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儒许衡及其文学史意义

自元以来，历代学者都对许衡深为关注，今人也有不少著述对他进行研究。代表性专著如王素美《许衡的理学思想与文学》（人民出版社，2007）、河南焦作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许衡与许衡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陈正夫与何植靖《许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张大可《许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许衡的单篇论文近百篇而以讨论许衡思想者居多，有关许衡文学创作的研究仅有寥寥数篇。实际上，许衡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也很突出，值得研究。但是，许衡的文学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这就影响了我们对许衡进行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中国文学史总不乏这样的现象：某一大家因某一方面的特长为世人所瞩目，形成光环，而在这种光环的闪耀下，此人其他方面的成就则多被忽略或无视，进而形成遮蔽。如世人推尊陶渊明的诗歌而忽略了其赋学成就，众生只见杜甫之律绝而不赏诗圣之散文，再如后世单称赵孟书画绝伦却不提赵氏诗文亦自成一家。实际上，赵孟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也使其可以称为“一代文宗”。元代杨载尝为赵孟作行状，感叹道：“公之名颇为书画所掩，人知其书画而不知其文章。”[3]遮蔽之下必然形成偏见，这就使我们无法对历史做出全面而准确的评价。在后世评价中，许衡的境况与赵孟相似。由于出仕蒙元的特殊经历以及理学上的重要贡献，许衡在后世多被视为推行“汉法”的功臣以及传播理学的宗师。在这种耀眼的光环之下，许衡诗文方面的成就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进而形成其中国文学意义的极大遮蔽。形成这种遮蔽的原因较为复杂，并呈现一定的阶段性，一般而言，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古人评议许衡多侧重其人格，于是不免存有因人废学的倾向；二是今人研究许衡多强调其学术思想，故而不能充分讨论其文学上的成就。

一 因人废学的倾向

关于许衡的评论，在元代就已展开，学者主要讨论其在理学与教育方面的贡献。虞集的《送李彦方闽宪诗序》尝评许衡曰：“先正鲁国许文正公，实表彰程、朱之学以佐元之治，天下人心风俗之所系，不可诬也。”（《道园学古录》卷一）苏天爵的《左丞许文正公》则称：“初元之建学也，自许文正公。……于是数十年彬彬然号称名卿才大夫者，皆门人也。”（《元朝名臣事略》卷八）王恽的《议复国子学》也赞扬许衡为国子祭酒，其弟子颇众，且多“蔚为国用”（《秋闲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陈旅的《王平章文集序》则曰：“昔者许文正公以尧舜孔子之道佐世祖皇帝，基大花与天下。……至元、大德间，宠臣硕彦之能以其德业著见于世者，往往许氏之门人。”（《安雅堂集》卷六）杨维祯的《正统辨》亦云：“新安朱子没而其传及于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不过，也有对许衡出仕元廷持异议者。至元十三年（1276）朝廷修订历法，这是许衡第五次被征召入京。东平儒士王旭就此作《上许鲁斋先生书》，劝其不要应诏：“何如返苏门之故隐，卧西山之白云。远续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圣传不坠，后学有归。”（《元文类》卷三十七）元末明初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二之“征聘”条，也记载了一件许衡与刘因的事，其云：“中书左丞魏国文正公鲁斋许先生衡，中统元年，应召赴都日，道谒文靖公静修刘先生。因谓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则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征刘先生至，以为赞善大夫，未几，辞去。又召为集贤学士，复以疾辞。或问之，乃曰：‘不如此，则道不尊。’”这段记载流传甚广，甚至直接影响了许多人对许衡的看法，多据此认为刘优许劣。但实际上，这一史料殊非事实。因为中统元年（1260），许衡已五十一岁且名满天下，而刘因当时仅十二岁。在朝见忽必烈的路上专门去保定拜访一介孩童，应该不是许衡所为。

不过，陶宗仪的这一记载在后世引起了极大反响，自朱明立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许衡出仕元廷的行为做出自己的评议。尽管明人不乏褒扬许衡人格节气者，如学者薛瑄称：“鲁斋出处合乎圣人之道。”又称：“鲁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则去，未尝少贬徇世，真圣人之学也。”[4]但是更多的人倾向于非议许衡的仕元行为，明代学士丘濬就认为许衡无益于名教。[5]深受明代政治文化影响的朝鲜士大夫，对许衡的人格否定尤其激烈。宋时烈的《丁酉封事》论及许衡时称：“则正统之说，当不闻于搢绅间。此盖由许衡，以近世儒者失身胡元，乃以帝尧大统，接之女真，且于辽金称大，而以列国待宋。正犹入鲍肆而不闻臭，遂以丑差之论，倡于天下。而后人借此为重，甚可羞也。”（《宋子大全》卷五）言辞颇为偏激。闵鼎重的《文庙从享位次厘正更议》亦称：“许衡既有失身之讥，余无足言。”（《老峰集》）甚至如李珥的《圣贤道统第五》亦论：“朱子之后，有真德秀、许衡，以儒名世。而考其出处大节，似有可议，故不敢收载。”（《栗谷全书》）[6]一直到清代，对许衡的人格评论才开始反转，变为以褒扬为主。清康熙数次作文赞誉许衡，撰有《许衡赞》与《御论理学源流》等，称“宋元诸儒，皆所流衍之支派，宋之真，元之许，则其最醇者也”（《许文正公遗书》卷首）。其中“真”指真德秀，而“许”即许衡。乾隆对许衡则更加礼遇，曾于乾隆十五年（1750）遣官于许衡墓前致祭，且在三十二年亲自撰写文章，对历来有关许衡的讥议逐一反驳，认为许衡仕元绝非失节，无可厚非。[7]受此影响，清朝朝野对许衡的评价之高，超过元代。

历来围绕许衡的仕元行为引发的有关许衡人格的评论，占据了主流，并且在元明清三代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在这种喧嚣之下，元明清以来，除纪昀在编纂四库总目提要时，对许衡《鲁斋遗书》中的诗文有所评骘外，其他著述，甚至如收录许衡诗文的《天下同文集》《元文类》《乾坤清气》《元音》《元诗选》等总集，亦绝少评鉴。且不论许衡人格优劣与否，仅因其人格之高低而武断其诗文之高下，或据此故意无视其诗文之成就，绝非学者应有之态度。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曾提出：“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废言。是者有功，而功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8]（《宋论》卷六）其以此告诫世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客观全面，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言废功，必须通过全面而具体的分析，才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遗憾的是，许多人在评论许衡时，不能明白这一点，故许衡的学术思想与诗文创作均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二 重学轻文的迷误

近代以来，由于元代属于“异族统治”，人们对元代包括学术与诗文在内的诸多成就，多不承认或不愿承认，明人就曾有“元无文”的偏见。针对此类观点，近人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总论元文化》尝论道：元代之“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每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之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三四十年代民族危亡之际，学者民族情绪强烈，于是对有元一朝依然存有成见。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无视元代经学，评论道：“经学可观的没有事当然的。”[9]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亦论：“金无文学，以宋之文学为文学；元无文学，以宋金之文学为文学。”[10]他还痛斥元代文章家为元之元勋功臣撰写碑传墓志：“在彼之丰功伟烈，在我汉族则奇冤大愤；誉凶人以为元勋，奢屠戮以张德威……顾认贼作父，歌功颂德，如不容口，而不知其颡之有泚也。呜呼！哀莫大于心死，而丧心病狂以为盛德形容，斯诚民族之奇耻，斯文之败类已！”[11]当时流行的文学史类著作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与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等，也几乎不提元代文学。正如查洪德先生所言：“在如此民族情绪的支配下，元代文学成就之被遮蔽是必然的。”[12]因此，元代儒学与诗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20世纪60年代，钱穆撰《宋明理学概述》，对元代的理学有所关注，许衡也逐渐进入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者的视野。到20世纪80年代，大陆开始打破沉寂局面，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唐宇元是较早开始重视许衡学术思想及其影响的研究者，曾指出当时的研究局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思想史还是哲学史，对元代这一段的研究，都甚为薄弱，几乎还是一个空白。这种情况，是不利于我们弄清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的。”[13]截止到2000年，相关学术论文近50篇。而进入新世纪，学者狭隘的民族情绪逐渐涤除，对元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有关许衡的期刊论文达150篇。2004年河南省焦作市召开首届许衡学术研讨会，成立了焦作市许衡研究会，之后又多次召开许衡文化论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代的许衡研究。不过，经过分析就会发现，现有论著主要集中讨论许衡的学术成就。申少春的《许衡著作及其思想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淮建利的《慨然行道：许衡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贡献》（《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刘学智的《许衡对韩国曹南冥思想和人格的影响》（《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阎秋凤的《论许衡的理学思想及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6）、马倩倩的《许衡理学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等，堪为其中代表。与对许衡学术等方面的研究相比，对许衡文学的研究依然沉寂。截至目前，仅有王建平的《许衡的文章和文章观》（《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张春丽的《许衡的价值理想与诗文创作》（《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王素美与刘明罡的《诗与史合奏的乐章——许衡的〈编年歌括〉》[《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与杜改俊的《探析元代理学家许衡的文学观点》（《晋阳学刊》2012年第6期）等数篇论文。可以说，到20世纪晚期，许衡研究沉寂的局面虽然得以扭转，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许衡的学术与思想领域。学界重学轻文的失误，使许衡的文学成就依然被遮蔽。

三 许衡的文学史意义

许衡固为一代儒学宗师与元初名臣，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文作家。他在中国元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二是形成了独特的诗文创作风格；三是开创了弟子众多的鲁斋学派（这一派后来衍变为诗文流派）。

（一）诗文主张

南宋末年文与道分裂，造成了较大的诗文弊端，正如四库馆臣所言：“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庸沓猥琐，古法荡然。”（《四库全书总目·道园学古录》）元末戴良也曾指出：“学者又习于当时之所谓经义者，分裂牵缀，气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经学、文艺判为专门，士风颓弊于科举之业。”（《夷白斋稿序》）感于此，元初儒者文士对此进行了反思与拨正，文道并重且文统与道统合而为一，成为当时的共识。许衡高弟姚燧曾言：“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14]许衡虽未明确道出文与道合而为一，但是他的行为和创作却体现了这一点。姚燧文章取法韩愈，许衡对其颇为青目。《元史·姚燧传》载，姚燧“时未尝为文，视流辈所作，惟见其不如古人，则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读韩退之文，试习为之，人谓有作者风。稍就正于衡，衡亦赏其辞”。此外，许衡虽为理学宗师，却亦自谓诗人。其《中秋不月次窦生韵》曾云：“好友不来倾绿蚁，诗人徒想凭栏杆。”又曾自道搜词觅句为新诗的情状，其《鹧鸪天·夜寒》即云：“新诗暗琢拳挛里，往事都思展转中。”

许衡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词，也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的诗文主张与文学家之论不同，带有鲜明的理学家色彩。文学家视诗文为艺术之需，为专门之学。而理学家视诗文为生活之需，为性理之学的自然衍生物。这是两家的不同之处。两种理念不同，并不意味着他们所创作的诗文因此而有高下之分。正如江湖诗派以诗为专门之学，但是其诗人也不乏平庸之作。而理学家以诗为体道之物、赠酬之具，而其诗作也不乏优秀之作。许衡倡导理学，在他看来，诗、文与词曲，只为生活交际所需，故其创作诗文，并非有意为之，只是为了生活之用。因此，我们今天讨论与评价许衡的诗文主张，应该基于两个前提。一是许衡自我认同为理学家而非文学家。许衡在讲学与著述中，对历代诗人多有提及与评论，不过倾向性很明显，他推尊所谓的道学诗人，如认为邵雍诗多有“阴阳刚柔相胜”的深意，称“天下事大抵只是阴阳刚柔相胜。……此君子尚消息盈虚者也，有深意存焉，康节诗此意思甚多”。再如称赞程颢的《秋日偶成二首》，认为程氏此诗反映了圣贤乐处的境界。唐代诗人李太白诗多轻逸飘忽、洒落豁达，而许衡对其却颇有微词。许衡以理学之做人标准去评判李白称：“或谓人依道理行多不乐，故不肯收敛入来。放旷不循法度却乐多，只于那壁去了。以故为学近理者少，而多喜于自恣放言自适。如李太白诸诗豪，皆是也。”二是许衡以诗文为生活而非艺术。在许衡看来，诗歌不过是生活中的交际工具或抒情遣怀的凭借。他或以诗酬答友朋，《有感二首》其二云：“作诗叙恳款，为报吾人知。”《送姚敬斋》尝道：“我来歌吉祥，真情寄荒诗。一祈仁政苏民疲，一祈善政周民饥。”或抒发情志，《登东城》自云：“野迥宽凝伫，诗成促后生。何当常似此，慰我病中情。”之所以强调许衡的诗文创作实际与这两个前提，是因为当前的一些研究先入为主，想当然地认为许衡是理学家，故必然持排斥诗文之观念。其实考察许衡的具体言论就会发现：许衡反对的是专意为文，而非一概排斥诗文。

许衡对自我的身份认同首先是理学家，故其强调为学为人务在体贴天理，以期达到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光、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的圣人境界，认为这是做人的根本。相对而言，耽于作诗为文的技艺则会使人分心，不利于提升人格，而耽误心性修行。于是，他提出，文名为身之累。姚燧在《送畅纯甫序》中曾回忆许衡的告诫：“弓矢为物，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将待人。文章固发闻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将何以应人之见役者哉？非其人而与之，与非其人而拒之，钧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牧庵集》卷四）其认为，文章如弓矢利器，它能使士子获取名声，但你一旦成为文章名家，各色人等就都来求文。面对求文者，就像面对手执弓矢利器的进攻者一样，你将非常被动，要做到与所当与、拒所当拒是很难的，你将很难做人。

许衡还认为，诗文为艺，艺尊则德轻。在他看来，文士不能治国，因为文高必然德下。他说：“唯仁者宜在高位，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谓此理得之于心也。后世以智术文才之士君国子民，此等人岂可在君长之位？纵文章如苏、黄，也服不得不识字人。有德则万人皆服，是万人共尊者。非一艺一能服其同类者也。”（《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故其反对专意为文。除此，许衡在诗歌的本体论与古文的创作论方面，均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他继承了朱熹“文从道出”的理念，并对“文”做了具体精微的辨析。《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记载：

或论：凡人为诗文，出于何而能若是？曰：出于性。诗文只是礼部韵中字已，能排得成章，盖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独诗文，凡事排得着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义也，道也，只是一般。

这段话从本体论上回答了文是什么的问题。朱熹提出了文章的道本论：“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15]许衡在这里提出了大“文”的概念，即先儒所谓“斯文”，大约相当于文明、文化的概念，却与“道”同体。在《语录下》中，他又具体说明：“文之一字，后世目词章为文，殊不知天地人物，文理粲然，不可乱也。孔子称斯文也，岂词章而已矣？三代圣人立言垂训，皆扶持斯文者也。君臣父子五教，人文之大者也。”“文”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从精神方面来说，“心之明德”为有文，“文也，义也，道也，只是一般”，而诗文只是“文”的表现形式之一。宋程颐有“作文害道”之论，说：“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16]这种理论容易导致废文不作，由此带来的弊端已经受到南宋以来很多人激烈的批评[17]，如南宋吴渊在《鹤山文集序》中说：“其弊至于志道忘艺，知有语录而无古今。始欲由精达粗，终焉本末俱舛。”[18]许衡显然也不完全同意程颐的意见，因而要加以修正，他说：

二程朱子不说作文，但说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学问中大节目，此处明得三纲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条，此文之大者。细而至于衣服饮食起居洒扫应对，亦皆当于文理。今将一世精力专意于文，铺叙转换极其工巧，则其于所当文者阙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尧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诸其口，由之以责其实，则天壤矣。使其无意于文，由圣人之言求圣人之心，则其所得亦必有可观者。文章之为害，害于道。优孟学孙叔敖，楚王以为真叔敖也。是宁可责以叔敖之事？文士与优孟何异？上世圣人何尝有意于文？彼其德性聪明，声自为律，身自为度，岂后世小人笔端所能模仿？德性中发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谓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间，其节文详备，后人极力为之有所不及，何者？无圣人之心，为圣人之事，不能也。

他认为，文章有两种：专意所为之文和德性中发出之文。“将一世精力专意于文，铺叙转换极其工巧，则其于所当文者阙漏多矣”，如此作文便会害道，在卷二《语录下》中，他对此有所补充，“能文之士必蔽。彼将天地间文理，都于纸上布摆成文，则事物之当文者所阙多矣”。许衡是基于文（艺）和道的矛盾一面立论的，他以后的元代论者，多从文道统一的角度立论，提倡技进于道，由文而识道。其实许衡也看到了二者统一的一面，所以他才认为圣人之文是“德性中发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谓出言有章者”，无意为文而文自生，这样的文章当然不会害道。由此他认为，提高文章写作水平的关键，不在于词章之学，而在于身心修养。致力于圣人之道，学圣人之言，求圣人之心，学为圣人，如此虽不学文而其文自然“必有可观”。他还认为，文章是有“律”有“度”的，只是这律和度都应该是随文自然生成，而非刻意地“铺叙转换极其工巧”。这种由性理发出自然成文的观念，在元代非常流行，如郝经所谓“天地有真实正大之理，变而顺，有通明纯粹不已之文。……皆自然也”[19]。这种理论，在元代应该是许衡发其端。

许衡主张作文要力求“真是”，旨在探究“理”之所在。他强调文章立论的坚实、论据的真实、论证的简洁、结论的可靠。《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有一段专门谈文章立论和论据征引的话：

凡立论，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当驰骋文笔，如程试文字，捏合抑扬。且如论性，说孟子却缴得荀子道性恶，又缴得杨子道善恶混，又缴出性分三等之说。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驰骋笔端，如策士说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见是非之所在，只当主张孟子，不当说许多相缴之语。

这段话第一层讲立论要寻求事理之当，这是论证性文章服人的根本。如果一篇文章没有合乎事理足以服人的立论，没有坚实的立足点，而想通过纵横开阖、抑扬变化的论辩技巧去鼓惑人，肯定是不行的。第二层是说选择论据应该只取那些确凿的、直接说明问题的材料，要直接点明主题，反对纠缠一些似乎有关而实属旁枝的东西，这样似乎是广征博引，实际上是枝蔓不清，虽然可以鼓惑视听，但最终还是暴露了自己识理不真，心虚气弱。他反对策士风，反对不探究真是真非而以利害动人，尤其反对以似是而非的东西惑众。宋人好辩，宋代文章也以辨析入微、思辩精彩、见解深刻服人。但许衡认为，宋人文章中有不少似是而实非、近理而乱真之作，他说：“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实理者亦少。世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宋文章多有之读者，直须明着眼目。”

除反对策士之风、似是而非，强调论据和论点的普遍意义，反对把偶然作为必然外，他还反对那些着意求新求深而不求立论稳妥的文章，主张立论要具有普遍的意义，有较高的可信度，反对把偶然性的东西当作一般性结论。他曾说：

或一篇文字，将前世败而成功者说了，又将胜而轻敌以致败亡者说。其文雄赡，读者称叹，以成为败之理信如此。不知几千年中，有此数事耳。大抵皆胜而成、败而亡者也，汤武以来皆是也。读者不究所以然，便以为真如此。皆当究所以然之理，无为一时文章所惑。[20]

我们似乎感觉到，他的批评是直指苏洵、欧阳修等人的。苏、欧的一些史论文章，早已成为经典，批评这些文章立论不坚实，让人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我们应该理性地承认，宋人之辩，并不切于实用，所以清人讽刺说：“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21]宋人的一些史论，作为一种历史的警示是有意义的。但对于生活在元初的许衡来说，他需要的是能够指导当前实践的理论，而不仅仅是某种引人深思的警示。苏、欧等人的文章，尽管雄辩滔滔，但用他们的理论去指导实践，却是悬空而不着实地。

（二）文学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曾评论许衡的文学创作，称“其文章无意修辞，而自然明白醇正。诸体诗亦具有风格，尤讲学家所难得也”[22]。

许衡追求散文风格的“平实简易……温柔敦厚含蓄气象”[23]。他现存的散文，可以分成语录体和古文体两类。宋代理学家以为文章害道，于是以语录传道，他们远法先秦诸子，近取禅宗语体，创立新语录体散文。许衡的语录体散文即承此而来。其语录朴实无华，简要名理，不修饰，不铺张，直奔主题，揭示本质，而又从容和缓，显示出温柔敦厚、含蓄和缓、雍容正大的气象。这正是理学家所要求的人格气象的体现。

古文体散文有疏、说、序、书、祭文、书状等。许衡为文长于论说，其最有影响的文章是上忽必烈《时务五事》疏[24]。所谓时务五事，乃立国规摩、中书大要、为君难、农桑学校、慎微，其中“为君难”又包括六小部分，是为六难：践言、防欺、任贤、去邪、得民心、顺天道。《时务五事》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组文章，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是独立成篇。其文除《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自然明白醇正”外，还有简洁严谨的特点，不作声势，但很周详，有入耳入心服人的力量。如其《立国规摹》云：“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国朝仍处远汉，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陆行资车，水行资舟，反之则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凉，蜀汉以南，服食宜热，反之则必有变异。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历代圣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论说文章并不一定要靠雄辩滔滔的磅礴气势才能服人，此文如推心置腹，坦然告白，如细雨润物，使读者在浑然不觉中已经接受其意见。虽然许衡声称不专意为文，但这类文章显然是精心打造的，并且很讲究文法。这段论证，既博采前史，又引喻取譬，颇为丰赡，文中还运用了以退为进、欲擒而纵的论辩方法。再如《为君难》一节“知其为难而以难处，则难或可易；不知为难而以易处，则他日之难有不可为者矣”，以深刻的辩证思维给人以警示。这些都说明，许衡其实具有很高的文章写作技巧。其中特别使人叹赏的是《防欺》一节，我们把它看作一篇结构完整的单篇文章。这是一篇精彩的说理散文，即使推之为中国古代散文的佳作，也绝不勉强，绝不过分。

《鲁斋遗书》卷十一存诗一卷，收各体诗84首、词5首。看了他对李白等诗人的批评，人们就会认为他一天到晚都端坐收心，主一持敬。但事实上，他也渴望心灵的自由和放松，也渴望轻松洒脱地生活。他一直想辞官归隐却始终未得如愿，临终还因此后悔。他的这一愿望是真实的，绝非故作姿态。他在诗中也表达过强烈的归隐之愿，其七言古风《桃溪归隐图》一首云：

……果欲归，归贵速，云雨人情若翻覆。虚名累不当饥寒，枉惹闲愁乱心曲。果欲归，归恐晚，镜里萧萧鬓丝短。桃花零落几春风，野鹤山猿有谁管。归去来，莫徘徊，瓦盆便拟倾新醅。脱冠一笑醉溪石，人间万事俱尘埃。

诗歌表达了作者久处樊笼、向往自然的心情。许衡也有过山间林下的生活，诗中表达的既是对未来轻松生活的神往，也是对以往轻松生活的怀恋，带有几分放旷。

许衡身经乱世，与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有着心灵相通之处。所以他虽未宣称学杜，但诗作自有沉郁顿挫之气韵，《卧病》云：“干戈良未已，妻子若为谋。”《观物》四首之三云：“自怜丧乱后，能作太平人。”这些都是其生活和心情的写照，似乎有杜甫的影子。我们看他的两首五言律诗：

秋宵初感慨，展转不成眠。老况青灯外，羁愁白发边。蹉跎嗟往事，安稳忆归年。却起开门望，霜清月满天。（《不寐》）

良朋不易得，此去复谁群。别酒无劳劝，浓愁已自醺。间关花外鸟，冷淡日边云。莫唱阳关彻，离声忍更闻。（《别友人》）

在这样的诗里，我们看不到主一持敬、心如止水、不为情累、不为物动的道学家形象。这时的他是一位诗人，一位情动于中而发于言的诗人。他的感情是丰富的、敏感的。其诗无雕琢而有深浑气象，风格近于杜甫。同是五言律诗的还有“步履上东城，秋风晚更清。乱云随日下，荒草过堤平”（《登东城》）、“晓起北窗凉，清谈戢羽觞。入帘花气重，落地燕泥香。梦里青山小，吟边白日长。秋风载书籍，相对筑茆堂”（《赵氏南庄》）。必须承认，这些都是好诗，韵味深醇，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其七律《学题武郎中桃溪归隐图》五首之四则闲静而恬淡，有陶诗风味：

门外秋千摆翠烟，篱边鸡犬亦闲闲。更教烂熳花千树，对着萦纡水一湾。好景已凭摩诘画，他年重约长卿还。寻思此世人心别，又爱功名又爱山。

诗是可爱的，诗人的形象因而也是可爱的，这种形象和古板迂执的理学先生很难联系起来。七言绝句《宿卓水》五首之二，“寒挑尽火重生，竹有清声月有明。一夜客窗眠不稳，却听山犬吠柴荆”，有意境，有韵味，有情趣，很能见出诗人情性。人们认为，宋及元初理学家的诗风受北宋邵雍影响，有所谓词旨质直、自然见道的“击壤体”[25]。许衡的诗作，绝不是“击壤”一路。

许衡也能词，其词清雅中蕴含风致，不同于《鸣鹤余音》一类淡乎寡味之作。其《满江红·别大名亲旧》云：

河上徘徊，未分袂，孤怀先怯。中年后，此般憔悴，怎禁离别。泪苦滴成襟畔湿，愁多拥就心头结。倚东风、搔首谩无聊，情难说。

黄卷内，消白日。青镜里，增华发。念岁寒交友，故山烟月。虚道人生归去好，谁知美事难双得。计从今、佳会几何时，长相忆。[26]

清《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九引《古今词话》云：“此被召时作也。又尝自言曰：生平为虚名所累，不能辞官。其心亦可哀矣。”词的感情是真挚的，因而也是感人的。就艺术水平来说，这虽称不上杰作，但也是优秀的作品，并不平庸。

（三）学派承传

学术界一般以两种方式对元代理学学派的发展源流加以归纳，一种是以理学代表人物命名的学派，如鲁斋（许衡）学派、静修（刘因）学派、草庐（吴澄）学派等；一种是以地域命名的学派，如金华学派、新安学派等。有关前者，在许衡、刘因、吴澄的传记中，学者多有论及。邹林在《关于鲁斋学派》中讨论了鲁斋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特色以及姚枢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27]有关后者，徐远和将许衡所创立的学派称为鲁斋学派。它是元代北方的理学大宗，也是元代赖以立国的精神支柱。

许衡在元代学术和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清顾嗣立论元初北方之学有云：“北方之学，变于元初。自遗山以风雅开宗，苏门以理学探本。一时才俊之士，肆意文章，如初阳始升，春卉方茁，宜其风尚之日趣于盛也。”[28]所谓“苏门”，指以许衡为代表的鲁斋学派，因当年许衡、姚枢等人在苏门山讲道而得名。《元诗选》二集中叙述了鲁斋学派形成的过程：“初，雪斋与惟中从太子阔出南征，军中得名儒赵复，始得程朱之书。后弃官携家来辉，中堂龛孔子容，旁垂周、两程、张、邵、司马六君子像，读书其间。自板诸经，散之四方。时河内许衡平仲、广平窦默汉卿并在卫。雪斋时过汉卿茅斋，而平仲亦特造苏门，尽室相依以居，三人互相讲习，而北方之学者始闻进学之序焉。”

“遗山以风雅开宗，苏门以理学探本”两句，简明地概括了元初北方学术、文章的大格局。遗山元好问作为金元一代文宗，宗匠一世，传其脉者，有“北宗诗文”，已见于第七章之述论。这两句话还指出了元初北方两大宗派的不同特色：元好问“以风雅开宗”，其作品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许衡等“以理学探本”，以学术而不以诗文名世。

许衡所创立的鲁斋学派是元代北方理学的大宗。许衡的弟子众多，如姚燧、耶律有尚、姚炖、高凝、孙安、刘季伟、吕端善、刘安中、白栋、不忽木、秃忽鲁、也先铁木儿、坚童、太答、秃鲁、卜怜吉带、贺胜、刘容、刘宣、徐毅、李善甫、冯善主、李铨、许扆、董士珍、杜思敬、谭克修、王都中、王宽、王宾、畅师文、马充实、王公信、李文炳、许约、赵矩、韩邦杰、刘无兢、郑冲霄等。据史载，许衡主持国子监期间，曾培养了一大批精通“汉法”的学生。其中，不忽木官至中书平章政事，位列宰执，为世祖临崩时顾命三重臣之一。其他如耶律有尚等亦为一代名流。元人虞集盛赞：“呜呼！使国人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国朝名臣事略·左垂许文正公》转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