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中买命李笠翁

在当时及后世，多少读书人瞧不起李渔，认为他整日与俳优厮混，作品不过是不入流的戏剧。有人指责李渔：“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后世更有谓之“帮闲文人”者。鲁迅对于李渔，有个特别的评价，认为李的《笠翁一家言》，“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渔出生于江苏如皋。他原籍浙江兰溪，父亲在如皋经商。他虽是平民子弟，也存向上之心，被寄予家族崛起的希望。如果不走科举这条路，他可能只是个普通的药商。在科举上，他虽未有突破，但在文学领域，他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崇祯八年（1635），二十五岁的李渔在浙江原籍参加童子试，一举考中秀才。但此后的科举道路，他却走得不甚顺利。崇祯十二年（1639），科场上的失败，让他绝意功名，远离仕途。归途之中，他在虎爪山遇到强盗。被拦截的过往游客，必须缴纳重金，才能留下性命。李渔身无分文，自以为必死，延颈待戮时，强盗却没了杀他的兴趣，饶了他一命。

此后一些年，家中的变故、时局的混乱，更使他无法安心于科举。在大明走向覆灭的动乱中，他先避居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后于山中隐居。山中荒芜无交往，他以无事为荣。不戴头巾，不着衫履，或出没于乱荷中，或偃卧长松下，猿鹤过而不知，飞叶落而不觉，户外随手摘瓜而食，树上满挂果实可啖。

山中虽可忘却科场失败，可家族的重担却压在他身上，他不似陈继儒那般，有无数名人争相供奉，他必须为稻粱谋。可他一介读书人，要谋生，要改变生活，何其之难。最终他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那就是以文为生。

中年之后，他选择到杭州发展。杭州在东南地区最为富庶，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图书市场发达。他在杭州居住多年，完成了大量的小说和戏剧，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卖文养家。受战乱影响，再加上南京一带的书商大肆盗版他的书籍，让他损失惨重，顺治十五年（1658）前后，他移居南京，在那里居住约二十年。移居南京时，他已经不是无名之辈，而是名扬天下的文人了。

在当时，李渔虽有名气，但仍被看作小人物，他没有倪云林那般的超脱清高，而要食人间烟火，为一家的生计操心。他没有什么不甘，不在乎什么清高，能摆脱一切枷锁，什么都敢写，乃至于被后世指责的色情小说《肉蒲团》也出自他的笔下。在他笔下，很难看到家国天下、圣贤大道的说教，可他也不是叛道者，他本来就没有把这个“道”放在心上，他只是个想过上美好生活的小人物。

他是商人之子，既然于圣贤之道不能有所成就，不妨在谋生术上显身手。到了南京后，他的经济状况得到彻底改变，他名下有兼具刻印与售卖功能的书坊，建造了自己的园林“芥子园”。他有多名美妾，还有十余名仆人，全家四十多口靠他供养。芥子园所印书画，质量上乘，名扬各地。

李渔将近五十岁时，还没有儿子，他以为此生无子了，不想五十岁，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五十生男命不孤，重临水镜照头颅”。此后他的儿子接连出生，共得七个。

晚年李渔过上了奢华的生活。光绪《兰溪县志》记载，李渔生活极为讲究：“凡窗牖床榻、服饰器具、饮食诸制度，悉出新意，人见之莫不喜悦，故倾动一时。”他有美妾数名，又与诸多歌姬有染，还要供养庞大的家族。靠出版书籍、官员赞助，他能获得丰厚的收入，却入不敷出。他不时哭穷，可生活质量却是必须保证的。

李渔喜美食，喜华服，喜美妾，喜宴饮。在自筑的园林中，他呼朋唤友，摆出各色美食。他自创美食“四美羹”，以香菇、莼菜、蟹膏、鱼肉烹制而成。美食盛以精美的器皿，由美婢、美童捧上，此即“四美”得名的由来。宾客尝试之后，无不惊叹。再如五香面，是以花椒末、芝麻屑与面粉混合，再以酱、醋、笋、虾、菇等熬制的鲜汤和面制成。八珍面则是将鸡肉、鱼肉、虾肉等切碎晒干，与笋、香菇、芝麻、花椒等一起拌入面中，配以鲜汤制成。

在美食上，李渔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不吃葱、韭、蒜，认为秽人齿颊及肠胃。他推崇素食，在素食中，又最推崇蔬菜。在他看来，蔬菜清洁芳馥、鲜美松脆，其美味在肉食之上。别人一提到莲，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可李渔却不谈这些文化象征，直接切入主题，说莲的“可目、可鼻、可口”。讲那么多莲之高洁，不若痛快地吃上一大口。

他还有个古怪的认知，蔬菜中，笋、蕈、豆芽，是最干净的，因为不要浇粪。他主张自种蔬菜，却又认为，自种的蔬菜需要施粪肥，所以最秽。这些蔬菜随摘随食，而洗菜之人，不过将菜浸入水中，左右数漉，随意洗洗，其中的肥料未曾洗尽。他主张，洗菜必须选勤快之人，以得力之法，再三洗涤，以得清洁。

他认为，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因为后者更近自然。鸡鸭菜蔬之类，完全可以自养自种，“客至陶然，款待何尝费一钱”。至于鹅，则要肥，肥了肉才甘美。雄鸭越长越肥，皮肉至老不变。

“人来恰好，厨下黄鱼正炒。只添杯。狂饮愁无伴，孤吟正想陪。”他喜食鱼，食鱼首重在鲜，次在肥，如鲟、鯚、鲫、鲤，都是鱼中鲜美者。鲜鱼宜清煮作汤，煮时水不能放过多，能将鱼盖住即可，水多一勺，则鱼的鲜味淡一分。厨师烧菜时，往往多次加水，所以鱼的鲜美容易被减弱。

“山中何物可留君，醉甲糟鳞几夜醺”，李渔出没于酒场，却不善饮酒，自谓：“予系茗客，而非酒人。”老友赵声伯写信向李渔索要兰陵美酒。在信中，他振振有词：“闻吾兄来自兰陵，载郁金香不下数十斛。”如此多的美酒，你李渔一人没法喝光，难不成起刘伶、阮籍于地下来陪你共醉吗？还不如将这些美酒“驱入我辈腹中”，也是酒得其所啊。赵声伯明明知道李渔是浙江兰溪人，却打着“兰陵美酒郁金香”的幌子索酒，因那兰溪也是高品质酒的产地。可李渔此时忙着打版权官司，带着女婿东讨西伐，忙碌不堪，哪里有酒相赠？

黄酒宜配螃蟹，李渔不能饮酒，却极喜螃蟹。李渔自述：“独于蟹螯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他认为螃蟹是世间至美之物，“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在色、香、味上达到了极致。李渔嗜蟹，可一度窘于财力，不能放开大吃。每到金秋，吃蟹的最好时机，囊中羞涩的李渔总要提前备好吃螃蟹的钱，自嘲为“买命钱”。

李渔出生在如皋，此地处于长江之畔，从来不缺螃蟹。因在成长中常食此物，他养成了对螃蟹的嗜好。从螃蟹上市到下市，李渔每日都离不开它。在吃蟹季将要结束时，他还特意准备好瓮，备上白酒与糟，制作糟蟹。

李渔认为，螃蟹最好是蒸了吃。蒸熟之后，贮以冰盘，列在几上，听任食客自取。吃蟹的趣味，在于旋剥旋食，而一些自命清高者，懒得亲自动手，由仆人代劳剥壳取肉。李渔对此嗤之以鼻，认为由别人剥蟹取肉，则味同嚼蜡。李渔嗜蟹，名声在外，每到螃蟹上市时，亲友们都要邀请他大啖一番。

在描述美食时，李渔有诸多巧妙比喻，尤其常将美食比作美人。如沙蛤被他形容为“西施舌”：“白而洁，光而滑，入口咂之，俨然美妇之舌。”他赞荔枝：“莹同冰雪之肤，娇若芙蓉之面。”他赞杨梅：“红肌生粟初圆日，紫晕含浆烂熟时。醉色染成馋客面，余涎流出美人脂。”

美食、美色虽好，却需要雄厚财力的支撑。他的收入来源，除了出版外，还有一大部分是家班的演出。搬家至南京后，他常常带着自己的戏班，至各地演出，“二十年来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至各地之前，他必须先做计算，看演出能否盈利，千万不可亏本。他曾北上燕京，西至兰州，南下广东，四处奔波，只为生计。他曾长叹，自己浪迹天下二十年，未曾敢尽一人之欢。他的戏班曾应宝应知县之邀，前去演出，观众之中有一人对他无限崇敬，此人名蒲松龄，此时不过是一名普通幕僚。

李渔领着家班，走南闯北，到处打秋风，上演各种传奇故事。他笔下的传奇，多有猎奇色彩，如《怜香伴》写女子的同性恋爱，《意中缘》中写男风等。他的小说《肉蒲团》，在后世被称为淫书代表。道学家们骂他，可骂完之后，却偷偷地看起了他的作品。

清康熙五年（1666）三月，李渔开始了一次漫长的北方之行。此番出行，他有诸多考虑，除了要购置新房，还要在北方扩大自己书坊的影响力。在北京停留数月后，应陕西巡抚贾汉复，甘肃巡抚刘斗、提督张飞熊等人的邀请，他前往陕西、甘肃等地，最远行至张掖方才折回。返程中，他在徐州过了新年，康熙七年（1668），抵达南京家中。

在陕西、甘肃等地，他受到了当地达官贵人的款待，得到各种馈赠。一日他早起后，准备出门乘车，突然发现炕上有一物，形似人之乱发。李渔以为是婢子头上的乱发，拿了准备扔掉。突然有婢子对他道：“不要扔了，这是馈赠之物。”李渔大为好奇，这种形似乱发的东西，如何能作为馈赠之物？于是四处打听，才知道这是塞外特产头发菜。头发菜的吃法，是“浸以滚水，拌以姜醋”，“其可口倍于藕丝、鹿角等菜”。李渔将头发菜携至江南，食者无不好奇，以为是珍稀之物。李渔说：“此物产于河西，为值甚贱，凡适秦者皆争购异物，因其贱也而忽之，故此物不至通都，见者绝少。”

李渔所描述的头发菜，是一种陆生海藻，学名发状念珠藻，产于西北荒漠的低矮植物下或沙砾之间，形状似人的头发，有的地区称为“地毛”“龙须菜”等。食用之前需要用水清洗，再用开水浸泡。人们食用发菜的历史悠久，汉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禁后，“渴饮雪，饥吞毡”。毡，一说即发菜。对于头发菜，西北各地方志中多有记录。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中卫县志》载：“头发菜，出边外沙地，似发，可食。”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甘州府志》记录：“以河西产为第一，然甘州不少见。”

康熙十六年（1677），李渔全家搬回杭州生活，将南京的产业全部出卖，妻妾的首饰、书籍的刻板，也全数卖掉。迁到杭州后，李渔在铁冶岭筑园，自撰对联云：“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三年之后，李渔辞世，葬在西湖边上，实现了他“老将诗骨葬西湖”的梦想。

李渔生前身后招致了很多非议，其中多有诋毁。有人认为，他善于逢迎，作为江湖浪子，挟其笔墨小技，奔走公卿间，为士林所不齿。他所作文字，又多是坏人伦、伤风化的。一个破落文人，靠着不上正道的文字，过着潇洒的生活，如何能不叫人嫉妒？几次针对他的文字陷害，让他压抑，不得不从杭州出走南京，又从南京返回杭州。也许因为他放下了身段，也许是他的侥幸，他最终得以躲过风暴，长眠于西湖之畔。李渔身后，出了一位得他真传的弟子，他就是袁枚。袁枚出生比他晚百余年，可言行之间，一切相若，在会赚钱、会享受等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