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的犹太孩子一样，伊坎只是一个出生在纽约湾水区中产阶级家庭的普通小孩。湾水区位于皇后区的东端，介于较富有的五镇[12]和蓝领聚集的法洛克威的中间。

人们居住的地方，通常是由收入和职位所决定的。比如说，外科医生一般住在公园大道，设计师则大多住在第七大道，而华尔街附近住的大多是投资银行家，这些人都住在英国都铎样式的砖墙结构的小院落里，他们的院落也经常被那些介绍别墅花园的杂志当成样板。普通医师、自由执业的律师和小店店主们则都住在样式结构较为呆板的小区，伊坎就住在这样的小区里——席律大道2408号。餐厅里的服务生、市政公务员和各种各样的服务阶层则住在法洛克威那些档次再低一些的出租屋里。

这给了年幼的伊坎一个契机。在出生（伊坎出生于1936年2月16日）这一年，从布鲁克林区搬家到湾水之后，他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纽约经济社会“阶层”的缩影。

长岛铁路将法洛克威一分为二，形成了湾水区和波峰区。波峰区的房子看上去像是属于中产阶级里的下层人家的，房子很小，房前的园艺设计显得稀松平常，道路也裂开了。

“可是在铁路另一侧的湾水区，则明显高了一个档次。”和伊坎生活在同一年代的莫里斯·辛格从小在波峰区长大，后来成了环球航空公司[13]的一个飞行员。他回忆道：“尽管房子本身并不那么奢华，却维护得很好，园艺景观也是专业水平。不过，湾水区和五镇比起来还是差了一大截。五镇住的毕竟都是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比如生产宝路华手表和凡赫辛衬衫的工厂主，一个人就拥有两英亩（约合8094平方米）的庄园。这中间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对于湾水区的人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跨过皇后区的边界，搬入他们的梦想之地。在他们当中，很多都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美国移民，他们普遍志向远大，任劳任怨，充满斗志地一步一步往上爬。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住在配备着瓦格纳牌游泳池的豪宅里，车道上停着凯迪拉克的Coupe de Villes敞篷车，手腕和脖子上则挂满了蒂芙尼（Tiffany）的珠宝首饰。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伊坎的父母迈克尔·伊坎和贝拉·伊坎却很排斥五镇，排斥他们的浪费、金钱至上和精英主义。贝拉在湾水的一所公立学校做老师，为人严格也很有主见，她对所谓上层阶级特权的抵触来自其平等的思想。

“我向来很讨厌五镇那些人谈论他们佣人的那个样子。”贝拉回忆道，“他们会说：‘你知道吗？你一定要把冰箱门锁好，否则这些佣人就会把你冰箱里的食物都给偷光。’他们总是这么谈论其他人或者把别人当作二等公民对待，我觉得这种行为简直让人恶心。”

“我还在教书的时候，我们请了个叫亨丽埃塔的阿姨来照顾伊坎。她把卡尔从3个月大一直带到15岁。她的工钱是每个月45美元，邻居们都对我们出的这个价格很不满，因为这比市场价高了10美元。但是我并不理会他们，我自己觉得合理就行了。”

对于贝拉而言，五镇的人们大手大脚的花钱和生活方式，反而让一味追求地位的他们迷失了自我，错过了生命里最好的东西。“我先生有位兄弟是个很富有的医生。但是这难道就意味着他比我们过得好了吗？人们可能都会觉得是，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我先生过去常常对他兄弟说：‘劳，你是很富有，可是我们却生活得很富有。’”

“事实上，我们的生活不奢华，但我们喜欢那样。”

贝拉从小就是个对弹琴很有天分的小姑娘，但是为了让母亲满意，她选择了更为安稳的教师行业。在她逐渐长大后，她便把当初对音乐的热爱转移到了戏剧上。

“那个时候，教师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贝拉说，“足够让全家一起去看戏剧，就算我想买件貂皮大衣也够了。不过做这些并不是为了去显摆，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显摆的，我那辆破旧的雪佛兰已经开了12年了。”

和她丈夫相比，贝拉十分反对自由市场主义。而她丈夫迈克尔·伊坎则猛烈抨击自由资本主义及其带来的收入不均和过度消费，他总是不停地抱怨着劳伦斯、伍德米尔、格林尼治和斯卡斯代尔的庄园里的那些“强盗资本家”安逸的生活和他们不断扩大的庄园。

“卡尔来斯卡斯代尔看我的时候，他也留意到了我们富足的生活。”伊坎的舅舅艾略特·希纳尔这么说。艾略特娶了个富商的女儿，也因此被其岳父捧上了科尔钢铁公司总裁的位置。“那次是伊坎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上层生活，他马上就被那高雅的生活方式、漂亮的住宅、汽车和佣人所吸引住了。”

“但是卡尔的父亲从来没有认同过我的生活方式。他对此很不屑。他觉得外面还有那么多孩子在挨饿，而我却在享受这些，拥有着游泳池和女佣。”

对于迈克尔·伊坎来说，这是他看待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他认为一切事物非黑即白，非正即邪。

“我的父亲很固执。”卡尔后来回忆，“他对任何事物都坚持自己的老观念，一个他最为坚定的看法就是，拥有大量财富是不对的。可以说，他对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发表一下意见了，他甚至对那些富人深恶痛绝。一小撮人生活得光鲜亮丽，而更多的人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他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事情。”

迈克尔对他唯一的儿子也是冷淡和疏远的。“他从不和我打球或者做其他活动，所以我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就会都坐在家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做的也仅仅就是交谈而已。他会读叔本华的书给我听，有时候我们会开始争论，就像成年人之间的那种争论。他这个人非常教条主义，每次表达他的观点时总是带着一丝怒气。”

迈克尔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对生活的失望。和他的太太一样，迈克尔也曾经梦想着可以从事音乐道路，可以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恢宏的舞台上扮演帕里亚奇[14]的歌剧角色。但是不同的是，贝拉是为了让母亲安心而放弃了音乐梦想，而迈克尔则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歌剧这方面的天赋。

“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放弃了他的梦想。”艾略特·希纳尔说，“虽然迈克尔在福坦莫大学修了个法学学位，但是这个学位对他毫无意义，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打算过进入法律行业。就算进不了大都会歌剧院，他还是会抓住每一个演唱的机会。有一次，他接受了份工作，在电台里唱爱尔兰歌曲。我还记得某个圣帕特里克节，在我从布鲁克林的艾拉斯姆斯公立高中回家的路上，电台里就在播放他唱的爱尔兰民谣《丹尼少年》。”

对于一个即将被西达赫斯特犹太教堂聘为领唱的人来说，在电台里唱歌是个让人感到稍稍有点奇怪的工作。不过可能他自己不这么认为吧。尽管迈克尔是个犹太人，却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对一切有组织的宗教活动都持怀疑态度。所以，做教堂的领唱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份音乐差事而不是宗教工作。

“那座教堂的人过去常常把我的丈夫称作异类领唱者。”贝拉回忆道，“他们知道迈克尔对宗教的态度，迈克尔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是他们最终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继续领唱，因为他唱得很好。”

“迈克尔也不是没有做出任何妥协。卡尔刚成年的时候，就是在犹太教堂里参加成人礼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多么固守这个传统，只是如果领唱自己的孩子都不参加（成人礼），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作为一个思想活跃的性情中人，迈克尔一直在思想上和那些与他格格不入的人针锋相对。即便是对自己家里人，他也总是各种发问：“最大的行星是哪个？”“最近的星星在哪里？”他甚至诘问犹太教堂里的讲师，声称唯一神论才是最好的，并且要求这些讲师维护犹太教的信条。

迈克尔大部分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坐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听音乐，整个人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谁要是打扰到他，一定会被骂得半死。

有一次，一位访客正和卡尔的母亲吹嘘她女儿即将举行的婚礼。说话间，迈克尔直冲了出来，恶狠狠地冲到那位客人面前。“你这个蠢瓜！”迈克尔叫道，“谁在乎你女儿的婚礼？你怎么可以在我播放舒伯特的曲子的时候谈这么无聊的事情呢？你看你都干了什么？你怎么敢这么干？”

卡尔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天赋异禀，不仅热爱读书，充满好奇心，更是有着出众的数学能力。当他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伍德米尔学院就已经向他发出了入学的邀请并且提供奖学金。但是卡尔一直以来接受的平民化思想却在他与私立学校之间划了一道鸿沟。

“犹太教堂里有位工作人员在伍德米尔学院颇具影响力，他非常希望卡尔可以在那里就读。”贝拉回忆道，“他们知道卡尔学习很好，很想招一些像卡尔这样的来自公立学校的聪明学生，来提升学院的学术档次。”

卡尔的父母思之再三。他们参观了学校，并且通过和学校老师谈话，了解了一些情况。最终，他们还是决定不让卡尔去伍德米尔学院。“学校里总有些地方让我们觉得不对劲，比如学校里的气氛。我们担心卡尔接触到的价值观可能有问题。”贝拉提到，“那些被宠坏的孩子也许只会互相吹嘘‘我妈妈刚买了辆新的凯迪拉克’，而我们是极其厌恶这些的，所以我们还是决定把卡尔留在湾水。”

从某种程度上说，卡尔在纽约公立学校的成长经历，恰恰帮助了他。因为在之后的收购活动中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都和他出生在布鲁克林和在皇后区长大，有着脱不了的干系。他生来就属于纽约这座城市，是个天生的街头霸王。

在洛克威尔及其周围的那些地铁站、学校操场和街边肉铺摸爬滚打多年，这个年轻人学会了如何抢在别人之前发现并且抓住机会。同时他也认识到，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尤其是在他们发誓说他们在讲实话的时候。他切身地体会到，在这个拥有8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天到晚都会遇到想把什么卖给你的人。在纽约的成长经历可以让人学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学到的一课，那就是怀疑一切。而卡尔·伊坎就将这门课学得特别好。

在卡尔的成长时期，母亲贝拉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作为一个典型的犹太人母亲，贝拉很强硬，对卡尔的要求也很严格——爱的同时也包含着压力，引导的同时也带有惩罚，这都让卡尔备感压力，有时甚至喘不过气来。但是这样的压力也起到了正面的作用，激励着卡尔不断为自己设置更高的要求，不断突破自我。

“可以说，我的母亲向我灌输了一种思维模式，或者说是一种人生哲学，那就是没有什么是已经做得足够完美的。你总是可以再多做一些，你也总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卡尔永远不会听到别的父母那样的谆谆教导：“做你想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就行了。”在他的母亲贝拉看来，对于年轻的卡尔来说，唯一可以让他出类拔萃的出路是医药行业。在卡尔甚至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的时候，他母亲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卡尔今后要读医学院。

对于当时纽约的犹太人家庭来说，医生几乎是可以和神职人员等同的一个职业。能够骄傲地说“我的儿子是医生”，是每个犹太中产阶级人士的梦想，这源自人们对高专业性职业的敬畏，也因为医生这个职业本身收入稳定，即便遇上经济大萧条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在贝拉看来，经济上的安全保障十分重要。“我母亲总是没有安全感。”伊坎说，“她总是在担心‘他们会夺走我们的一切’。她坚信，如果你是犹太人，又是中产阶级，还没有什么积蓄，那么你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尽管卡尔是个聪明人，但是早期那些接触到他的人还无法预知到，这个看起来瘦瘦弱弱的“书虫”今后会成为财经界的巨子。因为他待在湾水的所有时间里，只是个偶尔做做木工活的小人物。

“我是和卡尔同时进的法洛克威高中，我姐姐那个时候正好也在那里教书，但是无论是她还是我，都对卡尔没有任何印象。”卡尔的高中同学莫里斯·辛格说，“事实上，了解他的人们并不会对此感到很惊讶。有一次，我在驾驶L-1011型号的飞机时，乔·科尔（前环球航空公司高管）走进驾驶舱来观摩飞机着陆。当我告诉他我和卡尔一起长大却对他没有任何印象之后，乔说：‘这听上去就是他的风格。他在学校里不会是啦啦队队长那样的人，他应该是国际象棋队的一个安静的队员。’”

在法洛克威高中的早期，卡尔就决心要申请常青藤联盟的那些大学，他的首选是普林斯顿大学，第二志愿是哈佛大学。对于一个伍德米尔学院的全优生来说，从预备学校到学术精英的转变是很自然的过程。但是对于一个来自皇后区的中产阶级犹太人，申请入读普林斯顿存在着社会阶层上的障碍。伊坎的同学和学术导师都认为伊坎的申请肯定会失败。

“很多在法洛克威高中就读的同学都选择了申请市立学院。”辛格回忆道，“哈佛和普林斯顿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这些学校对我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尽管法洛克威高中的学生从来没有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过，但卡尔决心要成为第一个，不仅如此，他还要争取全额奖学金。他的身上开始展现出那种敢于突破传统、挑战权威的精神，而这些品质在日后也成为了伊坎的“标志”。

“卡尔对普林斯顿的印象很好，”贝拉回忆道，“他读了很多关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书。毕业考试他的成绩在班里排名第二（拿第一的女生的分数仅仅比他高了一点点），因此他觉得他有权接受美国最好的教育。但是当他去见一个指导老师时，这个有着薄薄的嘴唇，崇尚反犹太主义的老巫婆看到卡尔的申请材料上第一个学校就是普林斯顿大学。‘不行，不行！’她说，‘普林斯顿看都不会看你的申请。’卡尔回答道：‘我已经贴好邮票准备寄出去了，我不想浪费。’”

他的确没有浪费这张邮票，因为在第二年的春天，卡尔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了。

1953年的秋天，卡尔来到了普林斯顿，一个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地方。3个小时的车程，他离开了纽约，离开了他熟悉的学校操场和棍子球馆，来到了这个富有田园气息却又庄严神圣的教育殿堂。普林斯顿曾经在1783年的5个多月里被作为美国的首都，学校里也培养了诸多名人，其中包括詹姆斯·麦迪逊、艾伦·伯尔、伍德罗·威尔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和其他常青藤盟校相比，普林斯顿洋溢着更浓厚的精英文化气息。“20世纪50年代的普林斯顿充满了南方的色彩。”彼得·列波特博士如此回忆，“虽然学校坐落于北方，但是却录取了许多从南方来的学生。这些人人数众多，以至于大家都把普林斯顿大学说成是‘最北部的南部学校’。”

普林斯顿大学当时只收男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特权阶级，都曾经在贵族学校里上过预备班，把自己当成“贵族绅士”。而那些从公立学校里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上来的学生，则被认为是“笨蛋”和“老土”，不仅出身低，智商也低。

普林斯顿的社交活动是围绕“餐厅交际”展开的，这种交际在这些才十七八岁的本科生里相当普遍。他们在聚餐的时候会讨论校园政治，身旁则是那些穿着白色制服的侍应生为他们上餐，偶尔也递上根古巴雪茄。在这种袖珍版兄弟会的氛围中，学校各个协会之间也在暗中较劲，争取为各自的协会招收到最出色的新生。所谓出色，看的当然是财富、社会地位、穿衣打扮和运动天赋之类的。在类似古印度婆罗门的筛选机制下，却有个协会公然挑战传统，公开招收那些没有被其他所谓高等协会招收的“不幸者”。这个协会叫作“希望协会”，它正是我们的卡尔迈入普林斯顿大学社交圈子的第一站。

“普林斯顿并没有其他常青藤盟校那样的兄弟联谊会，因此如果你没能够加入一个协会，那就意味着你被孤立了。”约翰·威顿博士，昔日“希望协会”的会长（现在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副教授了）说，“这样的游戏规则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成不变的。各个协会都会有个‘遴选期’，和兄弟会的选人期类似，在这个阶段，各个协会会集中发展会员，直到有一天，‘游戏的音乐戛然而止’。总有一部分人什么都没落到，无处可去。不用说，这种结果是很让人难堪的。”

那些被“剩下”的往往就是犹太学生，当时能上普林斯顿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中人数最多的就是犹太学生了。威顿这位“希望协会”当时的会长在对这种公开的歧视感到惊愕之余，做出了一个决定，即实行“来者不拒”的招人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下，“希望协会”不仅吸收了犹太学生（其中不乏像卡尔这样的医学预科生）、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那些反抗普林斯顿阶层体系的学生们，还有那些出身草根的“笨蛋”和“老土”，那些在其他协会都吃了“闭门羹”的学生。

尽管卡尔的犹太出身限制了他进入那些高层次协会的机会，可是他的老同学都认为，如果伊坎真的努力争取的话，他是完全可以进入精英圈子的。但是他本人却更喜欢“希望协会”。这个协会本身混合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宗教的联系也不是很紧密，更符合卡尔的草根性。它不像那些传统意义上的上流协会，会员打扮如一，穿着也类似，家庭背景都十分显赫。这种主流协会的“贵族气质”，和伊坎是背道而驰的。对于总是把自己当成“局外人”的伊坎来说，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些人可以打倒自己之前先把他们打倒，抢占先机。

卡尔在普林斯顿的校园生涯中十分勤奋，没有人会把他错当成一个沉浸于校园政治和新生舞会的常青藤预科生。卡尔读的是哲学专业，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会躲在自己的宿舍里，沉浸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尼采和叔本华的书中。在闲暇的时间，他也会和他“希望协会”的朋友们打个篮球，或者来场排球比赛。卡尔也喜欢钻研国际象棋，他后来成了学校里棋下得最好的一个。

“在普林斯顿的日子，我觉得卡尔就是一个聪明的思想家。他有着强大的分析能力，贪婪地攫取着哲学书中的养分，与作者的思想和观点交战，迸发出激烈的火花。”利波特说道，“他是个开朗的人，很容易打交道，你绝对不会认为他是会把世界搅得一团糟的家伙。”

“卡尔唯一谈论过的职业选择就是医学了。如果他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比起私人职业医生，我觉得他最终成为医学院老师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看起来更像是个思想家，而不是实干家。”

和其他那些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的学生一样，卡尔也不确定自己今后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一次，他这么说：“我以前考虑过当一个国际象棋大师，但是当我意识到我根本不能靠那个来吃饭的时候，我就放弃了那样的想法。”尽管没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他还是努力做到优秀。他对自己承诺：“无论选择做什么，我都要做到最好，总有一天我要让自己出名。”

这样坚定的信念，很快就在卡尔高年级的时候得到了体现。这个时期，卡尔的主要精力花在一个独立的研究上，研究结果最终将体现在他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一篇学术论文里。按照惯例，高分学生之间将展开最佳学术论文奖的激烈竞争，而卡尔决定拿下这个奖。

他选择的主题既复杂又有意思：对意义的实践标准如何做出充分解释。这篇文章展示了他孜孜不倦的求知欲和反思精神，他试图去验证这样一个命题：那些人们所认定的事实是否真的是事实呢？论文的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年轻人缜密而专注的思考过程。

“另一种可以导致验证失败的情况是，当一个句子包含了数段没有意义的文字，但是只要其中一段文字有意义，那么整个句子依然会被当作有意义。比如，如果N代表这样一个句子：‘绝对就是完美。’单从这个句子本身看，并没有包含任何现象，也无法用逻辑推理出什么，句子本身也没有分析的成分。因此，从验证标准看，这个句子本身无论是从认知的角度还是实际意义的角度看，都没有任何意义。”

“他在图书馆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也不出来透口气。”贝拉回忆道，“他可以一直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总是在不断地添加、修改和润色他的想法。快到学期末的时候，他把论文带回家，打算最后结稿，结果一直到最后几天还在修改。想到万一他把写了这么长时间的论文带回家而遗失了，我就会觉得很不安。我对他说：‘天哪，卡尔，你要是把这篇论文落在火车上，你就毕不了业了。’”

最后，《对意义的实践标准的解释》一文获得了一等奖，卡尔把这篇文章献给了他的父母——为了让他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而默默付出的两个人。这次获奖是卡尔在学校的巅峰时刻，也让他第一次品尝到“比其他人做得更出色”的成功滋味。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卡尔为他今后的生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哲学思维基础，使他能运用自己的才智来面对现实生活的挑战。

“实践论说，知识是基于观察和经验的，而不是感受。”卡尔说，“有趣的是，读了那么多20世纪的哲学书，反而使我发展出了收购的思维。每件事背后都会涉及战略问题，每件事都是如此。这个想法让我在很多方面学会如何去竞争，不仅是收购，下棋和套利方面也是如此。”

这个哲学思维框架最终成了伊坎在商场上打拼的利器。尽管华尔街上擅长数据处理的精英和对市场有敏锐直觉的交易行家数不胜数，但是很少有人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融入他们的工作中。在不远的将来，伊坎的才智和他想要弄清楚“所有事情背后的战略”的决心，以及他对于这些战略如何整合的逻辑剖析，都将使他成为业界最可怕的对手。在学习实践主义哲学中所获得的这些本领，都应该被视为伊坎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现在想来，其实普林斯顿大学为伊坎这样的年轻人提供了最理想的学习环境。其坚实的人文艺术教育丰富了学生的知识面，学生可以在包罗万象的知识世界里思考和探索，而不是仅仅为他们将来的就业做准备。基于这种理念，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没有开设传统的商业管理课程。普林斯顿大学相信，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依靠汲取的广博的知识，不会把自己局限在几个仅有的职业中，反而可以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职业道路上都获得成功。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数字来看看这样的思想付诸实践的效果：在1990年对《福布斯》财富500强公司的1500位在职和前任总经理的一次调查中，有32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数量仅次于耶鲁大学。

在卡尔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期间，贝拉还是希望卡尔可以向医学方向努力。正如她母亲迫使她从事安稳的教师职业那样，贝拉也试图把儿子推向医学领域。卡尔天资聪颖，对化学和数学都很擅长，而这两门课都是迈入医学院的必要科目。因此，在贝拉看来，卡尔学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卡尔对肿瘤或是心率之类的医学内容都没什么兴趣，可这些对贝拉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她始终坚信，总有一天，卡尔会感谢她现在的坚持。

“我母亲的性格很坚强，不服输。”卡尔说，“她千方百计想让我去读医学院。她认为凭我的天赋，学医是最好的出路。她那时常说：‘你今后可以去辉瑞工作，一年能赚7万美元。关键是这个工作十分稳定。’”

“她说得很绝对，似乎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已经决定了，就是这样。”

贝拉现在回想起当初自己的坚持，是这么解释的：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产业可以给他继承，所以对于卡尔来说，学医是最好的出路。当然，其他一些职业也可以，比如律师，但是卡尔的父亲不想让他当律师。因为他在福坦莫大学的教授告诉过他：‘看看那些走在华尔街上的人吧，十个里有九个都是律师，没什么好稀罕的。’”

迫于无奈，卡尔最终还是在1957年的夏天到纽约大学医学院报到了。或许对于贝拉来说，这一天是那么的光彩，但是对于她的儿子而言，这一天却是磨难的开始。这种折磨主要来自他内心的纠结，一方面，他不想让他母亲难过；另一方面，他并不喜欢这个被迫选择的专业。

“我对学业还是很在行的，尤其是化学这样的课程。”伊坎回忆说，“我可以找到那些互相之间可以产生化学反应的元素，也知道如果把两种元素混合在一起，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化合物。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喜欢医学院。”

“也正因为如此，我开始对自己懈怠了。如果有谁说要去酒吧，我一定会加入。于是对医学院我也愈发厌恶起来，甚至开始想逃跑。我曾经试着离开过几次，但是后来我还是选择了回来，因为我知道我母亲有多想看到我拿到医学学位。”

如果进入医学院以后的学业完全只有脑力劳动的话，那么卡尔很有可能真的就待在纽约大学完成学业了，毕竟他的宗旨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可是，一旦离开教室开始具体临床运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了。晕血的同时，他也确信自己肯定会把他在病房里接触到的所有疾病都感染上，他无法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在一次巡视肺结核病房的时候，他下定了决心要放弃。

“住院医生说：‘你能给那家伙再做个病因诊断吗？’”卡尔回忆道，“我回答说：‘你什么意思，墙上不是明摆着写着了吗？这里是肺结核病房。’”

“可是后来我还是走到病人那里，用手轻轻拍打了病人的胸口。结果他咳嗽了起来，咳出来的东西还溅了我一身。我想：‘天哪，我肯定也感染了肺结核。我得离开那里。’”

伊坎决定要逃离之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纽约大学医学院。对于贝拉而言，她毕生的梦想随之破灭了。“当卡尔最终选择离开医学院的时候，”贝拉说，“我们几乎失望透顶。”

但是对于卡尔而言，这是一场解放。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掌控自己命运的滋味。离开医学院30多年后，在他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的采访时，他谈到了当年在医学院的经历，说道：“我为人类做过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我没有去当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