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媒体融合与编辑实践：构成、流变与引领

如前所述，编辑实践是传统媒体信息生产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无论是印刷形态媒介，还是电子形态媒介，都存在编辑活动。编辑工作成为媒介生成创造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普通编辑学的兴起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编辑活动是贯通各种媒介形态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文化创构活动。如同相关论者所言：“由于传播载体、传播内容以及服务对象不同，不同类别间的编辑活动在活动目标、活动过程、成品标准等方面可谓各有特点，甚至差别很大。在种种不同的编辑活动中存在着编辑的普遍本质、一般特征和原则。”^[29]姑且不论编辑的普遍本质是什么，这一论断的认识的逻辑前提就是各种媒介形态的信息生产传播中都存在编辑活动，尽管这些编辑活动形态和内容形态千差万别，但编辑活动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在认识编辑活动和媒介关系中，还有一种论点值得重视和思量，那就是编辑学者王振铎的编辑创造媒介论。在他看来，编辑活动不仅是媒介生成的重要环节，而且是媒介生成的“源头”。他在《编辑学理与媒介创新》一书中说道：“编辑学认为，编辑活动是对媒介元素的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系统开发并重新整合的文化缔构活动。即按照自主的编辑创意和价值取向将旧媒介进行审视、选择、编次、加工、拼贴与重构，于是一个不同于旧媒介、焕发着新的生命力的新媒介就诞生了。”^[30]王振铎的编辑创造媒介论，是在他的文化缔构编辑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从媒介文化的视角来认识编辑活动本质，以编辑与媒介为中心，较为深刻地思索了编辑活动在媒介生成创新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果说麦克卢汉回答的是什么是媒介和媒介有什么影响这两个问题，编辑创造媒介论就是要回答媒介是如何生成这一命题。但是，将媒介生成和创新发展单纯归结于编辑活动创造论未免有夸大之嫌。毕竟，媒介生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命题，具有多元主体性特征，既有编辑主体的作用，也有其他主体元素的作用，更有技术迭代创新的引领。针对编辑活动主体元素在整个媒介生产中作用的复杂性，编辑学者靳青万在认识编辑活动时，大胆地提出了编辑五体论，即编辑主体、源体、用体、客体和辅体。他说：“编辑活动中编辑五体的运行机制，是一个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安其业、共行其事的和谐统一的运行机制。这个机制的自我调适能力极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都能够自行找到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前进路径，都能够始终和谐统一永不停歇地自我运行。”^[31]尽管靳青万的编辑五体论并不是着眼于编辑活动与媒介生成的作用关系而提出的，但是指明了媒介生成的主体元素构成的复杂性，这并不是一个编辑主体元素作用的事情，更不是编辑活动独立为之的事情。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编辑活动无论是在整个媒介史的演变发展中，还是在单类媒介的生成发展中，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媒介信息生产传播的重要环节和有机构成。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编辑活动的形态和方式在发生变化，编辑活动的地位和作用也在发生变化，但是编辑活动作为媒介信息生产传播的重要环节这一特性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如有论者所言：“各种各样的媒体都离不开编辑活动。……新兴网络媒体更是一个包容各种媒体产品的平台，数亿网民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自主编辑活动的参与者。”^[32]随着媒介形态的交替演化，编辑活动形态和方式也在变化，但作为媒介信息生产传播过程中重要作用环节这一点没有变化。

从媒介与编辑关系的视角来认识编辑活动，既是编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转变，更是媒介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传统编辑学研究立足于传统媒介形态的分化和割裂，取得了部门编辑学研究的巨大成绩。这一时期的编辑理论研究是建立在部门编辑学基础之上的，对编辑概念、编辑特征、编辑规律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辨论证和探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学者对编辑概念进行讨论时更多着眼于一种媒介形态。比如，刘光裕在论述编辑概念时这样认为：“编辑是在利用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中，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的种种出版前提工作。”这里强调“出版前提工作”，毫无疑问是将编辑活动局限于出版活动来认识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互联网发展潮流改变了编辑学研究的路径和方向。一方面，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刷新了人们对媒介概念的认识，改变了此前媒介长期分割的发展现状，使人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媒介交互和发展才是媒体发展的常态。另一方面，在互联网媒体发展的冲击下，传统媒介的产品形态和业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促使人们不断地思考媒介信息生产过程中编辑实践关系问题。应该说，由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媒介格局和媒介生态的变化正是部门编辑学向普通编辑学发展的现实背景和实践土壤。普通编辑学的逻辑认识起点就是从整体媒介角度，而不是从单类媒介的视角来认识编辑活动。如同有论者所言：“随着分支编辑学研究的普遍开展，人们发现不同媒介的编辑活动既有特殊性，也有共同点。许多研究者在编辑活动的性质、功能，编辑学的性质、地位、基本概念等方面都取得了共识。随着共识不断增加，建立适用于各种媒介编辑活动的普通编辑学自然会提上议事日程。”^[33]事实上，“从单一媒介编辑研究中跳出来，研究不同媒介编辑的共同特点、功能、流程和规律”^[34]，既是部门编辑学发展的结果，更是媒介融合联通的必然要求。换句话说，是互联网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媒体融合，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贯通不同媒介形态的普通编辑学问题。正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人们认识到在互联网媒介融合形态下，编辑活动发生着巨大“流变”，从专业编辑活动向个体编辑活动转向，从人工的编辑活动向数字化智能编辑活动发展，从单一编辑活动向复合型编辑活动转向，从较为封闭的编辑流程向开放共享的编辑流程转变，等等。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编辑活动的形态、编辑工作方式、编辑实践对象、编辑主体构成，等等，都发生着全然一新的变化，为普通编辑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媒介融合过程中，有这样一种论调：社会化媒体的崛起带来的是编辑活动的消失，甚至一些论者声称“编辑退场”和“主编已死”。从专业媒介组织到社会媒介组织，从人工的编辑活动向数字化编辑和智能编辑活动的转变，必然带来编辑活动功能和作用的巨大改变。但是，这种改变究竟是预示着“编辑退场”或者“主编已死”呢，还是预示着编辑活动强化和编辑功能凸显呢？这需要从媒介融合的具体实践来回答。的确，社交媒体的崛起催生了个体化的“自媒体”的出现。相对于专业化媒体和机构媒体而言，自媒体在一开始可能没有专职的编辑队伍。比如，一些名人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就是个人运营发展。但是，个人运营自媒体平台，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或者没有编辑活动，只是在这种媒介生成过程中编辑和作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而已，编辑活动性质和作者活动性质重叠而已。在其自我采写文章的媒介呈现过程中，仍然有内容编排、版式选择和文本形态组构等一系列编辑活动。在自我采写文章的社交传播中，仍然有校对、加工和内容分发传播等一系列编辑活动。与此同时，很多个人运营的自媒体平台要更好地面向大众，有时候很难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来完成。恰恰相反，那些发展得比较好的自媒体平台，为了提升用户黏性，就需要持续地提供高质量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组建相对专业的运营队伍。比如，微信公众号“餐饮老板内参”等都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运营队伍，建立了规范化的内容生产传播流程，形成了持续性规模性的内容生产传播机制。这时的自媒体平台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个人性质，而转变成为专业化媒介组织。只不过这一专业化媒介组织，不同于传统媒介组织的载体形态，是基于互联网社交平台的载体形式。同时，这一专业化媒介组织的主体，不同于传统媒介组织的政府和机构的组织性质，而是基于个体权属的主体性质。围绕这一专业化媒介组织的内容编辑活动就自不待言了。至于“主编已死”的论调，更有值得商榷的余地。这一说法无非是说自媒体平台的用户参与生产，使得传统的内容把关机制失灵，从而导致传统主编退场。媒介融合的实践是不是这样呢？首先肯定的是机构媒体和专业化媒体的数字平台较少存在这样的情况。市场化的互联网平台在最初发展之时可能在内容把关和审核上相对较弱，但是发展起来之后社会影响力要求它不得不开始重视内容的审核、把关。姑且不论中国的市场化的互联网媒体，就是西方的一些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在经历了“数据滥用”和“选举干扰”等问题之后，也开始“收紧了对通过应用收集信息的控制”。据相关媒体报道，在遭受“数据滥用”和“选举干扰”的困境之后，Facebook已经增加了3万名员工队伍对其媒体平台内容进行审核和处理。

媒介融合发展来源于媒介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创新应用。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媒介融合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之源，不仅推动着媒介形态的迭代更新，更催生着媒介产品形态的丰富拓展。如前所述，在媒介融合发展过程中，编辑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问题在于这种变化之于媒介融合发展有着什么意义。换句话说，编辑活动在整个媒介融合发展中居于什么地位、发挥着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回答编辑活动在媒介信息生产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在媒介融合过程中，媒介格局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专业化媒介组织之外的社会化媒体的涌现，主要以机构媒介组织和个体媒介组织为主，从而形成了专业媒介、机构媒介和个体媒介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如同张志安所言：“未来中国媒体的生态当中，从类型来看，有专业媒体、机构媒体，还有自媒体。从属性来讲，国有媒体在国家的支持之下，一定会占据舆论场中的重要位置；商业媒体，以腾讯等门户网站为代表，它们会是未来媒体的中坚力量。此外，也会有一些非营利性的媒体出现。”^[35]在这三种媒介之中，编辑活动的形态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编辑活动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甚至呈现强化之势。以新闻业为例，从媒介产品生产过程来讲，传统媒介环境的媒介信息生产尽管有编辑策划的组织指挥作用，但是信息生产主要依赖记者的采访和写稿，编辑的加工完善作用很大，毕竟也只是一种“再创造”。在互联网环境下，这种媒介信息生产日益发生了变化，“从记者主导转向编辑主导”，编辑在媒介信息生产过程中的选择、加工、聚合作用更加凸显，不仅成为信息价值凸显的关键环节，而且成为用户选择的关键链条。对此，有论者如下论述：“传统新闻报道中记者主导的高成本原创被‘复制/改编+聚合（草根新闻）+少数原创’的编辑主导所取代，记者在场的offline research（线下观察）被编辑不在场的online research（在线观察）所取代。网络编辑对新闻的选择、整合和挖掘决定了新闻产品的质量，以及能否吸引更多的受众，编辑的素质高低越来越多地决定了网络新闻的传播效果。”^[36]可见，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编辑活动的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这种作用伴随着智能编辑技术的应用会带来更大的变化，甚至实现很多以前无法想象的结果。比如，智能算法的应用带来的用户画像的生成，并由此催生媒介融合环境下信息生产的个性化和定制化趋势。这一点已经在《今日头条》等很多社交媒体平台上呈现，并向出版业等领域渗透和拓展。从这个角度来讲，说编辑活动在媒介融合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并非夸大其词，至于这种作用与媒介技术的关联，在媒介信息生产传播过程中的具体呈现形态，无疑是另外一个话题，但这种作用的发挥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将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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