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地图上的地缘战争
宁死不屈的地理
20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后，人们才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并重新建立对地图的尊重。冷战结束后，人们逐渐丧失地理意识，似乎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开始，但在“9·11”之后的10年里，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将这种幻想击得粉碎。
巴尔干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根源何在？中欧作为“宽容忍让”和“高度文明”的理想地标，在新的大国博弈中能否幸存下来？德国的地理位置又是怎样决定其钟摆方向的？海湾战争中，眼看就要活捉萨达姆，老布什为何却下令停止进攻巴格达？
西方国家对米洛舍维奇等独裁者的“绥靖政策”一时间使得“慕尼黑阴谋”的类比甚嚣尘上，地理的报复在无形中开始上演了……
要重拾我们的地理意识，必须先在最近的历史坐标中找准一个时间点，搞清我们在何时彻底失去了它，以及为什么会失去它，并阐明那将如何影响我们对世界的判断。
当然，这种地理意识的丧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倘若要我指出这个时间段，我想大约就是柏林墙倒塌后的那段日子。一条人为边界的倒塌，本应让我们对地理和地图更加肃然起敬，以便提前考虑德国版图的变化可能会对相邻的巴尔干和中东地区带来什么影响，但恰恰相反，我们却从那时开始盲目自大起来，完全无视那些真正的地理障碍仍然虎视眈眈地横亘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渐行渐远。
德国境内一道人为边界的拆除，仿佛突然成了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这让我们认定：人类所有的分歧将从此烟消云散；民主既然能将东欧收于麾下，也必将征服非洲和中东；“全球化”这个风靡一时的流行概念，不仅是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更一跃成为历史的道德方向和国际安全体系。想想看，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刚刚被打破，美国和西欧的国内安全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太平盛世的假象统领了一切。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预见性地捕捉到了这种新的“时代精神”。他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宣称世界各地战争和动乱有增无减，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即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至此宣告终结，因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取得了胜利，有关政治制度的争论就此结束。
其实，这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塑造世界，有时甚至是通过出动美国军队来实现的。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做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惩罚。这是一个信仰倒错的时代，是冷战后的第一轮知识辩论周期。在这个时代，“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被视为无稽之谈。比如，在一些地方，传统和狭义的“国家利益”本来就被定义得似是而非，却硬要对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你最好加入新保守主义派，或当一名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整天想着如何在巴尔干地区阻止“种族灭绝”，因为这是当时“聪明的好人”该做的事。
在美国，类似的理想主义大迸发并非史无前例。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之际，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命名的“威尔逊主义”(1)风行一时，后来人们才发现，威尔逊的想法很少考虑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真正目标，更没有考虑到巴尔干地区和近东地区的现实。20世纪20年代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民主和自由已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得到推行，同时也意味着，在这古老苏丹王朝的某个地区，狭隘民族意识正在悄然觉醒。
冷战胜利后西方出现的现象，与“威尔逊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人认为，只要高举“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旗帜，自由和繁荣就会随之到来。有人甚至建议，非洲也可以成为民主革命的前沿，全然不顾这里是最贫穷、最不稳定的大陆，更糟糕的是，这里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人为划定的、不合逻辑的边界。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苏联解体了；相隔近万里，隔着大海和沙漠，仅仅因为电视上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一事件就对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也有了最高的指导意义。然而，正如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一样，我们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却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民主和全球和平。下一步，为生存而开展的斗争更为艰难，邪恶会戴上新的面具。
非洲各地的确开始显现出民主的迹象，以及更好的政府。不过，斗争必然是漫长而曲折的，无政府状态、叛乱、极端邪恶势力（如卢旺达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重新抬头，非洲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过对欧美地区来说刻骨铭心的这段旅程：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到2001年9月11日五角大楼和世界贸易中心遭恐怖主义袭击。在这12年间，随处发生的大屠杀和姗姗来迟的人道主义干预，激怒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而这些干预措施的最终成功，把理想主义必胜信念提到了新的高度。
事实证明，这种信念在“9·11”事件之后的10年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期间，曾在20世纪90年代影响过巴尔干地区和非洲的地理因素，同样破坏了美国在近东地区的“良好意愿”。从波斯尼亚到巴格达，从古老的土耳其帝国西部最发达的巴尔干部分到东部最不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部分，从有限的空中和地面打击行动，到大规模地面步兵入侵，这一过程将公开暴露自由主义普遍论的局限性，并重新承认对地图的尊重。
谁来拯救“中欧”？
所谓“后冷战时期”，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就开始了，与之相伴的是“中欧”一词的复苏，身为记者和牛津大学学者的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后来将其定义为“对于‘东部’苏联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悖离”。
中部欧洲，即米特欧罗巴（Mitteleuropa），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地理事实。它宣示的是一段旧时光的记忆：热情喧闹，韵味十足，浪漫的欧洲文明，使人联想到鹅卵石小巷、错落有致的小房子、丰收的葡萄酒、维也纳的咖啡馆和古典音乐，而其优雅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却饱浸着躁动不安的现代艺术和思想。
这里沉睡着奥匈帝国的魔幻记忆，以及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马勒、克里姆特、弗洛伊德、康德、斯宾诺莎等。事实上，在纳粹暴政统治之前，“中部欧洲”就意味着一个知识分子备受蹂躏的犹太人世界；意味着经济发达，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里的工业化已高度发展，甚至超过当时的比利时，使人回想起波希米亚的繁荣盛世；意味着姑且不论各种腐败颓废和道德沦丧，仍然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多民族融合地区，由哈布斯堡王朝为其提供一个良性的但功能日益失调的保护伞。在冷战时期的最后阶段，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E.舒斯克（Carl E. Schorske）在其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ecle Vienna）中简明地表达了对中欧的怀念，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也在其华美的游记《多瑙河》（Danube）中有类似的记述。在马格里斯看来，中欧富有政治敏感性，“能够保护特定的群体反对任何极权主义的计划”；而对于匈牙利作家捷尔吉·康拉德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等人而言，中欧意味着“贵族”和开启“政治自由化”大门的钥匙。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欧”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身处地理之中的文化，或者就是这种文化组成了地理的每一个节点，像山脉一般连绵不绝，或像苏军坦克的履带一般回环往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随着种族冲突在南斯拉夫爆发，“中欧”这个概念竟从统一体变成了分支；“巴尔干”也在人们的意识中被肢解出来，成为了新近东的一部分。
巴尔干是古老的土耳其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同义词，崇山峻岭阻碍了发展，这里的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低下，比起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帝国，要落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始终遭受着一定程度的贫困和压迫，但在北方，即苏联的“中欧部分”则对此并无体会。
当然，情况是复杂的。东德作为从属国而被完全占领，因此它的制度在所有国家中最严酷；而前南斯拉夫并非正式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因此在其某些城市里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化；而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这种自由化则是闻所未闻的。而原属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的那些欧洲国家，虽然也吃了一些苦头，程度上却大大减轻，不过是把激进的自由民粹主义掺和在一起的大杂烩而已。
20世纪80年代，我时常旅行。我发现，当我乘坐的火车从匈牙利行至罗马尼亚时，窗外的建筑质量突然变差了；车上的乘警肆意蹂躏我的行李，因为翻出了打字机而向我索取贿赂；厕所里的卫生纸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灯光也变得无精打彩。巴可尔干虽然深受中欧影响，但中东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因为它与两地的距离相等。进口的货物大都来自安纳托利亚，尘土飞扬的广场空地，破败不堪的公共场所，也几乎是科索沃和马其顿生活的真实写照。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文化娱乐，在这里则难觅痕迹。这并不完全是意外，或由某些邪恶势力一手造就。在民族混杂的前南斯拉夫，暴力冲突一触即发，而在单一民族的中欧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波兰就不会如此。说到底，还是与历史和地理因素有关。
然而，以加顿·阿什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宏伟设想中将中欧奉为道义和政治上的北斗星，而不仅仅将其看作一个地理标志。这个北斗星不仅是欧洲的，也是世界的，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按他们的观点，不仅不应该将巴尔干弃于不发达状态，任何地方，包括非洲都不能例外。柏林墙的倒塌不仅代表着中欧梦想的实现，更应将这种精神辐射至全球。这种人本主义的设想本质即世界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自由国际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者都对此趋之若鹜。
回想一下，那些因支持伊拉克战争而臭名昭著的人物，如鹰派人物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新保守主义“教父”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也都是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进行军事干预的支持者。以加顿为首的自由派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并以左派的《纽约书评》作为阵地。入侵巴格达之路，其实正是植根于20世纪90年代对巴尔干的干预。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对此坚决反对，完全不顾这些军事部署是否成功。其实，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穆斯林的“拯救”正是始于对恢复中欧之美的浪漫向往，无论将它看做一个真实的地方还是想象中的乐园。历史终将证明，正是“道德”和人道主义牺牲了美。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人道主义著作，抓住了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加顿·阿什在讲述其东德生活的畅销回忆录中写道：“我过去常把‘以赛亚·伯林派’（Ich bin ein Berliner）的说法挂在嘴边。”而现在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反而取代了曾在过去40年间处于主导地位的一元化理论，成为其完美的解药。作为牛津大学教授，伯林几乎与20世纪同龄，他一直捍卫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在政治上主张“暂缓妥协”。他厌恶地理、文化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决定论，包括“命定天数”。他倾尽终生之力撰写文章、发表演讲、阐述意见，像旷野中孤独的布道者一般，宣扬着他“有节制的理想主义”，并以此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某一群人有权享受自由和安全的观点。他的哲学和中欧的理想形成了绝配。
这些智慧和雄辩的知识分子的鼓吹确实使中欧的复兴成了一项崇高的事业，这种方法在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中经常发挥作用，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有所展开。但是，中欧的复兴之路仍然困难重重，稍后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德国的钟摆与巴尔干的灵魂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有一个丑陋的事实经常把中欧概念变成某种悲剧，那就是中欧在地图上根本不存在。以哈尔福德·J.麦金德爵士（Halford J. Mackinder，1861－1947）及其弟子詹姆士·费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者一入场，就以唐突而低沉的音调压过了以赛亚·伯林那柔和的声音。
对他们来说，中欧概念具有“致命的地理缺陷”，因为它属于地理上的“破碎带”，横跨欧洲内海，既要顾及“海洋利益”，又具备“欧亚心脏地带的大陆观念”。总之，在麦金德和费格里夫看来，中欧从战略方面考虑并无发展空间。他们在著作中反复暗示，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欧复兴的庆祝和沉迷只是地缘政治斗争的间歇喘息，或至少他们希望如此。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也不能结束地缘政治的影响，只是把它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任何人都不能一厢情愿地希望国家间、政体间的斗争会就此打住。
我将在后文中花大量篇幅来探讨麦金德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心脏地带”（Heartland）的论文，因此先交待一下即可。这个百余年前提出的理论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源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抽丝剥茧地深入到两次世界大战的逻辑核心，就会发现其本质是关于德国是否能够主宰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而冷战的本质则是苏联如何主宰东欧，那里正处于麦金德心脏地带的西部边缘。这里所指的东欧包括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东德，历史上的普鲁士正是为了领土的需要进行同样的东扩，最终奔向“心脏地带”；而西德则成为北约海洋联盟的一部分，以天主教为精神依托，借助其雄厚的工业力量和商业头脑，向北海和大西洋挺进。
冷战时期，美国著名的地理学者索罗·B.科恩（Saul B. Cohen）指出，“划分东德与西德的边境区，正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区域”，中世纪区分法兰克和斯拉夫部落的分界线正在这里。换句话说，东西德之间的边境，几乎不是人为划定的。科恩认为，西德“反映的是海上欧洲”，而东德属于“陆权王国”，他因此支持德国分裂，认为“它在地缘政治上是合理的，在战略上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欧洲中心连年战斗之间的稳定地带。麦金德在1919年也预见性地写道，“贯穿德国的分界线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我们可以借此从战略意义上，把大陆地带与海洋地带划分开来。”柏林的一分为二，本质上是人为的，而对于德国的分裂，人为的成分则相对较少。
科恩把中欧称为“单纯的地理概念，却缺乏地缘政治的实质”。按照这个逻辑，德国的统一，不会导致中欧的浴火重生，反而会导致欧洲重燃战火。由此推理，对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而言，德国的钟摆朝向何方，意义非同小可。如果是向东倒向俄罗斯，将会对波兰、匈牙利和其他苏联卫星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是向西倒向英美，是否会为这两个海洋大国提供胜利的契机？这一点我们尚不知晓。在冷战后的早期阶段，科恩和其他学者都未能准确地预见今天统一德国“处于停摆化”的情况。如今的德国想尽力摆脱军国主义的影响，同时保留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在未来可能成为有助于欧洲大陆稳定的积极砝码，也可能成为使这个大陆重陷动荡的原因。
德国作为强权国家之一，一直占据着欧洲的中心。因此，德国人总是表现出强烈的地理意识和敏锐的战略观，并将其视为一种生存保障机制。目前，德国人亟须完成的正是超越一时持有的准和平主义观念，恢复其敏锐特性。想想看，一个统一而自由的德国难道不可以成为一种平衡力量吗？有德国横贯于大西洋和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之间，为“中欧文化”提出大胆的新诠释，是否可以使中欧的概念成为调节地缘政治的整流器呢？果真如此，加顿·阿什等人的理论将得以印证，他们也将享有超过麦金德和科恩的声誉。
将问题归总为一个，那就是：中欧作为“宽容忍让”和“高度文明”的理想地标，在新的大国博弈中能幸存下来吗？因为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这种斗争司空见惯。从20世纪后期的制高点回过头来看，19世纪后期欧洲中部充满活力的文化显得那么兼容并蓄，而且它正是形成于残酷无情的帝国扩张和地缘政治斗争，比如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自由主义最终必然依赖于强权政治，也许依靠的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强权，但强权就是强权。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人道干涉主义者并非完全无视权力斗争。在他们眼里，中欧并不是幻想中的乌托邦，相反，通过阻止巴尔干地区的大规模屠杀，让中欧得以恢复元气，其目的不过是名正言顺地吹响了西方军事力量的集结号，以保护冷战的胜利成果。
“对于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波斯尼亚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西班牙内战。”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这样写道，此人是知名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传记的作者。他一语道出了知识分子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激情。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发挥人的能动性，打败决定论。有人通过摘录乔伊斯的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当利奥波德·布卢姆(2)感叹着面对自然法则强加的生存条件，如“大瘟疫”“大灾难”“大地震”等，人是多么无能为力时，斯蒂芬·迪达勒斯(3)对此只是简单地回应道，“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理性动物”。
是的，灾难时时降临，世界本是如此，但人类并没有因此逆来顺受。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有责任与苦难和不公作斗争。
如此一来，中欧成了自由主义者的北斗星，一路向东南延伸，首先到波斯尼亚，再到科索沃，最后直达巴格达。当然，许多知识分子支持干预波斯尼亚，也反对伊拉克战争，或者至少是对它提出怀疑，但新保守派和其他人不会就此罢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巴尔干展示的是干预主义的成功理念，在付出最小生命代价的同时取得胜利，从而给许多人留下错觉，误以为未来战争都将如此。加顿·阿什热切地写道，20世纪90年代那些姗姗来迟的干预，让人想起英国诗人奥登（W. H. Auden，1907－1973）对20世纪30年代的描述：“低下而不诚实的十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十年来得未免太容易了。
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历史和地理终于低下了他们宁死不屈的头。柏林墙倒塌后，非历史性和普遍主义思潮蠢蠢欲动，然而不到两年，各国媒体突然发现自己陷入狼烟四起的废墟，残砖瓦砾堆积成山，一些地名拗口的小城镇里，建筑钢筋扭曲断裂。在古老的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边境地区，名为斯洛文尼亚和克拉伊纳的两个地方，刚刚目睹了纳粹以来在欧洲不曾再出现过的暴行。
于是，精英之间的战略对话，不得不从神侃全球一体化变成着力解开距离维也纳只有几小时车程远的中欧无名小镇的复杂历史问题。地图表明，克罗地亚南部和东部，靠近萨瓦河，就是广阔的欧洲平原的南部终点。在萨瓦河岸另一边绵延的崇山峻岭，统称为巴尔干地区。彩色立体地图显示，从法国到俄罗斯，即从比利牛斯山到乌拉尔山脉，象征着广阔平坦地貌的绿色一直延伸着，而到了萨瓦河南岸却陡然变成黄色，又渐变成棕色，这标志着有更高、更坚固的地貌出现，并继续向东南延伸，直到小亚细亚。这个地区曾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操练场，双方此消彼长：西方基督教在此止步，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就此开始。就在这里，克罗地亚军民集结，与塞尔维亚对阵作战。
克拉伊纳（Krajina）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是“前沿”的意思，即军事禁区。16世纪末，奥地利人为反对土耳其的扩张而建立此禁区，并将从奥斯曼苏丹帝国专制统治下逃脱而来的克族和塞族难民都诱骗到前线一带。因此，这里成为一个民族混合杂居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的控制一消失，两族人就纷纷谋求建立单一民族身份国家；此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两族人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统治下一度团结起来；而在纳粹占领时期又被混杂着分成几块，克罗地亚在此地建立起纳粹傀儡政权，在死亡集中营谋杀了数以万计的塞族人。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后，斯洛文尼亚和克拉伊纳的边境塞族军队对克罗地亚人居住区展开了种族清洗，而当克罗地亚人重新夺回该地区后，这里的塞族人又不得不纷纷逃返塞尔维亚。战争从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边界地区一直蔓延到波斯尼亚，成千上万人遭灭门之灾，方式极为恐怖残忍。
这里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如此丰富，但敬业的记者和知识分子却视而不见。他们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甚至还不止一个。首先是纯粹的恐惧和厌恶。你看，加顿·阿什又来了：
我们从前南斯拉夫可怕的10年中能知道什么？……首先知道的一点是，人性并没有改变。在20世纪末的欧洲，人类实施野蛮暴行的能力丝毫不减当年，与本世纪中叶的大屠杀不相上下……在20世纪末，我们西方的政治流行语变成了“一体化”“多元文化”之类，或用老掉牙的词汇来形容，就是“大熔炉”。但前南斯拉夫问题一直与此相反。它像一个巨大的“离心力”机器，一个不停地疯狂旋转的圆筒，向外甩出奶昔和黄油……在这里，随着机器奋力旋转，分离出来的是民族，而从过滤器底端不停地流淌出来的，是血。
随着这股逆流而来的，是对于西方在米洛舍维奇身上实行“绥靖政策”的指控。在柏林墙倒塌后，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别墅、豪华办公室、狩猎小屋和其他特俸津贴，而自己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并引发了第二次类似大屠杀的暴行。这一事件让人联想起1938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实行的绥靖政策及其灾难性后果，并迅速成为20世纪9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类比推论。
事实上，类似的“慕尼黑阴谋”恐惧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91年，美国之所以要把科威特从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中解放出来，就是这种恐惧症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不在科威特阻止萨达姆，他将拥有未来入侵沙特阿拉伯的资本，进而有控制整个世界石油供应的危险；他还将剥夺本地区人权，使整个地区陷入难以名状的黑暗和恐慌。
但是，国际上对于“慕尼黑阴谋”的类比最盛的时期，还是1991年和1993年间。当时，米洛舍维奇先是发起对克罗地亚的进攻，然后又对波斯尼亚塞族发动攻击，而西方没能及时回应，从而引起轩然大波。
在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与和平之后，世界大战的历史负担被抛在脑后，战争在人们心目中似乎越来越抽象，这时，对于“慕尼黑阴谋”的类比总会重新活跃起来。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美国在亚洲曾经遭受的痛苦不堪的陆地战争回忆，已经过去两个十年以上，残酷的战争印象已在人们心中变得暗淡。此时重提“慕尼黑阴谋”，是希望将其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提醒，呼吁世人眷顾世界，珍惜他人的生命。
1994年发生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之后，最常见的舆论反应，就是质疑为何未能阻止它。但是，直到北约1995年在波斯尼亚、1999年在科索沃迟迟未能实施有效的军事干预，“慕尼黑阴谋”论才真正累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与此相对，那些反对干预者举出越南战争作为反例。万幸的是，一次次战争预告只是“狼来了”的呼唤，并未真正到来，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越南的幻影最终在巴尔干地区地烟消云散。这在当时成为被口口相传，大书特书的佳话［对于这些与干预迟缓有关的故事，我有自己的历史纪录。据说，我的拙作《巴尔干鬼魂：穿越历史之旅》（Balkan Ghosts: 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是1993年克林顿总统决定不进行军事干预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因此推迟两年才向巴尔干地区派遣北约部队。——作者注］。
“慕尼黑阴谋”的类比
军事武力在越战时期遭人憎恨不已，现在却成为人道主义的代名词。“反对种族灭绝的战争必须带着暴怒去战斗，目的正是要打掉暴怒，”莱昂·韦塞梯尔（Leon Wieseltier）如是写道，他是《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文学编辑，“为了阻止种族灭绝，使用武力是第一手段，而非最后一招”。为此，韦塞梯尔不断示威抗议，反对为人道主义干预制订退出战略：
1996年，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一位生性犹豫又胆怯的人，竟炮制出一个所谓的“退出战略”：“在我们向海外派军之前，就应该知道如何以及何时需要把他们捞回来。”
莱克妄图在调遣美国部队方面扮演全知者的角色。“退出战略”学说，从根本上误解了战争的性质，更从普遍意义上误解了历史行为的本质。它以谨慎从事的名义，拒绝承认人类事件具有突变性。万事并非一开始就能预知结局的。
韦塞梯尔引用了卢旺达为例。100万图西人（Tutsis）在1994年的大屠杀中丧生，他认为，如果西方适时干预、阻止杀戮，即使日后陷入军事泥潭，肯定比已经发生的悲剧要好。韦塞梯尔，正像加顿·阿什一样，是20世纪90年代立场最坚定、道义上最有说服力的代言人之一，他写了很多文章来发泄他的挫败感。他认为，正是因为北约空中打击的有限和迟到，才没能把科索沃的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从米洛舍维奇的驱逐和灭绝政策中解放出来。针对塞族城镇的空袭，在他看来必不可少，但根据人道干涉主义者的看法，要出动地面部队才能解放科索沃城镇。克林顿政府在发动战争时犹豫不决的态度，客观上成了造成大规模苦难的同谋犯。
“理想主义者的工作，”韦塞梯尔写道，“已被压缩成仅限于抢险救援，以及灾难的善后处理。我们是在本应大投特投子弹的地方大投特投毛毯。”他说，克林顿政府发明的是一种不需要美国人死掉的战争，这是一种懦夫的战争，靠的是精密技术，民意和良心则被抛在一边。他预测道：“这个时代的免疫力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迟早，美国将不得不派遣士兵……奔赴那些他们将遭受伤害或死亡的地方。重要的是事业正义与否，而不是事业是否危险。”
事实上，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酝酿。当时美军自恃天下无敌，历史和地理因素对它都奈何不得，只要选对时机，放开手脚，一举出动地面部队，就将所向披靡。换句话说，正是这些理想主义者在声嘶力竭、激情四射地鼓吹对海地、索马里、卢旺达、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使用武力。尽管像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亨利·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极力敦促美国保持克制，他们收到的反馈却只是越来越多的无情嘲弄。
然而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还是较少动用军事实力的10年，同时也是专门展示空中力量的10年。这是1991年从科威特赶走伊拉克军队的关键。当然，这种战例必须依赖于平坦广阔又很少下雨的沙漠地理环境，这样的地貌有利于取得高科技战争的胜利。
空中力量虽然表现出各种局限性，但在四年后结束波黑战争时仍然成为了关键因素，美军据此在科索沃完成了对米洛舍维奇的最后一击。阿尔巴尼亚族难民返回了自己的家园，米洛舍维奇的势力也被削弱到一定程度，最终在2000年被迫放权下台。仅凭人力无法“拔山”，这是美军最初不向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派兵的根本原因；但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拥有空中优势，陆军也能“力拨山兮”。
仿佛一时之间，在巴尔干地区刚要再次抬头的地理学派又被空中力量很快打压了下去。随后，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不断巡逻伊拉克禁飞区，让萨达姆成为笼中困兽，长达10年之久。因此，美国精英阶层在对军队的无比威力肃然起敬的同时，也对老乔治·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不在巴尔干使用军队义愤填膺，他们认为，这本可以制止20多万人遭受种族灭绝之害，更不用提发生在卢旺达的百万人大屠杀。这是一种有可能引向冒险主义的思维定式，实际上也的确出现了这样的结果。而且，这还会导致在未来的10年间对“慕尼黑阴谋”的类比之风减弱，而地理学说将重新恢复其应该受到的尊重和地位。
20世纪90年代，因为有了空中打击力量，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地图只剩下两维空间。但在阿富汗的群山中，在伊拉克的险恶小巷，三维空间将很快得到恢复。
1999年，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发泄情绪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韦塞梯尔写道：
克林顿拒绝把除掉米洛舍维奇这个恶棍算在他的战争目标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其前任（老布什）拒绝把除掉另一个恶棍（萨达姆）算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目标里，由此造成的后果，却正是由克林顿继承了。
1991年，近五十万美军势如破竹，距萨达姆·侯赛因只有几百公里之遥，布什总统却没有下令继续向巴格达进军。他的将军们刚刚结束自己零缺陷的战争，也担心出现伤亡。他们也考虑到伊拉克的“领土完整”，似乎政权崩溃的短痛给人民带来的损害，不亚于维持独裁统治已经造成的长痛，特别是对于北部的库尔德人和南部的什叶派带来的苦难。
在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想象中，中欧边界仿佛是无限长的，最远可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当然，事情本可以变得截然不同。2006年，就在政权崩溃之后，伊拉克发生了最恶劣的教派大屠杀，萨达姆曾在该国实施的暴力与之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韦塞梯尔还算良心未泯，他坦言美国人“有点操之过急”。他也承认，尽管他支持战争，此时也无话可说了。仍然有一些入侵的狂热支持者，不惜口舌地极力为自己辩解，但他毕竟还不属于这类人。
当年，我也支持伊拉克战争，曾撰文鼓吹并加入相关民间组织，敦促布什政府大举入侵。美军在巴尔干地区表现出的力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萨达姆直接或间接谋杀的人数远超过米洛舍维奇，加上断定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我的观点来看，当时干预的确是必要的；我同时又是一名记者，沉溺于自己的故事中不能自拔：20世纪80年代从伊拉克发回的报道，对于萨达姆的统治比起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更具压迫性的观察，使我有意促成萨达姆下台。虽然后来以色列的领土扩张一下子使许多人支持战争，但据我与新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打交道的经验，在这段时间里，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报比以色列的情况更能吸引这些人的眼球。
对巴尔干的干预使美国赚足了战争红利，似乎验证了在外交政策上，理想主义的做法具有可行性；1995年对波斯尼亚的干涉则改变了辩论的主题，从“北约该不该存在”变成了“北约该不该扩大”。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允许北约最终扩大到黑海岸边，其影响不亚于“9·11”事件。
一些理想主义者对伊拉克的关注，是20世纪90年代激情的延续。虽然在潜意识里，这代表着地理学上的失败，但也由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之强大而可完全忽略不计。20世纪90年代，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被认为是值得期待的民主化候选国，尽管这些国家中也充满暴力行为，尽管其制度完善程度远远低于伊拉克。正是军队尤其是空军的力量，使普遍的价值观更显重要，甚至超越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理和历史经验。
“9·11”事件后，“慕尼黑阴谋”类比重新得到重视，在打破与萨达姆·侯赛因的僵局中也起了作用。人们惊奇地发现，虽然美国本土刚刚遭受了堪比“珍珠港事件”的大袭击，但该国的地面战争经验在1/4世纪以来已降到最低点，令人不敢恭维。此外，萨达姆绝非简单的独裁者，而是一个扎根于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中的暴君，在很多人眼中堪比希特勒或斯大林。他窝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至少一时间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有了“9·11”事件和慕尼黑阴谋的前车之鉴，再不采取行动，历史将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们。
理想主义对美国的祸害
对慕尼黑阴谋的类比走到极致，却引出了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一度几乎被人遗忘的类比：越南战争。于是，冷战后的第二轮知识辩论周期开始了。
这一轮知识辩论周期的长度，约等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并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艰难战争相对应。“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得到重视，人们开始对美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冒险行为持怀疑态度，而“新保守主义”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遥远角落的民族和教派分歧被视为西方的责任所在、“好男儿”应该铲除的障碍，否则会被扣上“宿命论者”或“决定论者”的帽子；而到了下一个十年，这种仇恨的种子却在警告我们远离军事行动。越南战争的类比完全压过慕尼黑阴谋类比的决定性时刻，是2006年2月22日。当时逊尼派基地组织极端分子炸毁了萨迈拉的什叶派阿斯卡里（ai-Askariyah）清真寺，并在伊拉克内部煽动教派间的暴行，美军对此束手无策。仿佛突然之间，我们发现面对原始的仇恨和混乱，地面部队是如此无能为力。万能的美军神话，在巴拿马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横空出世，在索马里遭受重创，然后在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得到修复和打磨，此时则被轰然震碎，理想主义思潮亦随之而去。
如果说对于慕尼黑阴谋的类比关乎普遍性，是对世界上其他地区人民的眷顾，对越南战争的类比则是一种自我关怀。5.8万人在那场战争中死去了。越南战争的教训就在于，盲目的热情会导致事情向错误方向发展，而悲剧性思维有助于避免悲剧。事实上，一开始正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意识，将美国拖入东南亚的冲突中。当时的美国处于和平盛世，享受着二战后繁荣的顶点。还有比这更应该参与的战争吗？地理和距离被抛诸脑后，当军队进入越南战场时，人们心目中最近的战争往事，是60年前菲律宾丛林的残影。
越南战争是每当美国遭受重创后就容易引以为戒的战例。现实并不精彩，血淋淋的教训只有在事情恶化后才再度得到尊重。事实上，有近5 000名美国人在伊拉克死亡，超过3万人重伤，几十万伊拉克人死亡，另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成本，截至本书发稿时尚在统计中。即使伊拉克将来演变成一个半稳定的民主国家，或成为美国的准盟友，如此过度的代价仍显得得不偿失，正如某些人指出的那样，坦率地讲，很难看到我们的胜利成果有什么道德价值。
不过，伊拉克战争倒是打破了一些思维定式，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美国在向国外部署军力时，总要得到些道德上的回报。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任何国家，即使像美国这样标榜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无节制地使用权力，也不一定会形成良性循环，时常“善”无善报。在现实主义重获尊重的同时，知识舆论界重新燃起了对17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兴趣。他对于“恐惧”的道德优势大加颂扬，并认为暴力的无政府状态是社会的主要威胁。在霍布斯看来，对暴力与死亡的恐惧，是人类自我利益的觉醒。这种恐惧可以通过建立国家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只有违法者才需要面对的恐惧。然而，这样的概念很难得到城市中产阶级的理解，因为这些人早已失去任何与人类自然状态接触的机会。
冷战后时代又将我们带回原点，让我们认识到，哪怕是我们与之冷战了几十年的极权主义，在许多方面也要比无人负责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可取。虽然我是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支持者，我也不得不说，在伊拉克，我们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004年3月，我发现自己置身于科威特沙漠的乌达里军营（Camp Udari）之中，与海军陆战队队员一起经历了第一波暴力袭击浪潮。一个四分五裂的伊拉克，并不像卢旺达和波斯尼亚一样，是某个统一组织的死亡机器造成的结果，而是因为秩序的崩溃而回到“原始状态”。霍布斯因此成为冷战后第二波知识辩论周期的标志性哲学家，就像伯林在第一周期享有的地位一样。
海军陆战队正要启程，从陆路开往巴格达和伊拉克西部，为陆军第82空降师换防。这是由帐篷、床板、集装箱和食品间组成的流动部队。并列行进的7吨级大卡车和悍马车队，浩浩荡荡地一路北上，美国在伊拉克史诗般的军事干预，很快就会公诸于世。沙尘暴刮起，风刀刺骨，暴雨威逼，车辆抛锚。
而就在短短的几年前，我们离巴格达只有区区几百公里的路程，却半途而废，因为当年那些人把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仅仅看做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延伸。广阔的沙漠里，原油和汽油味扑面而来，预示着前面就会出现第一个由承包商建造的车辆服务站。这一路沿途有许多工程项目，为北上行军的数百车辆提供服务，供应数以千计的海军陆战队员的给养。发动机和发电机在黑暗的夜色中发出轰鸣。这世界上最复杂的物流，包括储存和运输矿泉水瓶、三餐即食盒饭、洗漱用品包等一切物资，只用数天功夫，就跨越凶险的沙漠，抵达巴格达以西的费卢杰城（Fallujah）。只是区区几百公里而已（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先头部队到达了距巴格达150公里以内的范围，但大部队仍然驻扎于科威特和沙特的沙漠地带。——作者注）。
在美国完成对伊拉克军事占领的过程中，这只是较为容易、相对非暴力的环节。但由此来证明地理不再重要，无疑是错误的。
(1)威尔逊主义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由此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的计划。1918年1月8日，他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即威尔逊主义的主要内容。——译者注
(2)乔伊斯作品《尤利西斯》主要人物。——译者注
(3)乔伊斯作品《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主要人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