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各民族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这包括民族历史、民族生存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地理概况等。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云南特有的民族文化环境。云南回族的历史发展是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分布格局的历史基础，明清时期相对开明的民族宗教政策是回族文学家参加科举考试及从事文学创作的有力保障，云南地区富裕的经济条件和丰富的教育资源是回族文学家成长的物质条件和坚实基础，这也正是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 明清云南回族的历史发展

云南回族的历史从元代开始。据《元史·世祖本纪》和《元世祖平云南碑》记载，1253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军南下平定大理国，这是回族人入居云南的开端。此后70余年间，回族军人被派驻云南10余次，每次人口数以万计，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2]，并入社而编，聚族而居。还有一些回族上层人物，如赛典赤·赡思丁、纳速拉丁等被派往云南。这些人与当地的汉族、蒙古族、白族、彝族交往，繁衍子孙。元朝统治者对色目人高度重视和重用，回族人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优越的政治地位，广泛而深入的民族文化交融，使不少回族人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能用汉语写作，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明清云南回族文学繁荣的基础。

明清两代内地的回族人继续大批进入云南，并最终留在永昌、丽江、元江、曲靖等要塞之地。1381年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30万大军征讨盘踞云南的残元势力。云南平定后，沐英被委派治理云南，随其入滇的大批江南回族落籍云南，《云南机务抄黄》载洪武十七年三月初三，朱元璋发到云南的命令说：“各卫所上紧屯种，尽问军每，若是有粮，便差内官送将家小来。”[3]军队中的回族家属遍布各地，如滇南玉溪地区的回族就是明代军屯回族的后裔，据《续修玉溪县志》记载：“明沐英入滇，兵临我邑，土著夷民散居四隅，外来官兵分布五区聚屯而耕。”[4]明中期又有一批西北和江南的回族将士被遣调入云南参加“三征麓川”。据《明史·沐英传》记载，1399年“思伦发死，诸蛮分据其地，晟讨平之。以其地为三府、二州、五长官司。又于怒江之西，置屯卫千户所戍之，麓川遂定”[5]。平定思氏土司的叛乱后，又屯江南回、汉士兵于滇西各地，加强戒备。随征回族士兵以军屯形式落籍于云南的很多，并且其家小也随后迁来，落籍于全滇各地。今大理、漾濞、保山等地，都有回族聚居区或居民点。此后，明廷继续扩大屯田规模，只要有卫所的地方都有军屯田。又有大批陕甘、江南回族将士陆续入云南屯垦，历经几代发展成为农民、城镇居民及小手工业者，成为明代入滇回族的一个主要部分。

明代随征回族军士多留戍在永昌、丽江、寻甸等卫所，这些地方是交通厄塞，对镇守云南十分重要。顾祖禹云：“云南山川形势，东以曲靖为关，以沾益为蔽；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为蔽；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北以鹤庆为关，以丽江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处有三：东南八百、老挝、交趾诸夷，以元江、临安为锁钥；西南缅甸诸夷，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胜为厄塞。识此三要，足以筹云南矣。”[6]这些地方经历代统治者的经营建设，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及多民族错杂而居的社会特点，吸引了回族人依族而居，而成为云南回族的主要聚居地。以寻甸和腾冲为例，明时寻甸府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回族人，据明人王尚修《寻甸府志》记载：“色目人头戴白布小帽，不裹巾，身穿白布短衣……多娶同姓，诵经以杀牲为斋，埋葬以剥衣为净，无棺以送亲，无祭以享亲……”[7]这段话说明寻甸府下辖居民种类各异，其中就有很多回族人。腾冲多朱姓和明姓的回族人，据《腾冲明·朱姓族谱》记载：“追其明氏之源者，世系到滕之始祖都指挥讳明恭，原籍南京应天府七溪县人氏也，即今之江苏省江宁县，于洪武三年奉调南征，攻平缅甸后驻守边疆。”[8]《腾冲马氏家谱》也指出其先祖是江南金陵人氏，洪武时奉上调随至腾居守。

此外，云南北距吐蕃，拥有西南丝绸古道的交通便利，发挥着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迁徙融合的国际交通枢纽的功能。这条通道“以滇池为枢纽，北通邛都、笮都至蜀，以抵于秦；东通夜郎，牂牁、至巴，以联于楚；西通昆明、巂唐，经掸人地，以至于身毒；又自蜀经僰道、滇池而南，从句町、进桑入交趾之通道亦甚早”[9]。对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入明以后西域一带的穆斯林沿滇南丝绸古道继续进入云南，并很快融入当地众多民族之中，正如李佩伦所云：“回族文化基本就是世界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双向交流、渗透过程中逐渐形成的。”[10]

在长期的共存与交往中，回族与汉族及其他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开发云南，形成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各民族又保留自己独特文化的格局。昆明是云南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自明代以来就是汉族与一些少数民族的共同居住地。昆明府文化中既有汉文化因素，又有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寻甸府是元明时期较大的一个回族聚居地：“本府管下民，种类不一，有汉人，有僰人，有色目人，有黑，有白，有乾。”[11]这些种类不一、民族不同的人杂居一处，劳作生息，构成了这里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如明代著名回族诗人马上捷就是寻甸人，著有《拾芥轩集》等，文名享誉当地。再如建水县的周边生活着傣族、哈尼族、彝族、回族等许多民族，建水自明代以后汉文化盛极一时，建水孔庙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祭祀活动最隆重的孔庙之一。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具有其所属的原始族群的古代文化因子，也有诸种外来文化的因素。云南回族文化便是在云南特有的地理空间和历史时序的交织中逐渐形成的，这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促进了明代云南回族文学的发展。

清代云南回族分布全省各地，康熙、雍正及乾隆时期，清廷为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曾从河北、山东、四川等省征调一批回族士兵随回族将领哈元生、冶大雄等驻防滇东北地区，同当地回族合为一体，回族村寨遍及“三迤”。昭通、大理、保山、建水、开元等地都有众多回族聚居区，康熙《蒙化府志》云：“入里甲，有差徭，凡所居，皆建寺聚族礼拜。”[12]概括了当时散居在云南各地的回族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状况，他们依然坚持伊斯兰习俗，依寺聚族而居。

总之，从元至明清，云南回族人口逐渐增长，广泛分散在云南各地，并小聚居于昆明、大理、保山、寻甸、丽江等地，与多民族交错而居，进一步发展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地域分布格局。这些地方以其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因素孕育了许多优秀的回族人才，经过长时间的汉文化学习，不少人在诗文创作方面卓有成就、著述颇丰，涌现出了大批名扬滇云的文学家，如明代的马继龙、孙继鲁、闪继迪、萨天璟、马上捷，清代的孙鹏、马汝为、马之龙、沙琛等。

二 明清云南回族的教育与科举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邻异邦，元朝以前，一直偏立一隅，长期闭塞自守，文化发展程度相对落后。《赛典赤·赡思丁传》云：“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粳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13]黔国公沐英四世孙沐璘的《滇南即事》一诗反映了500多年前昆明社会的风俗：“漫说滇南俗，人民半杂夷。管弦春社早，灯火夜街迟。问岁占鸡骨，禳凶痉虎皮。车巡历处，时听语侏离。”[14]这种落后的局面在赛典赤父子主持云南行政之后得到明显的改善。“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15]其后忽辛出任云南行省右丞，又在全省“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16]。经过他们的倡导和努力，云南各族文化教育事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之下，云南各地的回族人开始重视学习汉语和汉文，逐步开始接受儒家文化教育。

明代统治者继续加强对云南各民族的汉化教育，这是云南回族文学崛起的重要契机。据张《云南机务抄黄》记载，1382年明军初定云南，朱元璋即令在云南的“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官，教养子弟，使知礼义，以美风俗”[17]。为化导民俗，达到统治目的，明王朝遍设府、州及县学，广置学官和教授。“国朝洪武初年，西平侯沐英建云南儒学。”[18]永乐十年（1412年），明王朝在云南武定、寻甸等府设立学校，明太宗对臣子强调在边疆兴教办学的重要意义时说：“学校，风化所系。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特在上之人作兴之耳。”[19]可见统治者重视学校教育对边民的化成导引。1504年朝廷又下令全国：“各州府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读书。”[20]在明王朝大力倡导学校教育政策的激励之下，全省各个地方相继建立起庙学、府学、社学等教育机构。首府云南府是云南回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地区，这里的庙学在五华山右，它历经200多年的修建、扩建，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成为全省最宏伟的学堂。其他回族聚集区也建有庙学，如永昌府庙学建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曲靖府庙学建于洪武十七年，姚安府庙学建于永乐元年（1403年）。还有一些府、州、县也建有数量不等的社学，进入各级学校学习的不限于汉族子弟，回、白、彝等族子弟入学者数量颇多。如回族军屯之地的武定府，“子弟五七年间，有入附云南府学者，有入昆阳州学者。父兄耳闻目击，皆有愿教子弟之心，其子弟皆有愿学之志行”[21]。渐被文教的回族子弟中，一部分人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

清代前中期，云南回族在文化教育方面，无论是世俗文化还是宗教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回族人集中的府、州、县、村已具备较好的文化基础。如太和县清代所建书院数量是几个回族聚居地中最多的，主要有波罗书院、敷文书院、迤西书院、西云书院等。赵州有凤鸣书院、龙翔书院，寻甸军民府有凤梧书院，楚雄府有卢云书院、凤山书院，云南府有育村书院、文昌书院。各地还建有很多义学、府学。如赵州府义学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由陈士昂捐设，云南府义学在城南门外新城铺崇善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由张毓碧捐设，雍正十三年（1735年）重修。咸丰《邓川州志》云：“回民……元时蔓延入滇，所至辄相亲守……资生每仗骡马利，于武庠，亦知读书，然不能永业也。服食婚丧，坚持其俗可不易。”[22]这句话概括了当时居住在云南各地回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状况。回族中的地主阶级跻身当时政权机构为官者，数量也是比较多的。有的通过“武庠”充当武官，有的通过读书科考而进入仕途。再加上“各种经、史、子、集和地方志编撰蜂起，明清两代收入《云南丛刊》相当多，仅收入的初编、二编即达200多种，1400多卷，志书250多种，其多数是在清代编纂的”[23]，丰富的书籍资源为回族文学家走习文应举之路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对提高回族文学家的文学水平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自元代起，官方就大力促进回族子弟进入学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科举考试。1314年全国举行会试，规定云南行省的名额为5人，其中蒙古人2名，色目人2名，汉人1名，说明在科举考试中色目人子弟享有诸多优待。在优待政策激励之下，色目子弟纷纷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

到了明清两代开科取士之风盛行，加入科考行列的回族人士更多。根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迨今渐被华风，服食语言，多变其旧，亦皆尚诗书，习礼节，渐与中州齿矣。民德归厚，岂其然乎？士大夫多才能。”[24]“金齿久无学，士风萎靡。正统间始建学，选卫子弟之秀者而立师以教之，于是士风渐振，以读书自励而举于乡试者，科不乏人。”[25]这些话虽旨在赞颂明朝统治者在云南对各民族推行汉化教育的成功，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包括回族在内的各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发展的情况。据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统计，明代云南共有文进士241人，清代有文进士618人，约占全国总数的5.4%[26]。其中，回族文进士27人[27]，居全国回族文进士之首。明清两代一些回族子弟积极参加科举应试，孙继鲁是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闪仲俨是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马汝为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萨纶锡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进士，他们都是著名的回族文学家。

综上所述，明清两朝在云南大力推行科举，对云南回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是有促进作用的。这种作用的具体表现可以借用祝尚书先生的这段话来概括：“就外部效应论，科举虽带有极强的功利导向，但同时也带动了全社会的读书热，造就了庞大的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文人队伍，对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训练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如用韵、对仗、谋篇布局等）和艺术审美能力，最终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此应当充分肯定。”[28]

三 明清云南回族的经济状况

经济因素是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影响文学活动最根本和最长远的因素。明清时期云南一些州府发达的经济不仅为回族文学家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为回族文学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

就云南回族文学家的分布来看，文学家主要集中在经济富裕的云南府、永昌府、大理府一带。这些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在云南都处于领先地位。如首府云南府“田无旱涝，米不传输，山泽之利，取之无禁，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方乐土未必胜此也”[29]；大理府“民输赋，如竞市，不待催科”，“谚曰：金临安，银大理”[30]；楚雄府“气候温热，土地肥沃，水量丰足，产蔗糖、棉花，回人习劳耐苦，属世相传，人足家给，储藏充裕”[31]；腾冲地区的回民“富坚忍性，精悍英发，善营商业，嘉、道间最富庶”[32]。正如谢肇淛所言：“曲靖、楚雄、姚安、澄江之间山川夷旷，民富足而生礼义，人文日益兴起。”[33]这些地方发达的经济条件对回族文学的繁荣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为回族文学家提供良好的生活与成长环境。云南府、大理府等经济发达地区有着较好的文化氛围，对生长在那里的回族子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二，为回族子弟接受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兴办学校、延请教师，建立刻坊、出版图书，这一切都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明清时期云南昆明书院林立，书籍资源发达，很多颇有社会影响的名师主持书院，一些回族读书人慕名而去，如清代回族文学家马之龙与沙琛都曾到昆明五华书院学习，向主讲刘大绅请教作诗属文。这一切有助于受教育者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提高其文学创作水平。

其三，经济也是影响文学家分布中心流动变化、文化中心地位确立与转移的重要因素。明清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昆明聚居着大量的文学家与文学家族，无可争议地成为文学创作中心。大理府、永昌府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也有数量相当多的回族文学家，并且这里的文学家大多会以求学、访师、游历等方式流向昆明。

综上所述，云南复杂的地理环境对云南地方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类型和民族性格。正如王声跃所言：“云南不仅有物化天成的自然资源，而且有丰厚凝重的历史文化景观。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在云南这个自然空间大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本土文化，通过不断吸纳众多的外来文化和异域文化，形成具有‘云南特色’和‘边疆特色’的多种文化类型。”[34]这多种多样的文化环境正是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兴起与发展的重要背景，是明清云南回族文学家文学活动的现实条件。“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文学更是离不开这个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