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康德对胡塞尔的影响
康德的先验哲学是一个牢固的体系，但是，这一哲学体系在其体系内部的牢固性并不意味着其没有含混性或缺陷。康德对时间和空间的分析并不是彻底的，将统觉视为被动性认识的源头而没有去进一步探索，所以，他只是完成了那个时代的认识论任务。
胡塞尔在构思其先验现象学的过程中，康德哲学对他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他通向先验现象学的途径中，也有一条“康德式的道路”。康德哲学使胡塞尔认识到了理性批判的重要意义，在诱因上促使了胡塞尔现象学向一门带有系统性特征的现象学哲学的转变，并将现象学方法视为理性批判的真正方法。胡塞尔曾认为自己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解决理性批判的问题，否则，自己就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而存在，也只有弄清了理性批判的问题后，才能够摆脱模糊性的折磨，达到内心认识的坚定性。
胡塞尔说：“康德的著作含金量极高。但必须将它粉碎，在彻底批判的火焰中融化，而后才能从中获取其所含。近代认识论一部分舒适地定居在经验认识问题的基地上，丝毫没有想到它附加在其所有论据上的背谬，一部分则与康德和较早的康德主义者联结在一起。他们或深刻或肤浅地从他那里汲取，更多地是无力应对他的精神强力，而不是通过根本的、原则的批判和在唯一可能的、唯一可能有收获的基地上的建造来克服这种强力。”[75]
除了对康德认识论的理念及精神有所肯定外，胡塞尔对康德认识论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批判。至少就胡塞尔早期思想而言，他的哲学与康德哲学都是带有批判特征的哲学。对康德认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胡塞尔于1923年和1924年前后所做的关于《第一哲学》的讲座中，以及相应时间段的讲演和论文中。在这些批判中，胡塞尔既肯定了康德哲学对后世哲学的意义以及对现象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也拓展了康德认识论的意义。“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就指明，《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的超越论演绎本来已经是在现象学的地基上运作了。胡塞尔不断强调康德这部著作的超越论-现象学特质。”[76]
对于康德的认识论，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更不能小看，需要保持谨慎的态度，这也是理性批判自身所应有的态度。康德并没有将既定的客观的科学的知识混编到自己的认知理论中，这是毋庸置疑的。康德对经验科学之可能性的提问，不是引导人们去承认已有科学知识的有效性部分，而是旨在引导人们去分析和思考其基础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康德回应了休谟的怀疑论，并力图将人类认知的有效性建立在纯粹理性的批判或反思之中。这些潜藏的基础的东西，就是先验的主体性的东西。如感性、知性、理性等自身在一定的范围或限度内所能够产生认识的必然性的东西。康德的认识批判路径，首先在于对认知行为自身的要素与方法进行了思考，其次用这一分析来讨论认识客体的意义和知识的有效性。
康德的考察虽然是系统性的，但不是彻底的。而胡塞尔所坚持的先验哲学的道路，需要克服的是认知形成过程中由诸多含混的和不彻底的认识所产生的局限性，无形中就是对近代认识论研究的推进。无论是洛克对于认识基础与范围的考察，还是康德对于认识能力及界限的考察，抑或是胡塞尔对于认识对象与方法的考察，都可以称为认识批判。他们共同的方面都在于对认识的确定性和彻底性的追求。因而，哲学中的认识批判，都是要去克服那些带有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认识。
正如胡塞尔所坚持的，只有经过了严格的现象学的训练，才能够真正弄懂康德哲学的意图。康德的认识论与胡塞尔现象学有密切的关系。胡塞尔认为：“康德偶然地发现了意识中一步一步地形成着的意向性，在意向性中外部的对象性乃是对于进行经验的和进行思想的意识而言的对象性。”[77]康德注意到了事物能够通过显现的无限多样性被知觉，并将此当作我们占有客观世界的一种必然形式。[78]康德也认为，综合就已经属于想象直观的统一，而且是属于每一个内在对象的统一。[79]因而，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的，康德真正重要的东西，“存在于被在直观内部大量具体认出的东西和系统展示的东西中”，并不存在于他的错误理论和不可知论中；康德第一次显露出趋向于有关自然的现象学的倾向，显露出趋向于有关自然的认识论的倾向；康德并没有考虑按照意识现象的本质内容以及诸多种类的意识性之间的关联去研究意识现象中可能揭示出来的综合的诸阶段，但是他第一个看出了这些粗略的结构，是向新的现象学过渡的一个中间环节。[80]
正如舍尔巴茨基所言：“康德认为一切经验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表象及概念都不会是辩证的，这些对象被‘给予’我们，尽管它们包含了多样性的直观，但它们也是由生起性的想象所构造的，所以它们仍然是‘被给予的’。”[81]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康德在概念的被给予与现象的被给予之间至少在术语方面没有做出严格的区分，二者都被笼统地归之于意识的被给予之下。胡塞尔认为，康德的探究虽然“是站在超越论的立场范围内的，但康德并没有认识到超越论还原的方法”。[82]
从胡塞尔对康德的一些哲学理念的继承关系及对其他几位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主要立场所持的肯定态度来看，胡塞尔现象学也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而事实上，因为胡塞尔跟随布伦塔诺学习过很长时间并受益至深，所以康德本就是胡塞尔师承谱系中的哲学家。这条谱系的师生关系为莱布尼茨—沃尔夫—科努岑（Martin Knutzen，1713-1751）—康德—莱因浩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1857-1823）—特伦德伦堡（Friedrich Adolf Trendelenburg，1802-1872）—布伦塔诺”前进到胡塞尔。所以，胡塞尔不仅传承了数学的-自然科学的认识给养，也承接了德国观念论的认识给养。胡塞尔认为，19世纪中叶起自然科学与德国观念论的断裂通过现象学可以打通。胡塞尔说：“有朝一日将会发现，又是现象学有资格并能够重新架起断裂了的桥梁，而且能够占有观念论哲学的伟大精神价值。”[83]
[1]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商务印书馆，第584页。
[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商务印书馆，第3页脚注①。
[3] 参见邓晓芒《康德哲学的当代意义》，《文汇报》2004年2月22日。
[4]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2页。
[5] 参见罗杰·斯克鲁顿《康德》，刘华文译，译林出版社，2013，第27页。
[6]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一版序”第3页。
[7]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21页。这里的“先验”或“先验的”，原文为“transzendentale”，在涉及康德本人的思想概述中使用当今中文研究的通用译名。这一译名对应胡塞尔现象学的当今译名是“超越论的”。后文不再注。
[8]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44～545页。
[9]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3页。
[10]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9、27、22页。
[11]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2页。
[12]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5页。
[13]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1、54、55页。
[14]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4、56页。
[15]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7页。
[16]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34页。
[17]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9页。
[18]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8、59页。
[19]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0页。康德认为概念建立在“机能”之上。即建立在人的某种能力之上。康德说：“而我所谓的机能是指把各种不同的表象在一个共同的表象之下加以整理的行动的统一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3页）所以，康德认识论的整体思路，仍可以看作要为主体的认识能力赋予某些必然性，这仍是洛克思考范围内的运作。
[20]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2～64页。
[21]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35页。
[22]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40～143页。
[23]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45页。
[24]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46页。
[25]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47、151页。
[2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50页。
[2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223页。
[28]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57页。
[29]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54页。
[30]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53页。
[3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65、170、175、191、194～195页。
[3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97页。
[33]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261页。
[34]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262、275页。
[35]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8、269页。
[36]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276、283页。
[37]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288、347、287、505页。
[38]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456页。
[39]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455页。
[40]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456页。
[41]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457～459页。
[4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498、505页。
[4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18～19页。
[44]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51页。
[45]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52页。
[46]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57～558页。
[47]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63～564页。
[48]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65～566页。
[49]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66～567页。
[50]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60页。
[51]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70页。
[52]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70～571页。
[53]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74页。
[5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78页。
[55]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89页。
[56]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90页。
[57]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90、594页。
[5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91页。
[59]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97页。
[6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00页。
[61]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01页。
[6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02页。
[63]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02～603页。
[64]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06页。
[65]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07～608页。
[66]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08～609页。
[67]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12页。
[68]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13页。
[69]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15页。
[70]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23页。
[71]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30页。
[72]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30、631、632、635、638页。
[73]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584页。
[74]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第642～644页。
[75] 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史的关系（1917年）》，载《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倪梁康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页。
[76] 耿宁：《胡塞尔与康德向超越论主体性的回返》，王庆节译，载《心的现象》，商务印书馆，2012，第1～2页。
[77] 胡塞尔：《第一哲学》上卷，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535页。
[78] 参见胡塞尔《第一哲学》上卷，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535页。
[79] 参见胡塞尔《第一哲学》上卷，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535页。
[80] 参见胡塞尔《第一哲学》上卷，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536页。
[81] 舍尔巴茨基：《佛教逻辑》，宋立道、舒晓炜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580页。
[82] 耿宁：《胡塞尔与康德向超越论主体性的回返》，王庆节译，载《心的现象》，商务印书馆，2012，第39页。
[83] 胡塞尔：《第一哲学》上卷，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