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的学术与文学发展到宋代，都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近代学者陈寅恪曾论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当代学人邓广铭也曾议论：“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2]两人对包括学术与文学在内的宋代文化给予了极高评价。而与宋长期对峙的金王朝，以及最后代替宋、金而一统南北的元朝，接续唐宋以来的斯文之脉，共同开启了中国学术与文学的新时代。从学术发展史来看，赵宋南渡以后，学术趋于大盛，当时学者众多，派别林立，且多以文传道。长江以北，金源一朝则在学术上推崇程颐与邵雍，诗文方面慕效苏轼，往往重词章轻经术。及有元一统全国，在朱学“和会”思潮中，诸派学源交叉，多流而文。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尤其是南宋金元时期的所有学派，都要以诗文宣扬其学术主张。不同学派不仅有着不同的学术主张，也有着不同的学术风格。诗文流派则大多具有单一或多元的学术背景。学派衍为诗文之派，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史的一大特色。鉴于此，在学术通观视域下，对南宋金元时期的重文之学派与重学之诗文流派做一多维度整体性观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截至目前，系统而全面地对包括元代在内的南宋金元学派与诗文流派加以整体观照的研究尚未出现。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相关研究自20世纪末开始增多。其中以查洪德先生《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一书最具代表性。书中主要就元代理学对当时的文论及诗文创作的影响展开研究，尤其指出了理学诸派至元代均“流而为文”的态势。[3]其他相关研究，就代表性专著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学术史或文化史视域下的宋元学派研究。宏观通论方面，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肇其端，陈来、张立文、徐远和等人论述究其深，杨立华的《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与尹继佐的《中国学术思潮史·道学思潮》等著作综其大。派别分论方面，王国猛的《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周梦江的《叶适与永嘉学派史》、甄陶的《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高云萍的《宋元北山四先生研究》等，对所论学派的发展历程、成员构成、学术思想、文化影响等多有论述。二是文学史范围内的宋金元诗文流派或作家群体研究。中国文学通史、宋辽金元断代文学史与地域文学史等，对较为知名的诗文流派一般都有涉及，主要采取文学视角。而以某一文派或群体为专门对象的研究则有张宏生的《江湖诗派研究》、刘达科的《解读河汾诸老》、徐永明的《元代和明初婺州作家研究》与杨亮的《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等，主要考察了不同文学派别的成员交往、文论思想、作家心态与文学创作等。三是宏观层面的学术与文学关系研究，以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许总的《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与《理学文艺史纲》、韩经太的《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罗哲元的《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石明庆的《理学文化与南宋诗学》、邓莹辉的《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等为代表。这类研究多从学术与文学之间存在客观关联的实际出发，宽泛地讨论某一时期学术思潮或思想对文学产生的独特影响，开拓了以前不为人注意的理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广阔的探讨空间。四是对宋金元时期某一重文学派进行个案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热点。郭庆财的《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李建军的《宋代浙东文派研究》与陈忻的《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等著作是其中的代表，多有发明与创见。
本书即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在东亚视域下，借助谱系学的理论与方法，重点讨论元代诗文群体及其流派，进而对元代的学术流派与诗文流派加以整体性研究，以期梳理出这一时期学术与诗文的内在关联及发展脉络，同时对由学术门派承传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流派加以宏观性考察，并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全景式展现。
一 元前的学术变迁与派别分化
宋元学术尤其以新儒学为代表。在此之前，中国学术历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阶段。发展到宋元时期，儒学出现新变：一是在学术变迁中形成了独特而完整的思想体系；二是在学术争鸣时出现了成熟且众多的学术派别。这两者都是学术繁盛的标志。
（一）宋元学术的变迁与走向
新儒学并非凭空而生，实则肇端于唐代中期。韩愈与李翱拓荒在前，韩愈撰“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与《原鬼》）等，揭橥儒学复兴大纛，并首倡儒学道统。故钱穆论道：“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4]其弟子李翱著《复性书》，在心性学说方面对韩愈之学加以补充和发展，堪为自唐代中后期到北宋之间儒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今人麻天祥即指出，李翱此书“是宋明新儒教哲学理欲之辨、变化气质说的先导”[5]。入宋，范仲淹以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等继耕其后。他们或大力推动儒学复兴运动，或为新儒学的创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南宋黄震曾指出：“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胡瑗）、泰山孙先生（孙介）、徂来石先生（石介）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之学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黄氏日钞》卷四十五）。[6]至北宋中期，“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与程颐等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弘扬。周敦颐提出“道”“无极”“太极”等一系列重要范畴，被尊为“道学宗主”，实为理学开山人物。邵雍是象数学派的开创者，与周敦颐同声相应气相求。张载与二程则分别确定了“理”“气”在理学体系中的地位。新儒学——理学由此正式确立。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到“靖康之乱”后，宋室南渡，学术格局再次发生变化：北宋时影响极大的王安石新学与“三苏”蜀学渐趋衰落，“二程”一系的理学则得到极大发展，并成为主流学派。特别是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大家辈出，理学臻于鼎盛，奠定了近古学术史的基本格局。朱熹集北宋理学之大成，与吕祖谦、张栻同被誉为“东南三贤”。陈亮的《与张定叟侍郎》尝云：“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陈亮集》卷二十九）黄震也认为：“乾、淳之盛，晦庵（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三先生。独晦庵先生年最高，讲学最久，尤为集大成者。”（《黄氏日抄》卷三十九）与“东南三贤”并重的陆九渊，其学术活动也主要在乾道、淳熙年间，思想体系的构建大约定成于淳熙之末、绍熙之初。此外，还有叶适与之并集一时。全祖望的《水心学案序录》曾云：“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断断其间，遂称鼎足。”较之汉、唐，宋代学者不再沿用之前郑玄、孔颖达等人以训诂、辑补、校正为主的治学方法，而是要领会经典的要旨，探求经典的义理。理学的出现，使传统经学逐渐由文字训诂向义理转变，“理”被视为最高范畴。
长江以北的金王朝，与宋并峙，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南北声教不通，其学术仍然崇尚汉代以来传统经学的章句、注疏、记诵，潜心于词章声律，学文止于词章。当时，政府在科举制度、学校教育方面因辽袭唐而兼采唐宋制度，民间则苏学独盛，程学、王学衰而不绝。到金世宗、金章宗时期，儒学得以发展。近人缪钺称：“当靖康之难，女真灭宋，赵氏南渡，女真统治中原，建立金朝，与南宋相对峙者一百余年。女真入主中原以后，勇于接受汉化，当金世宗、章宗大定，明昌之时，政治安定，文风蔚起。宣宗南渡，虽国势衰微，而文风并盛，人才辈出。”（《灵豁词话》续集之一《论元好问词》）当时，李纯甫博采儒、佛、道各家学说，将儒家经义之学、老庄等黄老之学以及禅宗所宗之教义融通为一，并奉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如来佛为五圣人。又著《鸣道集解》，对宋儒（自司马光而下，讫于程朱）皆有批判。全祖望曾评论称，“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异端，敢为无忌惮之言”（《宋元学案》卷一百《屏山呜道集说略》）。当时从学者甚众，影响很广。赵秉文则长于理学，被誉为“儒之正理”之主。他曾作《道学发微序》等，皆是阐发道学之作。而王若虚精通经、史、文学，尝撰《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史记辨惑》《谬误杂辨》等书，对汉、宋儒者解经之附会迂谬处多有批评订正。此外，程学也在金地隐而不绝。程颢尝任山西晋城县令，从学者甚多，故晋城及邻近的陵川、高平等地一直保存着程学的余脉，陵川郝氏家族还以程学世代相传。杜时升、李俊民、杨奂等，也多直接承接北宋程学余绪，由乡先生教授而得，又以之教人。到金元之际，一代文宗元好问崛起，其学术沾染赵、王，文学则尊崇苏轼，在当时影响巨大。
元代在政治上统一全国，同时促进了儒学的南北融合。在金儒的基础上，南儒北上，迎来了程朱理学发展的新局面。近人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曾专门论述元代程朱理学的传播情况，称：“宋学集大成于朱子。自宝庆而后，朱学盛行。凡治经者，莫不崇尚朱说。惟其时宋室偏安，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朱学所渐，止于南土，北人虽知有朱夫子，未能尽见其书也。及元兵下江汉，姚枢奉命即军中求儒士，得赵复以归。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自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元世祖与枢谋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六君子配食，请复讲授于其中，复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以摞其宗旨。朱子门人散在四方，则以见诸登载与得诸传闻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师友图，以寓私淑之志。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复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赵复始也。”[7]元王朝作为宗主国，又辖制四大汗国，因此开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途径，中华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盛况空前。这为新儒学由中国南方向北方、西北、东北以至东亚各国的播迁开辟了顺畅的通道。元儒许衡、刘因、吴澄、许谦以及赵汸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程朱之学，重在躬行践履，并极力推动“朱陆和会”；同时，不自觉地带动了学派“流而为文”（成为诗文流派）的趋势，由之促成了元代学术的新格局。
（二）宋元学术的派别分化
学术在变迁发展中逐渐转向深入，臻于成熟时必然会出现派别分化。宋初“三先生”之后，到宋仁宗晚期及宋神宗初期，亦即嘉祐、治平年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王安石学派（荆公学派）、司马光学派（温公学派）、苏轼蜀学派和以洛（二程）关（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等四大学派。但是，后经“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绍圣绍述”“元祐党案”等政治事件后，前三派衰落，只有理学一脉得以复兴并绵延壮大，对宋元明以及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治学术史者一般认为，宋室南渡后，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趋向成熟且学派林立。不过，由于划分的标准不同，因此出现了不同的派别认同。今之学者，或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为划分标准，或以现代哲学的通常做法进行分类，或据“理学与反理学斗争”的宏观分析法等进行区分，都能从不同侧面、不同层面勾勒出宋元儒学流派的大致轮廓。但是，就学术对诗文的影响力来看，南宋时期的理学派别主要有五个。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宋室南渡以后，程朱之学逐渐占据主流。而理学一脉之所以挺立、崛起，朱熹于此贡献最大。朱熹以继承程颐自许，集北宋诸儒之大成，由他促成闽学一派。二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派。这一派以心学为体系，与朱熹一派长期并立。陆九渊曾登贵溪应天山讲学，此山形如巨象，故易名为象山，并自号“象山翁”。象山讲学五年，四方学者云集，影响深远。三是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张栻是南宋重臣张浚之子，幼受家学，既长，遵父命从胡安国之少子胡宏问原于衡山，史称“衡麓之教”。胡宏曾对人赞张栻（字敬夫）：“敬夫特访陋居，一见真如故交，言气契合，天下之英也。见其胸中甚正且大，日进不息，不可以浅局量也。河南之门，有人继起，幸甚幸甚。”（《与孙正儒书》）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南轩学案》中曾称：“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四是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婺学派。吕祖谦主要继承吕氏家学传统，其为学以“杂博”著称，对史学非常重视，以理学统领史学，又以史学折中理学。他与弟祖俭丽泽书院讲学时，四方之士争趋之。其与朱熹、张栻共同倡道于东南，形成鼎足之势。此外，还有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之学”，其以讲实事、究实理、求实效、谋实功为特色。其与朱学、陆学相鼎峙，不仅在当时颇具影响，而且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元一朝的儒学无法与南宋比盛，《宋元学案》仅将金代学者归为“屏山鸣道集说略”[8]，却将李纯甫专门列出，也从侧面反映了李纯甫在当时的影响。而正是由于南北分限，较之宋儒，金源学者对程朱理学更具有批判性，这就形成了金代学术的鲜明特色。李纯甫与元好问既是学术宗师又是文坛盟主，两人均延续了北宋程邵之学而不排佛老，且更重词章。李纯甫，号屏山居士，学术与诗文兼擅。其为学既学儒家经义，又兼采佛、道二家之说，撰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自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熔儒家、佛家、道家思想于一炉。当时接受前来求教之学者众多，于是形成屏山一派。[9]元好问继李纯甫之后，于宋元之际声名鹊起。元好问为学继承了李纯甫等金儒，但自具面貌。他继承并弘扬了先儒们经世致用的思想，同时兼收了佛、道精髓。其为学旨在救世活人、存文保道，故务为实用。其为学理念与诗文风格对当时北方士人影响巨大，以他为核心形成了北宗学派。
元初学术承金而来，及南北合一，元儒在反思宋金之亡时，主张朱陆和会，追求道德、学术与文章的合而为一，形成了独立成派的元代理学。依据黄宗羲《宋元学案》对元代学案的整理，以及徐远和的《理学与元代社会》[10]，元代理学主要分为五大派别：一是以许衡（世称“鲁斋先生”）为代表的鲁斋学派；二是以刘因（世称“静修先生”）为代表的静修学派；三是以吴澄（世称“草庐先生”）为代表的草庐学派；四是以许谦（浙江金华人）为代表的北山学派（又称金华学派）；五是以赵汸（徽州人，古称“新安”）为代表的新安学派。诸派之间，虽不尽相同，但呈多元一体态势。
二 宋元时期学术与诗文的关联与互动
学术思想影响文学观念，故一个时期的文学必然要受到时代学术的影响。学术与诗文之间的关联与互动，直接关乎诗文的创作风貌。理学注重的是性理之学，文学则注重情文之美。但是，在宋代开启的文化“近世化”进程中，理学与文学彼此交流与沟通，理学家借文以传道明心，文学家重理而文以致用，文人集学者、文士于一身的现象，更直接推动了文学与理学的融构进程。故离开学术谈诗文，难以体会到诗文现象背后的深蕴。而离开诗文论学术，则不易全面把握学术的实质。宋元时期，学术与诗文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以及频繁的互动。就整体而言，这种关联与互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学术定位对作家职业的影响，包括学者、作家的身份认同等。古人谈论学术与诗文时，一般不做严格区分。以《诗经》为例，无论是汉唐名宿，还是宋元大家，多对这一儒家经典有过评论。但是，他们的评说究竟是学术看法还是诗歌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很难界定。更多的情况是，古人的《诗经》观本身就是诗歌观，而今人在阅读古文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将“诗经”之“诗”视作“诗歌”之诗，甚至有人在整理校点古籍时，忘记将“诗经”之“诗”加上书名号。学术与诗文的混一，实际上源于古人学者与诗文作家身份的合而为一。这种身份认同，自古有之，至宋元而未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大约自南宋以后，受文化生态的影响，此时的学者往往集学者、作家、官员以及教师身份于一身，并且早在宋学发展之初，哲学与文学就形成一种表里并行的关系。因此，宋代知识分子多兼文人、学者于一身，哲学与文学呈一体化趋势。朱熹、陆九渊、张栻等人如此，赵秉文、元好问如此，至元代许衡、吴澄等人更是如此。正是基于这种史实，宋濂等人编撰《元史》时将以往的儒林、文苑二传合为《儒学传》。《元史》卷一八八《儒学传序》云：“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岩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并指出：“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故不做分录，而合为《儒学传》。
二是学术理念影响作家思想，包括对宇宙本原、天与人、人与人关系等的认识。宋元学者对天的认识与前人完全不同。宋之张载等人认为，“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太和之气是天和人的本原。朱熹则发展北宋程颐的学说，宣称“理”是世界的本原，世间的一切包括诗文在内，都是由“理”派生的。而陆九渊主张，“心”是世界的本原，心外无理，诗文即是写心。金元诸儒，承继宋人，对天人的看法也基本不外乎这三种。这种观念折射在诗文上，使宋元诸学者无论是评骘还是创作，大都持此理念。
三是学术观念与诗文认识的影响，包括对情与理、师心与师古矛盾的处理等。宋元学者对天理与人欲有着自己的认识，并直接影响他们对诗文的功能重在说理还是抒情的看法。宋代理学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形成了一套诗学理论，大致而言即反对诗的抒情，以诗为“言志”“明理”的工具。邵雍的《击壤集》、魏了翁的《文章正宗》、金履祥的《濂洛风雅》、程颐“作诗妨事”说、朱熹作诗“枉费工夫”论，堪为其中代表。入元之后，学者多是理学家诗人或能诗善文的理学家。他们对理学家的诗论、诗风普遍持批判态度，因此想在理性与抒情之间找一个兼顾而不两失的契合点，即吴澄所谓的“性发乎情则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于世教”（《吴文正集》卷十九《萧养蒙诗序》），力求恢复诗歌的抒情。
四是为学方法对诗文具体创作的指导，包括治学路径的选择与诗文呈现方式的同步性等。南宋诗论中一再强调的重活法和悟入的思想，与理学家所提倡的透脱胸襟、活处观理的方法不无关系。理学家提倡以涵泳之法读书，《诗人玉屑》曾大量引录了朱熹的言论，如“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涵泳本是玩味义理，旨在悟道，但这种涵泳玩味、咀嚼滋味的方法，用之于诗，便有审美意味，有助于读者得其意味。
上述四个方面虽各有侧重，但是相互渗透，难以区分。换一种说法，这几方面可简称为文与道的联动命题。对文与道命题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时人对学术与诗文互动关系的认识。理学先驱韩愈最早提出“文以贯道”“文以明道”诸说，将文与道等而视之。北宋理学家对此提出反驳，周敦颐即主张“文以载道”，加强“道”的本体作用，竭力反对夸饰的文章之学。周敦颐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近思录》卷二）并由此形成了北宋学者“道本文末”与“作文害道”的文道观，他们因此对诗文心存戒备，甚至刻意抵制。到南宋时，理学家虽然承继了北宋时期“文以载道”的思想，也不同程度上存有“道本文末”的观念，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文”与“道”完全对立起来，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二者的一致性。
朱熹的文道观在当时堪为典型。他一方面重道而轻文，认为“才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害着学问，反两失也”；一方面又认为文道一体，称“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晦庵集》卷三十）。近人莫砺锋曾对此评论道：“由于有了‘文道一体’的观点，朱熹的重道轻文就与二程等人的重道轻文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后者将‘文’与‘道’视做势不两立的事物，从而根本排斥文学。而前者认为‘文’与‘道’是不可分割的，虽然‘道’比‘文’重要，但‘文’也即文学仍有存在的理由。”[11]可以说，北宋时理学家的“文”“道”对立观，在南宋理学家那里发生了变化，“文”与“道”开始逐渐合一。钱穆也曾论说：“轻薄艺文，实为理学家通病。惟朱子无其失。其所悬文道合一之论，当可悬为理学文学双方所应共赴之标的。惜乎后世之讲学论文者，精神气魄，不足以副此，而理学与文苑，遂终于一分而不可合。”[12]不过，到了宋代后期，文与道又开始对立起来。理学家多以道学解诗文，从而出现了不忍卒读的道学诗。直到元代一统南北，元儒在反思金末与宋季文道割裂之弊端时，普遍要求文道融会。刘因就从儒者修身必“游于艺”的理论高度，论证了诗文等“艺”的重要性。元人不仅要求学术与诗文合而为一，还进一步主张将学者队伍与作家队伍合而为一，也即将文统与道统合而为一。
正是由于在学术与诗文之间出现了这种融通与联动，南宋金元时期的诗文产生了新变，如学者化作家群体涌现。他们大多兼经术与文章于一身，又都与当时的政界、教育界联系紧密。再如具体创作中多经义、道德、文章并重，复古倾向、实用主义、使命意识与理性思维共显。论道文章、谈学诗作、理趣诗、题画诗等开始大量增加。同时，与学术语汇大量用于诗文创作相对应，学术精神向创作实践渗透，以学术为精神底蕴的群体文风由此形成。
三 理学门派传承与两宋诗文流派的生成
从南宋中期始到元代，学术逐渐流而为文，文道合而为一，学者兼为作家，成为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清人黄百家评价元代金华之学时说：“金华之学，自白云（许谦）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又说：“北山（何基）一派，鲁斋（王柏）、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柳贯）、吴正传（吴师道）以逮戴叔能（戴良）、宋潜溪（宋濂）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黄氏此论指出了宋元学术与文学发展的两个事实：一是金华学派逐渐发展为诗文流派；二是“流而为文”的趋势肇始于朱熹。确实，自朱熹始，宋元学界不再因道废文，而是开始对诗文给予重视。当时，南宋各大学派无一不重视诗文。以诗歌为例，北宋时期理学家的创作数量非常有限。北宋理学家严格遵循了“作文害道”文道观的要旨，对诗歌心存戒备甚至刻意抵制，所以绝大多数北宋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数量较少，周敦颐存诗29首，张载存诗16首，程颢存诗67首，程颐存诗3首，只有邵雍存诗较多，有1583首。不过，这些诗歌绝大多数都是为论道服务的，属于颇为人诟病的“道学之诗”。但是，南宋时期，理学家创作诗歌的数量与质量都大幅度提升。朱熹存诗1318首，张栻存诗375首，吕祖谦存诗113首，魏了翁存诗711首，真德秀存诗95首等，就连主张“六经注我”“不立文字”的陆九渊也留下20余首诗歌。故这些学术派别虽以理学授受，但是诗文也成为他们论学的重要凭借。
金代，政教因辽袭唐，学者的重文倾向更明显，李纯甫、元好问均为一代文宗。元人进一步主张道统与文统合一。刘因、许衡诸人均集理学之道统与文章家之文统于一身，其后学在时人与后世眼中也多为诗文名家。黄百家所提到的金华学派，本衍自朱熹弟子黄幹之一脉，由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递相传授，历来被视为元代朱学之正宗，入元后却“流而为文”。与许谦同辈的柳贯、吴师道，及其弟子一辈宋濂、戴良等人，都以文学显于世，形成所谓金华文派。实际上，不独金华之学，元代学术各派都呈现“流而为文”的发展态势。鲁斋学派代表许衡，受朱熹之学于江汉赵复，许衡弟子姚燧即以古文大显于世。《元史·姚燧传》称其“为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家，莫或先之”。虞集就曾批评许衡后学“谓修词申义为玩物，而从事于文章”（《道园学古录》卷五《送李扩序》）。此派后学，文章家历历有人，而性理之学却无嗣响。再如静修学派代表刘因，虽在元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但他更是一位诗人，在文学史上声名籍籍，远远超过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凡谈元诗者必谈刘因，从元明直至今天，刘因都被认为是元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刘因后学苏天爵，在理学上建树无多，在文学与史学上成就卓著，已纯然文人矣。草庐学派代表吴澄，由朱熹再传弟子饶鲁得朱熹之学，但他以和会朱陆为特色。吴澄身为有元一代之儒宗，在当时与许衡并称，有所谓“南吴北许”之说。但是到他的弟子虞集一辈，也于性理之学略无发明，而是完全成为一位文人。新安学派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再赘述。
学术衍为诗文，学者变为作家，可以说，流而为文，成为南宋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一个客观事实。在这种大趋势下，学术流派必然也会流衍为诗文流派。一般而言，若要准确、客观地确定一个文学流派，需考虑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影响较大的领袖或核心人物；二是有较为明确清晰的创作理念或主张；三是存有一定数量的风格相近的文学作品。而南宋金元时期的学派本身已基本具备了这三个前提。
自南宋始，学者尤其讲求统绪。诸多学派的生成特点之一，就是注重宗法，恪守师承。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叶适等人均在理学方面颇有造诣，无愧于一代学宗。同时他们又不废诗文，故本身也是诗文领袖。金代的李纯甫与元好问，在文学史上一直以文坛巨擘的面目出现，后人更认同他们的文宗身份。至元代，学派的代表与诗文流派的核心不尽一致。鲁斋一脉，许衡学胜于文，为学派之首，而文派核心则是其弟子姚燧。静修一脉，因刘因本身诗文卓著，故静修学派与北方文派庶几表里并行。吴澄一脉与许谦一脉，同许衡一脉类似，故其诗文核心分别为二传弟子虞集与黄溍、柳贯及吴莱。赵汸新安一脉，则与静修一脉相似，学术领袖与诗文核心兼于一身。同时，各派均有相同或相近的治学方法与学术风格，在相同的学术风格影响之下，其诗文自然也呈现相应的一致性。另外，各理学内部师徒之间、门人之间，往往彼此交往密切，他们更易形成群体风格。此外，上文所提到的诸多学派的代表人物，均有文集传世，其中诗文创作也不在少数。可以说，由学派成为诗文流派是成立的，我们可以依据相对严格的理学门派承传，梳理出不同的诗文派别。
宋元学者强烈的“统绪”意识为具有多元或单一学术背景的诗文流派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与前提，而学派内部的师脉承传则为诗文流派建构准备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故在学派谱系视域下，南宋与金源时期的诗文可以归纳为七个流派。它们虽然不能概括这一时期的所有诗文，但足以代表因学而文的诗文主体。现将七个诗文流派的情况分别简述如下。
（一）朱熹与闽学派之诗文
朱熹兼具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既集北宋理学之大成，又以对文学的广泛兴趣而成为南宋理学家中文学思想最丰富者。其诗学思想包括理本气具的理气论、心统性情的心性论、居敬穷理的工夫论，以及心与理一的境界论等，在当时影响深远。其所创立的闽学一派，门徒众多。尤得其传者，有黄幹、陈淳、蔡元定、蔡沈、真德秀等。这一派多以道学解诗文，故就其整体而言，诗文大多发挥了儒家平正质实的一面，文风多平淡、质实、醇和、中正。四库馆臣评黄幹诗文称：“其文章大致质直，不事雕饰，虽笔力未为挺拔，而气体醇实，要不失为儒者之言。”（《四库全书总目·勉斋集》）又论陈淳之作云：“其生平不以文章名，故其诗其文皆如语录。然淳于朱门弟子之中，最为笃实，故发为文章，亦多质朴真挚，无所修饰。……是虽矫枉过直之词，要之儒家实有此一派，不能废也。”（《四库全书总目·北溪大全集》）闽学派诗文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二）陆九渊与心学派之诗文
象山学派主要是由陆九渊及其门人“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磷、沈焕以及以包恢为代表的槐堂诸儒组成。[13]象山学派以本心为出发点，强调本心善性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影响，由之构筑了独特的学术和诗文体系。于诗文创作方面，强调作者品德节操的培养磨砺，认为“人之文章，多似其气质”（《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既要求吟咏情性，又坚持“归于义理之正，其发有源，故流不竭”（《絜斋集》卷八《题魏丞相诗》），尤其崇尚庄敬中正的诗文风格。
（三）张栻与湖湘学派之诗歌
南宋湖湘学派是宋室南渡后形成的一大理学宗派，其前后相继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彭龟年等。尤其是在张栻的努力下，湖湘学派几乎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重道轻文，无意于文，但他们对斯道的阐发和传播又离不开诗文，经世论政也离不开文，需要以诗文来道性情之正，故而离不开诗文创作。在此过程中，他们的理学思想会很自然地影响到他们的文学观念。湖湘学人又与朱熹交往密切，故朱熹的诗文理念对这一派有直接影响。他们在文道关系上，主张斯道即是斯文，重视诗文的教化世用，强调通过心性修养来提升诗文品格，用学者之诗概括理学体诗，提倡平淡闲远的诗文之风。[14]
（四）吕祖谦与浙东婺学派之诗文
南宋浙东婺学以吕祖谦为代表，这一以地望为纽带联结的学者名儒集团，已传承四百年之久，其中之佼佼者除吕祖俭、吕祖泰、吕延年、吕乔年、吕康年外，尚有葛洪、乔行简、时澜、巩丰等，均一时之人杰。他们深受理学正统沾溉，又不废诗文。以吕祖谦为例，其为学博杂，于理学贡献颇大，同时是一位文坛活跃人物。他曾编撰《宋文鉴》《古文关键》《东莱集注观文集》《吕氏家塾增注三苏文选》《丽泽集文》《丽泽集诗》《历代奏议》《国朝名臣奏议》等。他自己还创作了诗文集《东莱集》四十卷。这些都为时人与后代士人所推尊熟习、模仿效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五）叶适与永嘉学派之诗文
南宋中期，永嘉学派盛极一时，叶适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一派成员众多，仅叶适门人之有姓名可考者就达五十余人。[15]叶适本人兼擅诗文，并对诗文多有议论。叶适之后，永嘉学派重文的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弘扬。“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在传承过程中，永嘉学派逐渐分化，文章之道开始成为专门之学，出现了全祖望所说的“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宋元学案》卷五六《水心学案》）。入元后，到吴子良、舒岳祥、戴表元等一辈，永嘉学派完全变成了诗文流派。这一派学术上注重经世、提倡事功，以继承孔子道统自居。故诗文方面也以孔子的诗教观点为基础，重视诗文治道的功能。他们反对诗歌讲求声律辞藻技巧，而将陶渊明、韦应物等人之作奉为典范。古文方面则多作记序、题跋、碑志类文章，内容上义理的阐发与情趣叙写并重。
（六）李纯甫与屏山学派之诗文
李纯甫，号屏山居士，学术与诗文兼擅。金室南渡后，李纯甫与赵秉文同时主盟文坛，分领风骚。李纯甫爱惜才士，乐于奖掖后进，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追随者。刘祁曾评道：“一时名士，皆由公显于世。……故士大夫归附，号为‘当世龙门’。”周嗣明、张伯玉、马天采、麻九畴、王郁、李经、王权、雷渊、余先子与宋九嘉等均是这一流派的成员。他们所作之文有着相近的风格，后人称他们是“险怪一路”。
（七）元好问与北宗之诗文
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因其学术与文学而堪为一代宗师。徐世隆的《遗山集序》尝云：“自中州斫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遗山。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元初北方诸家无一不受其引领。后文所提到的北方文派与中州文派在诗文上均以元好问为楷则。此外，还有一脉直承元好问而来，这一脉主要由河汾人士组成。据元代房祺的《河汾诸老诗集·后序》可知，这一派成员有麻革、张宇、房希白、陈赓兄弟、段克己兄弟、曹之谦等。元好问“为河汾倡正学”，河汾诸老皆从其游，创作上受其指授，思想上得其流泽，故而形成了共同的创作特色。后世又称他们为“河汾诗派”，他们以诗问世，但创作并不限于诗歌。高昂霄曾指出：“诸老之学，又岂专乎诗也？”（《河汾诸老诗集·跋》）以这一派为主体，构成了金元之际的北宗诗文。
四 元代儒学与诗文流派研究现状
当代学者钱穆曾指出，中国文化的先导是学术，学术的中心是儒家学说。作为学术的中心，元代儒学在南北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承宋启明的接续，作为主导性文学的诗歌与散文也是如此，并没有出现历史断裂。可以说，有元一代，斯文不坠，文脉未断。而且，元代儒学与诗文之间关系密切，《元史》撰修者曾因此将《儒林传》与《文苑传》合为《儒学传》。同时，沿着较为清晰的儒学传承脉络，还形成了多个与学派相对应的诗文流派。遗憾的是，元代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并没有得到学者应有的重视。因此，对基于儒学传承谱系的元代诗文流派展开专门研究，以客观而真实地展现这一时期儒学与文学的断代独特性和通史延续性，无疑十分重要也非常必要。
基于儒学传承谱系的元代诗文流派研究得以顺利展开，离不开前辈学人百余年来在三个向度上的学术开拓与积累。
一是元代儒学价值的重新发现。早在明清时期，黄宗羲等编《宋元学案》时就指出：以金华学派为代表的元代儒学，具有“守前启后”的历史贡献，并且其前后之间，传承有序。而纪昀等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时，更明确肯定元儒为学笃实，既无宋人的门户之争，亦无明人的虚谈之弊，并从经史子集各方面，给予高度评价。但是，20世纪前半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凌逼与日本的侵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反映在学界的极端表现之一就是轻视由少数民族所统治的元朝的学术。钱穆与钱基博等人可为其中代表。当时编撰出版的中国儒学史、理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等著作，都很少甚至不提元代，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只言“宋明”而不论元代的成见。直到“文革”结束后，侯外庐等人在80年代编著《宋明理学史》时，才开始恢复对元代儒学的重视。到20世纪末，徐远和的《理学与元代社会》问世，在《宋元学案》的基础上，对元代的各个理学流派，做了专门性研究。21世纪以来，元代儒学研究进一步趋向深入，刘因、许衡、吴澄等理学家的个案研究，以及以许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等群体研究开始增多。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重新评价了元代儒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也为打破文史哲壁垒，进行跨学科的通观性研究做了充分准备。
二是元代文学史真相的逐渐还原。整个20世纪，囿于学者狭隘的研究思想，如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观念等，以及文献资料的匮乏，元代文学研究百年来形成了四大“遮蔽”：认为元朝为少数民族政权，而断定其诗文创作不足为道；认为元曲为一代之胜，而仅以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理学束缚文学，而割裂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认为元代诗学流派不发达，而不承认诗文流派的客观存在。进入21世纪，以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杨镰《元诗史》、査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与《元代诗学通论》、云峰《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等为代表的研究论著，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遮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去蔽与还原。
三是元代文献资料的不断整理。清人顾嗣立编纂了《元诗选》后，大规模的元代诗文总集汇编工作进入了长期停滞期。整个20世纪，研究者几乎仅重视元曲与元杂剧的整理。21世纪以来，元代文献整理实现了质的飞跃，取得了三大硕果，即李修生等汇编《全元文》的出版、杨镰等总纂《全元诗》的问世，以及李军等校注《元代别集丛刊》的刊行。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为元代诗文研究奠定并提供了坚实而丰富的文献基础与便捷的资料搜集条件。未来数年，元代诗文研究必定会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热点，从而最大程度地更新世人对元代王朝的认知。
考察已有的研究成果，其贡献一言以蔽之曰：还原。但是就整体而言，却是“求真”有余，而“致用”不足。学以致用，或明理，或修身，或经世，出现致用不足的原因则与当前的学术生态有关：一是学者过于强调诗文的文学自足性，忽略了古代文学、史学与儒学本为一体的历史事实；二是研究者存在重纸笔而轻社会效益的“案头学术”倾向。其后果就是，元代儒学研究与文学研究彼此隔阂，理学研究者难以把握文学，而文学研究者往往不熟悉理学，没有实现两者的合理联动；元代儒学与诗文的重要价值，未被一般民众接受，偏见的历史惯性依然存在；元朝的国家性质、不足百年而亡的根本原因，以及中原之法的实际效用等重大命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当代学者徐远和在其《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一书中指出元代理学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他在黄宗羲《宋元学案》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将元代理学大致划分为鲁斋学派、静修学派、草庐学派、北山学派、徽州学派五大学派。从历史上来看，元代北方儒学，延续了北宋程颐、邵雍之学，既以两汉儒学为“纵的继承”，又以南宋朱熹理学为“横的移植”，生成了以刘因为代表的静修学派及以许衡为中心的鲁斋学派。元代南方儒学，承继朱熹之学，分别形成了以许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吴澄为代表的草庐学派，以及以赵汸为代表的新安学派。高丽成为元朝附属国后，朱熹之学由之东传，以李齐贤为中心，开创了影响深远的高丽性理学派。
宋元时期的儒学融通态势产生了诗文新变，元儒源于宋儒，却不株守门户，在学术取向上汉宋并重，主张兼采博取。由宋入元后，儒学由思辨层面的理论建构，转向践履层面的阐释与躬行，逐渐全面融入当时士大夫的生活体验与百姓日常。儒学的融通态势，给诗文带来的新变主要包括：学者型作家群体涌现，诗文被纳入新的天人关系中来重新认识，创作中复古倾向与理性思维彰显，论道文章、谈学诗作与理趣诗等大量增加。
元代儒学“流而为文”，较之宋季，其“辞章之学”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文与道关系得以重新定位，文道合而为一，成为南北学者的共识。元代儒学“流而为文”呈现阶段性特征。元人文以述学，诗以体道，其为学旨趣，影响诗文风貌。故有一派之学，即存一派之诗文。依据较为清晰的儒学师承谱系，元代诸家学派衍生为不同的诗文流派。与学派林立相对应，文派亦林立。有元一代，可以归纳出六大诗文派别，各派别同中有异。
元代儒家思想影响下诗文流派的整体风貌，包括对“理、气、心”的不同体认，使学者对诗文做出新的界定；道德、哲学、政治三位一体的学说体系，使学者往往将道德、经义与文章并重；重义理、富思辨的学风，使学者之文多议论且往往以理取胜；穷理致知、躬行实践的为学理念，使学者之诗文充满了实用主义色彩；诸家学派独特的为学方法，与学者诗文创作的具体方法，呈现出一定的同步性和一致性。
[1]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245页。
[2]邓广铭：《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3]参见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
[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第2页。
[5]麻天祥：《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41页。
[6]引文中括号内的注释为笔者所加，下同。
[7]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第127页。
[8]全祖望对近代儒学持否定态度，称：“建炎南渡，学统与之俱迁，完颜一代遂无人焉。元裕之日国初经术祖金陵之余波，概可知已。”（《宋元学案》卷一百《屏山鸣道集说略》）不过，此说值得商榷。陈来等在《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502页）中指出，金代儒学也是儒学之一种，而不能像全祖望那样将有金一代视为儒学发展的空白。他说：“金代士人并没有放弃对道的追寻与承负，只不过他们对道的理解较之宋儒有所不同而已。”
[9]吴枫、宋一夫主编《中华儒学通典》，南海出版公司，1992，第1491页。
[10]参见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
[11]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16页。
[12]钱穆：《朱子之文学》，载《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第1700页。
[13]今人徐纪芳根据《宋元学案》和有关记载，梳理出陆九渊弟子共82名，其中，槐堂弟子65人，甬上四先生4人，其他弟子13人。参见徐纪芳《陆象山弟子研究》，文津出版社，1990，第33页。
[14]参见石明庆《略论湖湘学派的文学观》，《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5]参见周梦江《叶氏门人考略》，《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