中产品的“质量”，并且实证研究表明，出口和生产高技术产品可以实现更快的贸易增长、地位提升。Hausman等（2007）的结论提到，出口技术的复杂程度关系到贸易中的结构调整和资源分配情况，影响国家之间的贸易，优化出口技术可以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而Hidalgo等（2007）提出对产品替代性的新的测算理论，说明一个国家同时出口两种优势产品的条件和作用情况。高技术产业快速成为优势产业，可以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同时，Hidalgo等（2007）创造性地运用“产品空间”技术，通过可视化展示产品的集群效应，使人们在不同阈值下观察产业的集聚情况。当阈值足够大的时候，集聚的产品寥寥无几；相反，如果阈值设定较小，则几乎所有国家的产品都会占据空间，需要合理分配空间。

国家的生产、出口存在贸易投资组合，应根据资源和技术能力对不同种类的产品进行组合投资。由于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出口类型不同，需要的资源和技术也不同。一个国家具有特定竞争力的产业若想成功，则确定具有明显国际竞争力的贸易投资组合是明智之举。

三 基于贸易附加值的国际地位测算

产品在设计之初，就已经有多国参与；到最终完成消费，产品在多国进行了运输和中转。可以看出，在产品的生产中有各国的参与，形成“全球价值链”也是“全球化生产网络”的一种优势体现（Ernst，2002）。从产品价值的细分可以看出，生产产品、创造价值是“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中国家共同作用的结果（Gereffi，1999）。“全球价值链”由于国家分工不同在产品生产中不断细化、不断延伸，“全球价值链”中合作生产的产品种类在不断增加，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其在为国家创造价值、提高就业率的同时，也使得海关在贸易统计中以传统的“贸易流量”为标准所获得的数据失真，主要表现为在计算产品价值过程中出现“重复统计”（Double Counting）问题。这种情况不仅使各国的贸易额出现不对等、不平衡现象，而且各国难以通过统计数据有效地衡量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严重失真的统计数据会明显“扭曲”各国在贸易市场中的分工和利益（Koopman et al.，2008，2010；Benedetto，Fabio，2012）。因此，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一国的贸易水平，造成有效性降低的问题（Maurer，Fischer，2010）。为了解决贸易数据“重复统计”的问题，使得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加有效地体现“全球价值链”中国家在分工过程中的利益和贸易情况，国内外学者和相应的研究机构、其他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找出了贸易数据统计的有效方法和标准细则，其中，在构建国际贸易“投入—产出表”（the Input-Output Tables）时，把“全球价值供应链”中贸易的实际“增加值”作为标准的“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作为进行统计测算的指标，其相对符合实际情况且被诸多专家认可，在现有的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越来越多地被接受和使用（Koopman et al.，2010；Maurer，Fischer，2010）。“增加值贸易”统计标准及有关全球贸易的相应数据，为现阶段各国贸易数据的计算以及其对GDP、环境、就业、资源、竞争力等的影响，对市场中的国际化分工、国际贸易的相对地位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等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准确的数据指标（Nakano，Pedroso，2009；王岚，2013）。

和“全球价值链”的情况相似，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出口额、贸易规模并不能反映一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相对地位。Hummels等（2011）在贸易中细分出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并在其中计算贸易增加值，了解一国的贸易地位。把贸易增加值作为研究变量逐渐成为现阶段对贸易进行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综合来看，国内外现阶段对于国际贸易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贸易增加值的计算进一步优化并且通过增加值进行实证分析，如刘遵义等（2007），Koopman等（2010），Daudin和Archanskaia（2012），李昕、徐滇庆（2013）等通过对贸易增加值的定义精细划分从而有效地测算增加值并进行实证应用；二是对影响贸易地位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如张杰等（2013），郑丹青、于津平（2014），黎峰（2014）等分别从国际贸易中产品的成本、两国间的汇率波动情况、对外直接投资、政府政策、技术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等不同角度探讨影响贸易地位的因素。

国内现有文献多是从产业或产品角度来评判竞争力水平和国际地位的（汪斌、邓艳梅，2003；张小蒂、孙景蔚，2006）。Linden 等（2010）、Xing和Detert（2010）以苹果公司中的产品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生产商的贸易分工情况、利益进行案例分析。施炳展（2010）通过对同产品的跨国价格的比较分析，对国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定序研究，其结论主要为：中国制造业贸易仍处于低单位制，并且随着产品技术水平提高，中国在贸易分工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胡昭玲、宋佳（2013）基于出口产品价格的不同，分析产品本身和原材料价格的变化，提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产业链低端，需要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张宇燕、田丰（2010）以G20中11个主要新兴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在总体经济规模、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重点产品产出等方面分析国家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崔卫杰（2011）通过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国际市场的份额及全球位次，了解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地位。其通过介绍新兴学经济体的高新技术产品在世界总体的份额增加、依赖度提高等说明地位的提升，但并没有通过具体的指标分析地位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