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战略篇

宁夏建设黄河文化传承彰显区：黄河文化主体、诗歌地理意象与爱国主义精神

段庆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文化的论述，以及在宁夏视察时强调的对中华文化等的“五个认同”、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等讲话精神，赋予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时代重任，自治区党委也对建设黄河文化传承彰显区等进行了部署。这对认识宁夏文化的性质及其源与流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宁夏诗歌史的考察，我们更加认识到黄河文化是宁夏文化的根与魂，爱国主义贯穿三千年宁夏诗歌史，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一、黄河文化是宁夏文化的根与魂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必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从宁夏诗歌三千年的发展史来看，宁夏的主流文化是黄河文化，宁夏当代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文化。远古至北宋，是黄河文明时代，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之中心，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南宋至当代，是沿海文明时代，航海技术突飞猛进，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北移。黄河文化至今依然是宁夏文化最为厚重的基础，必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和宁夏故事。

（一）宁夏两大文化圈：河套文化圈和陇山（六盘山）文化圈

在中国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中，陇东文化基本属于中原区系，陇西文化属于北方区系。①宁夏最早人类活动的水洞沟旧石器遗址、鸽子山中石器遗址等一般在北部黄河流域，黄河边的高仁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半坡型、庙底沟类型和龙山文化。而页河子、菜园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一般处于六盘山地区，宁夏南部山区马家窑文化遗址最多，还有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等。春秋战国时期固原出现“北方系青铜文化”。周和秦兴起于渭河和泾河流域，宁夏早期文学却有从南向北发展的趋势。

宁夏文学起源于《诗经》。《七月》反映了夏代末期泾河上游气候、农事及田园生活，《北山》反映了六盘山北段枸杞种植情况。《六月》《出车》等反映出周室既衰，四夷并侵，强大的猃狁“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周宣王派大将尹吉甫“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并且命南仲“城彼朔方”,《诗经》中首次出现了宁夏的两大地名——大原和朔方。

先秦秦昭王时灭义渠置北地郡，汉武帝时又从北地郡中析出安定郡，西汉时安定郡和北地郡也成为宁夏南北两大文化圈的雏形。陇山文化深受关中文化的影响，四言诗《陇头歌辞》，汉乐府诗中的关山诗、出塞入塞塞上曲、饮马长城窟等，以及唐代边塞诗、萧关诗等，都对后世诗歌创作具有重要范型意义。河套文化最早属于北方文化，频繁移民形成移民文化。

宁夏处于农牧交错带，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底色，融合了农耕文化、草原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塞上江南文化等的多元一体文化。宁夏全境在黄河文化区，无论是河套文化还是陇山（六盘山）文化，都属于黄河文化。

（二）陕甘宁地区具有共同的文化起源，经历了共同的文化传统

陕甘宁在远古时代都属于九州之雍州，西周初年以陕原西曰“陕西”，秦襄公时周平王将岐山以西地区赐予秦公，陕甘宁又共同属于秦地。秦始皇派蒙恬取河南之地，宁夏河套地区属于“新秦中”。唐安史之乱后设陕西节度使，宋初设陕西路。元代分别设立了西夏、甘肃和陕西行省。明代时甘宁地区重归陕西布政司等管辖，清代从陕西分离出甘肃布政司，使得晚清和民国甘肃文史人才辈出。1929年，宁夏和青海才从甘肃省分出。陇山文化是陕甘宁文化共同起源的集中代表。

（三）文学创作深受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的影响

地域文学与文化地理是远古至今存在的文化现象。如《诗经》中《国风》的流行，《楚辞》的远播，以及以地方命名的诗派。龚鹏程先生在谈论文学与地域关系时提出：“从秦汉到唐朝，大体上是中原文化形成、稳定并逐步扩散的时期，也是文学逐渐独立成型并建立自己的法度和传统之时期，各种文体汇归为一大文学传统。犹如各民族与各地域人士，共同塑造了一个大的统一的社会文化意识。”“从唐代后期开始…… 文教声华逐渐平均地在各个区域发展起来”, “地域作为文学分类标志出现”。①宋、西夏、辽、金、元时期，构成了与中原文化并存的中华诸多文化板块，促进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多元一体大格局的形成。

宁夏古代作为战乱频发地区，直到明清时期随着区域经济稳定发展，才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明初以庆王朱为领袖的宁夏文学团队的形成，以地方志编纂相伴的地方性艺文选，开始形成了全国性经典文本所代表的“大传统”文学和地方志诗文为代表的地域性“小传统”文学并存的现象。

二、宁夏诗歌的四大发展阶段和五大艺术高峰

宁夏文学现代化，是自古代至现代文学发展及其内部结构变化的过程，是研究文学如何兴起、文学观念和文体如何变迁，文质如何代变，以至如何形成现代文学格局的过程，这是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反映，必须通古今之变。

（一）宁夏古体诗歌大致划分为四大阶段

一是先秦至南北朝是宁夏诗歌受《诗经》和汉乐府诗影响阶段。梅新林在《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中认为，黄河流域文学轴线经历了自西徂东的四次波澜。其中《诗经》中对泾河上游农耕生活和“北山”采枸杞的描述，以及“大原”、“朔方”的伐戎诗，使宁夏诗歌传统极为深远。宁夏在东汉、西晋时期出现了梁鸿、傅玄、皇甫谧等多位著名文学家，说明秦汉对宁夏的开发终于结出了人文的硕果。他们家族后代也是人才辈出，如西晋末年中国集句诗之祖傅咸，南北朝的傅亮、傅、傅昭等诗人，唐代皇甫镛、皇甫冉、皇甫枚等著名文学家。尤其是汉乐府诗对宁夏影响较大。自西晋末年战乱以后，宁夏文化基础被屡次破坏。

二是隋唐至元代是宁夏边塞诗阶段。《诗经》、汉乐府、唐边塞诗，是早期历史上涉及宁夏地区最多的诗歌形式。而北朝、五代、元代，宁夏诗歌很少遗存下来。宁夏长期作为边疆地区，征伐、边塞、战争、离别是古典诗歌的主要内容，从陇山到贺兰山，从萧关到灵州、黄河等热点频现。主要作者是军旅作家、边塞诗人。

三是明代至中华民国是宁夏诗歌本地化、内地化阶段。从明代开始，随着本地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宁夏诗歌创作作者队伍逐步开始本地化，至清朝以后实现宁夏内地化，中华民国时期宁夏文化状态依然与明清时期相似。这一阶段地方志编撰的兴起，使得诗词更多地通过方志保留了下来。

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是宁夏诗歌现代化阶段。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来，国家选派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支援宁夏，地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宁夏诗词创作无论数量还是其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呈现出作家队伍多元化、诗歌形式多样化、传播方式网络化、题材语言内容现代化等特点。宁夏古体诗歌发展具有明显的周期规律，像先秦、唐代、明代和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创作高峰，几乎都与宁夏地区移民开发有一定的关系。

（二）宁夏古体诗歌形成了唐代、宋夏、明代、清代和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五个诗歌艺术高峰

唐代是狂飙突进、边塞绝唱的宁夏古体诗歌第一座高峰，展现了大唐盛世雄浑豪放的时代气质。唐太宗灵州盛会和唐肃宗灵武登基掀起两轮灵州诗热潮，骆宾王等人的边城诗、王维等人的萧关诗、李益等人的六胡州诗、白居易等人的盐州诗，还有李白、杜甫、高适、岑参、李商隐等许多著名诗人的边塞诗，为我们描绘出一个诗化的宁夏。

宋夏时期是两大文化板块碰撞和交融的宁夏古体诗歌第二座高峰。范仲淹的边塞词、梅尧臣的固原诗、苏舜钦兄弟《瓦亭联句》、张舜民的西征诗等，反映出宋夏战争中的重大事件和小人物命运。尤其是西夏文《宫廷诗集》以及《大诗》《月月乐诗》等，亟须文学化再译。即使在文学低潮期，也有南宋岳飞的《满江红》、金朝邓千江的《望海潮·献张六太尉》、元代马伯庸的河西纪行诗等名篇。

明代是九边重镇、儒将涌现的宁夏古体诗歌第三座高峰。庆王朱在某种意义上是宁夏第一位本土化诗人，以杨一清、杨守礼、李汶为代表的三边总制诗和以李梦阳、赵时春为代表的著名诗人提高了宁夏特别是固原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清代是甘儒兴起、知县治文的宁夏古体诗歌第四座高峰。清代有康熙访宁夏诗，还有吴伟业、宋琬、王士祯、徐乾学、黄仲则等著名诗人的陇山诗，以及落籍宁夏卫的曾庭闻的北征诗，都使人目不暇接。灵州知州杨芳灿等人荆圃唱和，被称为“乾嘉之际西北地区规模比较大的一个诗词社”①，刻印有《荆圃倡和集》。随着国家所受外来威胁从西北游牧民族转向自东南沿海而来的西方列强，大量高层次人才及其活动集中于沿海，宁夏文学地域性特征增强。明清时期宁夏文教事业发展，宁夏籍诗人逐步成为重要文化力量，如明代中期的胡汝砺、管律，清代末期的赵尚仁、吴复安等，都是宁夏籍著名诗人。明清时期以地方志为媒介保存了大量诗歌作品，也促进了八景诗、黄河诗、水利诗等题材流行，但从题材多样性及其艺术性上来说却存在诸多不足。清代至中华民国，知县成为宁夏文化和诗歌的领导者。中华民国时期，形成了知县诗、河州诗群体等，固原萧关诗社影响较大，出版了《塞上雪鸿集》。

改革开放时期是全面繁荣、复兴超越的宁夏古体诗歌第五座高峰。中华诗词开始复兴，宁夏诗人在注重格律诗和词的创作基础上，先后也形成了歌行体热、散曲热等，宁夏所提“自度体”或称“新乐府”，也是一个探索方向。诗词艺术风格和主题题材呈现出多元化繁荣景象。在毛泽东诗词崇高雄浑风格的影响下，当代中华诗词使用当代鲜活的语言，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正在逐步形成不愧于新时代的新气派、新气象。如何使当代诗词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也是长期的任务。

三、以“一河三山”为坐标的宁夏诗歌意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是在特定区域内长期形成的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文心态、民族艺术、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的总和。黄河、六盘山（陇山）、贺兰山是我国重要的诗歌意象，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关山、陇山、六盘山——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符号

陇山，关中北部重要关隘，亦称关山。汉代李延年制横吹曲，包括《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等，后来有《关山月》《度关山》等曲。

汉代《朝陇首》是我国现存第一首陇山诗，《三秦记》中的汉代《陇头歌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陇头流水”所表现的戍边的人们在苍茫的大自然面前渺小悲凉的存在感，成为苦寒和思乡的诗歌意象。完全没有古辞《木兰诗》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轻松，这是衬托花木兰英雄形象的需要。

受汉乐府影响，远在万里之外的南朝诗人将关山、陇头流水等作为寄托情思的文化符号，陇山成为虚设的边塞和想象中的边关。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意象能像关山、陇头流水那样成为两千多年来最持久、最深入人心的经典意象，关山作为维护祖国大一统的象征，经过陇坂时的跋涉艰辛及其听到陇头流水呜咽等感受，体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南朝宋的陆凯《赠范晔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给陇山诗带来一抹亮色。

唐代一扫“梁陈宫掖之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等边塞诗表现出积极昂扬的气质。唐代陇山诗歌意象具象化为萧关诗，如“回中道路险，萧关烽堠多”“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金貂宠汉将，玉节度萧关”“夫戍萧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等。

唐代在陇山设立六盘关，宋代逐渐称陇山为六盘山。宋代陇头流水和陇云陇月等意象进入词体。元代六盘山是征伐西南地区的军事基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明代赵时春《和胡大参六盘山》登高怀古，著名旅行家陈诚《过六盘山》反映了路险风高的艰难。

清代既有徐嗣曾、杨于果等的《陇头流水》组诗，也有徐乾学、黄仲则等的陇山诗，还有卞三元的《早发隆德过六盘》、何道生的《六盘山》等，形成陇山诗新高峰。谭嗣同的《六盘山转饷谣》通过转饷六盘山的艰难，来反映全国支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艰难历程。

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开创了陇山诗的新境界。

（二）黄河——中华文化双螺旋结构中雄浑、奔放、辽阔的诗歌意象

黄河与长江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双螺旋结构，黄河诗歌意象给人以雄浑、奔放、辽阔之美。黄河最早被称为“河”和“大河”等，至西汉时期才被称为黄河。宁夏最早描写黄河的诗歌是西晋文学家成公绥的《黄河赋》，称赞“览百川之宏壮兮，莫尚美于黄河”。北魏董绍《高平牧马诗》“走马山之阿，马渴饮黄河”和隋代虞世基《入关》“陇云低不散，黄河咽复流”，都是将陇山与黄河对偶来写。

唐太宗灵州盛会和唐肃宗灵武登基掀起两轮灵州诗热，吕温的“山横旧秦塞，河绕古灵州”，李频的“河冰一夜合，虏骑入灵州”，黄河意象较多地出现于灵州诗中。唐代边塞诗中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王之焕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宋代沈括的《凯歌》“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表达了席卷西夏、恢复故地的豪情。西夏文《月月乐诗》中，描写了春天开河的大河凌汛气势如虹、奔腾不歇，冬季封河后唐古特的儿女们小心翼翼地在坚冰上探索着前行。

黄河流域沙漠化状况，最早记录于《魏书》北魏薄骨律镇镇将刁雍的奏书之中，反映了从古灵州到沃野镇“道多深沙”的情况。《周书》记载北魏末年宇文泰与贺拔岳曾经讨论“北抚沙塞”，平定灵夏一带。唐代库布齐沙漠被称为“库结沙”等，边塞诗人李益的《早发破讷沙》等诗歌对“六胡州”的自然和人文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元代贡师泰的《黄河行》写得气势磅礴，恣肆汪洋，表现出了黄河的雄浑气概。明代是辞赋创作高峰，两位翰林学士薛瑄的《黄河赋》和黄谏的《黄河赋》等探究黄河之源头、赞美沿岸之风光；娄奎的《朔方风俗赋》赞美了贺兰山、黄河和青铜峡、宁夏特产及历代风流人物。明代著名诗人李梦阳《秋望》:“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①描写了前线军事生活。

清初康熙访宁夏，返回时从宁夏沿黄河到包头白塔，然后乘船顺流而下到湖滩河朔，作《塞上行》，描写了黄河沿岸风物，为历史上很少有的河上巡阅而自豪，也对“自此寰海乐清晏”表示了祝福。名将俞益谟倡议编修《广武志》，并撰写了《咏百八塔》等黄河大峡谷诗歌。明清时期出现水利诗，修浚了汉渠、大清渠、昌润渠、惠农区等，通智等水利官员撰写了大量赞美河渠的诗歌。

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诗歌对黄河大峡谷、沙坡头、沙湖、黄河楼、黄河金岸等进行了广泛的描写，黄河文化国家公园建设将继续丰富发展黄河诗歌意象。

（三）贺兰山——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一体文化载体

贺兰山北段，汉代称卑移山，三国时期称乞伏山，《隋书》中第一次出现贺兰山称谓，名称应该是来源于晋代匈奴贺赖部的音转。贺兰山长期作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界山，也体现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特征，贺兰山是多元一体文化载体。

贺兰山诗歌唐代才大量出现。贺兰山下长期是古战场，如王维《老将行》“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卢汝弼的“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另外，也有五代诗人谭用之《塞上》“秋风汉北雁飞天，单骑那堪绕贺兰”。

西夏时期在贺兰山建造了大量的宫殿、寺庙和军事设施。南宋岳飞《满江红》中“驱长车、踏破贺兰山缺”，金朝折元礼《望海潮·从军舟中作》写“贺兰烽火新收”，金朝邓千江的《望海潮·献张六太尉》中有“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句，赞美了黄河流域从兰州到潼关的山川形胜。值得强调的是，“张六太尉”并非网上流传的“兰州太尉”，而是刚从镇戎州（今固原）知州升任泾原经略安抚使的张中孚，其父亲北宋太师张达战死于太原城下，其兄弟三人都是宁夏原州区张义堡人。元初西夏遗民高智耀等隐居于贺兰山中，宁夏行省平章杨德璋也在贺兰山上建有崇德楼等。元代著名文学家许有壬有《题杨德璋崇德楼》诗，著名诗人余阙也有同题之作，他还写了《题黄河清艮岑幽居》。

明代，贺兰山是军事前线，庆王朱《念奴娇·雪霁夜月中登楼望贺兰山作》《贺兰大雪》等诗词，表现了青壮年时期奋发自强的精神。潘元凯撰写了《贺兰九歌》组诗。明代对贺兰山给予了更多的书写，朱秩炅的《古冢谣》中西夏陵第一次进入诗歌视野，《拜寺口》诗中“文殊有殿存遗址，拜寺无僧话旧游”，反映了西夏遗址情况。三边总制杨守礼奏请修筑贺兰山赤木口（今三关口）关隘，并撰写了《赤木口》《宿平羌堡》等诗，齐之鸾也写了《赤木山下阅视新堑》等诗，反映了修建贺兰山明长城情景。

清代是贺兰山诗歌的创作高峰，贺兰山诗歌基本反映其人文和旅游功能。灵州知州杨芳灿《贺兰山积雪歌》采用比喻、拟人和夸张等艺术手法，来描写贺兰山积雪，语言的华丽、想象的奇绝、风格的豪放，令人赞叹。解震泰翰林的《游贺兰山》怀古，赵熊飞的《大悲阁望笔架山》写景。清末宁夏两大才子赵尚仁与吴复安，都以贺兰山怀古诗闻名。

新中国成立后，贺兰山诗词更加蔚为大观，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的《游贺兰山小口子》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隐形将军”韩练成《重九日登贺兰山》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忧虑和反思，美学家尹旭在《贺兰山抒怀》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后意气风发、志存高远的心情，著名作家张贤亮晚年创作了大量贺兰山诗词，在《夜雨》中以“平生故事堪沉醉，不问茶盅或酒盅”总结了自己充满传奇的一生。

贺兰山岩画是远古至宋夏时期先民和游牧部落的艺术创作，最早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有所记录：“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可惜直到20世纪60年代贺兰山岩画才重新进入文人的视野，改革开放以来才形成了咏岩画诗的风气。且贺兰山岩画题材的诗歌中，新诗比旧体诗成就更大。

（四）罗山——多民族安乐之山与中部干旱带“荒漠翡翠”

西汉在今下马关红城水建安定郡三水县，来安置降附的匈奴部落；东汉三水属国都尉张奂保举“左谷蠡王”为单于，大罗山在唐代称达乐山、铎落山、大乐山等，宋代称乐山，明代称蠡山，现代称罗山，都与“蠡王”有关。唐代山下曾为安置吐谷浑部的安乐州，在今惠安堡建温池县，在今下马关红城水建威州，西夏在今韦州镇建西夏韦州静塞军司。明代庆王朱曾经在此居住，他创作了“韦州八景诗”，有《蠡山叠翠》《西岭秋容》《石关积雪》等，他最终归葬于罗山之下，提高了罗山的文化地位。罗山是宁夏中部干旱带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人文名山，有西夏康济寺塔、云青寺、明代庆王陵等古迹，也是各民族安乐之山。

四、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宁夏古体诗歌三千年的发展史

《诗经·六月》中写“王于出征，以匡王国”“以佐天子”“以定王国”的决心，《出车》赞扬了“赫赫南仲”在国家多难之际保家卫国的精神。以及《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佳人追求思慕之情。

汉代爱国词汇开始在史籍中大量出现。《陇头歌辞》那种在严酷的自然和战争环境之中，“飘然旷野”的孤独感和“遥望秦川”的悲怆感，对后世诗歌具有深远的影响。汉乐府古题诗中的关山、陇头流水、饮马长城窟等，成为了魏晋南北朝等后世文人的怀想。另有东汉民歌《小麦谣》“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的同仇敌忾，汉魏时期曹植《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

唐代是最具有狂飙突进的开放精神和神飞灵动的艺术气质的时代，唐诗中报国主题十分突出。唐太宗灵州盛会，“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的宣言，“执契静三边，持衡临万姓”的开明，都给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唐代边塞诗有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雄奇自然的赞叹，也有对羁縻政策“圣君破胡为六州，六州又尽为胡丘”的反思，更有“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悠久灌溉历史的赞美。

宋代把爱国与忠义结合起来。我们看到范仲淹“长烟落日孤城闭”的坚守，以及岳飞“踏破贺兰山缺”的勇气。即使尚武好勇的西夏人，也强调“藏汉弥人一母同”，也希望过一种“月月乐诗”式的田园牧歌生活。从西夏诗歌大量引用中原文化典籍来看，西夏人充满对中原文化的仰慕和认同。

明代，宁夏作为九边重镇，地位提升，自此以后爱国意识向社会基层不断扩大。庆王朱以宁夏为家，开创了书写宁夏八景诗及编纂地方志的传统。王越、杨一清、王琼、杨守礼、李汶等一批三边总制殚精竭虑，以诗词记录了艰苦卓绝的戍边史。

清康熙西征噶尔丹时曾将宁夏作为后方指挥中心，并通过诗句“迅扫埃氛薄汉功”表达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决心，并对宁夏“洪流灌输，诸渠环匝”的水利优势深感欣慰。

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大团结、“强国”、“救国”、“振兴中华”的呼声高涨，宁夏诗人既有偏安于内陆的无奈，也有救亡图存的呐喊。

新中国成立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为宁夏建设提供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诗词家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致力于中华传统诗词的复兴，为中华诗词文化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包容、和谐、开放、进取精神

黄河文化是远古时期华夏文明的先进文化，虽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从南宋开始全国经济中心转移到南方，但黄河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黄河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文化，现代黄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合和发展。我们应该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广泛宣传黄河、六盘山、贺兰山等文化符号，打造黄河宁夏段独特的精神符号和新地理标识，积极弘扬黄河文化中包容、和谐、开放、进取的精神。

（一）宁夏文化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包容精神

宁夏地处农牧交错带，历史上诸多民族曾经生活于此，贺兰山岩画、北方青铜文化等都有鲜明的受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影响的印迹。西周薄伐猃狁、秦代收复河南地、西汉开发西域等，都使宁夏被纳入华夏文明的管辖范围，这也是历代诗歌所称赞的所在。宁夏诗歌中有大量对李广、霍去病、苏武、赵充国等名将的赞美。

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在灵州举行各族盛会，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朕以天下为家”。唐太宗在《执契静三边》诗中，以“执契静三边，持衡临万姓”，表达了通过盟约实现和平，公平地对待各方百姓，以及视华夷如一家、共欢区宇一的大一统思想。唐初著名诗人骆宾王，以“西之似化胡”的精神，默默地在安乐州从事吐谷浑安置工作，他在边城诗中激励自己“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唐代宁夏为安置降户的“六胡州”主要地区，“圣君破胡为六州，六州又尽为胡丘”，埋下了安史之乱及五代战乱的祸根。春秋战国秦长城、明长城都是国力相对衰弱时代用以固守农耕地区的底线。

中国是中华文明共同体，中原华夏文明对周边游牧民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并逐渐交融为一体。元代一大批仰慕中华文明的西域色目子弟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力量，一大批西夏将士被征调到各地，西夏遗民多以文学见长，西夏故地文化衰落。清代是中华文化集大成时期，也是宁夏文化重要发展阶段。

中国黄河文化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与古代以中原为核心的统治体系不同，在近代以来西方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下，既需要加快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更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五个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二）宁夏文化是以黄河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文化，黄河作为母亲河造就了和谐共生的文化格局

中国的形成，是大江大河治理的需要，也是维护总体安全的需要。宁夏历史上流传大禹治水的传说，周宣王时“料民于大原”，开始在今固原一带登记户口。周代始有“天下”的大一统思想，春秋时期《论语》出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诗经》中《七月》叙述了泾河上游地区一年四季的劳动过程，以及公私兼顾的分配方式，如“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 “曰杀羔羊，跻彼公堂”。《北山》写登北部陇山采集枸杞，“陟彼北山，言采其杞”，这也被宁夏枸杞企业常用来说明本地采撷种植枸杞历史悠久的宣传；其中有名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出分配不公和阶级差别。

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才真正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随着秦汉时期对“河南地”的移民开发，到西汉时期虞诩《请复三郡疏》中，称赞雍州之域特别是河南地“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因渠以溉，水舂河漕……而军粮饶足。”①据《晋书》记载，前秦苻坚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②百姓唱《关陇歌》赞美。唐代常建《塞下曲》“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希望化干戈为玉帛。

元代诗人马祖常在《河西歌效长吉体》中，提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写“紫驼载酒凉州西，换得黄金铸马蹄”的商贸生活，是描写元代宁夏地区生活的第一手资料；《灵州》中有“蒲萄怜酒美，苜蓿趁田居”，是灵州以酿葡萄酒知名的直接证据，实际上从秦汉时期葡萄从中亚传入新疆，河西走廊和宁夏地区是从事葡萄种植最早的地区，唐代王瀚《凉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就描写了河西地区饮葡萄酒的习俗。

明代八景诗兴盛，庆王朱在《汉渠春涨》中赞美了“三春雪水桃花泛，二月和风柳眼舒”的塞上风光，著名词人陈德武在《灵武秋风》中称赞“渠流自汉初开郡，草次经唐进抚军”，灵武自秦代开郡、汉代开渠，经过唐肃宗灵武登基后地位逐步提高。许多人写了赞美塞上江南的诗，王琼的“田开沃野千渠润，屯列平原万井稠”，林季芳的“米饭漫炊云子粒，菜羹同煮水晶葱”，杨一清的“甲士解鞍休战马，农儿持券买耕牛”，都充满生活气息。明清时对城市景物的描写，清代的水利诗、书院诗，都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平是人类繁衍发展的主流，宁夏历史上就是各民族和谐共生之地。

（三）宁夏文化受移民文化影响广泛，移民开发和丝绸之路形成了宁夏人开放的胸怀

河套地区是移民地区，秦始皇时期大将蒙恬收复“河南地”，沿河置44县，发谪徙戍和3万户移民屯田开发，称“新秦中”。汉武帝从内地迁徙70万灾民开发“河南地”，并设置典农城管理移民，开凿汉延渠、汉伯渠、唐徕渠等水利设施，出现了繁荣景象。宋《太平寰宇记》说“（灵州）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①江南3万降卒给灵州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唐代韦蟾有诗赞曰“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历史表明，中原及西北地区与中亚、西亚很早就存在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西汉凿空丝绸之路后，至唐代主要是经过原州的长安—凉州北道。唐太宗时期开辟经过灵州的参天可汗道草原丝路，唐末五代到北宋前期，主要是灵州西域道。商贸巨贾先后云集原州和灵州，出现了许多文化家族。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瓶、凸钉玻璃碗等，北魏至隋唐，原州近十座粟特人墓葬中出土大量罗马金币、波斯银币等，都说明宁夏是丝绸之路重要通道。唐末贾岛《送李骑曹》诗中“萧关分碛路，嘶马背寒鸿”，说明过了唐萧关后丝绸之路分为赴河西走廊的陆上丝绸之路和经过贺兰山的草原丝绸之路。西夏时期提高了兴庆府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元代六盘山丝路和河套丝路并举。明清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崛起，陆上丝绸之路衰落。黄河文化并非封闭落后的农业文明，而是与时俱进的文化。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全国支援宁夏，“宁夏有天下人”，许多人成为宁夏诗歌创作的领军人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了“五湖四海”的开放意识。宁夏在历史上就是移民地区，宁夏文化具有较强的开放性。

（四）宁夏文化是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影响下的区域文化，表现出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质

在秦汉、隋唐、元明清三个时期中，几乎每个时期都是前者创新力强，后者成为集大成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收复“河南地”，开宁夏屯田戍边之先河；实行郡县制，宁夏全境尽入大秦版图；在全国修筑驰道，修建了通往陇山的回中道，朝那湫渊（今彭阳县东海子）是秦代常祭的六大名川之一。汉武帝先后六次出萧关巡视，令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使“月支臣，匈奴服”，开辟西域之地，派张骞凿空丝绸之路。唐代“花间派”鼻祖温庭筠，其《回中作》“千里关山边草暮，一星烽火朔云秋”，却写得有边塞风云之气。清代《康熙隆德县志》把隆德北联池当作湫渊，收录了多首《灵湫诗》，董炜勋有“岭树无心迎野鹤，云山欲雨候飞龙”，湫渊是龙祭之地，陇山是龙文化发源地。

隋代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中国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创三省六部制和 科举制，修建大运河。隋炀帝西巡张掖，西域重新降服，并举办了万国博览会，其《饮马长城窟行》表达了“浊气静天山”的决心。唐代是当时世界强国，唐太宗平定突厥等部落，奠定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基础，以及宋代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唐代边塞诗达到了浪漫主义高峰，如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昔日征战回应乐，今日从军乐未回”。对雄奇自然的赞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即使“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也等闲视之。即便有离愁，也充满豪迈的气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全然没有《陇头歌辞》“寒不能语，舌卷入喉”的悲苦。汉武帝开辟西域后，著名的《古诗十九首》间接反映了“行行重行行”的时代，却表达了注重家庭亲情关系、嘲讽拓边新贵的主题。唐诗的精神气概和艺术高度空前绝后。

六盘山曾经是成吉思汗征伐西夏、金、南宋的军事基地，经过凉州会盟、忽必烈和八思巴在六盘山的会晤，基本奠定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元代还开中国行省制度之先河，至今影响深远。明代诗人孟逵称赞宁夏“山限华夷天地设，渠分唐汉古今同”，文武双全的老将王越临危受命，并创制三边总制，在《贺兰山后大捷》诗中写道“兵事驱人老未闲，衔枚夜度几重关”，性刚果勇的老将秦纮“倦鸟归来方敛翼，回鸾台起复行边”，三边总制李汶在宁夏戍边十二年。以至于到清初，涌现了兵部尚书赵良栋、湖广提督董学礼、湖广总督俞益谟、收复台湾功臣梁朝桂、宁夏镇总兵官杨芳名、在“呼尔大捷”中牺牲的安西总督豆斌等宁夏籍名将。康熙征伐噶尔丹，在《望贺兰山》诗中有“金戈夜火长征地，尽属西陲界域中”之句。清代宁夏水利和文化事业大发展，“岭南七子”之一方还诗赞“欲识金城旧方略，浚渠即是靖边才”；宁夏知府顾光旭重修银川书院，题诗“可无大雅扶轮手，共此名山敬业心”。宁夏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精神在诗词中有许多的体现。

六、宁夏文学现代化历程

现代化是科技革命以来人类发展过程的总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性是其能动的反映。现代化是动态的“因”，现代性是静态的“果”。在古典性和现代性之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即时代性。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经验的凝结，而文化现代性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新文化运动强调民主和科学，可以弥补儒家文化的缺憾，我们应该保护、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科学和法治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文中，对近现代中国文艺从思想史的视角进行了系统分析，概述了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从转换预告、开放心灵、创造模式、走进农村、接受模式，直至走向多元取向的心路历程。

清末民初，中华诗词流派纷呈，随着庚子留学学生涌现，士大夫开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宁夏近代第一批知识分子，都经历了身份、认识、态度上的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知识分子从中国中心主义转向提倡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促进形成了突破传统、面向世界、憧憬未来的开放思想感情方式，但这时期也是旧体诗衰落时期，对宁夏等边远地区的影响较小。1925年至抗战前夕，出现了具体专业领域内创造模式的一代。沿海地区的官员和甘肃籍县长、教师以及军队文官等，给宁夏带来了现代和传统的双重文化影响，张质生、王海帆、杨巨川、张维、徐步升、叶超等以旧体诗为宁夏传统文化添彩。1928年陷入军阀混战的宁夏等地开始出现大饥荒，王续卿的《荒年歌》和张海天的《哀旱歌》，是杜甫“三吏三别”式的哀歌。

抗日战争使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大规模走进了农村，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布后，陕甘宁边区出现了《王贵和李香香》等革命文艺，工农兵成为文艺描写的主角，形成中国文艺的历史转折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诗成为诗歌之时代主体，旧体诗词被逐渐边缘化。《中国歌谣集成·宁夏卷》收集的民间歌谣，反映出民国至改革开放前后宁夏民歌创作的活跃，也在传统诗词之外，得以窥见民歌在语言鲜活等方面的艺术魅力。宁夏歌谣反映了群众的文化觉醒，给我们提供了具有鲜活语言和丰富思想的文学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移风易俗，确立了社会主义人民文艺的地位。张贤亮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绿化树》是反映在灵魂净化中追求人生的典型代表。“隐形将军”韩练成诗词反思了“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思想的高峰；“右派”燎原以诗词请求重返宁夏工作，在艺术上也达到了一定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文艺进入了追求艺术多元化的新时期，从事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部分作家逐步转战旧体诗领域，坚持了中华诗词的现实主义传统，宁夏诗、词、曲创作空前繁荣。

七、打造宁夏黄河文化传承彰显区政策建议

一是坚持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毛主席《清平乐·六盘山》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从长征时鼓励突破围剿北上抗战的《长征谣》，到20世纪40年代总结长征鼓励取得国内战争胜利的“长征词”，最后到新中国成立后更加强调为地方革命建设服务的《清平乐·六盘山》，不同历史时期该词发挥着不同的功能。2016年7月和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次视察宁夏时，均提出要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要实施宁夏精神培育和孵化工程，进一步阐释《清平乐·六盘山》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所具有的创新、进取、坚韧、奋斗、斗争、奉献等精神，这是打造宁夏黄河文化传承彰显区的精神力量。积极以诗歌等形式歌颂六盘山、将台堡等红色景点，弘扬红色文化，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数字化等方式宣传长城、长征文化。

二是坚持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宁夏建设黄河文化传承彰显区，自治区党委、政府已经有明确的部署。我们必须对宁夏黄河文化的本质特征，应该传承什么、彰显什么，有清醒的认识。认真梳理宁夏诗歌发展史，有利于我们认清宁夏文脉的源与流，增强文化自信，弘扬黄河文化。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我们应该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中华诗词是中华文化最精粹的艺术形式，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支持重大题材创作。要把提高艺术性作为文艺工作的突破口，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为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新贡献。

三是突出两大文化圈的地域特色。宁夏历史形成的陇山（六盘山）文化圈和河套文化圈，是建设黄河文化传承彰显区宁夏特色的关键所在。宁夏两大文化圈的基本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存在地域文化特色。目前西海固文学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旧体诗也存在“一核”（银川）、“两翼”（固原和石嘴山）、“多点”的创作格局。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繁荣地方文化。目前各市县都非常注重开展“中国文学之乡”“中国诗歌之乡”“中华诗词之乡”等建设，既要注重群众普及工作，更要发挥骨干文艺人才作用，实施精品创作工程。

四是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宁夏故事。2020年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已经印发了《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价值 讲好宁夏故事的实施意见》。宁夏诗词史中有大量值得挖掘的故事，如黄河、六盘山、贺兰山等都是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的文化符号，应该深入挖掘其时代价值，还有清代荆圃诗社、民国萧关诗社等及其成员活动和事迹很值得研究，还有唐代骆宾王、清代曾庭闻在宁夏的经历等。

文论家江弱水先生说：“传统的活力来自不断的再解释，这是一种拂拭与擦亮的行为，它将使疏离的传统与当代重新发生关系，从而激发出活性并生成新的意义。”①回顾宁夏古典诗歌发展历史，精选宁夏历代诗歌文本，传承和彰显那些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擦亮宁夏文化名片，实施黄河文化宣传阐释工程，促进中华诗词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农村、进企业等，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彰显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五是打造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擦亮“塞上江南”文化名片。宁夏具有悠久的垦殖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用水、管水经验，水利技术及经验领先于其时代。2017年宁夏引黄古灌区被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评选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明清时期宁夏水利诗也是古灌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应该复刻已经失传的清代宁夏河渠图碑。宁夏“塞北江南”是因北周时期江南人带来种植水稻技术和文化等而获得的美称，唐代又有“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诗句为证。“塞上江南”并非泛指河套地区，具有非常明确的特指，“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要在宣传“塞上江南”和古灌区上下工夫。积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建设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廊道，保护开发水洞沟遗址、秦代蒙恬浑怀障等文化遗址资源，在吴忠黄河楼或平罗塞上江南博物馆建立书法碑刻黄河诗林。积极做好沙坡头、黄河宿集、南长滩、黄河大峡谷等旅游开发，建设具有国际影响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六是形成“一园两带一城多边”的宁夏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新格局。宁夏被称为中国长城博物馆。宁夏长城遗迹主要有战国、秦、汉、隋、金、明长城等，可见墙体1038千米，有烽燧、墩台、城障、关隘、城堡等辅助设施1225座，占全国长城资源的4.17%。盐池县很早就注重长城保护，重建了长城关并修复了花马池城。应该以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夏段）为核心，将贺兰山东麓明代长城带（西长城和北长城）、盐池到灵武的明代河东长城带的保护和文化旅游开发作为重点，加强固原战国秦长城、固原内边、徐冰水新边、陶乐长堤等文物保护。固原是明代三边总制府所在地，要结合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逐步恢复固原古城，打造固原历史文化名城，形成“一园两带一城多边”的宁夏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新格局。宁夏历史上有大量围绕固原战国秦长城的《饮马长城窟》和有关盐池长城关、贺兰山赤木口等的长城诗，应该广泛宣传长城文化。

七是实施宁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实施传承黄河文化基因，延续中华历史文脉推进工程。现有《宁夏古诗选注》《宁夏历代诗词集》均主要依据宁夏明清旧方志和《全唐诗》而选辑，《朔方文库》重点在于影印搜集。旧方志收录宁夏诗歌往往聚焦于八景诗、战争诗等，题材局限性大，文学性、思想性往往不高，对宁夏历史有深刻描写的诗文佳作往往分散于曾经在宁夏任职或游历者的别集之中，而且数量也远远多于旧方志所载。宁夏古典诗歌搜集整理研究不够，历代甚至民国时期大量诗词集已经散佚，应该尽快搜集整理民国时期姚家琳等一大批诗人的诗词集，编撰《全宁夏诗》《全宁夏文》，全面梳理宁夏文脉，做好编选、注释、研究工作，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 段庆林，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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