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元代的儒学承传与诗文流派

中国历史上，元代的儒学与文学之间关系非常密切。明初宋濂等人在纂修《元史》时，曾因此一反史书的惯有体例，由儒林传和文苑传分别单列，而合两传为一，统称《儒学传》。近代以来的文学研究者，也往往结合儒学来论元代文学。民国学者刘咸炘等，就曾依据元代的学派而将元代文派分为三家，他认为“论元之文，当分三方”[1]，即北方之文、江西之文与浙东之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绍基、查洪德等对此关注尤多。[2]他们认为，作为新儒学的理学，不仅是元代文学不容忽略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一，而且是元代诗文具有不同于其他任何时代鲜明特色的重要原因。截至目前，学术界围绕元代理学与文学，在理学与文学思潮、理学与文学创作、理学与文学批评、理学与文学接受等方面，已经有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但是，对于元代由儒学学派承传而衍生出不同的诗文流派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学术界则关注较少，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我们不能客观、全面地认识元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元代文坛的完整格局。

一 悬为功令：儒学在元代的播迁与承传

近代以来，治学术史者在梳理中国学术脉络时，往往形成周秦诸子学、魏晋玄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朴学的序列，而其中元代部分明显被忽略。即使是当代的治理学史者，也往往只谈“宋明理学”，而对元代多一带而过。其实，若从历史实际来看，包括理学在内的元代学术，在由宋向明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承接作用。尤其是作为新儒学的理学在元代被悬为功令，正式成为官学，这是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

元儒许衡被誉为“朱子后一人”，曾两任国子祭酒。他在制定学制时，全部以朱熹的著作为准绳，这成为理学官学化的先声。许衡之后，他的弟子耶律有尚等，继续担任朝廷学事，一遵许衡之旧。许衡的弟子姚燧及其子许师敬等，还极力上奏劝元帝复兴科举，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科举得以复行天下。科举考试的内容，则规定用朱熹注。虞集在其《考亭书院重建文公祠堂记》中指出，“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授接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3]。其《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又说：“而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二。”[4]这就使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学术，自此之后，理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清末。

就地域来说，元代理学的播迁，具有由南而北、南北交融，并由中原而东传的整体趋势。元初的北方儒学，肇始于金代儒学。当时，政治上宋金对峙，学术上南北分裂，正如《元史·赵复传》所描绘的，“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5]。因此，包括耶律楚材、姚枢、许衡、刘因等北方学者，早年所接受并研习的多是由汉唐传承下来的章句、训诂、句读之学。直到蒙古灭金的第二年，南方大儒赵复在蒙宋战争中被俘北上，之后在燕京的太极书院讲学授徒，北方学者才开始真正接受南宋的程朱之学。许衡曾自道其学术转向：“曩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6]刘因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据《元史·刘因传》载，“（刘因）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及评其学之所长，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7]清人黄百家进一步评论说：“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又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8]许衡、刘因等人，在金代儒学的基础之上，吸收程朱之学，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主张，并经过师友承传，形成了不同的学派承传脉络。黄百家曾评论：“有元之学者，鲁斋、静修、草庐三人耳。草庐后至，鲁斋、静修，盖元之所借以立国者也。”[9]可见鲁斋许衡与静修刘因对有元一代学术的影响之大。

许衡为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师法取向上尊崇朱熹之学；二是在为学进路上重实用而轻义理建构。对此，他的高徒姚燧在《先儒议论·姚氏牧庵语》中曾概括道：“先生之学一以朱子之言为师，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10]受朱熹的影响，许衡之学的核心范畴是“理”（或作“道”），认为理是最高本体；与此同时，他把“气”纳入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逻辑结构之中，视阴阳之气为联系理、太极与人、物的中间媒介，认为阴阳之气可以相互转化，人的气禀之性也可以因之改变。在知行关系上，他对朱熹之说有所发展，提出知和行是两回事。至于两者的关系，他认为知是为行而知，行是行其所知，进而要求“知与行，二者当并进”（《语录下》）[11]。也因此，明人曾评论，“鲁斋力行之意多”，“盖真知实践者也”。（《先儒议论·薛文清公读书录》）[12]清代四库馆臣也将许衡视为“元儒笃实”的代表。刘因是元朝与许衡齐名的“北方两大儒”之一，他主张把汉唐的传注疏释之学与宋人的议论之学结合起来。在他的倡导下，元人为学在注重性理阐释时，仍不废注疏考据。此外，他还提出，“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明确表达了“六经皆史”（《叙学》）[13]的思想，这对元明清三代学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代前期的南方学术接续南宋诸儒。南宋学术，至宋乾道、淳熙年间而大盛。这一时期，理学名家辈出，臻于辉煌之境。其中，朱熹集前代之大成。黄震曾论道：“乾淳之盛，晦庵、南轩、东莱三先生。独晦庵先生年最高，讲学最久，尤为集大成者。”[14]他认为朱熹的学问，极其广大，极其精微，是宋以前百代学术思想的总结。朱熹门人众多，分别来自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江苏、四川、湖北、广东、河南、山西等地。及朱熹殁后，他们多回到原籍，并将朱子之学散播于全国各地。故在南方，无论是浙东、江西还是安徽，诸地学者都堪为朱学后裔。

其中，以许谦为代表的金华朱学，历来被视为朱子嫡传。许谦是朱熹的四传弟子，黄溍曾论：“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复明，朱子之道至许公而益尊，文懿许公之功大矣。”[15]许谦为学重视四书，对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致力尤多。除继承朱熹的理气观、天命观、性善论、心性论、知行观之外，他还尤重名物训诂并提倡读书。他曾教导子弟说：“程先生教人格物有三事：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然三事又当以读书为先。”[16]

江西之学则以吴澄为代表。揭傒斯称：“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吴文正公神道碑》）吴澄在当时的地位可见一斑。吴澄一生以教书授徒为业，在学术上追求“全体大用”之学，也就是儒家所言的“君子尊德性以道问学”，坚持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结合。在师法取向上，他推尊朱熹，但不株守朱学门户，而是广泛吸取宋儒的其他思想，并加以综合与发展。除了精通儒家经典之外，吴澄还涉猎天文、地理、医学、时务、术数等领域，也是元代的文学大家。近人钱穆曾评论说，朱熹之后，学问规模宏大渊博能与朱熹相比者，恐怕只有吴澄一人。

徽州是朱熹故里，古徽州府治为新安。新安的乡贤名流，多受朱熹影响。在宋元之际，新安的理学学者多排斥异说，形成了门户堡垒。入元之后，理学发展到郑玉、赵汸和朱升一辈，他们力纠宋季理学学派的门户之弊，而主张“求其真知”。詹煜曾指出赵汸治学旨在求其实理：“新安自朱子后，儒学之盛，四方称之为东南邹鲁。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义、纂辑群言，即为朱子之学。先生独超然有见于圣贤之受授，不徒在于推究文义之间。故其读书，一切以实理求之，反而验之于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东山赵先生汸行状》）[17]赵汸学术上师事理学家黄泽，长于《春秋》之学，文学上则奉手一代文宗虞集，学术与文学兼擅，不愧为新安理学的代表。

此外，元代程朱之学的东传一脉，历来为学者所忽略。早在元初理学北上之后，留居在元大都的高丽士人安珦、白颐正、权溥等，主动接受许衡一派的程朱之学，开启了高丽一脉。据《高丽史》载，曾任元代征东行省儒学提举的安珦，在元大都见到了朱熹的著作，于是在研读之后带回三韩，这是高丽理学的开端。在他之后，白颐正与权溥等人，不仅究心朱子之学，还在高丽刊刻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籍。他们的弟子李齐贤一辈，在与中原士大夫的交往中，切磨问学，学术更加精进。高丽忠宣王曾在元大都建万卷堂，当时中原博雅之士如王构、阎复、姚燧、萧、赵孟、虞集登，都曾游于门下。李齐贤作为侍从之臣，“周旋其间，学益进，诸公称叹不置”（《鸡林府院君谥文忠李公墓志铭》）[18]。由于许衡一派的程朱之学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故李齐贤等人的理学，颇受许衡影响，虽以理为本体，但尤其重气。

二 两相浸润：元代儒学与文学的关联和互动

中国的传统学术可以分为儒学、史学和文学。其中，儒学理念决定着史观；同时，学者又多文以述学、诗以体道，儒学进而主导性地影响了文学观念和文学风貌。可以说，儒学与诗文之间存在不容割裂的联动，这直接关乎诗文创作的风貌。元代儒学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术研究主体与文学创作主体的身份一致。传统学术中，文史哲浑然不分。就身份而言，学者与文人多有重合。集前代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既是一代学宗，也是诗文大家。除他之外，北宋之初的“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颐、程颢，以及南宋“东南三贤”张栻、吕祖谦等，都同时在学界和文坛拥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是，这些人仍然是能文的学者，多归理学家阵营，与当时的文学阵营存有区别。入元之后，学者与文人在身份上已很难区分。他们往往既是理学的阐释者，也是文学的创作者，同时多是其思想和主张在政治上的践行者。戴良曾论元代文坛大家称：“我朝地域之广，旷古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固未易一二数。然自天历以来，擅名于海内，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金华柳公、黄公而已。”（《夷白斋稿序》）[19]他所列举的虞集、揭傒斯、柳贯、黄溍被誉为元代“文章四大家”，而这四人又被并称为“儒林四杰”。声名更著的“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同时他们的理学造诣也不低，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正如《元史·儒学传序》所言：“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20]

其二，学术统绪与文学统绪合而为一。中国历来有文统说与道统说。一般认为，孔孟之前的学术正统与文学正统合一不分，孔孟之后，两者判然为二而流弊无穷。到宋末金季时，文道之争愈演愈烈，势同水火，结果造成文道俱弊。入元之后，南北学者对前朝的这种弊端加以反思，进而达成共识：要求合道统与文统为一。并由之形成了“元代的主导性思潮”[21]。宋濂等人在《元史·儒学传序》中就提出：“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22]在这种共识的影响之下，元代学术与文学实现了根本性的结合。

其三，学术理念决定着作家对天、地、人的认识，进而影响了其对诗文的认知和创作。以元代高丽士人为例，他们在接受并承传程朱理学之后，对文学有了不同以往的认知。在纠正汉唐诸儒训诂之陋和宋代道学家的蹈空之习时，他们也对宋金季世和丽朝中期的辞章浮华诸弊进行了反思，并由之构建起新的诗学体系：以为文由道生而文以载道；提出理气不二，文随气运；主张既要师古，折中唐宋而泛取诸代之盛，也要师心而自成一家；追求经世致用和性情之正兼济的中和之风。在创作实践中，他们则文以求实，诗为日用。其中，李齐贤本诸经史，倡导古文引领风气，不仅多评骘史传，而且着重书写民生疾苦和忠爱之思。其弟子李穑集理学之大成，也崇实主敬，论学文章详辨理气心性，史传墓志撰述则既重文情之美，也重推扬节义。他们直接推动了朝鲜半岛学术与文风的彻底转向。

其四，理学学派演变为文学流派。自南宋以来，学者多文以述学，诗以体道，其学术旨趣，影响了诗文风貌，有一派之学，就有一派之文。从学术角度看，它是一个学派；从文学角度看，它又是一个文派。与学派林立相应，文派亦林立。文派多有其学派背景，学派也多衍为文派。当代学者徐远和的《理学与元代社会》[23]曾指出，元代理学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他在黄宗羲《宋元学案》的基础之上，将元代理学大致划分为鲁斋学派、静修学派、草庐学派、北山学派、徽州学派五大学派。罗海燕与林承坯的《宋元时期的学术承传与诗文流派的生成》结合元代文学的实际，归纳出元代由学派而衍生的五大文派，分别为许衡之学与中州文派、刘因之学与北方文派、吴澄之学与江西文派、许谦之学与金华文派、赵汸之学与新安文派。[24]

需要补充的是，元代高丽士人李穑曾排列理学承传谱系，以尧舜—文武—孔子—韩愈—周敦颐—二程—朱熹—许衡—三韩诸儒依次延续，并身任其中。但是，在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政治偏见、学术观念狭隘和基础文献阙如等，国内外学者对包括高丽一脉在内的元代理学研究非常少。这种局面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得以改观，韩国金忠烈的《高丽儒学史》、美国狄培瑞的《新儒学在朝鲜的兴起》、张立文的《中韩性理学之互动》、韩国崔根德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等论著涌现。21世纪以来，相关论著与译著如李甦平的《韩国儒学史》、韩国尹丝淳的《韩国儒学史儒学的特殊性》等逐渐增多。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作为元代理学重要一支的元代高丽学派，开始引起学界重视。这一脉也衍生了文派，即元代高丽文派。

三 流而为文：学派承传与元代诗文流派生成

黄百家评价元代金华之学时曾说：“金华之学，自白云（许谦）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25]又说：“北山（何基）一派，鲁斋（王柏）、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柳贯）、吴正传（吴师道）以逮戴叔能（戴良）、宋潜溪（宋濂）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26]他指出了金华学派逐渐流衍为诗文流派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当代学者查洪德则将视野扩大到元代的所有理学学派。经过考察比较，他指出元代学术的各派传人全都“流而为文人”了，并评论称“理学的‘流而为文’，也即理学各派传人都成了诗文作家，这是元代特有的学术史现象和文学史现象”[27]。

其实，学派“流而为文”的趋势，肇始于朱熹。自朱熹始，不再因道废文，而开始重视诗文。当时，南宋各大学派无一不重视诗文。可以诗歌为例，对两宋的学派做一比较：北宋时期，理学家创作数量有限，他们大多严格遵循“作文害道”的文道观，对诗歌心存戒备，甚至刻意抵制，因此，绝大多数北宋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数量较少，周敦颐存诗29首，张载存诗16首，程颢存诗67首，程颐存诗3首，只有邵雍存诗较多，有1583首，不过，这些诗歌绝大多数都是为论道服务的，属于颇为人诟病的“道学之诗”。南宋时期，理学家创作的诗歌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大幅提高，朱熹存诗1318首，张栻存诗375首，吕祖谦存诗113首，魏了翁存诗711首，真德秀存诗95首等，就连主张“六经注我”“不立文字”的陆九渊也留下20余首诗歌。南宋诸学派虽以理学授受，但是诗文也成为他们论学体道的重要凭借。不过，归根结底，他们属于文学色彩较浓的理学流派。元代则不同，学派几乎完全衍变为具有深厚学术底蕴的文学流派。学术衍为诗文，学者变为作家。元代学术“流而为文”，成为一种客观的发展态势。在这种大趋势下，学术流派必然也会流衍为诗文流派。

一般而言，确定一个文学流派，需考虑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影响较大的领袖或核心人物；二是有着较为明确清晰的创作理念或主张；三是存有一定数量风格相近的文学作品。元代诸家学派都已基本具备了这三个前提。

鲁斋学派代表许衡，受朱熹之学于赵复，许衡弟子姚燧即以古文大显于世。《元史·姚燧传》称其“为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家，莫或先之”[28]。此派后学，文章家不胜枚举，而性理之学却无嗣响。鲁斋一脉，许衡学胜于文，为学派之首，而文派核心是其弟子姚燧。静修学派代表刘因，虽在元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但他更是一位诗人，在文学上声名籍籍，远远超过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凡谈元诗者必谈刘因，从元明直至今天，刘因都被认为是元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刘因后学苏天爵，在理学上建树无多，成就在文学与史学，已纯然文人矣。当代学者杨镰曾以元代北方学者为例评论称：“元代北方的大学者，比如姚枢、郝经、许衡、刘因、安熙等等，在诗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他们（特别是刘因）的诗并不附属于理学、儒术，而是真正意义的文学作品。”[29]因刘因本身诗文卓著，故静修学派与文派庶几表里并行。

草庐学派代表吴澄，由朱熹再传弟子饶鲁得朱熹之学，但他以和会朱陆为特色。吴澄身为有元一代之儒宗，在当时与许衡并称，有所谓“南吴北许”之说。但是到他的弟子虞集一辈，于性理之学创见无多，而是完全成了一位文人。吴澄一脉江西文派的核心是虞集。金华学派的代表许谦，为朱熹嫡传，其文学全然无道学家之气，但是学者色彩仍浓。至“金华三先生”柳贯、黄溍、吴莱等人时，则俨然文学宗师，而成为金华文派的核心。

新安学派的胡一桂、胡炳文等学者色彩较强，但是到了赵汸一辈，也多被视为文人。赵汸长于诗文，汪仲鲁序其诗曾云：“因感发而形之咏歌，虽不专乎是，然长篇短哦，亦一字不苟为也。”（《东山存稿序》）[30]至清代四库馆臣，对其文学评价更高：“有元一代，经术莫深于黄泽，文律莫精于虞集。汸经术出于泽，文律得子集。其渊源所自，皆天下第一。”[31]不仅如此，明代曾出现数部署名赵汸的诗法著作，如《翰林考正杜律五言赵注句解》（三卷）、《赵东山五言类选》（一卷）等，在中国虽流传无多，但是却播迁留存并翻刻于朝鲜半岛和日本，成为初学者的入门之作，这从侧面可以看出世人对赵汸文学造诣的极大认可。赵汸是新安文派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元代理学东传一脉的开创者，如安珦、白颐正与权溥等人的诗文著述不多，但发展到李齐贤、李穑等人时，诗词文赋均擅，著述宏富，蔚然成为文学大宗。其中，李齐贤是元代高丽文派的核心人物。

上述各派均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治学方法与学术风格，在相同的学术风格影响之下，其诗文也呈现相应的一致性。各理学学派内部师徒之间、门人之间，彼此交往密切，更易形成群体风格。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和众多骨干，也均有文集传世，其中诗文创作都不在少数。可见，由学派成为诗文流派之说符合元代学术发展的实际，而依据相对严格的理学门派承传谱系，我们可以梳理出不同的诗文派别。

四 学髓文澜：诗文流派与元代的文坛格局

学派不同，因之衍生的文派自然有别。我们过去没有从这一角度认识元代文学，故对诗文流派梳理不清，也很难准确把握元代文坛的整体布局和走向。而若从学派承传谱系这一角度重新梳理元代诗文的发展，则会得出过去不曾有的结论，也会解决以往没有厘清的问题。

元代理学学派的“统绪”意识，为具有多元或单一学术背景的诗文流派的生成提供了可能与前提，而学派内部的师脉承传，则为诗文流派的建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基于学派的承传谱系，有元一代可以归纳出六个文学流派。它们虽然不能概括这一时期的所有诗文，但却足以代表因学而文的诗文主体。

（一）元代中州文派

许衡创立鲁斋学派，形成元初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许衡之后，性理之学却无嗣响，而文章家不胜枚举。姚燧、畅师文、泰不华等，均以诗文名世。虞集曾论许衡后学“谓修词申义为玩物，而从事于文章”（《送李扩序》）[32]，指出鲁斋之学衍为中州文派的趋势。其中姚燧尤为典型，他没有继承许衡的学统，于理学并无深造，而以文章名世，成为元代最著名的文章家之一，也是中州文派的代表作家。近人钱基博论当时北方之文学说：“文宗韩以矫苏，诗反黄以为唐，蕲于积健为雄，反宋入唐，而姚燧、元明善为之宗盟。”[33]他以姚燧为中州文派的宗主。除姚燧的同门师友外，他们的一些同僚，如张养浩、孛朮鲁翀等，均为中州士人，且诗文之风深受姚燧影响，故他们也成了中州文派的一部分。[34]

（二）元代北方文派

元代北方文派由静修学派演变而来。刘因是静修学派的开创者，他既为理学大家又是诗文名家，故元代北方文派也由他肇始，而后历经数代。第一代以刘因、郝经及滕安上为核心，卢挚与王恽等环而拱之。第二代则以安熙与张弘范为代表，第三代以苏天爵与王结最为卓越。这一派主张诗文既以六经为本而文道并重，又以汉魏及唐为旨归而崇古复雅，并且不以门户为限而崇实尚用。其诗文（包括词）呈现明显的整体特征，主要表现为：慷慨、奇崛而充盈清刚之气，并流露出强烈的主体意识；简严质朴而平实畅达却不乏冲和之美；文道合一而兼具纵横之势。从诗文创作的实际来看，元代北方文派主要由三大群体构成。一是刘因及其门人弟子，这是北方文派的主体。此外，郝经与刘因均推崇程朱之学但不固守，诗文主张都源于元好问又有所发展。再加上两人作为挚友，交流密切，彼此推重。正是因为学术与诗文风格相近，他们同时成为元代北方文派的重要代表。清人顾嗣立论元前期诗派时就将两人并列，称：“元兴，承金宋之季，遗山元裕之以鸿朗高华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刘梦吉之徒继之。故北方之学，至中统、至元而大盛。”[35]两人之外，卢挚、王恽等，虽在理学上造诣不多，但是在诗文风尚上与郝、刘有明显一致之处，故也可将他们归于北方文派。这一派对有元一代的学术与文学有着重要影响，并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

（三）元代江西文派

吴澄创立了“草庐学派”，这是朱子后学群体中的一个重要门派。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著书立说，讲学授徒。黄宗羲的《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列草庐门人30位，其中以虞集与元明善等人最为知名。吴澄既“恢宏至道”，又“润色鸿业”，体现了他兼具学者和文人色彩。《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六《吴文正集》评其文“词华典雅，往往斐然可观”，肯定了他的诗文成就。其弟子虞集与元明善均是诗文大家。前人论元代诗文，首称虞集，其为元一代文宗。这一派以理为诗之本，提倡平淡自然，主张辞由己出，在元代文坛具有重要地位。

（四）元代金华文派

金华朱子学历来被视为朱学嫡脉，而到许谦一辈，则已由“讲学家”转变为“讲学家之兼擅文章者”。许谦之后，至其弟子，更均为“文章之士”。依据明晰的师门承传，金华学派流衍为金华文派。这一派由“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金华三先生”（黄溍、柳贯、吴莱）—四先生（宋濂、王袆、胡翰、戴良）—方孝孺，形成了一条脉络清晰的承传主线。这一派成员众多，自许谦之后承传三代，绵延百余年，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应忽略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主张文学与学术、事功合而为一，并有着强烈的道德重建意识，重视教化，形成了具有深厚理学底蕴的文风。罗海燕在《宋元朱学承传与金华文派的生成及发展》中指出，“在元明文学的变迁中，金华文派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36]。

（五）元代新安文派

元代新安朱子学，以赵汸为代表。赵汸之前，有程若庸、胡一桂、胡炳文、陈栎、倪士毅、汪克宽等大家，但其诗文成就并不显著。及赵汸出，打破了之前新安理学的保守局面，而力推朱陆和会，并与郑玉一起，将新安理学对“春秋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传播朱子理学思想，为徽州地区培养了大量的理学人才，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新安理学，为新安理学的兴盛做出积极的贡献。在明中期以后有关徽州的文献中，赵汸被视为“新安理学先儒”。同时，赵汸兼擅诗文。四库馆臣曾评曰：“故其议论有根柢，而波澜意度均有典型，在元季亦翘然独出。诗词不甚留意，然往往颇近元祐体，无雕镂繁碎之态。”[37]赵汸一生跨越元明两朝，新安理学后于明代崛起，赵氏颇有功焉。

（六）元代高丽文派

元初理学北上，留居大都的安珦、白颐正、权溥等主动接受许衡一派的程朱之学，并传授李齐贤一辈，开启高丽一脉。元中期李齐贤等人与姚燧等问学切磨，进一步昌明学术，又授之李穑等弟子。元后期李穑等人私淑许衡，又承欧阳玄衣钵，理学造诣臻于精深，并灯传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理学大盛。元代高丽士人以文述学、因诗体道，且文道并重，依学脉承传谱系形成了文学流派——元代高丽文派。他们都或长或短地留居中原，前后承传三代，留存了数量可观的诗文著述，如李齐贤居中国30年，诗词文俱善，著《益斋集》10卷；李穀中元进士并仕于元，著《稼亭集》20卷；李穑尝授元翰林编修，著《牧隐集》55卷。其他如郑梦周著《圃隐集》9卷，李崇仁著《陶隐集》5卷，郑道传著《三峰集》14卷，权近著《阳村集》40卷，等等。他们拥有代表性作品，秉承相同的文学观念，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彰显了群体性的文学风貌。这一派的创作，既是元代文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在朝鲜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当代知名历史学家萧启庆曾指出，元朝是中国正统王朝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具有世界性的帝国。就前者而言，其主要体现为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术与文化，没有因蒙古族政权的建立而断裂。相反，元王朝尊崇理学，并对元代文学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38]，其中一个独特表现就是理学学派衍为不同的文学流派。就后者而言，其反映在文坛上就是南北士人、西域士人与高丽士人等不同的作家群体，从四面八方涌入元大都，相互融合之后，又辐射到各地，进一步推动儒家文化圈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

遗憾的是，由于之前民族情绪的影响和学术观念的狭隘，以及“一代有一代文学之盛”等说法的遮蔽，我们对元代文学重视不够，且多限于元曲。而若从元代学术和诗文的实际出发，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元代占据文学主流者仍然是诗文，众多的文学流派，跨越族群，相互涵化，而且其诗文创作多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他们不仅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元代文坛整体格局，还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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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咸炘：《宋元文派论述》，载《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41页。

[2]此外，如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韩经太的《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许总的《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等论著，对元代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也多有论述。

[3]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第4314页。

[6]姚燧著，查洪德编校《姚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第261页。

[7]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第4008页。

[8]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2009，第2995页。

[9]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2009，第2991页。

[10]许衡：《鲁斋遗书》卷十四，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5）怡愉刻清雍正增刊本。

[11]许衡：《鲁斋遗书》卷二，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5）怡愉刻清雍正增刊本。

[12]许衡：《鲁斋遗书》卷十四，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5）怡愉刻清雍正增刊本。

[13]刘因：《静修续集》卷三，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甲戌至庚子（1694～1720）长洲顾氏秀野草堂刻本。

[14]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三十九，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新安汪佩锷刻本。

[15]《许谦集》，蒋金德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第886页。

[16]《许谦集》，蒋金德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第36页。

[17]赵汸：《东山存稿·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李齐贤：《益斋乱稿·墓志铭》，韩国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藏本。

[19]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第4313页。

[21]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第11页。

[22]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第4313页。

[23]参见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

[24]罗海燕、林承坯：《宋元时期的学术承传与诗文流派的生成》，韩国《中国语文论丛》2015年总第67辑。

[25]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2009，第2801页。

[26]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2009，第2727页。

[27]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第20页。

[28]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第4057页。

[29]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274页。

[30]赵汸：《东山存稿》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赵汸：《东山存稿》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第757页。

[34]查洪德先生对元代中州文派做了重要论述，参见《元代理学“流而为文”与理学文学的两相浸润》，《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35]顾嗣立：《诗选·凡例》，中华书局，1987，第7页。

[36]罗海燕：《宋元朱学承传与金华文派的生成及发展》，韩国《人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

[37]赵汸：《东山存稿》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