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媒体融合与编辑概念的辩证认识
如上所述，媒介实践经历着一个从不同媒介形态泾渭分明的共处，到不同媒介形态转向互联网的交相共融的发展过程，是为媒介融合。传统编辑概念认识是站在媒介形态泾渭分明的前提下展开的。媒介融合打破了媒介形态的区隔，形成了相互贯通、交叉一体化的融合趋势，这必然给编辑概念的认识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从部门编辑学概念的提出，到普通编辑学概念的论断，其中多少反映了媒体融合思维对编辑概念认知的影响。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普通编辑学视野下的编辑概念认知并没有多少媒介融合观念预设。从最早提出普通编辑学概念的王振铎的文化缔构编辑观来看，确实蕴含着分析不同媒介形态编辑概念的学术旨趣。比如，王振铎一直强调编辑概念要涵盖不同媒介形态。他说：“编辑活动的历史长久性和社会多样性为编辑学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横断面的个案研究需要，部门专业编辑研究也需要；现代编辑的实用概念需要确立，古代编辑的历史范畴也需要辨识；各种分门别类的编辑学需要建立，基础的普通编辑学也需要奠基。”[75]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互联网媒介形态尽管开始出现，但彼此融合发展并没有成为趋势，因此王振铎的这一编辑概念没有包含媒介融合的概念预设，更不是针对融合传播的媒介实践提出的编辑概念认知。融合传播实践的加速度发展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媒介发展现象。尤其是，2005年之后，以互联网发展为中心的媒体融合进度加快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进程加速展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有关媒体融合与编辑创新的话题才进入编辑学界的理论视野。
一 编辑概念争鸣的几个问题
从上文论述可以看出，编辑概念争鸣自始至终都是编辑理论研究的焦点。在常规学科阶段，编辑学界对编辑概念的争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编辑概念与著作概念的区别。在整个编辑概念的争鸣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就是作者的文化创造活动和编辑文化再创造活动的区别是什么。很多编辑学者认为，要把握编辑概念本质就必须弄清作者创造活动和编辑活动的区别。因为在中国古代编辑活动中存在编著合一的现实状况，如何区别编辑活动和著作活动，把握二者根本的不同，是编辑概念认识的重要前提。林穗芳指出，“作为著作方式一种的‘编辑’和作为出版工作一部分的‘编辑’代表不同的概念。因此，在探讨编辑概念时必须注意区分‘作品的编辑者’（编辑作品的作者）和‘出版社编辑’”。[76]林穗芳认为，作为著作方式的“编辑”不宜纳入编辑活动的范畴，这样将不利于区别编辑和作者的界限。但他又似乎认同编著合一中确实又存在编辑活动的范畴。他说：“对‘编著合一’有两种解释，一是著作者和编辑者合一，这种现象在古代是大量存在的。另一种解释是编辑和著述合一，这种合一似乎不宜归入编辑活动。”[77]他提出将编著合一作为著述活动的一种方式，这样也就意味着编辑活动是专业编辑出现之后的一种社会现象。不同意这一观点的论者很多。比如，王振铎认为如果不认同编著合一中编辑活动的存在，那么中国编辑史的书写要缩短上千年的时间。姚福申也认为，编辑实践在不断发生变化，编辑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编辑作者和读者的主体内涵不尽一致。他说：“尽管现在的出版社也在做一些书籍的编纂工作，但已不把它当作编辑工作的‘正业’，编辑业务已越来越把编纂工作排除在外。确实，近代‘编辑’的概念已经不同于古代，它甚至已经突破了书籍的框框、超出了文字的范围，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有声读物都有自己的专业编辑和各自的编辑业务。当代‘编辑’的概念又逐渐变得模糊起来。”[78]在如何区分“著作”和“编辑”活动时，刘光裕提出从两个主体关系的性质上进行区分。他说：“编辑活动属编辑，著作活动属作者。与作者的关系和读者的关系是编辑的主要社会关系，编辑工作的基本内容就是把作者的作品变成读者的读物，所以编辑工作的成败奥秘和活动规律，主要在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中。”[79]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著作概念和编辑概念的区别讨论，主要是为了廓清古代和现代编辑活动中编辑活动的特性。但是，由于不同论者的着眼点不同，有的立足于社会功能的差别，有的依据词义的引证，有的紧盯操作过程的差异，因此呈现不同的结论。这一争鸣实际上是编辑概念的实践形态梳理，是从编辑活动历史形态的差异中探讨编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变动。必须承认，编辑活动的历史形态是变动不居的，编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因之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作为编辑概念的界定必须立足于贯通历史和现实的共通的编辑实践内涵，只有这样编辑概念的界定才能实现历史和现实的逻辑的统一。对编辑概念和著作概念的区别进行讨论的本质，乃是对编辑活动和作者活动性质的探讨。从这个角度来讲，两者都具有文化的创造性，都是媒介作品生产的重要参与者，但是，不同的是，编辑是一种再创造性活动，是在作者作品基础上的再创造。至于古代的编著合一现象，则不能仅仅看作一种著作方式，其背后所蕴含的作品加工和完善性质的编辑劳动同样不可忽略。至于如何界定这种编著合一中编辑活动和著作活动的界限，则需要针对编辑概念进行抽象认识来具体分析。比如，编著合一中的图书装帧活动则无疑具有编辑活动的性质。再如，编著合一中的注释和凡例设计活动也具有编辑活动的性质，是对原稿成书的再加工和完善。从整体上来讲，编辑活动更多的是对媒介创构性质的再完善，作者更多的是稿本性质的原创造。编著合一或可理解为著作活动和编辑活动的一体生成但又性质不同，是编辑活动走向专业化职业化之前的一种特殊存在形态。正如姚福申所言：“作品中所包含的编辑因素，虽然出于作者的匠心，却应属于编辑活动的范畴；倘若其创造性内容对后人具有借鉴意义，毫无疑问应纳入编辑史研究者的视野。对‘编著合一’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运用抽象思维的方法，将其中属于编辑活动的部分剥离出来加以研究，并考察其在编辑史上的演进轨迹。”[80]
二是编辑活动的边界。尽管编辑活动的客观性已经成为编辑学界的共识，但是在编辑活动的范围界定上并没有达成共识。编辑学界对编辑活动内容有过划分，比如吴平认为编辑过程包括编前、编辑加工与编后印刷宣传三个阶段的系统过程。她说：“编辑过程可分为编前环节、编辑加工与编后印制宣传三个阶段。编前环节具体包括调查研究与收集信息、拟定选题计划、组稿三部分。编辑加工过程包括审稿、加工整理、装帧设计和版面编排。编后过程是指校对清样、宣传推荐和信息反馈三环节。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编辑活动阶段中，编前环节不是鼓励存在和发展的，它们和审稿、编排、装帧设计、校对、发行等环节处在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知识因为选题和组稿更直接、更集中地体现着编辑思想，才成为编辑活动链条上最关键的部门。”[81]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从编辑流程的角度对编辑活动内容较为全面的概括。但是，一些编辑学者认为编辑活动内容还应该包括媒介定位，即对媒介的用户、风格、内容等进行定位。比如，蔡雯以新闻媒介为例，指出新闻媒介定位就是编辑主体对媒介产品的设计工作。她说：“新闻媒介具有‘双重属性’决定了媒介定位是一个处在新闻编辑学与媒介营销学相结合地带的新课题。”[82]与此同时，她也指出，媒介定位不是一个单纯的编辑学范畴问题，它更需要从产业经营的角度进行研究。由此可见，编辑活动内容不仅仅是单个产品的优化加工问题，还包括媒介信息产品的效益变现问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工作还包含着媒介信息产品的成本核算和经济效益考量问题。如同有论者所言：“市场经济又是效益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讲效益的出版行为是不存在的，除非想自行消亡。因此，编辑工作的产物——各类出版物，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只有投放市场，供需见面，才能获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不讲效益或者只讲社会效益忽视经济效益，而做到‘双效益’的最佳结合，这已成为新时期编辑工作的又一明显的特点。”[83]那么，如果媒介信息产品的经营也是编辑活动的重要内容，这又该如何理清它和内容生产的关系呢？更为重要的是，媒介信息产品的经营中还存着编辑主体之外的其他媒介主体的参与，比如营销人员，他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三是编辑本质的抽象。编辑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编辑本质的认识，是对编辑活动性质、规律的认知。如前所述，编辑概念的争论是媒介融合时代到来之前编辑理论研究争鸣的主要焦点问题。在编辑概念争鸣中，主要问题是对编辑本质的认识不一致。王振铎认为，编辑本质是缔构媒介文化，他说：“编辑，审选设计精神产品，编构传播媒体的文化缔造活动。根据社会需要，按照指导方针，开发人文资源，策划、组织并取得精神创作品，通过鉴审、优选和编修整合，缔构成文图音像等符号模式，作为传播特定讯息的媒介载体，即为编辑活动。”[84]他特别强调，编辑概念的主要内涵是创造媒介载体。他说：“我们主张分层使用编辑概念。普通的科学术语以简单明白的定义来称谓。抓住其中‘审选作品，编构媒体’的内核即可认识编辑活动的本质。”[85]刘光裕的编辑本质论，强调的是编辑活动的中介作用，即作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文化创构活动。他反复地强调，“编辑是在利用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中，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的种种出版前期工作”。“中介性”的活动性质确认，一方面是为了区分编辑活动与著作活动，另一方面是为了强化编辑活动与出版活动的边界。任定华将编辑本质界定为“信息、知识有序化、载体化与社会化的业务活动”，更多的是从编辑活动的功能层次来看待问题的，主要从信息论角度抓住了编辑活动的结构和传播功能。邵益文认为编辑本质是“优化、组合”性质的精神生产，他说：“编辑是根据一定的思想原则，以相应的信息或著述材料为基础，进行优选、创意和优化、组合等综合性的精神生产过程，使精神成果适合于制作传贮载体的再创造性智力劳动。”[86]靳青万则认为编辑本质是加工优化原创型精神文化产品而成为适宜人们共同使用或传播的完善型产品。他说：“编辑活动的本质就是：对人类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创型产品，进行收集鉴别、择优汰劣、加工改造、整理提高、组合编次、规范定型等再创造，使之优化成为适宜人们共同使用或传播的完善型产品的实践活动。”[87]这一本质界定的主要逻辑是从人类精神文化生产环节的角度来认识编辑活动的，明确了其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生产的环节属性。正如他所说：“在揭示编辑的本质时，我们已经着重运用了辩证逻辑的方法，这里，还要运用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和排中律，确认编辑活动的属别应归属于‘人类精神文化创造与传播活动’，其种差则应为这种活动中的‘关键环节’。”[88]由上可见，编辑本质的认识的差异，构成了编辑概念认知主要争鸣问题之一。编辑本质涉及编辑概念的核心问题，因此彼此争论要更激烈和深入。尽管各自观点不同，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共识，一是在编辑活动是一种社会精神文化创构活动性质上，基本形成了共识，都认同编辑活动的文化生产和精神交往属性。二是编辑活动特征的选择、加工和组合性，得到了相对普遍的认同，都认同选择、优化和组合是编辑实践的重要特征。
二 融合编辑概念的辩证认识
编辑实践具有社会性，是变动不居的文化创构活动。从古代到当代，编辑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历史阶段，编辑实践呈现不同的形态和特征，表现出不同的编辑思想和编辑范式。比如，古代编辑活动和现代编辑活动，无论是在编辑理念，还是编辑对象上，都迥异其趣。现代编辑活动中，不同类型的编辑实践的方式和方法也各自不同。这种编辑实践的实践性和多变性，构成了编辑概念认知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承认进入媒介融合阶段之后，编辑实践变化更大，甚至在实践方式上是革命性的变化。这必然给编辑概念的认知带来很大挑战，需要从更高哲学层面来认识编辑概念的发展变动性和本质不变性。
1.编辑概念之“变”
辩证唯物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是对实践的精神反映。人类实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运动变化的。这就要求人类的认识必须与时俱进，较为敏感地捕捉实践的变化，正确客观地把握对象事物的演进变革。如前所说，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引发了编辑实践全新的变化。这种变化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从形态来看，原本各自为政的部门编辑形态，在媒介融合时代逐步向交叉融合的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多媒体一体化形态转变。这一根本性转变，不仅会带来编辑主体思维和观念重构，更引发编辑业务内容和实践形态变化。传统环境下编辑实践形态是单一媒介信息产品的生产传播，如书报刊的编创传播和广播电视媒介的编创导播都分属不同的部门、领域，既有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更有不同的编辑实践对象和实践内容。在融合传播环境下，编辑实践变成了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全媒体”形态的聚合加工和多端适配传播。以传统报刊为例，不仅有纸质报纸，还有“两微”一端，整个编辑过程是“全媒体”多端多屏的内容生产传播，编辑实践对象和实践形态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从根本上说，编辑实践形态是从传统的纸质电子形态向数字化形态转型，编辑客体的符号模式是从单一媒介符号形态向数字化多元媒介符号形态转型。这种实践形态的变化，引发了编辑实践内容的重大变化，即从一维媒介信息产品的创意加工变成了多维媒介信息产品的“N”次加工和传播。在此背景下，编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是编辑、作者和受众的边界不断地“重置”，甚至日益模糊。另一方面是编辑实践形态的多维性、多态性呈现，编辑实践形态日益变成立体的全媒体态。
从编辑功能来看，媒介融合不仅导致编辑实践形态变化，而且带来编辑实践功能的深刻变化。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海量信息，没有编辑的选择、加工、优化，就不可能给受众提供及时、完整、优秀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媒介融合导致编辑主体更深度地介入信息生产和传播，编辑功能从此前的发现、选择、优化，更多地向指挥、协调、创意、聚合、交互，甚至交易功能转变。编辑地位和功能更加突出，功能聚合性和多元性更加鲜明。
从编辑特征来看，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实践日益呈现一些新的特征。如多媒体化、再中心化、交互化、数据化、智能化，以及作者、受众和编者关系的协同一体化等。编辑实践和编辑技术的融合越来越明显，技术嵌入内容生产传播的力度越来越大，编辑实践日益呈现技术主导的特征，技术和内容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另外，编辑主体元素和编辑客体元素之间的交互性越来越凸显，尤其是用户与作者、编者之间，用户和用户之间的交互日益成为编辑实践的新的融合特征。
从编辑主体来看，媒介融合必然导致编辑主体元素的角色和关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在媒介信息生产传播中的编辑主体元素的角色“交互”转换中，更表现在信息生产传播中他们彼此的协同一体性上。从编辑主体构成来看，融合传播环境下编辑主体日益分化，以创意、数据分析等为主的编辑辅体的出现，以产品研发为中心的技术编辑主体的崛起，都构成了编辑主体重构的新特征。
从编辑客体来看，编辑客体是与编辑主体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编辑主体的作用对象。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编辑客体毫无疑问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逐渐朝着从文本到数字，再到“数据”的方向转型发展。编辑客体数据形态的兴起，标志着编辑客体内在构成的符号建构模式的重大变化。与此同时，编辑客体生产方式，也日益从专业生产到协同生产，甚至到机器生产转变。此外，编辑客体传播方式也从整体流通向单篇社交传播转向。
总体来看，媒介融合时代的编辑实践最根本有两大变化。一是融合媒介性凸显，也就是编辑实践创构的融合媒介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凸显。从单一媒介形态到融合媒介形态，既是当下编辑实践变革的背景，更是编辑实践变革的内容。传统媒介环境下，编辑实践形态以单一媒介信息产品为主，而媒体融合时代则以互联网为中心、以全媒体形态信息产品为主。这种变化应该是编辑实践最大的变化，也是编辑实践模式发生变革的根本。编辑生产传播模式发生变化，源于编辑实践内容和形态发生了变化。二是交互性凸显，也就是在融合传播环境下，因为互联网“连接”功能的彰显，无论是编辑主体，还是编辑客体，甚至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更加凸显，这不仅带来了整个编辑实践“结构性”变化，更带来了编辑实践生产传播关系的重大变化。
2.编辑概念之“不变”
在看到编辑实践“变化”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编辑实践概念有“不变”之处，同样表现出了编辑概念内涵的稳定性和本质的一贯性。这种“不变”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编辑实践作为人类精神文化创造活动的“关键环节”没有变化。也就是说编辑活动的性质和本质没有变化。尽管编辑实践形态、手段、功能、特征，甚至编辑主体思维、理念，都在发生变化，但是它作为人类精神文化创造活动的文化性和中介性没有变化。编辑实践自始至终都是人类精神文化创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一个重要关键环节。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它的人类精神文化生产的性质没有变化。编辑实践不同于物质实践，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尽管这种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离不开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但本质上是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二是它是人类精神文化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关键环节。编辑活动没有也不可能取代作者的创造活动。编辑活动永远是在作者原创稿本基础之上的再创造活动，同时也是作者文化创造和面向大众传播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正如刘杲所言：“在数字出版生成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强化编辑活动，需要编辑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这包括对极为丰富的传统出版资源的数字化转换。面对海量信息，没有编辑的选择和加工，就不可能给受众提供及时的、完整的、准确的、优秀的内容，而只会使受众陷入垃圾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89]作为人类精神文化创造活动的“关键环节”，编辑实践的这一关键的环节性，既决定了编辑活动的性质，也显示着编辑活动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功能。
二是编辑实践指向媒介信息产品生产传播的本质特征没有变化。如果我们认同编辑实践的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性，那么就不能忽略它所生产传播的文化产品的媒介形态属性。也就是说，媒介既是人类精神文化生产传播的“共同空间”，也是人类精神文化生产传播的重要载体，更是人类编辑活动的对象指向。无论是专业的编辑活动，还是非专业的编辑活动，无论是广义的编辑活动，还是狭义的编辑活动，都离不开信息产品的媒介形态创构。从这个角度来说，把编辑活动本质界定为媒介信息产品的生产传播的确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编辑活动在整个人类媒介信息产品的生产传播中的作用也不是无限扩大的。我们承认它的主导性主体性作用，但也不能由此忽略其他文化主体，尤其是作者的创构作用。因此，准确地讲，编辑实践是参与媒介产品的创构生成传播。因此，笔者认为，编辑实践创新是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形态，是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在融合传播环境下，编辑是人类参与并引导创造不同形态的媒介文化的一项重要创构活动，是参与融合媒介信息产品生产传播的重要环节，即策划、指挥、审鉴、加工、分类、组构和传播等一系列融合媒介信息产品生产传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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