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源流探究
第一章 从新的视角研究《左传》
《左传》一书，因成书年代早，材料来源可靠，叙事系统翔实，一直为学界高度关注。自汉以降，专门研究《左传》的著述卷帙浩繁，内容涉及《左传》者更是汗牛充栋。具代表者如晋杜预，唐陆淳，宋叶梦得、苏辙、魏了翁、程公说、吕祖谦，清毛奇龄、惠栋、顾炎武、万斯大、惠士奇、刘文淇、洪亮吉、梁履绳、刘逢禄、高士奇、焦循、崔述、顾栋高，乃至近代康有为、章炳麟、崔适，以及瑞典学者高本汉，日本学者安井衡、竹添光鸿等，皆有专著。特别是近世日本学者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如作者自序所言，于各家之说“去其奇僻，取其精确，其他古今诸家论说涉左氏者，普搜博采，融会贯通，出之以己意”，故而，自巴蜀书社于2008年将明治版的《左氏会笺》影印出版以来，便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而该书尽管仍然具有如前代学者一样笃信“孔子修《春秋》”及“左氏传经”的缺憾，但总体考证的精当和见解的高明，的确当得起这种重视。
直至现代，学界研究《左传》的热度依然未减，佳作迭出，名篇纷呈。代表作如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赵光贤师《左传编纂考》、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众多鸿篇巨制相继问世。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含“考证”与“札记”两部分，视野开阔，观点独特。唯“札记”部分仅为初步爬梳，因“文化大革命”而中辍，未及完稿，是为缺憾。赵师《左传编纂考》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所持基本结论，如断《左传》与《春秋》原是各自独立的书，《左传》解经语为后人所加，且非一时所作，《左传》非割裂《国语》而成，《左传》作者为鲁人左氏，既非刘歆伪作亦非吴起、子夏诸人，等等，笔者皆深为信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材料丰富，引述周详，使用方便。其他专著，如徐仁甫《左传疏证》，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吴静安《春秋左传旧注疏证续》等，不论观点如何，亦皆各具特色。除此之外，其余有关《左传》研究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论著的问世，使得《左传》研究的水平不断进步。
本书的视角和目的，是在前贤与师长既有成果的基础之上，脱出传统的典籍研究藩篱，以史源学的考证方法为依托，以现代史学理论的进展为参照，着重从史学认识论这一始终未被既往的《左传》研究充分重视的角度，对于涉及《左传》编纂过程中所体现的历史著述的主体意识和主客体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做出具有新意的探讨。故而，与两千多年来所有《左传》研究的旧有路径不同。本书的内容，主要并非具体考证和诠释《左传》中的名物、事件、制度和思想；而在于全面系统地分析《左传》中各种不同史料的来源，并具体判断其中分别属于一手史料、二手史料及后世传闻传说等不同文字内容的各自出处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所具有的分别体现于史学本体论与史学认识论的不同价值。
依据这一目的，本书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源流探究”，本之师祖陈垣老校长“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出”的史源学方法并予以拓展，以前贤已有研究成果和笔者多年来阐发的主要观点为基础，从多方面探讨《左传》中各类材料的不同来源和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左传》的原有体裁、成书年代与改编过程，以及诸如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左传》中的预言、《左传》中的岁星纪事，等等相关问题。概言之，上编内容属于《左传》基本情况的梳理。许多观点看法，前贤皆有或多或少论述；笔者个人自20世纪80年代起于多篇论文中亦有专门论证，就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例如笔者曾经明确提出并充分论证：春秋时期存在两类史书，一为大事档案性质的国史记录，一为史官个人的纪事笔记，前人以为矛盾的经传歧异皆本源于此；关于《左传》中的预言，前人皆以为有验有不验，笔者的结论则是无一不验；前人关于《左传》成书年代的考证多依据预言之类孤证，而笔者的论证则主要依据对于大量第一手史料来源出处的分析；诸如此类。所以，本书上编的意义主要在于对笔者既往的已有研究，进行了系统化的归纳梳理和进一步的深入阐释。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问题自汉代今古文之争始，直到现代，种种争讼一直不断，考证繁琐，歧见纷呈，始终未绝，很多观点至今未有一致结论。倘若深入辨析，则需旁征博引，颇费篇幅而意义不大。故而，对于所有这些争论，除非必要，本书一般不做具体陈述和讨论，只就确实必要者稍做辨析，点出关键。所有相关问题皆径抒己见，阐明个人观点看法，而不做繁琐论证。为突出主题，一些次要问题，诸如《左传》与《竹书》及《公羊》、《穀梁》的歧异，《史记》于《春秋》三传解经之取舍等，也不再论述。
下编“内容解析”的主旨，则是依年分析《左传》各种内容文字的具体来源及其价值。包括哪些内容是取自亲历其事的当事人当时记录的第一手史料，哪些是根据事后的转述或辗转了解而追记的第二手史料，哪些是取自后世流传的传闻传说，哪些是历代经师添加的解经语、解传语，乃至解解经语、解解传语，等等。重点在于分辨史料价值最高、取自各国史官当时记录的、具有辨明史实意义的第一手史料，以及明显属于后世传闻传说、主要体现历史记忆流变的有关内容，是为“解析”。这种系统而具体地依年分析《左传》所有文字来源出处的整体研究，前人未有尝试，是本书的主要新意所在。
以下几点，是本书论述的基本前提：
第一，本书的目的在于突破传统的《左传》研究窠臼，试图为今后的《左传》研读和使用，拓展出一个新的方法与途径。
一方面，从今天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角度看，这种新的方法与途径不但具有厘清史实亦即史学本体论的意义，也具有了解历史记忆形成与变迁过程亦即史学认识论的意义。从20世纪初期始，自思辨的历史哲学开始向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转向以来，对于史学著作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的研究，即成为世界各国史学工作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后现代的“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更是如此。而在这一方面，对于我国古代传统史学论著的研究如何与世界接轨，即如何把现代史学理论的进展与成果具体运用于中国的史学文献，着重从历史认识的主客体关系角度对传世的古代经典进行剖析，尚待开发。
而另一方面，近数十年来包括简牍帛书以及金文在内的各类出土文献纷繁涌现，层出不穷。其中除金文材料属于真正的第一手史料，而具有判定与鉴别各种史料包括传世文献的尺度与标准的价值外，其他各种出土文献在文字与内容上的种种差异和联系，则导致广大学人对于古代文献的初始面貌，以及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同源异流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近若干年来基于大量出土文献而发生的“疑古”与“走出疑古”之争，体现的也是这一新的认识与思考的一个侧面）。这种认识和思考对于今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的传世典籍文本的形成过程，无疑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从以上两个意义讲，本书都不但是从本体论意义上分析《左传》各种材料的价值的研究，而且是一次具体的、以传世的史学典籍《左传》为蓝本，而进行的史学认识论研究的尝试。
实际上，由《左传》而推及其他先秦乃至秦汉以后的史学典籍（如《国语》《资治通鉴》等），都有类似的研究可做。这将为中国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开辟一个广阔的新天地，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古代史学典籍研究与现代史学理论基本不搭界的状况。
第二，《左传》的原貌，即如本书上编第二章“《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所论证，为战国前期鲁人左氏编撰的纪事本末体史事汇编。虽不是解《春秋》之“传”，但在作者的编纂意识中亦非与《春秋》毫无关系，而是意在使研究与学习《春秋》的学者，通过阅读《左传》来加深对《春秋》所载史事的了解，其作用犹如今日之“辅导材料”。故《左传》中凡有具体内容对于《春秋》所载史事给予充实或说明且与经文并无冲突矛盾的文字，有些看似解经语，实则非是，而为取自各国史官笔记的材料（关于两类史材问题，可详本书上编第六章“《左传》材料来源考”），其中往往亦含有左氏自发的议论。此种文字的来源最难分辨，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且感受不同者见仁见智、判断自异。究竟原貌如何，很难一锤定音。故凡属此类文字，本书的主旨和重点皆在于说明其来源的各种可能性，不做定论。间或以一己之意推定，亦不过笔者个人见解；是否合乎情理，读者不妨自行判断。就此而言，本书的作用当然不可能穷尽《左传》内容来源的研究，而仅仅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探讨途径，尚待解决的问题仍有很多。但倘能由此而使学界从新的角度重新兴起对于《左传》研究的关注，并从而推进《左传》研究突破旧有的传统框架向前拓展，则笔者的目的庶几可达。
第三，《左传》中的解经语并非成于一时，故其史料价值差异甚大。最早的经师应当是一批史事娴熟的专家，了解《左传》的原貌本为独立的史事汇编。他们将之作为讲解《春秋》的辅导材料，在讲解的过程中陆续加入了自己的一些解经的话。由于这些经师对于春秋史事比较熟悉，故由他们添加的这些解经语仍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越是向晚的经师所加解经语，其史料价值相对而言便越差。
第四，我们今天所见《左传》，其中后人添加的解经语不但并非成于一时，且添加者水平参差不齐、高下悬殊。有的史事娴熟、学识渊博、见解高妙，无论引经据典或就事论事，均能予人以启迪。有的则水平低劣，不但不合经意传意，甚至自相矛盾。说明《左传》成书之后，在漫长的讲经授学和抄写流传过程中，众多身份不同的接触者，都曾把自己的一些见解看法先后纳入。其中除水平不一的历代经师外，甚至可能包括少数单纯的抄录者。由此，而使《左传》的内容良莠参差、精芜不一，便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传世文本。
第五，不但《左传》中的解经语和“解解经语”如此，解传语乃至“解解传语”同样如此，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是相同的。
第六，鲁人左氏本人的观点、看法和判断，是决定《左传》整体风貌的重要因素。书中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说明，作者不但具有鲜明的儒家意识，且对体悟与解析人性抱有浓厚的兴趣。一些看似并无重要意义甚至琐碎无关的历史细节，正是由于揭示与体现了复杂的人性而进入作者的视野。剖析和解读那些展示左氏个人的选材偏好与思想倾向的内容，从而探究作者对于历史著作的编纂“如何取材”以及“何以如此取材”的动因，可以印证海登·怀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合理之处，且能够加深对于《左传》这部史学典籍的理解和认识。
所以，我们今天阅读和引用《左传》时，如何确定哪些是左氏原文，哪些是解经语、解传语乃至解解经语、解解传语；以及弄清左氏原文之中，哪些是第一手史料，哪些是第二手史料，哪些是后世传说，哪些是左氏的修饰加工与自发的议论；并进而通过认真分析上述不同来源的文字，来判断其史学本体论的价值和史学认识论的意义，就是最为重要的工作。
尤需指出的是：《左传》成书之时，适逢王官之学向诸子之学过渡。在此之前的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当此之时，诸多已亡或将亡之国的昔日之大小诸侯贵族（包括史官），或亡或逃，流散四方；其身份亦由往昔高高在上的公侯贵族，变为普通士民甚至更为低下的阶层（《左传》昭公三年所谓“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同时，大量既往地位尊崇的各国官方史籍，亦由神秘的象牙之塔跌落而散佚民间，成为形形色色身份不一的各类知识精英的关注对象。由是，便使典籍和文化的传播与普及较前大为迅速地扩展；而由失势的公侯贵族及其后代所构成的士民知识分子群体的数量，亦前所未有地壮大。这种状况，无疑为民间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种私人著述的兴起，提供了充分的土壤。而这便构成了王官之学向诸子之学过渡的重要社会基础和学术资源条件。
而只要仔细分析《左传》的内容便不难发现，其取材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是左氏本人对于当时存在且能够看到的各种史料史材以及后代的传闻传说，根据其个人的价值判定与兴趣爱好认真筛选，并在此基础上梳理编纂、修饰加工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在分析鉴别《左传》不同内容的不同价值时，便应当充分考虑和重视其成书的时代背景，亦即历史发展的大环境。本书对于《左传》中诸多不同文字来源的判断界定，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
实际上，《左传》之所以取材于郑、晋、鲁三国的史料（特别是第一手史料）最多，原因就在于其成书之时，郑、晋两国已亡且亡之未久，史籍既公开又不曾大量佚失；鲁则鄙如小侯，公室史官流走，其史料多已散落于包括左氏在内的儒家后学之手。其余莒、随、曹、莱、邢、鄫、梁、陈、蔡、吴等大小诸国亦先后灭亡，其流散之零星史籍皆成为左氏蒐集的材料。这便是《左传》成书的时代背景。
当然，由于年代湮远而情况复杂，左氏看到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史料？其个人的取舍和修饰加工又是出于怎样的标准和考虑？许多具体的历史情境已不可确知。所以，基于内证的推理和猜测自不可少。故而，一些具体的分析判断无疑便属于笔者个人的见解，其一得之见的局限性不言而喻，故不敢言必。亦因此，对于诸多具体史料和文字的来源及其价值判断，相信今后必会有不少争论。但笔者自信，尽管许多具体的结论或仁智各异，而总体的研究方法和逻辑论证则应可成立。而未来可能发生的、基于迥异于传统视角与目的的学术争论，相信必将推进《左传》研究在新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史迁有言：“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2]两千多年来由古及今的既往《左传》研究，正是立足于对史实的考信。
而本书的探讨，则是实证与理论的结合，既重具体考证，也重宏观分析推理，冀能有益于读者，以促使《左传》研究在今天的继续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1]《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第3297页。
[2]《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第2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