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地理的历史轮廓
希罗多德和他的继承者

麦克尼尔的现实主义世界历史观是怎样阐述地理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的？位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何自古以来就是专制独裁政权的温床？

汤因比为何会认为安逸的地理环境反而不适合文明的发展？

霍奇森为何认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是错误的？他所倡导的“一世界”是否真是打开世界历史大门的钥匙？伊斯兰教的形成与阿拉伯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联系？霍奇森认为马背上的蒙古人比骆驼背上的阿拉伯人的历史地位更重要，这又是为什么？

20世纪中后期，当汉斯·摩根索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任教的时候，其他两位出类拔萃的教授也在历史系开创了卓越的学术道路。他们是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和马歇尔·G.S.霍奇森（Marshall G. S. Hodgson）。大学里不乏严谨治学之士，那里人才济济，我单独提出这三位教授的名字，并不意味着轻视其他同行。

如果说摩根索确立了当代的现实主义，麦克尼尔则确立了世界历史的现实主义，而霍奇森确立了伊斯兰教历史的现实主义。在他们希罗多德⁽¹⁾式的作品里，地理因素不再显得遥不可及。麦克尼尔和霍奇森在选择他们的专业时显示了巨大的勇气，在当前的学术时代更是值得钦佩，主要是其研究方向集中在非常狭窄的专业化领域。说实话，在知识的深入积累方面，这种专业化非常有必要。品读麦克尼尔和霍奇森的著作是件令人愉悦的事，当年那些学者们的学术视野简直是无限的。专业化迎来了大好时光，学术界也可以更多地享受到这两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成果。他们展示的就是地理，它来自于且自身就是一种宽广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