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报复人类？

我现在意识到，在将地理学推上神坛时，我自己却站在了危险地域。因此，我将在研究过程中时刻铭记以赛亚·伯林的警告。他在1953年发表的著名演讲，次年以《历史的不可避免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为名出版。他斥责那些不道德和懦弱的信念，即地理、环境、民族特色等“强大的客观力量”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和世界的政治方向，并指责汤因比和爱德华·吉本，说他们眼里只有“国家”和“文明”，似乎这些比人“更具体”；他们心中只有抽象的“传统”和“历史”，似乎这些比人“更聪明”。

对伯林来说，个人及其道德责任是最重要的，因此他或她不能完全或部分地将其行为或命运归咎于地理和文化等因素。人类的动机对历史的影响很大。它们不是幻想，不会随着作为参照物的更大力量出现而消失。地图是解释过去和现在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虽说地理、历史、民族特征会影响而并非决定事物的未来，但若不充分考虑这些特定因素，我们就无法应对今天的外交政策挑战，也无法作出明智的选择。伯林对一切形式的决定论都全盘否定，在面对这些因素时却犯了同样的错误。

如果当时借鉴了地理、种族和宗派的因素，我们可能就会预见到冷战结束后巴尔干的动乱，也能预见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暴力冲突。然而，伯林的道德挑战至今仍能站得住脚，因为在过去20年里，围绕在哪里部署海外驻军的问题展开过一场大辩论，伯林为这场辩论提供了理论框架。

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承认地理在塑造历史方面的重要性，又要避免过度强调的危险，如何将二者区别开来？雷蒙·阿隆曾提出，“清醒的伦理植根于‘概率决定论’的真理”，因为“人类的选择总是在一定的框架内或限制中运行，比如对过去的继承”。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这一概念当做避风港。

这里的关键词是“概率”，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聚焦于地理，是在坚持部分的或迟疑的决定论，承认族群和地形之间的明显差异，但并不过分简化，并且留下许多可能性的窗口。自由国际主义者普遍支持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干预，但反对入侵伊拉克，就反映了这一精神的细微差别。他们凭直觉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个主要的地理事实，那就是前南斯拉夫处于前奥斯曼帝国最西端，毗邻中欧，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处在前奥斯曼帝国最混乱的东部末梢。因为这一事实一直影响着那里的政治发展，在伊拉克的干预将被证明只是这种影响的延伸。

那么，在今后的岁月里，那个温和的命运，那只看不见的手，会为我们储藏着什么宝贝呢？我们该如何向地图学习，才能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让我们通过20世纪几位大学者的眼睛，回顾一下地理对世界历史大格局的影响，然后再通过古代先贤的视角，具体看看地理和人为干预的相互作用。这将会为我们作好铺垫，用以探讨那些最经得起时间考验又极富挑衅性的地缘政治理论，并看看他们描绘的未来世界是怎样的。

(1)Leviathan，意指庞然大物。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出版的著作《利维坦》（Leviathan）中称，人类为了自我保护，创造了利维坦，但利维坦在保护人类的同时又在吃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把利维坦关进笼子里。——译者注

(2)墨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即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由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于1569年创拟。假想一个与地轴方向一致的圆柱切或割于地球，按等角条件，将经纬网投影到圆柱面上，将圆柱面展为平面后，即得本投影。在切圆柱投影与割圆柱投影中，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是切圆柱投影。——译者注

(3)FalklandsWar，又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是1982年4月至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岛的主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