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分裂的地理，报复的逻辑
地图的力量
现实主义是将我们引向地理的力量，强调我们要善待地图并认识到其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现实主义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藐视将地图的地位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为金砖国家，中国比巴西更有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发展潜力，是因为地理位置决定的？为什么非洲至今仍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方？在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时代，地理到底还重不重要？
为何自由国际主义者普遍支持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干预，却反对入侵伊拉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地理是以何种方式勾勒出人类政治版图的？同时，地理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对人类进行报复？
现实主义与地图的价值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最初几年遭受的惨败，印证了现实主义的箴言：想要在某个地方有所作为，当地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必然会产生阻碍。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观点曾经受到理想主义者的诋毁。然而，那些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最好不要过于强调越南战争的类比，以免矫枉过正，陷入孤立主义的泥潭，正如其导致绥靖政策的可能性一样。用中东问题专家福阿德·阿杰米（Fouad Ajami）的话说，越南战争的类比“经常会引起降低期望值的轻率偏见”。别忘了，慕尼黑会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内召开的。那场大规模战争的残酷性，使得张伯伦这样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理所当然地设法避免历史重演，但这种形势对于心怀战争阴谋的国家来说，却是最适合不过了。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他们本就无所畏惧。
越南战争的例子意在限制，慕尼黑阴谋的例子意在克服这些限制。单独拿任何一个案例来作类比，都可能是危险的。只有正反两方面都得到妥善权衡，正确的政策措施才有保证。明智的决策者，会意识到其国家的局限性，懂得政治的艺术在于尽可能靠近边缘，又不至于从悬崖上失足跌落。换言之，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一位政治家的性格所发挥的作用，跟他的智力一样多。
现实主义的鼻祖可以追溯到2 400年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中的深邃见地，证明他对人类行为不抱任何幻想；现代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却是汉斯·J.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他于1948年出版的著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是其思想的全面总结。让我暂停一下，先来谈谈这本书。这是一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德国难民的智慧结晶，可以为我的地理大讨论确立基调：为了正确看待地图的价值，现实主义至关重要，实际上，它正是将我们直接引向地图的力量。
摩根索一开篇就指出，世界“是人性中的本质相互作用的结果”。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人性的本质即恐惧（Phobos）、自我利益（Kerdos）和荣誉（Doxa）。“要改善世界，”摩根索写道，“我们必须与这些力量合作，而不要与它们对着干。”因此，现实主义者接受已经掌握的人类物质现实，不管它们多么不完善。“历史上的先例，比抽象的原则和目标有吸引力得多，能引导我们少做恶行，而不是实现绝对的善举。”例如，一个现实主义者会通过研究伊拉克历史上的族群图谱，而不是诉诸西方民主的道德戒律，来预测伊拉克推翻专制政权后将会有怎样的未来。按照摩根索的说法，良好的愿望几乎与正面的结果没有任何关系。
他举例说，张伯伦与大多数英国政客相比，在个人权力方面的考虑少得多，而是努力寻求所有相关者的和平与幸福，但他的政策给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带来了难以名状的苦难；另一方面，温斯顿·丘吉尔的任何决策都以个人和国家权力作为出发点，对此他从不讳言，但他的政策却意外地产生了无法想象的道德效果。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在主张向伊拉克派兵时，认定这将大大改善那里的人权状况，但结果却与其初衷适得其反。这一切说明，并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国家采用民主政权，其外交政策就一定比专制政权更好或更开明。正如摩根索所说，“要满足民众的情感需要，就会无一例外地损害外交政策本身的理性”。
民主和道德根本不是一回事。“所有国家都禁不住用普世的道德目的来掩饰自己特定的愿望，很少有人能长期抵抗这种诱惑，”他继续说，“承认各国都受到道德的约束是一回事，而利用所谓的‘正义’在国际关系中谋求国家利益，又是另一回事。”
此外，国家必须要比个人受到更多道德约束。摩根索写道，“个人可以说这样的话……‘让正义得到伸张，即使世界灭亡’，但是国家没有权利以那些受庇佑者的名义这样说。”个人只对他的亲人们负有责任，他们会原谅他的错误，只要他出于善意；但一个国家必须在其境内保护千千万万人的福祉，一旦政策失误，不会得到任何谅解。
因此，国家必须比个人深谋远虑得多。
人性，即修昔底德所谓“恐惧、利益和荣誉的综合体”，造就了这个冲突和强权层出不穷的世界。对于摩根索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来说，冲突是意料之中的，无法避免，因此不必像理想主义者那样反应过度。他们理解，在人类的交往过程中，尤其是各国的互动之中，“支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摩根索援引罗诺克学院教授约翰·兰多夫（John Randolph）的话说，“单靠权力自身就可以限制权力”。现实主义者不认为国际机构是和平的关键，因为这些机构所反映的只是各个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平衡。这种平衡，正是“和平还是战争”的最终决定因素。
但权力平衡系统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按照摩根索的说法，每个国家都在担心可能误判了权力平衡，因此必须不断取得更大的权力优势，来补偿其万一出现的误差。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动因，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德国威廉二世和沙俄都试图调整权力平衡，以便对自己有利，结果严重失算。摩根索写道，正是由于普遍性道德良知的存在，即把战争看做“自然灾难”，而不是本国外交政策的自然延伸，最终限制了战争的频繁发生。
地理的逻辑
2003年至2007年间，在伊拉克发生一系列暴力事件之后，我们都宣称自己已成为现实主义者，或至少自恃如此。但从摩根索对现实主义的定义来看，果真如此吗？例如，大多数人以“现实主义者”的身份反对伊拉克战争，那他们是不是也觉得，民主和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呢？请记住，摩根索反对越南战争，是同时基于道德和国家利益的双重理由，因此他是最易让人接受的现实主义者。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一生从未有过对权力和地位的奢望，而不像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等现实主义者那样展现出雄心壮志；此外，他为人内敛朴实，也不像基辛格或塞缪尔·亨廷顿那样尖刻犀利。事实上，即使是摩根索这样的现实主义者，都应该让人感到不安，对此无人予以否认。现实主义者明白，国际关系受制于比国家内政事务更无奈、更有限的现实。国内的政体毕竟受到法律的制约，因为合法的政府有武力的垄断使用权；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则仍然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不存在霍布斯笔下的巨人利维坦(1)可以对不公正予以惩罚。
事实上，文明的表面掩藏着的正是人类最冷酷的欲望，因此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外交的核心问题是：谁可以对谁做什么？
“现实主义是对美国传统的异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曾这样告诉我，“它刻意忽略道德因素，认为在这样低俗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利益，而不是价值观。但是，现实主义永远不会死，因为它准确地反映了各国的行为本质，所谓的价值观言论，不过是用来粉饰门面而已。”
现实主义者重视秩序超过自由，对他们来说，后者只有在前者已经确立后才变得重要。以伊拉克为例，即便是极权主义性质的秩序，也要比缺乏秩序的后果更人性化。世界各国政府永远都是难以捉摸的，所有社会的进步方式永远不会完全一致，世界注定要被各种不同的政权统治，一些地方甚至还处于部落化和民族化的无秩序状态。源起于古老的希腊和中国的现实主义，一路绵延数千年，直到20世纪中期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Remond Aron）和他的西班牙同龄人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 Gasset）等现实主义者加入，其核心理念仍然是：战争，是人类固有的本性，是区分国家和其他集团的必由之路。主权和联盟绝不可能凭空出现，他们出现于与他人的差异。在全球化的信徒仍在高唱人类统一时，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则一直强调着人类的分歧。
所以还是来看地图吧，这是人类分裂的空间图示，是现实主义作品摆在首位的主题。但地图并不总是说实话。他们有时会像散文小品那样主观臆断。
已故英国地理学家约翰·布赖恩·哈雷（John Brian Harley）曾说过，看看欧洲人给非洲大片土地所起的名称，我们就知道制图学是如何诠释“权力话语”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了潜伏在地名中的帝国主义。此外，墨卡托投影(2)显示的欧洲也大于其实际面积。地图上的国家总用非常鲜明的色彩标识，以示对于本土之外区域的统一控制，虽然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地图是唯物的，因此在道德上必须是中立的；换句话说，它又可能是危险的工具。但他们确实是了解世界政治的关键。“地理是国家权力的金字塔赖以确立的相对稳定的基础。”摩根索如是说。一言以蔽之，现实主义是对最生硬直率、最令人不舒服，同时又最具确定性的真理的认识，这个真理就是地理。
地理也是人类自身历史的背景图。除了制图失真的情况之外，它都可以被看作政府的秘密议会，可以揭示其长远意图。一个国家在地图上的立场，是立国的首要大事，比其执政理念重要得多。哈尔福德·麦金德形容道，地图能令人“一眼知乾坤”，而地理则是艺术和科学之间的桥梁，用环境因素连接那些人文学家经常忽略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18世纪和19世纪政治学作为专门的学科出现之前，地理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学科地位，经常被当做政治、文化、经济等学科的重要参考工具。根据唯物主义的逻辑，山区和部落的重要性高过理论观点上的世界。或者说，山脉及其居民是现实的，第一位的，而思想不管被拔得多高、有多坚定，都只是第二位的。
这也是我的观点。我在伊拉克战争中接受了现实主义，不管这么做有多么不易，以及在多短的时间内下的决心。其实我们接受的是地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地图反驳的正是人类平等和统一的观念，它提醒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地球在许多方面是分裂的，不同的环境导致了冲突，而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观点。
打个比方来说，帝国主义的普鲁士人对地理一词的感觉，肯定不如英国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人感觉那么恶劣。这就是地理的报复，标志着冷战后时代第二波知识辩论周期的顶点和第一个理论循环的结束。此前，我们曾通过空中力量和人道主义干预的胜利来宣示地理学的失败，现在我们又被带回人类生存的最底层，在那里接受未来生存斗争的挑战。地理通过预示和联想，严重制约着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和阿富汗等地方承受痛苦。
虽然不得不承认现实，但也并非没有希望：我们可以努力深化在地理方面的知识，借助技术来规避地图的限制。这也是我研究的目的，一种“非直觉”的对应之法。因为不仅思想的狭隘会导致孤立主义，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也一样会导致孤立主义的反弹。
人类活动轨迹的前戏
但是，我们必须先来认识地理学科的核心。英国地理学家W.戈登·伊斯特（W. Gordon East）写道，“成事在天，但取舍在人”。人的行动是有限的，受到地理上的边界所限制；但是，由于地域范围的广阔，人类可以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发挥其能动性。
事实证明，阿拉伯人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有实现民主的能力，而利比亚部落和也门山脉的空间安排，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也将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理可以预知，而不是确定，因此它不是宿命论的代名词。但它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分布一样，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制约和推动因素。
尼古拉斯·J.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伟大的战略家，耶鲁大学教授。他在1942年写道，“地理不用自辩，而是自明。”他用这样一段话阐释了他的观点：
地理是美国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因素，也是最永恒的因素。部长来去更迭，连独裁者都死了，但山脉岿然不动。
乔治·华盛顿，率领其衣衫褴褛的大陆军，保卫着十三个殖民地，他的继承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掌握着整个新大陆，无数资源任其调度，但大西洋却继续让美国和欧洲分离，圣劳伦斯河港口冬季仍然结冰断航。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把俄罗斯拱手让给斯大林，他留下的不仅是权力，还包括他未完成的任务，那就是为俄罗斯争夺出海通道；而马其诺将军和克里孟梭则继承了凯撒大帝和路易十四对开放的德国边境的焦虑。
有人可能会补充说，尽管“9·11”事件震惊全球，但大西洋仍然很重要。事实上，正是大西洋决定了美国和欧洲奉行不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我们也同样可以说，俄罗斯直至今天仍然是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陆权大国，它渴求更多的出海通道。从一方面来说，俄国在13世纪是蒙古汗国入侵的受害者，只靠着时间、距离和天气这些自然因素逃过一劫；另一方面来说，因为欧洲、乌拉尔地区和东欧地区之间没有大的障碍，尽管人工边界柏林墙倒塌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依然存在，百年来并无变化。是美国通过支配整个大陆的资源，才最终保住了欧洲的和平。
的确，地理是人类活动轨迹的前戏。欧洲文明的重要来源是希腊的克里特岛和基克拉迪群岛，前者是“从欧洲独立出来的碎片”，是欧洲连接埃及文明的最近地点，后者则是与小亚细亚的最近地点。德国是陆权国家，英国只是一个岛国，这是欧洲历史不可争辩的事实。德国东西两边均无山脉保护，为了应对其危险的地理位置，它选择的道路从军国主义到当代的新型和平主义；而英国边界安全，面向海洋，可以比其邻国更早地发展民主制度，并与美国建立了特殊的跨大西洋关系，与它共享一种语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过，如果英国不是一个岛国，其军事制度将会与欧陆国家一样霸道，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某个极权势力的受害者”。正是其地理位置保证了英国在历史上免遭最危险的入侵，并在几个世纪以来对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对岸的法国及其他低地国家的政治付出战略关注，使他们能够顺利发展。一切事实均表明，国际事务的构成往往以地理为基础，而我们却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为什么中国无论如何都比巴西更重要？是由于地理位置。即使巴西与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同一水平，人口同等规模，它也没有像中国那样掌握着连接海洋和大陆的主要海上交通线；它也不像中国大部分地区位于温带，享有更健康的环境和更令人精神振奋的气候。中国面临西太平洋，内陆纵深，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的中亚接壤，而巴西的地理优势则比较小。它孤立地处于南美洲，从地理上就与主要大陆分离了。
非洲为什么这么穷呢？虽然非洲是世界第二大陆，面积是欧洲的五倍，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海岸线却只有其总长度的1/4。这条短短的海岸线上缺乏天然良港，东非的港口虽与阿拉伯和印度交易频繁，却只算是个例外。此外，非洲的河流很少能与海洋通航，它们从内陆向沿海平原顺势而下，形成一系列瀑布和急流，这也造成了非洲内陆与沿海的隔离。
检视世界上最贫穷经济体的清单，内陆闭锁型国家所占比例很高，尤其是位于北纬与南纬23.45°之间的热带国家普遍较差。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分布在中高纬度地区。借助温带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东西向的欧亚大陆实现了良好的科技扩散效果，因为共同的纬度和相似的气候条件最适宜科技传播和创新，移栽的植物和驯养的动物也容易成活，这使得它将南北向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远远地甩在后面。明明是土壤肥沃、足以养活稠密人口的地方，却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那里远离港口，铁路也无法到达，不具备经济发展的条件。印度的中部和内陆地区，也是很好的例子。
在总结地理决定论时，已故地理学家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还观察到一个现象：“梵文的舌头在海拨500米时就会冻僵，人们不得不保持沉默”。也就是说，印度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低地现象。还有许多例子，都可以说明地理如何以微妙而明显的方式从各个方面影响某一民族的命运，许多例子都很有传奇色彩。在研究的进程中，我会逐渐谈及它们。
在继续讨论之前，让我先提一下美国的例子。正是地理帮助美国保持着繁荣，这可能也是美国泛人本利他主义（pan-humanistic altruism）的最终原因。正如美国首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指出的那样，“没有人给美国人以特殊恩赐，大自然对待他们与其他人没有两样”。
历史学家约翰·基冈（John Keegan）说，美国和英国倡导自由，只是因为海洋保护他们“免受那些来自大陆并威胁自由的敌人的骚扰”。20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军国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地理环境的产物，而不是国民性格使然。对此，美国人总是怀有优越感。在拥挤的欧洲大陆上，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帝国彼此毗邻，一旦发生军事误判的事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海洋全身而退。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上，普遍的道德不适用，他们不得不以精良的武装力量彼此对抗，直至二战后由美国主导霸权。两大洋不仅给了美国人理想主义的奢侈，还让他们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两条政治和商业动脉，横跨大西洋可到欧洲，横跨太平洋可到东亚，美洲大陆的财富就置身其中。然而，也正是这两大洋，把美国同其他大陆隔开数千里，给美国种下了孤立主义的毒株，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1940年欧洲国家体系崩溃，也未能使美国立即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在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之后才断然应战。战后美国再次从世界事务中撤回，直到苏联不断侵略扩张，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才迫使美军重新回到欧洲和亚洲。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精英们就一直在准孤立主义和理想化心态的干预主义之间左右摇摆，所有这一切从本质上说，都是因为两大洋。
从未降格的地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贾库柏·J．格瑞吉尔（Jakub J．Grygiel）写道，“地理已被遗忘，而不是被征服”。长期担任英国和美国政府军事战略顾问的科林·S.格雷（Colin S．Gray）也认为，“认为技术可以将地理因素一笔抹杀的论调，即使证据充分，最多也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用格雷的话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若想真正实现影响力或实施持续性控制，……就必须有武装人员长期驻扎在这些时刻会爆发冲突的地区”。不仅如此，凡是相信地理已经不再起作用的人，都对军事物流缺乏起码的认识，那毕竟是一门关于如何把大量人力物力从一个大陆运往另一个大陆的学科。
我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横穿伊拉克的经历，只是军事物流工作的一小部分，这项工作还包括飘洋过海数千英里（1英里约为1.6 093千米），把人力和设备从北美运往波斯湾。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威廉森·穆雷（Williamson Murray）在1999年发表的分析性著作中展现出惊人的洞察力。他认为，随着新世纪的临近，美国将再次面临两大洋施加的“恶劣的地理现实”限制，在遥远的地方部署地面部队，将使我们付出无法估量的昂贵代价。虽然空降部队的参与可以使一些战斗和救援任务很快结束（以1976年以色列突击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解救被劫持的航班乘客的案例作比。——作者注），但在这些行动中，地形仍很关键。地形决定了战斗节奏和方法。1982年福克兰战争(3)进展缓慢，因为那是海洋环境；而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平坦沙漠放大了空中力量的作用。然而，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人口稠密区的诸多狭长地带暴露了空中力量的局限性，从而使美军成为地理的牺牲品。飞机可以轰炸，但不能运输大宗货物，也不能行使对地面的控制。此外，在许多情况下，飞机需要尽可能近的基地提供补给。
即使是在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时代，地理也至关重要。正如摩根索指出的那样，中小型国家，如以色列、英国、法国、伊朗，不能承受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陆权大国所能承受的同级别打击，因此他们的核威慑战略缺乏必要的可信度。这就意味着，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在面对敌对势力时，为了生存，要么处境特别被动，要么不得不特别咄咄逼人。这主要还是地理问题。
然而，全盘接受地理因素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同意“世界必然受到种族和宗派分裂驱使”这一观点，也不意味着对全球化的抗拒。事实远比这更复杂。全球化本身促使地方保护主义重生，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重生建立在种族和宗教意识基础上，而这些意识必须与具体地形相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参考地图得到最佳解释。因为大众传媒和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已经削弱了许多国家的权力，包括无视地理因素人为划定的国家，一些关键地区显得难以控制、动荡不安。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尽管单个伊斯兰国家内部风雨飘摇，泛伊斯兰运动还是在整个亚非伊斯兰弧形地带得到了壮大。
以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为例，从地理上讲，他们是地中海和印度次大陆之间最不合逻辑的两个国家。即使是阿富汗，从地图上看充其量也只可称为“小国”而已。是的，伊拉克的分崩离析是因为美国入侵，但萨达姆·侯赛因的暴政（20世纪80年代我亲身经历领教过，迄今仍觉得是阿拉伯世界中最糟糕的政权。——作者注）从根本上可以说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从1958年的第一次军事政变起，伊拉克的每一位独裁者都不得不比其前任施加更多的镇压，才能把这样一个国家强扭在一起。因为伊拉克没有天然边界，是由库尔德人和逊尼派以及什叶派阿拉伯人组成的一个国家，其种族和宗教意识的冲突早已达到明火执仗的程度。
我们还是不要扯得太远为好。的确，那些把库尔德人从伊拉克其他地方分隔开来的大山，那些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划分成中心逊尼派和南部什叶派的分界线，对事件发展所起的作用可能比对民主的向往更关键。但没有人能知道，未来是否一定会出现一个相对稳定和民主的伊拉克。想想欧洲东南部的山脉，它们曾帮助奥匈帝国脱离贫困和欠发达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曾让种族主义和教派主义势力在巴尔干地区世世代代处于分裂对立状态，但没有人要求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实施干预，来阻止自相残杀的战争。
我不是在谈论一种连人类都无能为力的、无可战胜的力量。相反，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应该虚心地接受地理上的事实，以遏制在外交政策上的过度热情，对此我自己早已深感内疚。惟其如此，我们所参加的干预行动才会更加成功，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将来在舆论的法庭上才会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地理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报复人类？
我现在意识到，在将地理学推上神坛时，我自己却站在了危险地域。因此，我将在研究过程中时刻铭记以赛亚·伯林的警告。他在1953年发表的著名演讲，次年以《历史的不可避免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为名出版。他斥责那些不道德和懦弱的信念，即地理、环境、民族特色等“强大的客观力量”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和世界的政治方向，并指责汤因比和爱德华·吉本，说他们眼里只有“国家”和“文明”，似乎这些比人“更具体”；他们心中只有抽象的“传统”和“历史”，似乎这些比人“更聪明”。
对伯林来说，个人及其道德责任是最重要的，因此他或她不能完全或部分地将其行为或命运归咎于地理和文化等因素。人类的动机对历史的影响很大。它们不是幻想，不会随着作为参照物的更大力量出现而消失。地图是解释过去和现在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虽说地理、历史、民族特征会影响而并非决定事物的未来，但若不充分考虑这些特定因素，我们就无法应对今天的外交政策挑战，也无法作出明智的选择。伯林对一切形式的决定论都全盘否定，在面对这些因素时却犯了同样的错误。
如果当时借鉴了地理、种族和宗派的因素，我们可能就会预见到冷战结束后巴尔干的动乱，也能预见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暴力冲突。然而，伯林的道德挑战至今仍能站得住脚，因为在过去20年里，围绕在哪里部署海外驻军的问题展开过一场大辩论，伯林为这场辩论提供了理论框架。
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承认地理在塑造历史方面的重要性，又要避免过度强调的危险，如何将二者区别开来？雷蒙·阿隆曾提出，“清醒的伦理植根于‘概率决定论’的真理”，因为“人类的选择总是在一定的框架内或限制中运行，比如对过去的继承”。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这一概念当做避风港。
这里的关键词是“概率”，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聚焦于地理，是在坚持部分的或迟疑的决定论，承认族群和地形之间的明显差异，但并不过分简化，并且留下许多可能性的窗口。自由国际主义者普遍支持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干预，但反对入侵伊拉克，就反映了这一精神的细微差别。他们凭直觉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个主要的地理事实，那就是前南斯拉夫处于前奥斯曼帝国最西端，毗邻中欧，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处在前奥斯曼帝国最混乱的东部末梢。因为这一事实一直影响着那里的政治发展，在伊拉克的干预将被证明只是这种影响的延伸。
那么，在今后的岁月里，那个温和的命运，那只看不见的手，会为我们储藏着什么宝贝呢？我们该如何向地图学习，才能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让我们通过20世纪几位大学者的眼睛，回顾一下地理对世界历史大格局的影响，然后再通过古代先贤的视角，具体看看地理和人为干预的相互作用。这将会为我们作好铺垫，用以探讨那些最经得起时间考验又极富挑衅性的地缘政治理论，并看看他们描绘的未来世界是怎样的。
(1)Leviathan，意指庞然大物。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出版的著作《利维坦》（Leviathan）中称，人类为了自我保护，创造了利维坦，但利维坦在保护人类的同时又在吃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把利维坦关进笼子里。——译者注
(2)墨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即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由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于1569年创拟。假想一个与地轴方向一致的圆柱切或割于地球，按等角条件，将经纬网投影到圆柱面上，将圆柱面展为平面后，即得本投影。在切圆柱投影与割圆柱投影中，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是切圆柱投影。——译者注
(3)FalklandsWar，又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是1982年4月至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岛的主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