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纯粹理性批判的认识奠基

在休谟那里，不能为人类经验到的那些原理是不可靠的，因而没有合法性。休谟的经验论颠覆了近代自然科学探索道路上知识的确定性信念，因而也颠覆了依照科学而建立的形而上学。这使得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都受到了强烈冲击，康德为了应对休谟问题而重新思考了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一 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

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在于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表明：经验和理性都不能独立地提供知识，经验提供没有形式的内容，理性则提供没有内容的形式，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知识。[5]前者的终结形式是独断论，后者的终结形式是怀疑论。为了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带来的问题，纯粹理性批判要对理性本身的运用范围和权限做出估计，在这一理性的审查中，批判的主体是纯粹理性自身，执行的是“自我认识的任务”。[6]在纯粹理性的法庭内，通过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最终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

也可以说，《纯粹理性批判》的出发点就是要摆脱认识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科学与形而上学的信念的丧失，重新寻找认识中的确定性。这一初衷是由休谟的怀疑论对知识的确定性造成的伤害导致的。因为一旦知识的确定性受到了伤害，统一性的理念自然就被瓦解了，统一的社会秩序也就无法建立了，其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康德找到了先天综合判断，通过论述先天综合判断来说明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

二 先验哲学的思路

纯粹理性批判（先验哲学）总体上由两部分论述构成：先验要素与先验方法（要素与方法）。这是参照某种一般体系之构成的普遍观点来划分的。[7]康德在明确的和不明确的两个方面使用经验概念，不明确的含义中经验就意味着日常的认识，在明确的用法中康德把经验视为感性经验。通常，在一般的经验常识中，如果希望有效地达成目的，总的考虑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要素，另一个是方法，二者缺一不可，方法加之于要素，才会实现目的。由于经验认识自身不能自己赋予自己以普遍必然性，与之相关的这种必然性已经被休谟颠覆了。为了说明认识中的普遍必然性，必须寻找经验（认识）中出现的必然性的“根源”。这一“根源”就是“先验”之物。于是，将超越出经验认识的“先验”（先天的确定性）“加之于”认识，才能说明认识的普遍必然性。按照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思路，纯粹理性批判整体上的两部分就是将普通经验中的要素和方法上升为先验要素和先验方法以奠定形而上学和认识的基础。

1.先验要素论

先验要素由三部分构成：先验感性要素、先验逻辑要素、先验理想。

第一部分：感性要素

感性要素因其是先天的纯直观而成为先验要素。康德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直观开始，从那里进到概念，而以理念结束”，这三个要素方面都有先天的认识来源。[8]所以，在要素方面，首先讨论的是感性要素。由于经验无法给自己的判断提供严格的普遍性，但为了说明某一判断的普遍必然性，只能追溯到人的先天认识能力这一知识来源上。[9]所以，先验要素论的第一部分就是关于感性能力的论述，即先验感性学，它是探讨感性这一认识能力的先天原则的科学。某一知识是关于对象的先天可能的认识方式的，就是先验的，再者，纯粹直观作为感性形式（时间和空间）先天地存在于内心中，感性包含“那些构成对象由以被给予我们的条件的先天表象”。[10]所以，对“感性”的分析理所当然就是“先验感性论”。这一分析的核心点是“先验”的先天必然性支撑认识的可能性和判断的必然性。先验的感性要素就是先天的纯直观或纯形式，即时间与空间。

第二部分：先验逻辑

先天地与经验对象发生关系以形成认识的东西就是先验逻辑。感性要素是认识的先天来源之一，但只有感性要素还远远不够，要形成知识，必然还需要逻各斯的能力，用逻各斯来形成概念，对概念进行处理。康德把一般感性规则的科学称为感性论，一般知性规则的科学称为逻辑。[11]相应地，用来“完全先天地思维对象”的关于纯粹知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科学，就是先验逻辑。[12]简言之，这之中的概念先天地与经验对象发生关系，它涉及的是知识的先天可能性或知识的先天运用，它只包含对一个对象的纯思维的规则，且排除了感官对象，它所获得的知识不能归之于对象；它不以对象的现实在场为前提，是不抽掉“知识的全部内容”的逻辑。[13]

先验逻辑为什么分为分析论和辩证论？

康德认为，普遍逻辑抽调一切知识与客体的关系而只考察知识的相互关系（一般思维形式），但是，如果将真理视为知识与其对象的一致，那么，如果这个知识适用于其他对象，那么对于那个对象而言这个知识就是错误的，因为与其对象不一致了，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真理就需要演变为与对象无关的或抽调内容的知识。[14]这就又产生了新的矛盾。通过这个新的矛盾可以发现，虽然知识在形式上自身不矛盾，但用之于对象时却可能与对象相矛盾。[15]这即意味着，形式上的真理无法必然通达于内容上的真理。因此，关于普遍逻辑的分析就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形式的分析，另一个是形式用之于内容所产生的情形的分析。前者就是分析论；后者在将普遍逻辑或形式逻辑视为工具用之于内容的考量时，就是辩证论。相应地，关于纯粹知性之诸要素和诸原则的考察，就是先验分析论，是真理的逻辑，它考虑的是概念的获取方式或概念的先天可能性，是概念运用于现象的原理。这都是一些先天的法规，是纯粹的运用。当理性试图先天地对对象有所断定，并把知识扩展到超出可能经验的界限时[16]，或纯粹知性的概念及其原理用之于经验性的对象或质料时，就是辩证的。[17]这就从先验分析论推进到了先验辩证论。“辩证的”在康德那里的含义就是形式逻辑作为工具论时产生的“幻相的逻辑”，先验辩证论就是对这种幻相逻辑的批判，目的是揭露它们的无根据的不合适的僭越。[18]

先验分析论为什么包含概念分析论和原理分析两部分？

先验分析论旨在把我们全部先天知识分解为“纯粹知性知识的诸要素”，即基本概念。这些概念不是经验性的或感性的概念，而是属于思维和知性的纯粹概念，是要素（元素性的）概念，剔除了由这些基本概念复合出来的概念，并且包含一个完备的基础概念表。[19]这个概念表即范畴表。概念用之于现象形成的就是相关的原理。所以，先验分析论包含概念分析和原理分析两部分。

概念分析论是发现纯粹知性概念的过程。知性概念是循着一个线索被发现的。人类的知识是借助概念的知识，是推理性的知识，所以，概念只能用来做出判断。概念与对象的表象而不是与对象发生关系，所以，判断就是一个对象的间接知识，也就是对表象的表象。所以，判断中包含着适用于表象的诸多概念。康德又推论到“一切判断都是我们诸表象中的统一性机能”。因此，把“统一性机能”完备地描述出来，就等于找到了知性的机能。[20]所以，范畴表就从判断的类型表中被发现了出来。这些范畴是“纯综合”获得的。

原理分析论对于判断力是一种法规，它指导知性概念运用于现象之上，即把事物归摄到规则之下。[21]这里的第一部分是对感性条件的图型法的讨论，第二部分讨论基于感性条件的纯粹知性的诸原理。图型就其本身而言是想象力的产物，如三角形、五角形、数概念。这些东西只能实存于观念中。图型有量的图型、实体的图型、因果图型或相继图型、协同性的图型、可能性的图型、现实性的图型、必然性的图型。由此而导出的知性的图型法就是先验综合，它是“内感官机能的那种统觉的统一”。通过图型法，获得了量的图型、质的图型、关系的图型、模态及其诸范畴的图型。[22]范畴离开图型就只是知性对概念的机能，不表象任何对象，感性通过限制知性，使知性实现出来。[23]

纯粹知性的诸原理只是与范畴相关的诸原理。[24]在纯粹知性知识的诸原理中，矛盾原理是分析判断的至上原理；综合判断的最高原则是“每个对象都服从在可能经验中直观杂多的综合统一的必要条件”。[25]也即是说：“这就是那些在现象的综合中的统一性的普遍规则，它们的客观实在性，作为必然的条件，任何时候都可以在经验中、甚至在经验的可能性中指出来。”[26]此部分最终的结论为：“知性先天可以做到的无非只是对一般可能经验的形式作出预测，由于凡不是现象的东西都不能是经验的对象，知性就永远不能跨过感性的限制，只有在感性中对象才能被给予我们。”[27]由此，在知觉的预测中，现象中的实在的东西作为感觉的一个对象具有内包的量。[28]这些纯粹知性的先天原理不是从概念中抽取出来的，而是从纯粹直观中抽引出来的，所以，第一原则就是直观的公理，它表明一切直观都是外延的量。[29]这两条原理都是一种直觉的确定性，是数学性的原理；另外两条是推论的确定性，是力学性的原理。[30]另两条原则是关于经验的类比和一般经验性思维的公设。经验类比的原则是经验只有通过对知觉做某种必然连接的表象才是可能的，其第一类比是实体的持存性原理，第二类比是按照因果律的时间相继的原理，第三类比是按照交互作用或协同性的法则同时并存的原理，这三种类比依据的是时间的持续性、相继性、同时性这三种样态。[31]一般经验性思维的公设形成的是模态范畴，依次是：“凡是（按照直观和按照概念）与经验的形式条件相一致的，就是可能的；凡是与经验的（感觉的）质料条件相关的，就是现实的；凡是其与现实东西的关联是按照经验的普遍条件而得到规定的，就是（在实存上）必然的。”[32]

先验逻辑的第二部分先验辩证论是对幻相逻辑的批判。先验辩证论在于“揭示超验判断的幻相，同时防止我们被它所欺骗”，但它并不能消除这种幻相，因为我们把主观原理偷换成了客观原理，从而造成一种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幻觉，这也是纯粹理性自然拥有的和不可避免的，它是依附于人类理性身上的，所以，纯粹理性就是先验幻相的驻地。[33]理性就是提供出先天知识的诸原则的能力，因为它关乎原则的运用，通过概念在普遍中认识特殊的知识；而出自诸纯粹概念（Notio）的超出经验可能性的概念，就是理性概念。[34]纯粹理性就是含有完全先天地认识某物的诸原则的理性，即先验理念。[35]因而，它是总体性的东西，是无条件的东西，包括“一个主体中定言综合的无条件者”“一个序列中假言综合的无条件者”“一个系统中选言综合的无条件者”；它的体系包含三个方面：以思维主体为对象的灵魂学说，以现象全体作为对象的先验世界学，以最高或最终的存在条件为对象的先验神学。[36]依次地，这个体系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先验理念的谬误推理，因为它拥有一个在形式上做出虚假推论的先验的根据，是就我们思维的主体理念而言的片面的幻相；这个体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二律背反，其“按照与假言的三段论推理的类比而把现象中诸客观条件的无条件的统一当作自己的内容”而导致的矛盾；这个体系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纯粹理性的理想，是从思维诸条件的总体性推论到“一般物的可能性的一切条件的绝对的综合统一性”，它是单纯的完美无缺的理想，它的客观实在性虽不能以理性的单纯思辨方式来证明，也不能以这种方式被反驳，这就是先验神学，它通过检查与自己不一致的理性而证明了自己的不可或缺性，如果有道德神学的话，就可以填充这种空缺。[37]

第三部分：理念要素

理念可以从先验理念（关于前述三类无条件者的概念）或纯粹理性这个系统的第三个方面被认识到。这部分没有独立出来，是作为前述的第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的，其构架上虽然作为先验逻辑的部分，但从感性要素、先验逻辑要素、理念要素这一思路上而言，仍然有相对独立的必要性意义。

理念要素，无法找到它能够具体表现出来的经验，它拥有着任何经验性的认识都达不到的完备性，比理念更高的是“理想”，它“不单纯是具体的、而且是个体的理念，即作为一种个别之物、唯有通过理念才能规定或才被完全规定之物的理念”。[38]这是出于“关于绝对必然的存在者的研究来开始我们的新知识”这一目的而要开展的探索工作，所以，康德在论述二律背反之后新开一章论述了纯粹理性的理想。[39]人类的理性包含理念和理想，这些理想具有实践方面的调节性，并为行为（行动）的完善性的可能提供根据。[40]又由于“理性以其理想所要达到的则是按照先天规则所作的通盘规定”，所以，首要的理想就是先验的理想（Prototypon），或者说，这就是一种“先验的预设”，因为在这样一种理性的思考中，把“一切谓词的总和”这种全部可能性预设为先天的条件，这就使得“每一物表现得如同是从其在那个全部可能性中所拥有的份额里推导出自己特有的可能性一样”，这样一种总和“把自己纯化为一个先天得到通盘固定的概念”，所以必须被称为纯粹理性的一个理想。[41]而最高的理念就是上帝或神，它是至上的原因或最高的原因。相应地，从纯粹理性而来的借助于纯然先验的概念来设想它的对象的神学就是先验神学，“必然性、无限性、统一性、在世界之外的（不是作为世界灵魂的）存有、没有时间条件的永恒性、没有空间条件的全在、全能等等，这都是些纯然先验的谓词，因此它们的被纯化出来的概念，作为每一种神学如此必不可少的概念，都只能从先验神学中抽引出来”。[42]

2.先验方法论

如果说纯粹理性或先验哲学要形成的是一个完备的系统，那么，先验方法论就是对这个系统的诸形式条件的规定。通过这些方法，有助于再一次理解纯粹理性的诸要素和诸形式上的条件。先验方法论共有四部分。

第一部分：纯粹理性的训练

康德认为，纯粹理性这样一个系统，首要的任务是确立自身的正当性。这就必然要防止错误的出现。并且，先验的批判作为一种研究，本身的首要目的也在于校正知识。康德强调：先验的批判作为纯粹理性的批判“只是用来澄清我们的理性，并使它避免犯错误”。[43]因此，先验方法的第一个方面就是防止错误，这个方法被康德视为“纯粹理性的训练”。换言之，这里的训练就是限制并最终清除偏离规则的倾向的那种强制。[44]在没有经验直观和纯粹直观的情形下，理性就需要“训练”来抑制它超越相应界限的放纵，所以，它也是一个预警和自检系统，它针对的是认识方法而不是内容。[45]

第一个训练是在独断运用中的训练。它意味着哲学的构造不能够模仿其他科学的方法，因为通过概念的构造不能做出直觉的判断，只能做推论性的判断，先验命题“只能按照概念来先天地给予”。[46]相应地，哲学的概念旨在阐明，终归必须知道“什么是我本来想要思考的”，哲学的定义作为准确的清晰性，往往是哲学工作的结束。[47]又由于“哲学只是按照概念的理性知识”，所以，它的任何原理都不是公理，它不能像数学那样通过把“对象的诸谓词”先天地结合起来而提出公理，“数学的可能性也必须在先验哲学中被指出来”，所以，哲学的命题不是一目了然的，它没有任何公理。[48]由于推论性的先天概念不能产生直观的确定性或自明性，所以，哲学无法模仿数学的演证，它只是一种讨论的证明，而不是像数学那样从概念的构造中引出自己的知识。[49]因此，如果独断地认为数学的方法可以在量的领域之外获得成功[50]，那么，就不能真正有助于形而上学的科学化构建，因为它偏离了纯粹理性应有的规则。实际上，理论的模仿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穷途末路”式的独断。所以，在独断运用中的训练意味着纯粹理性不能借助或模仿已有的科学知识以完成自己的认识，这不是正向的方法，而是负向的方法。

第二个训练是纯粹理性在其论争上的运用的训练。针对关于纯粹理性各种命题的“独断论地否定”，而为这些命题所做的辩护，就是纯粹理性在其论争上的训练。[51]虽然纯粹理性的批判不能以任何禁令破坏批判的自由，但其自身也出现了二律背反，这会引起人们对纯粹理性的主张的怀疑，但是，通过先验批判，这些自相矛盾的冲突被澄清了，自相矛盾是由误解造成的，因为人们按照偏见把现象视为自在之物本身。[52]有时候，由于人们混淆了真正的事实（Sache）和说法（Ton），从而导致了争执[53]，所以，在论争中，纯粹理性的批判在于揭示本不该有的矛盾，消除界限不清造成的谬误。它在纯粹理性的一切争执“直接指向客体时不被卷入其中，而是被确立起来，以按照理性最初所指示的那些原理来规定和评判理性的一般权限”。[54]第二个训练在于提示矛盾以清除谬误，仍是负向的方法。

第三个是纯粹理性在假设上的训练。想象力的严格构想所预先完全确定的东西就是对象本身的可能性，为了对象本身的现实性求助于意见，这种与作为解释之根据的确定东西相联结的意见，就是假设。[55]通过纯粹理性的考察发现，假设是在经验中遇到的，所以，它不能按照知性范畴并根据无法指出的性状而“本原地臆想出某种唯一的对象”，因为这样会使理性“基于悬空的幻影而不是事实的概念”。[56]因此，不能根据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来进行某种解释。简言之，理性只能把可能经验的条件作为事物可能性的条件来运用，但不能独立于这些条件而自己制造条件。[57]康德认为，“假设的原则将只是用来满足理性，而不是用来促进知性在对象上的运用”，“假设在纯粹理性的领域内只容许作为作战武器，不是为了在这上面建立一种权利，而只是为了捍卫这种权利”。[58]所以，对假设的考察又一次体现了纯粹理性的主张。第三个训练在于说明借用的东西只是用来满足理性自身的认识需求，并不能真正揭示对象的认识。这仍然是负向的方法。

第四个是纯粹理性在其证明上的训练。先验证明有三个特点或规则。第一个特点或规则是：“在先天综合知识的一切证明中”，“理性在它们那里不可借助于其概念而直接转向对象，而是必须预先说明这些概念的客观有效性和对它们进行先天综合的可能性”。这是涉及证明本身的本质和可能性的一个必要的谨慎规则。[59]这个规则也即意味着：“在对于我们将从何处取得我们打算将先验证明建立于其上的那些原理、以及有什么权利能期待它们有好的推论结果都预先考虑好了，并且说明了在那种情况下这样做的理由之前，不要尝试任何先验的证明。”[60]第二个特点是：“对每个先验的命题只可能找到一个唯一的证明。”因为从直观出发，提供了种种综合命题的杂多材料，所以，这些材料能够以不止一种方式联结，因此，能够以不同的道路达到同一个命题，而先验原理从一个概念出发，所以只能有一个唯一的证明根据。[61]第三个特点或规则是：“它的证明必须永远都不是反证法的，而任何时候都必须是明示的。”[62]直接的明示的证明，不仅与对真理的确信结合在一起，也与对真理的洞见结合在一起，它同时带来的是可理解性，而反证法，只能带来确定性，却不能带来可理解性，反证法在强行将主观加之于客观的东西时，才有作用。[63]可以说，纯粹理性自身能够为自身提供根据或直接的说明，而反证法却不能。第四个训练在于说明先验证明是预包的、唯一的、明示的，而不是反证法的，先验认识是发展出来的，而不是推论出来的。这是既有正向的方法，也有负向的方法。

纯粹理性的四个训练在于通过对纯粹理性在不同场合中的运用，以批判性的例子澄清自身的形式条件。

第二部分：纯粹理性的法规

康德将法规视为“某些一般认识能力的正确运用的先天原理的总和”。纯粹理性的训练相对于法规而言构成消极的用处，而它的法规是积极的用处。在积极的方面，对纯粹理性的误解虽引起了种种谬误，事实上却构成理性努力的目标。但这个法规的运用不是关于思辨运用的，而是关于实践运用的。[64]理性的先验运用中的思辨，最后导致的终极意图涉及三个对象：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针对这三个对象，分别有三个命题：第一个，意志的自由“只能与我们意愿的理知原因有关”，即意志自由是建立在意愿的先验根据之上的；第二个，灵魂的不朽不能用来作为解释此生现象的根据，也不能以此期望来世的情形；第三个，从最高的存在不能推出任何一种特殊的部署和秩序。这三个命题都意味着不能“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从完全超出我们的一切知识之上的东西中推导出来”。[65]所以，这三个命题对于知识来说是根本不必要的，它的重要性只涉及实践。因而康德进一步认为，“一切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都是实践的”，但如果施行自由的条件是经验性的，那么理性就只能有一种调节性的作用，提供自由行为的实用规律，以达到感官向我们推荐的那些目的，绝不能提供完全先天规定的纯粹规律。[66]纯粹理性运用的法规涉及上帝和来世两个问题，与此相关的知识可以起到对实践的调节作用。这也就意味着纯粹理性的运用必然包含着最终目的，而这个目的的根据就是至善理想。这个目的也是从实践的理论问题中推出的，因为在康德看来，“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个问题中，希望是指向幸福的，它作为实践和道德律方面的本质，推出的是“某物应当发生”，就像知识及自然律作为事物认识方面的本质推出的是“因为某物发生”一样。[67]道德律“只一般地考察一个理性存在者的自由”，考察在道德律之下与“幸福的原则性分配”相一致的自由的那些必要条件，所以，有可能被先天地认识，因此，纯粹理性在道德运用中包含经验可能性的原则。[68]然而，“获得幸福的希望与使自己配得幸福的不懈努力之间的必然连结”不能通过理性来认识，只有“把一个依照道德律发布命令的最高理性同时又作为自然的原因而置于基础的位置上时，才可以有希望”，这样一种理智的理念就是至善的理想，所以，纯粹理性只能在这个最高的理想中找到派生善的要素在实践上必然连接的根据，也就是道德世界的根据。[69]这也是纯粹主观上的东西在客观实践上之所以成为根据的原理。由此相应地，根据主观与客观的充分性程度（主观上的充分叫作确信，客观上的充分叫作确定性），康德在判断的主观有效性与确信的关系中区分了三个层次：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视其为真的，但都是不充分的，是意见；主观上充分，客观上不充分的，就是信念；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充分的，就是知识。[70]

在上述考察中获得的仍然是对纯粹理性之完备体系的形式条件的认识。这个规定不是直接揭示出来的，而是在实践运用的法规中揭示出来的。所以，纯粹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所体现的调节作用，也是理解和明了纯粹理性的体系、形式的有益方法。

第三部分：纯粹理性的建筑术

纯粹理性批判或先验批判作为科学必然是一个系统，因为科学必须是系统性的知识或学说。如果纯粹理性是一个完备系统，建筑术就是关于如何构建这个系统的技艺。这个完备的系统是从图型开始生长出来的。[71]

这个建筑术在以下步骤中有所体现。第一，作为一个科学系统，我们是从自然统一性出发而认识到“理性中存在根据”这样一种理念的，且据此以规定科学。第二，在这个理念的指引下，收集了许多知识作为建筑材料，在组合这些材料后形成清晰的理念，并由此从建筑术上构想一个整体，有时是一个模糊的整体。第三，把一切知识的建筑术从纯粹理性中构想出来，从知识的普遍根基之一理性（另一条是经验性）这样一种高级能力出发，构想知识，形成“出自于原则的知识”，并区别于“出自于事实的历史的知识”。第四，在高级的认识能力中，要形成知识，必须先形成概念，相应地，哲学知识从概念而来，数学知识从概念的构造而来。第五，由于“一切哲学要么是由纯粹理性而来的知识，要么是由经验性原则而来的理性知识”，所以，分别称之为纯粹哲学和经验性哲学，前者在“一切纯粹先天知识方面检查理性的能力”方面形成批判，要么是“出自纯粹理性并系统关联起来的全部（真实的和虚假的）哲学知识”，这是纯粹理性的（科学的）系统，也就是形而上学，相应地，在纯粹理性的思辨运用方面形成的是自然形而上学，在实践运用方面形成的是道德形而上学。第六，从起源的完全不同的质性和差异性出发来考虑问题，就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四个部分：只考察知性和理性本身的本体论，考察被给予对象总和之自然的自然之学（合理的物理学和合理的心理学），以内部联结为自己对象的合理的宇宙论，以外部联结为自己对象的合理的神学。[72]

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体现了哲学或形而上学必须有一个系统化的努力方向，而这种系统化的努力是纯粹理性自身在其图型的生长模式上就已经体现出来的。形而上学的这个系统的构建，也是对纯粹理性这个完备系统的形式条件的规定的方法例示。

第四部分：纯粹理性的历史

康德认为，人类理性从幼年的独断论，走向青年时期的怀疑论，再发展为成熟时期的批判论。[73]对批判论的强调就在于指出纯粹理性或先验哲学在概念和原理系统中对理性能力的考察与前两种哲学相比更为彻底，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纯粹理性的历史包含三个方面的回顾：第一，一切理性知识在对象方面的感觉论和智性论，前者坚持感官对象才有的现实性，后者坚持知性的现实性；第二，在纯粹理性知识的起源方面有经验论和理性论，前者以亚里士多德、洛茨为代表，后者以柏拉图、莱布尼茨为代表；第三，在方法方面有自然主义的方法和科学性的方法，前者以感性的观察削弱了演证，后者则要么是怀疑论地操作，要么是独断论地操作。[74]

先验方法论的这四部分涉及不同功能：训练是划界的方法，在界限划定之后，法规就只能是与展现纯粹理性的调节性有关的方法，建筑术是构建形而上学系统的方法，纯粹理性的历史是从观念史上理解先验批判的方法。这些方法整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划界的方法，包括纯粹理性的训练和历史；另一类是构建系统的方法，包括纯粹理性的法规和建筑术。以方法组合诸要素形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