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降格的地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贾库柏·J．格瑞吉尔（Jakub J．Grygiel）写道，“地理已被遗忘，而不是被征服”。长期担任英国和美国政府军事战略顾问的科林·S.格雷（Colin S．Gray）也认为，“认为技术可以将地理因素一笔抹杀的论调，即使证据充分，最多也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用格雷的话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若想真正实现影响力或实施持续性控制，……就必须有武装人员长期驻扎在这些时刻会爆发冲突的地区”。不仅如此，凡是相信地理已经不再起作用的人，都对军事物流缺乏起码的认识，那毕竟是一门关于如何把大量人力物力从一个大陆运往另一个大陆的学科。

我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横穿伊拉克的经历，只是军事物流工作的一小部分，这项工作还包括飘洋过海数千英里（1英里约为1.6 093千米），把人力和设备从北美运往波斯湾。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威廉森·穆雷（Williamson Murray）在1999年发表的分析性著作中展现出惊人的洞察力。他认为，随着新世纪的临近，美国将再次面临两大洋施加的“恶劣的地理现实”限制，在遥远的地方部署地面部队，将使我们付出无法估量的昂贵代价。虽然空降部队的参与可以使一些战斗和救援任务很快结束（以1976年以色列突击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解救被劫持的航班乘客的案例作比。——作者注），但在这些行动中，地形仍很关键。地形决定了战斗节奏和方法。1982年福克兰战争⁽³⁾进展缓慢，因为那是海洋环境；而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平坦沙漠放大了空中力量的作用。然而，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人口稠密区的诸多狭长地带暴露了空中力量的局限性，从而使美军成为地理的牺牲品。飞机可以轰炸，但不能运输大宗货物，也不能行使对地面的控制。此外，在许多情况下，飞机需要尽可能近的基地提供补给。

即使是在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时代，地理也至关重要。正如摩根索指出的那样，中小型国家，如以色列、英国、法国、伊朗，不能承受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陆权大国所能承受的同级别打击，因此他们的核威慑战略缺乏必要的可信度。这就意味着，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在面对敌对势力时，为了生存，要么处境特别被动，要么不得不特别咄咄逼人。这主要还是地理问题。

然而，全盘接受地理因素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同意“世界必然受到种族和宗派分裂驱使”这一观点，也不意味着对全球化的抗拒。事实远比这更复杂。全球化本身促使地方保护主义重生，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重生建立在种族和宗教意识基础上，而这些意识必须与具体地形相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参考地图得到最佳解释。因为大众传媒和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已经削弱了许多国家的权力，包括无视地理因素人为划定的国家，一些关键地区显得难以控制、动荡不安。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尽管单个伊斯兰国家内部风雨飘摇，泛伊斯兰运动还是在整个亚非伊斯兰弧形地带得到了壮大。

以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为例，从地理上讲，他们是地中海和印度次大陆之间最不合逻辑的两个国家。即使是阿富汗，从地图上看充其量也只可称为“小国”而已。是的，伊拉克的分崩离析是因为美国入侵，但萨达姆·侯赛因的暴政（20世纪80年代我亲身经历领教过，迄今仍觉得是阿拉伯世界中最糟糕的政权。——作者注）从根本上可以说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从1958年的第一次军事政变起，伊拉克的每一位独裁者都不得不比其前任施加更多的镇压，才能把这样一个国家强扭在一起。因为伊拉克没有天然边界，是由库尔德人和逊尼派以及什叶派阿拉伯人组成的一个国家，其种族和宗教意识的冲突早已达到明火执仗的程度。

我们还是不要扯得太远为好。的确，那些把库尔德人从伊拉克其他地方分隔开来的大山，那些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划分成中心逊尼派和南部什叶派的分界线，对事件发展所起的作用可能比对民主的向往更关键。但没有人能知道，未来是否一定会出现一个相对稳定和民主的伊拉克。想想欧洲东南部的山脉，它们曾帮助奥匈帝国脱离贫困和欠发达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曾让种族主义和教派主义势力在巴尔干地区世世代代处于分裂对立状态，但没有人要求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实施干预，来阻止自相残杀的战争。

我不是在谈论一种连人类都无能为力的、无可战胜的力量。相反，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应该虚心地接受地理上的事实，以遏制在外交政策上的过度热情，对此我自己早已深感内疚。惟其如此，我们所参加的干预行动才会更加成功，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将来在舆论的法庭上才会有更多的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