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继续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立即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全国人民实行统治。朱元璋对历史经验是十分重视的，他经常阅读历史书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对历史上曾建都于南京的六朝兴亡事迹深为注意，把唐人李山甫《上元怀古诗》书置屏间，并不断吟哦：“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1)尤其是元朝“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兴衰历史，更成为他实行统治的借鉴。为了保住朱明王朝能够长治久安，他对政治制度作了一番改革。

一、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

1．废中书省和丞相制

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其官僚机构仍然采用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事务。这一制度，从中央来说，大部分权力掌握在丞相手中，地方上的行中书省总揽军政事务，权力也很大。这对权力欲极大的朱元璋来说，自然是不满意的。他说：“设相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2)他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其中之一，就是“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3)。朱元璋不愿意作无所事事的傀儡皇帝，他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治理天下，这就必须加强皇权。

朱元璋先从削弱地方权力开始。洪武九年（1376年）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管民政财政。除南京直辖区外，全国分为十二布政使司：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五年，增置云南布政司(4)。各布政司管辖地区，大致仍照元代时行省所辖范围。由于行中书省的名称已经成为习惯，所以一般还是称为行省，俗称省。承宣布政使司和布政使外，各行省另设提刑按察司，设按察使一人，掌管刑法。又设都指挥使司，置都指挥使，掌管军事，与布、按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5)。他们不相统属，各自直属中央。这样，原来由行中书省长官总揽的大权，便一分为三，三者互相牵制，凡遇到重大政事，就要有都、布、按三司会议，上报给中央的部院。在一些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则单设都指挥使司等机构，实行军政和民政合一的统治。布政司下的地方政权分为二级：第一级是府，长官为知府；直隶州，即直属布政司的州，长官为知州，其地位和府相等。第二级是县，长官为知县；一般州（也叫属州）的长官为知州，其地位与县相等。这一改革，把元朝的路、府、州、县减少了一级，传达和奉行政令更便捷了。

接着，朱元璋对中央统治机构进行了改革。当时，中书省大权掌握在左丞相胡惟庸等人手中，他们仍想照宰相的职权来行事，“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6)。朱元璋对此自然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在改革地方官僚机构的第二年，即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朱元璋便命李善长与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重事”(7)。这是借元勋重臣压制中书省等机构权力的一种措施。第二年，朱元璋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8)，这就把中书省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终于以阴谋政变的罪名杀了胡惟庸(9)。罗织胡惟庸的罪状是：组织党羽，收集军马，勾结倭寇和蒙古，请兵为外应等。朱元璋乘机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和丞相的权于六部，相对提高六部的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

2．都察院、大理寺和通政司

元朝中央的监察机构称为御史台，朱元璋对它也进行了改革。洪武十五年（1382年）将它改为都察院，并充实了机构，加强了职权，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同称七卿。“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其下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以一布政司为一道，共设置御史一百十人。他们的职权是“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他们在京城里，则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巡视仓场、内库、皇城等。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茶马、巡漕、巡关，师行则监军记功等。“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其权力更大，巡行所至地方，“大事奏裁，小事立断”(10)。监察御史只是七品官，其官阶和地方上的知县一样，但朱元璋却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这是用以小制大的办法来钳制他的臣僚。

中央还设立了大理寺，其长官为大理寺卿。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引囚徒，由大理寺复审，“凡狱既具，未经本寺评允，诸司毋得发遣。误则纠之”(11)。它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这是使司法部门也互相牵制，而不能由某一个部门独断专行。

通政使司，是明代所创设的一个机构。洪武十年建立这一机构时，朱元璋对任通政使的曾秉正和刘仁说：“政犹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官，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勿隐避，当引见者勿留难。”其职责是“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12)。无论什么官署上奏，都必须经过通政司。通政使参预“议大政、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13)，其居于七卿以下的最高位次。

3．锦衣卫和镇抚司

朱元璋要他的臣僚对他绝对忠诚，不允许他们对他有隐瞒或有所不满。为此，他往往派人用特务手段侦察臣僚的私下言行。当时最著名的是高见贤、夏煜、杨宪和凌说。他们“四人以伺察搏击为事”(14)，“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朱元璋说：“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15)甚至连李善长等人也怕他们，日夜提心吊胆。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回家吟诗：“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昨天做的好诗，但我并没有“嫌”你啊，何不用“忧”字。钱宰吓得直磕头谢罪(16)。吏部尚书吴琳告老回到自己的家乡黄冈，朱元璋不放心，派人去察看他的行迹，等使者回报说吴琳在家老实务农时，朱元璋才放下心来(17)。国子祭酒宋讷“危坐有怒色”，第二天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为什么发怒，宋讷大吃一惊，把发怒的原因如实说了，问“陛下何自知之”，朱元璋把派人偷着给他画的像拿出来给他看(18)。

朱元璋刺探臣僚的私下言行，开始时，只是派一些检校、佥事等类的官吏去侦察，没有一个机构，不能直接逮捕判刑。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特别设置了锦衣卫。它的前身是吴元年（1367年）所设的拱卫司，洪武二年改为亲军都尉府，十五年才改为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从事侦察、逮捕、审问、判刑等活动，称为“诏狱”。

朱元璋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尤其是中书省和丞相制的废除，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使皇帝拥有更多的权力，成了真正的独裁者。朱元璋以上述形式加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对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当时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社会生产也起到了一些促进作用，但同时，由于封建统治机构的日益完善，也就大大地加强了它对人民的统治职能，加强了它对人民的控制，使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二、创建卫所和军制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明初统治者特别注意对军队的管理和建设。朱元璋渡江以后，所率军队不断扩大，编制不一，将校的称呼也很混乱。因此，他于龙凤十年（1364年）四月，立部伍法，“下令曰：为国当先正名，今诸将有称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者，名不称实，甚无谓。其核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令既下，部伍严明，名实相副，众皆悦服，以为良法”(19)。建立明朝后，刘基在这一基础上，“奏立军卫法”(20)，“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21)。在军事上重要的地方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大抵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管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额定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为千户。千户所下分十个百户所，一个百户所额定一百一十二人，长官为百户。百户所设总旗二，每个总旗下设五个小旗，每个小旗额定十人。“大小联比以成军”(22)。都指挥使司是地方上的最高军事机构。洪武初，全国卫所、都指挥使司皆统属于大都督府，朱元璋任命他的亲侄儿朱文正为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洪武十三年废丞相制时，也废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其长官为左右都督，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的卫所和都指挥使司。朱元璋为了防范统兵将领的专权，又规定五军都督府对军队无调遣权，调遣权由皇帝直接掌管；兵部在军队中虽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不统兵。每逢战时，由皇帝亲自委派专人担任总兵官，统率卫所军队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归还将印，军队归还卫所，军队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是朱元璋从军事上加强和巩固皇权的重要措施。据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统计，全国共约有军队一百二十万人(23)。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24)。照这一卫所数来推算，当时全国约有士兵一百八十余万人(25)。精锐的军队多驻在京师，朱元璋在南京一带设有四十八卫，有军士二十余万人。

军士皆另立户籍，其身份是世袭的。明代的户籍，军籍、民籍和匠籍是主要的户口。军籍隶都督府，民籍属户部，匠籍属工部。明朝初期卫所军士的来源，大抵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明史·兵志》中所说：“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按照《明史》的解释，“从征”就是原来参加农民起义军的所谓“诸将所部兵”；“归附”，就是元朝的军队、元末各地起义部队和割据势力的部队失败后向朱元璋投降的，即所谓“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就是因“罪”被罚充军的；“垛集”，即是征兵，明朝政府用强制命令征调民户为军。按每户人口多少抽丁从军，三丁或五丁抽一，比例不一。当明朝建立、全国基本统一后，军队的主要来源则为“垛集”。如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命冯胜等往太原、平阳等地籍民为兵，新增添了十六卫，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计算，则这次“垛集”到的新军就有八万九千余人。因“罪”谪发充军的也有相当数量，如“辽东军士多以罪谪戍”(26)。陕西卫所军士也“多有罪谪”(27)。明人丘濬以为明初的卫所军队，“内地多是抽丁垛集，边方多是有罪谪戍”(28)，“凡以罪谪充军者，名为恩军”(29)。明朝政府把当兵作为对犯“罪”者的一种惩罚手段，这说明明代军士地位的低下，因此，军户也就受人们的歧视，“人耻为军”，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一般民户怕受军户的牵累，而不愿和军户通婚。据记载，朱棣在位时，湖广地区的军户，“民家虑与为婚姻，徭赋将累己，男女至年四十尚不婚”(30)。

三、荐举、学校和科举

朱元璋自建立明王朝后，亟须重新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统治全国人民。由起义将领转变而来的文臣武将，以及在农民战争中投向朱元璋队伍的知识分子，如所谓开国功臣的“六国公二十八侯”等，是明朝官僚机构的中坚力量。他们任职于中央政府的各个重要部门，成为明廷的最高统治集团。但是从全国来说，上自六部，下至府州县，层层官僚机构，亟须重新建立和充实官吏。明朝政府除了任用元朝原来的一些官吏以外，主要采用了荐举、学校和科举三条途径来选用官吏。

1．荐举

早在渡江下金陵之前，朱元璋就录用了一批儒士，如夏煜、孙炎、杨宪等人。渡江建立政权扩大了辖区以后，于吴元年（1367年）“遣起居注吴林、魏观等以币帛求遗贤于四方”。洪武元年（1368年）“征贤才至京，授以守令。其年冬，又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31)。以后，朱元璋多次强调选用贤能的重要性，要求各地大力荐贤，如洪武六年（1373年）曾下诏说：“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这时，推举人才的科目计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时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被推举者又可以“转荐”。有的一经荐举就被任命为大官，如“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税户人才郑沂，儒士赵翥，起家为尚书”，其他如被任命为侍郎、副都御史以及地方上的布政使和府尹等官的就更多了(32)。这一时期，吏部荐举的有时“多至三千七百余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余人”(33)。除了上面所说的荐举任官以外，明朝政府还直接从所谓“富民”中选用官吏。朱元璋认为“人有恒产，斯有恒心，今天下富民生长田里之间，周知民事”(34)。这就是说，有田地房舍的地主富豪才能永远效忠于封建地主政权，他们在长期的剥削生活中，也懂得对农民的统治术，所以朱元璋不遗余力地网罗他们来充实各级官僚机构。如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选取应天诸府州县地主到南京做官的共一千四百六十人(35)。洪武三十年，明朝政府调查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隶应天十八府州田地在七百亩以上的地主，共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一户，编成花名册，准备分批召见录用(36)。那时“富户耆民，皆得进见，奏对称旨，辄予美官”(37)。至于那些不想与明王朝合作的封建文人，朱元璋就用严刑峻法来制裁他们，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38)。

2．学校

在中央的称“国子学”（或称国子监），在地方的称府州县学。朱元璋早于龙凤十一年（1365年）时，就于南京创办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月，改国子学为国子监。中都凤阳也于洪武八年设国子学，到洪武二十六年停设，以其师生并入京师国子监。国子监的学官计有祭酒、司业、博士、助教等职。“祭酒、司业掌国学诸生训导之政令”，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副校长。“博士掌分经讲授，而时其考课”，是主讲教师(39)。国子监的学生，“通谓之监生”，分为官生和民生两类，“品官子弟为官生，民间俊秀为民生”(40)。少数民族“土官”子弟及外国留学生也是官生。国子监的规模相当大，洪武十七年时，在监学生“凡数千人，学舍不能容”，“增筑国子监房舍五百余间于集贤门外，谓之外号房”(41)。洪武二十六年监生达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42)，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学府之一。

地方上的府、州、县学，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其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主要的学官，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人(43)。其生员名额，以后渐有增加。地方上除了府州县学以外，洪武八年，明朝政府又令各地农村建立社学，由于地方官吏借此扰民，一度停办，到洪武十六年就令“民间自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44)。

国子学的课本，有《四书》、《五经》、《御制大诰》、《大明律令》以及刘向《说苑》等书。《四书》、《五经》是维护封建纲常秩序的经典著作，自然是封建士子的必读课本。但朱元璋对《四书》中的《孟子》却大不以为然。《孟子·离娄篇》有“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数语，这对君权独尊的朱元璋是绝不能容忍的。当他读到这里时，大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于是下令撤去了孟子在国子监孔庙中配享的神位，经过儒臣们的恳求，虽然恢复了孟子的配享，但对《孟子》中有触犯君权神圣的地方，如《尽心篇》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万章篇》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八十五条，统统删去，编成了《孟子节文》，并规定删掉的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45)。朱元璋懂得法令的重要意义，不仅自己亲自参与制订《明律》和《大诰》，而且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正月，“以御制《大诰》颁赐诸生”；洪武二十四年，又规定“今后科举岁贡生员俱出题试之”；并要“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以违制论”(46)。

府、州、县学的诸生，必须进国子学才能得官。国子监的学生，在学校结业的，可以直接做官，或再通过考试做官。从洪武二年建立国子学，到洪武三十一年，明朝政府一直把国子学作为培养官僚的主要场所，随时擢升他们任各级官吏，有时可直接擢升为地方上的高级官员，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47)。有的擢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郎中、监察御史等中央官吏。至于州县地方官，更是大批任用监生，洪武十九年五月，“上以天下郡县多吏弊民蠹，皆由杂流得为牧民官，乃命祭酒、司业择监生千余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县等职”(48)。由于明朝政府对兴办学校的重视，各级学校普遍设立了起来。明朝政府又从其中选拔大批人才任为官吏，因此，入学读书的人就很踊跃，出现“家有弦诵之声，人有青云之志”的社会现象(49)。政府也“优礼师儒，教官擢给事、御史”(50)等职，洪武十五年明廷“以上海县儒学训导顾彧为户部左侍郎”(51)，即为例证。所以，明初官办学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发达。

3．科举制度

明朝政府于洪武三年（1370年）正式建立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四书》要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52)。以《四书》命题的叫书义，以《五经》命题的叫经义，在行文时必须根据古人的思想和规定的几家注疏来阐释发挥，不能有自己的见解(53)。

考试分三级进行。童生（未入学士子的通称）先在州县级考试，中试的称为“秀才”或生员，就成为府、州、县学的诸生，取得进一步考试的资格。省级考试叫“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中式者称为“举人”；中央级考试，在乡试的第二年进行，礼部主持的叫“会试”，中式者再经过皇帝的考试，叫“廷试”或“殿试”。皇帝的复试，只是一种形式，表示选拔官员的最后决定权是在他那里。考中的分三甲，一甲只取三名，分别叫“状元”、“榜眼”、“探花”，统名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当时，人们又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二、三甲第一名为“传胪”。进士，统统被任命为官员。一般来说，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可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54)。

洪武六年（1373年）一度停罢科举，朱元璋认为科举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55)。到洪武十五年复设科举。洪武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56)。洪武时期，科举虽是选用官吏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与荐举和学校相比则逊色多了(57)。

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

朱元璋通过荐举、学校和科举三个途径选用官员，终于把元末农民战争破坏了的各级封建统治机构恢复和充实了起来。朱元璋“惩元季吏治纵弛”，对任用的官员，详定考课之法，凡内外官，根据他们的品秩，分别订定考察的时间和内容，由吏部“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58)。并用严刑峻法来整顿吏治。朱元璋执法很严。还在农民战争时，朱元璋因当时粮食困难，命禁酿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犯酒禁，应按禁令惩治，这时胡大海正在浙江绍兴一带打仗，都事王恺便提议不要杀他，以稳住胡大海。朱元璋说：“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自己抽刀把胡大海的儿子杀了(59)。明朝建立后，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法，丞相李善长为其求情，朱元璋不允，反而采纳了刘基的建议，处李彬以死刑(60)。开国功臣“汤和姑夫席某隐常州田，不输税”。朱元璋说：“席某恃（汤）和势，不畏法，故敢如此。”常遇春拼命为之求情，不听，终于把席某杀了(61)。又如驸马都尉欧阳伦，也因犯私茶之禁而被处死(62)。

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和用法之严酷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他规定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就斩首示众，还要剥皮实草。朱元璋把府、州、县、卫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在官府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草的人皮袋，使官吏触目惊心，知所警惕。还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钩肠、去势等酷刑(63)。洪武九年（1376年）以前，“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万数”(64)。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积岁官吏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65)。同时，他对一些在地方上著有政绩的官员，则予以旌举，“以示劝勉，不专任法也”(66)。

朱元璋整顿吏治，确也起到了一些作用，同元末听任贪官污吏横行的局面相比有所改变，一些中央和地方官员，经元末动荡以后，在安定社会、组织生产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如江都县“兵燹后，民死徙者十七八”。县丞欧阳铭“招徕拊循，渐次复业”。后迁知临淄，“单骑行田间，课耕获，邑大治”(67)。又如济宁知府方克勤，劝民垦荒，罢不时之役，在济宁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68)

但朱元璋毕竟是一个封建皇帝，他整顿吏治的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他区别官吏是非善恶的标准，也往往是凭他个人的意志来判别；他的性格又猜忌多疑，刚愎专断。他在论述君臣关系时，话说得堂皇好听，但一旦有人提出建议触怒他时，就会遭到他的滥杀。洪武八年（1375年），他对侍臣说：“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谏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躯保禄之臣，或缄默而不言，或畏威而不谏。塞其聪明，昧于治理，必至沦亡而后已。由此观之，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之异也。”(69)这段话说得多么有道理呀！可是实际上他并不按照这个道理去办。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令免天下田租，后来又遣“郎礼征逋租于江西，礼以失信天下，不奉诏，固遣，固不往，上诛之”(70)。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自己诏求直言，平遥训导叶伯巨根据当时明朝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三个方面切中时弊的意见：“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71)这却触犯了朱元璋的皇帝尊严，被抓来关在狱中，折磨而死。这种任意杀人、倒行逆施的作为，和他整顿吏治的做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形成洪武一朝“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进，今日被戮者有之”(72)。封建社会不可能根除贪污贿赂，当时贪赃枉法的行为仍然到处都有，“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73)。“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农民输送秋粮，每米一石，官折钞二贯，额外又要索取水脚钱等九百文(74)。“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严，奸弊迭兴”，“赃吏贪婪如蝇蚋之趋朽腐，蝼蚁之慕腥膻”(75)。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朝政府考核全国布政司及府、州、县来京朝觐官四千一百一十七人，其中所谓称职的只有四百三十五人，不称职以及贪污的就有七百八十五人(76)。封建王朝的考核有很大的虚伪性，所以实际上贪污不法的地方官，远不止七百八十五人。

五、《明律》和《大诰》的制定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它凭借国家权力来强制推行，以保证统治秩序的稳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封建法律遭到了破坏，因此，当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恢复封建秩序时，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他曾明确提出：“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77)又说：“纪纲法度，为治之本。”(78)朱元璋于吴元年（1367年）十月，就命中书省定律令，以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讨论制定。李善长等提出：“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79)朱元璋同意他们的意见，以唐律为蓝本着手制定明律。朱元璋自己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讲论律义。到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80)。后来，朱元璋觉得所定律令还不够完善，“尚有轻重失宜”之处，决定继续修订。洪武六年（1373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这年闰十一月，朱元璋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成一篇，辄缮写以进，上命揭于两庑之壁，亲加裁定”。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书成，颁行天下，篇目一准于唐，共计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81)。从吴元年起到洪武六年，经过前后七年的反复修改，基本上完成了明律的制定。以后在贯彻中对原来的律条又有所增损，因此，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刑部又奏请更定了一次，“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重新整齐编订，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正式颁布。《明律》有三十卷，四百六十条(82)。

《明律》和《唐律》一样，首列“十恶”，以凌迟处死等刑法镇压人民的反抗；规定人民要服从官府，奴婢、雇工要服从主人；有敢侵犯地主、政府的田土房舍者，要处各种刑法，以保护封建私有制和政治特权。《明律》在镇压人民造反这一方面比《唐律》更为残酷。如犯了“谋反”、“谋大逆”之“罪”者，在行刑上，《唐律》规定为首者处斩刑，其父及年在十六岁以上的儿子皆处绞刑，其余亲属则不处死刑；而《明律》规定，不分“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他们的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年在十六岁以上的都处斩刑(83)。

元末农民大起义是用弥勒教、白莲教等宗教形式组织发动起来的，朱元璋在参加农民起义军时也曾利用这种形式，明朝初期，有些地区仍继续采用这一形式反抗明朝的统治。所以，朱元璋针对这一情况具体地制定了律条：“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伴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84)

朱元璋极力加强君权，独揽任用官员的权力，这也在《明律》中用法律条文固定下来，使之合法化。“凡除授官员须从朝廷选用，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85)朱元璋在《明律》中规定：“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86)这是要所有的人们和官吏都按照他的意志行事，无条件地效忠于他个人，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明律》是朱元璋一生政治活动的经验总结，是他“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反复修改“凡七誊稿”，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87)。朱元璋把它视为维护朱明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所以他在《祖训》中谆谆嘱咐：“凡我子孙，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88)

《明律》的规定尽管相当详细，但复杂的社会生活毕竟不可能为之囊括无遗。朱元璋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以便把《大明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去，就汇集官民“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称为《大诰》。明朝政府于洪武十八年颁行《大诰》，次年又颁《大诰续编》、《三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观为戒”，并且规定如果家里有一本《大诰》的，犯“罪”时可减一等判刑，没有的就要加一等判徒(89)。并“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遵守。阅三岁，为师者率其徒至礼部背诵，视其所诵多寡次第赏之”(90)。洪武三十年（1397年），天下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凡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91)。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又颁赐“天下武臣《大诰》，令其子弟诵习”(92)。朱元璋所以花费这么大的力量来推行《明律》，其目的是通过律令的教育和宣传，使广大人民都能服服帖帖地在封建统治下生活：农民老老实实地从事耕作，读书人好好地学习忠孝仁义那一套封建理论，商人贩运货物以通有无，手工工人专心专意去搞技艺。总之是要人民“奉法守分”，“应役输租”，“上下相安”(93)。这样，自然就达到朱明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

六、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1．胡蓝之狱

朱元璋自1368年建立明王朝后，又经十多年的统一战争，稳定了北方的局势，消除了元朝残余势力对明朝的威胁；平定了南方的割据势力，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这些胜利的取得，除了广大士兵群众的作用以外，还由于在朱元璋身边，有一批运筹帷幄、能征惯战的文臣武将。这批人因帮助朱元璋争夺天下有功，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形成相当大的势力。现在新王朝已经比较巩固，外部敌人已经没有力量能与他抗衡，这时新王朝内部公侯将相的权势，却使朱元璋放心不下，猜疑他们来抢夺皇帝宝座。早在农民战争期间，朱元璋就严密防范部下将领，为防他们叛变，凡是出征将领，须把他的妻子留在京城做人质。他规定“与我取城子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坐，不许搬取出外”(94)。这样还不放心，再派他的心腹去监军，“所克城池，专用义子作心腹与将官同守。如得镇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驸马，得严州用保儿，得婺州用马儿，得处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刚奴、也先，得广信调周舍即（郎）沐英也”(95)。而在严酷的争战中，朱元璋也确曾经历过部将谋叛的事件，如先有邵荣后有谢再兴的背叛。

邵荣是朱元璋一同起事的战友，骁勇善战。至正十八年（1358年），邵荣和徐达一起攻克宜兴，十九年败张士诚军于余杭，因屡立战功，提升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在常遇春之上。“太祖自起兵，所任将帅最著者，徐达、常遇春与荣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96)。至正二十二年，邵荣自处州平定苗军叛乱后回应天，与参政赵继祖密谋击杀朱元璋，为宋国兴所告发。朱元璋立即派兵收捕了邵、赵两人，用铁链锁着，置酒食，与他们一起喝酒，问道：“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邵荣回答说：“我等连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并不肯喝酒。赵继祖呼邵荣说：“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饮。”(97)朱元璋把他们二人都缢杀了。

谢再兴也是朱元璋的旧将，又是朱元璋侄儿朱文正的岳父，所以朱元璋称他为“亲家”。至正二十二年谢再兴守卫诸暨，张士诚乘金华、处州苗军反叛朱元璋的机会，派张士信率军进攻诸暨。谢再兴苦战二十多天，大败士信军。这次战斗后，谢再兴派其心腹左总管、糜万户两人私往张士诚的占领区杭州贩卖物品，被朱元璋查获。朱元璋怕泄漏军机，杀了这两个人，并把头挂到谢再兴的办事厅里，这对谢再兴是一种侮辱性的警告。朱元璋又擅自作主把谢再兴次女嫁给徐达。又派参军李梦庚去节制诸暨兵马，降谢再兴为副将。谢再兴愤怒地说：“女嫁不教我知，似同给配。又着我听人节制。”于是，就捉了李梦庚到绍兴去投降了张士诚的部将吕珍。

这两桩叛变事件，对朱元璋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怎样来对待功臣宿将，在他未当皇帝之前就已经有所考虑了。龙凤十一年（1365年），一天，朱元璋阅读《宋史》，当读到赵普建议宋太祖收诸将兵权时，就对起居注詹同说：“（赵）普诚贤相，使诸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98)

明王朝建立后，为了使公侯将相尽忠于他的朱明王朝，朱元璋确实是用尽心机，想了不少方法的。洪武五年（1372年）作了申诫公侯的《铁榜文》(99)。洪武八年又编了《资世通训》，反复强调臣僚对他效忠，“勿欺、勿蔽”(100)。洪武十三年又编了《臣戒录》，“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101)，来教育他的臣僚。洪武十九年，又颁发了《至戒录》，“其书采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授，使知所鉴戒”(102)。原来，朱元璋不容许儒者在他的将官左右议论古今，这是因为在天下扰攘君臣名分未定之际，唯恐知识分子为他的将领出谋划策去独立发展。而当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却鼓励他的将领去接近儒臣，并在武将“操练之暇”，命儒臣去给他们讲述“上古以来忠臣烈士”“忠君报国之义，事上死长之节”等(103)。

朱元璋虽然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预防臣僚的反叛，但他总是不放心。随着外部敌人的平定，他对王朝内部权势烜赫的王侯将相越来越猜疑，加上某些开国功臣的骄纵违法，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显得突出。朱元璋终于向往日曾经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们开刀了。而在官僚中也形成了各派集团，有文武之间的矛盾，有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间的矛盾，互相倾轧排挤，不断在朱元璋面前攻击对方。如杨宪为御史中丞，朱元璋曾想用他作相，胡惟庸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于是李善长就乘机劾其“放肆为奸事”，终于使杨宪被杀(104)。官僚集团之间的互相攻击，正好为朱元璋所利用，便于一个个地来收拾他们。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同时被杀的有陈宁、涂节等数人。以后又加胡惟庸以“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并不断牵连扩大。十年后，到洪武二十三年又兴大狱，于是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昇、毛麒、李伯昇、丁玉等，都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被杀。“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105)。这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被赐死，自缢，家属七十余人被杀。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辩冤(106)。可见，当时人们对朱元璋加给李善长等人的罪名就认为是冤屈的。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兴蓝党大狱。蓝玉是定远人，常遇春的内弟，临敌勇敢，自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数总大军，多立功”。洪武二十一年，率大军十五万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至捕鱼儿海，“虏获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大胜而回，被封为凉国公。他在屡立战功的情况下骄傲起来，“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引起了朱元璋的猜忌。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告蓝玉谋反，于是又牵连到武将曹震、张翼、朱寿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族诛者万五千人”(107)。

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元功宿将相继尽矣！”(108)除了“胡蓝之狱”以外，还有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谢成、傅友德以及冯胜等(109)的冤狱。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在与陈友谅大战中，曾孤军坚守南昌达八十五日，立有大功，因赏薄怨望，免官安置桐城，不久死去(110)。亲外甥李文忠，南征北战，屡建大功，也被赐死(111)。徐达是和朱元璋同时起义的患难战友，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背生疽，经治疗已有好转，“帝忽赐膳，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吃后不数日就死了(112)。在历代王朝开国之初，如此大肆杀戮功臣的极为少见，真如赵翼所说的，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113)。明初，朱元璋的统治集团中，确有一批经过长期锻炼的文武人才，如果把他们用于国家的建设和对边疆的开发，那么明初时期的国力原是可以更为强盛的。

2．文字狱祸

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当激烈的又一表现是文字狱祸。朱元璋一向重视儒生的作用，明王朝建立后，更是广为搜罗儒生来充实其官僚机构，因此，有不少儒生投向新王朝，但也有部分士大夫对新王朝持敌对态度而不愿出来做官，或畏惧明廷的严刑峻法而隐居山林。针对这一情况，朱元璋特别补充了一条法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114)朱元璋一方面征集儒生做官；一方面又猜忌他们，尤其是部分士大夫不合作的敌对行为，加深了他的这种猜忌；再加上一些功臣武将的挑拨，便促成了洪武时期的文字狱祸。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记载有这样一段故事：洪武甲子开科取士，朱元璋想进一步罗致文人来为他治理明朝，但功臣武将不平，向朱元璋挑拨说，这些文人善于讥讽人，如“张九四（士诚）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朱元璋说：“此名甚美。”回答说：“《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这件事情不一定确实，但反映了文武官吏之间的矛盾，而明初文字狱祸确实发生不少。这些事例看起来像笑话，但却是事实。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贺正旦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髪’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115)。朱元璋这种乱定罪名、妄加诛杀的行为，对明初文化思想起了极其恶劣的窒息作用。

3．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

朱元璋大肆杀戮官吏，除了前面所说的胡蓝之狱和文字狱以外，还有空印案和郭桓案。

明朝政府规定，“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经过户部的审核，遇有钱粮不符合的地方，就要驳回重新填造。但“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所以上计吏“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后来，朱元璋发觉了这一情况，认为其中一定有舞弊行为，就下令严办，“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116)。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怀疑北平二司官吏与户部侍郎郭桓通同贪污，于是又兴大狱，“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追赃时又波及全国各地的一批地主富户，“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117)。这两起案件牵连被杀的达几万人。被杀的官吏，其中自然会有贪官污吏，但朱元璋却不问青红皂白，一概诛杀，可见其用意并不在于惩治贪吏。从“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的情况来看，则分明是朱元璋敛财的一种手段。

七、限制和迁徙旧豪族地主

朱元璋对原来的豪族地主所采取的政策比较复杂，他一方面要利用和依靠他们，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发展。朱元璋曾大量吸收富民当官，其中当然有不少旧的豪族地主，这说明朱元璋对他们的依靠。但是，为了防止旧豪族地主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利于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也为了防止他们因财势过大，过分地压榨农民，不利于封建秩序的巩固，朱元璋还对他们采取了限制和打击的措施。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朱元璋曾说：“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118)还说：“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这说明朱元璋对豪族地主和封建政权的关系是很清楚、很注意的，他不允许地方上豪族势力膨胀，不允许出现“威福下移”、“流于僭侈”的局面，所以他效法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的做法来限制与打击他们。洪武初，朱元璋徙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119)，其中不少是地主。二十四年再徙天下富户五千三百户于南京(120)。三十年又徙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于南京。朱元璋说：“昔汉高祖徙天下富豪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121)迁徙富民的目的，是使他们离开拥有土地的原籍，使之财势俱失，不能危害朱明王朝。而中都和京师，是明朝政府统治力量最强的地区，也便于对这些豪族地主的控制。被迁徙到凤阳等地的一些江南地主，留恋原来家乡的豪华生活，常常扮成乞丐回家去扫墓探亲，沿途唱着他们自己编的凤阳花鼓词，发泄对朱元璋的不满情绪：“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122)关于这些情况，当时贝琼和方孝孺都曾有所论述，贝琼说：“（洪武初年时），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123)方孝孺说：“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断治海内，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间，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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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姚福：《青溪暇笔摘抄》。

(2)　黄佐：《南雍志》卷10《谟训考》下。

(3)　《明太祖实录》卷59。

(4)　后来地方行政区又有变化：永乐元年（1403）北平布政司改为北京布政司。十一年置贵州布政司。除南京和北京外，定为十三布政司。

(5)　《明史》卷72《职官志·序》、卷75《职官志》。

(6)　《明史》卷308《胡惟庸传》。

(7)　《明史》卷127《李善长传》、卷126《李文忠传》。

(8)　《明史》卷2《太祖纪》。

(9)　《明史》卷308《胡惟庸传》。

(10)　《明史》卷73《职官志》。

(11)　《明史》卷73《职官志》。

(12)　《明史》卷73《职官志》。

(13)　《明史》卷73《职官志》。

(14)　《明史》卷135《夏煜传》。

(15)　刘辰：《国初事迹》。

(16)　叶盛：《水东日记摘抄二》。

(17)　《明史》卷138《吴琳传》。

(18)　《明史》卷137《宋讷传》。

(19)　《明太祖实录》卷14。

(20)　《明史》卷128《刘基传》。

(21)　《明史》卷89《兵志》。

(22)　《明史》卷90《兵志》。

(23)　《明太祖实录》卷223。

(24)　《明史》卷90《兵志》。

(25)　后来又不断增设卫所，到朱棣时，“共计都司二十一，留守司二，内外卫四百九十三，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三百五十九”（《明史》卷90《兵志》）。弘治十四年（1501年）户部左侍郎李孟阳说：“祖宗时天下都司卫所属额官军二百七十余万”（《明孝宗实录》卷80），大概就是根据这一卫所数推算得来的。

(26)　《明宣宗实录》卷107。

(27)　《明太祖实录》卷244。

(28)　《明经世文编》卷74丘濬《州郡兵制议》。

(29)　《明太祖实录》卷232。

(30)　《明史》卷158《黄宗载传》。

(31)　《明史》卷71《选举志》。

(32)　《明史》卷71《选举志》。

(33)　《明史》卷71《选举志》。

(34)　《明太祖实录》卷252。

(35)　《明太祖实录》卷179。

(36)　《明太祖实录》卷252。

(37)　《明史》卷71《选举志》。

(38)　《明史》卷94《刑法志》。

(39)　《明史》卷73《职官志》。

(40)　《南雍志》卷15《储养考》。

(41)　《明太祖实录》卷161。

(42)　《南雍志》卷15《储养考》。

(43)　《明太祖实录》卷46；《明史》卷69《选举志》。

(44)　《明太袓实录》卷96。

(45)　《明史》卷139《钱唐传》；全祖望：《鲒埼亭集》卷35《辨钱尚书争孟子事》。

(46)　《南雍志》卷1。

(47)　《明史》卷69《选举志》。

(48)　《南雍志》卷1。

(49)　徐一夔：《始丰稿》卷5《送赵乡贡序》。

(50)　《明史》卷69《选举志》。

(51)　《明太祖实录》卷150。

(52)　《明史》卷70《选举志》。

(53)　八股文，到明朝中期以后，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这种文章有它特殊的格式，一篇文章里面包括有“破题”、“承题”（也叫破承）、“起讲”、“题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等几个段落。“题比”，又叫“入手”，是引入“正文”之始。“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又叫做“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段文字才是一篇文章的正式议论，而每段又各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共为八股，因而称为八股文。人们只是根据它所规定的格式，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章，把知识分子的思想限制在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范围之内。

(54)　《明史》卷70《选举志》。

(55)　《明太祖实录》卷80；《明史》卷70《选举志》。

(56)　《明史》卷70《选举志》。

(57)　这种选用官员的情况，后来发生变化，建文、永乐时，虽也有监生与荐举人才被任命为官员的，但远不如洪武之盛。宣德以后，明朝政府选拔官员就侧重在科举考试，形成“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明史》卷71《选举志》）。

(58)　《明史》卷72《职官志》。

(59)　《明史》卷133《胡大海传》。

(60)　刘基：《国初礼贤录》。

(61)　刘辰：《国初事迹》。

(62)　《明史》卷80《食货志》。

(63)　《廿二史劄记》卷23《重惩贪吏》；《明朝小史》卷2。

(64)　《明史》卷139《韩宜可传》。

(65)　《明史》卷296《朱煦传》。

(66)　《明史》卷140“赞”。

(67)　《明史》卷140《欧阳铭传》。

(68)　《明史》卷281《方克勤传》。

(69)　《明太祖实录》卷100。

(70)　查继佐：《罪惟录》卷1《太祖纪》。

(71)　《明史》卷139《叶伯巨传》。

(72)　《明史》卷139《叶伯巨传》。

(73)　《大诰·谕官毋作非为第43》。

(74)　《大诰·折粮科敛第41》。

(75)　叶盛：《水东日记摘抄三》。

(76)　《明太祖实录》卷170。

(77)　宋濂：《洪武圣政纪》。

(78)　《明太祖实录》卷21。

(79)　《明史》卷93《刑法志》。

(80)　《明史》卷93《刑法志》；《明太祖实录》卷23。

(81)　《明史》卷93《刑法志》；《明太祖实录》卷86。

(82)　《明史》卷93《刑法志》。

(83)　《明律集解附例》卷18《谋反大逆》。

(84)　《明律集解附例》卷11《禁止师巫邪术》。

(85)　《明律集解附例》卷2《大臣专擅选用》。

(86)　《明律集解附例》卷2《上言大臣德政》。

(87)　何乔远：《名山藏·典谟记》。

(88)　《明太祖实录》卷82。

(89)　《大诰·颁行大诰第47》。

(90)　《明太祖实录》卷214。

(91)　《明太祖实录》卷253。

(92)　《明太祖实录》卷192。

(93)　《明太祖实录》卷150。

(94)　刘辰：《国初事迹》。

(95)　刘辰：《国初事迹》。

(96)　《明通鉴》“前编”卷2。

(97)　刘辰：《国初事迹》。

(98)　《明太祖实录》卷15。

(99)　《明太祖实录》卷74。

(100)　《明太祖实录》卷97。

(101)　《明太祖实录》卷132。

(102)　《明太祖实录》卷179。

(103)　《明太祖实录》卷249。

(104)　刘辰：《国初事迹》。

(105)　《明史》卷308《胡惟庸传》。

(106)　《明史》卷127《李善长传》。

(107)　《明史》卷132《蓝玉传》。

(108)　《明史》卷132《蓝玉传》。

(109)　各见《明史》本传。

(110)　《明史》卷118《靖江王传》。

(111)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史乘考误》。

(112)　徐祯卿：《翦胜野闻》。

(113)　《廿二史劄记》卷32《胡蓝之狱》。

(114)　《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10”、“苏州人才第13”。

(115)　《廿二史劄记》卷32《明初文字之祸》。

(116)　《明史》卷94《刑法志》，卷139《郑士利传》。

(117)　《明史》卷94《刑法志》，《大诰》二十三《郭桓卖放浙西秋粮》、四十九《郭桓盗官粮》。

(118)　《明太祖实录》卷55。

(119)　《明史》卷77《食货志》。

(120)　《明太祖实录》卷210。

(121)　《明太祖实录》卷210。

(122)　赵翼：《陔余丛考》卷41《凤阳丐者》。

(123)　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卷19《横塘农诗序》。

(124)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2《故中顺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参议郑君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