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香积寺之战评析

唐代的香积寺距离长安城南十余公里，其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其成为由南进入长安城的最后军事要地。唐肃宗至德二年（757），遭遇清渠之败不久的唐军和安史叛军在此投入了三十万兵力，展开决战。战争可谓酷烈，但仅持续一日，唐军即大败叛军，次日便顺势克复帝京。经香积寺之战，安史叛军在关中地区的主力一朝丧尽，长安得以迅速收复，因此香积寺之战不仅是唐军扭转劣势的决定性战役，也是安史之乱的重要转折点。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军事事件较少关注，仅有史念海先生、史兵等学人在其论著中略有涉及，因此笔者试图对此战役展开阐述和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香积寺之战前的军事形势

唐肃宗于天宝十五载七月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是时玄宗奔蜀，两京失守，而“朝廷初立，兵众寡弱，虽得牧马，军容缺然”[1]，局势极为危急。于肃宗而言，即位程序的不“合法”，更使其忧惧不安，因此为了树立政治权威，光复两京就变得极为迫切。为了收复长安，唐军在长安城外围展开了多次军事行动，如：至德元年十二月，郭子仪收复榆林，占领河曲地区，自此长安北部的门户洞开；二年四月，双方开始争夺渭河以北地区，唐军逐渐取得了长安西、北地区的控制权，这都为香积寺之战奠定了基础。

但是，唐军收复长安的行动并不顺利，清渠之败为其蒙上了阴影。关于“清渠”的地理位置，宋人程大昌认为：“清渠在漕渠之东，直秦之故杜南城稍东，即香积寺北”[2]。也有学者以为其地不是长安区香积寺之北的沣水上游[3]，而在今天西安三桥附近，笔者亦倾向于这种看法。有关清渠战役，《旧唐书》说：“子仪率师趋京城，师于潏水之西，与贼将安太清、安守忠战，王师不利，其众大溃，尽委兵仗于清渠之上”[4]。《资治通鉴》也载：“安守忠、李归仁军于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军不进，五月癸丑，守忠伪退，子仪悉师逐之，贼以骁骑九千为长蛇陈，官军击之，首尾为两翼，夹击官军，官军大溃”。正如史念海先生所说：“清渠之战，郭子仪是由西渭桥进军，屯于潏水西，安禄山方面则据守于清渠。这一带一片平原，郭子仪在这里并没有取得地形上的有利条件”[5]，因为唐军没有占据地利，加之指挥不一，叛军骑兵优势充分发挥，致使清渠大败，损失惨重，只得向武功撤退。

清渠之败，使唐军认识到收复长安城军事行动的艰巨性，同时也暴露出其在战略和战术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于是在香积寺之战前，在进攻方向的选择和兵力扩充方面，均采取了一定措施：首先，改变进攻的方向，因为清渠地区河道纵横，并不适宜展开大规模的决战。应该如何扬长避短，避免与叛军强大的骑兵正面交锋，成为唐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最终，唐军将主战场定于长安西南的香积寺北，于是“（七月）壬寅，（唐军）至长安西，陈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 “至此循南山出都城后，据地势以待之也”[6]，这一战略调整对唐军意义重大。其次，向回纥借兵，彻底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针对叛军强大的骑兵集团，扩充军力是当务之急。肃宗极为重视“假蕃兵以张声势”，争取擅长骑兵战术的游牧民族的军事支援，“乃遣怀恩与敦煌王承使于回纥，请兵结好。回纥可汗遂以女妻承寀兼请公主，遣首领随怀恩入朝”。自此，回纥助唐平乱大局已定。《旧唐书》云：“纳回纥公主为妃，回纥封为叶护，持四节，与回纥叶护太子率兵四千助国讨贼”[7]，又有：“回纥遣叶护太子领四千骑助国讨贼，子仪与叶护宴押修好，相与誓平国难，相得甚好。”[8]唐廷的“借师助剿”，正是基于对敌我形势的客观评估，为对抗叛军的强大骑兵而谋划的解决之策。

关于香积寺之战前夕敌我双方的军力对比，可谓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唐廷大约调动了十五万人以上兵力，史载：“丁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9], 《雍录》则云唐军为“十五万”[10], 《新唐书》也说“元帅广平王率蕃、汉兵十五万收长安”。其中，“李嗣业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为前军，朔方右行营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王思礼为后军”。安史叛军的军力，《旧唐书》云：“贼众十万”，贼将安守忠、李归仁，贼帅张通儒。可见，从兵力对比来看，双方实力相当，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必然是场恶战。

至此，唐军和叛军约三十万大军在香积寺以北驻扎。唐军属于主动攻击，率先到达，在香积寺北列阵，“西距沣水，东临大川，十里间军容不断”“结阵横亘三十里”“戈蜑鼓鼙，震曜山野，距贼军数里，列长阵而待之”[11]。今日长安区的何家营村，为郭子仪部将何昌期屯兵之地，这里的鼓乐至今非常出名，当是反映“弥亘一舍”之庞大唐军营地的历史孑遗。叛军当时应是从长安城南出迎战，营地置于唐军北，也就是位于香积寺地区较为低洼之地，这使得唐军保持了战前的地利。于是，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决定唐帝国命运的军事决战一触即发。

二、香积寺之战始末

香积寺之战前，唐军作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处于有利的地理位置，但是香积寺之战仍是一场凶险异常，富有悬念的战役。唐军的胜利得益于统帅的身先士卒，以及指挥的主动、敏锐，关键还是回纥的奇袭配合。总体来看，这场“导致安史叛军由盛转衰”的决定性战役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唐军初战不利

在香积寺之战的初期，在叛军强大攻势面前，唐军马上陷入被动。《旧唐书》云：“贼将李归仁初以锐师数来挑战，我师攒矢而逐之，贼军大至，逼我追骑，突入我营，我师嚣乱”[12]，卷120也说：“归仁先薄我军，我军乱”。《新唐书》则说：“贼李归仁领劲骑薄战，官军嚣”, 《资治通鉴》对此的描述则更为具体：“李归仁出挑战，官军逐之，逼于其阵；贼军并进，官军却，为贼所乘，军中惊乱。贼争趋辎重。”[13]敌将安守忠、李归仁指挥的叛军，面对唐军的优势兵力，一改清渠之战中所采取之“相守七日”的保守战略，主动出击，显见他们认识到官军据香积寺，有进行持久战的条件。当然，这也可能与叛军清渠大胜后的骄傲轻敌有关。

在这年二月时节发动的清渠之战中，安守忠“伪退”，最终导致唐军大败，可见其人谋略超群。《新唐书》在称颂香积寺战绩时云“败贼将安守忠”，可知其当为叛军的主将。叛军在进攻上有层次、分步骤，骑兵打击战术极为娴熟。叛军先以锐师劲骑冲锋，明显在机动打击上处于优势，一下子使“官军却”，打乱了唐军的部署，继而“并进”“大至”，可见其具备的强悍冲锋力量，致使唐军危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唐将李嗣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形势：“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决战于阵，万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则我军无孑遗也”[14]，或“今日不以身饵贼，军无孑遗矣！”可见在战役初期，唐军战况之不利，处于被动挨打境地，甚至有全军覆灭之危险。

（二）李嗣业稳住阵脚

李嗣业作为前军将领，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都是久经战阵之名将，史载：“嗣业每持大棒冲击，贼众披靡，所向无敌”。大诗人杜甫对李嗣业的评价也很高，说“国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祸乱非公谁”[15]。对于李嗣业骁勇善战，杜甫还曾写诗赞道：“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16]，并曾寄语：“北庭送壮士，貔虎数尤多，精锐旧无敌，边隅今若何？”国难思良将，在唐庭生死攸关之时，由于“嗣业自安西统众万里，威令肃然，所过郡县，秋毫不犯”[17]，所以唐廷也对其优渥有加，“及禄山反，两京陷，上在灵武，诏嗣业赴行在”。他的卓著功勋，饮誉当世，在香积寺决战前，肃宗就对其寄予厚望，并当面表示：“今日得卿，胜数万众。事之济否，实在卿也。”面临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唐军能否取胜，主要在于是否能够挡住第一波的骑兵攻击，而前锋更是首当其冲，李嗣业之万钧重担，促使他必须做出抉择。遂决定发动对攻，以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脱衣徒搏，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对前军主将之奋力驰突，《新唐书》卷137也说“嗣业以长刀突出，斩贼数十骑”。《资治通鉴》描绘得更为生动，载：“（李嗣业）乃肉坦、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奋击，当其刀者，人马俱碎，杀数十人”[18]，主帅勇冠三军、势不可挡，使得唐军“阵容方驻”，李嗣业见士气可用，抓住战机，遂“帅前军各执长刀，如墙而进”，一时化被动为主动，形成了双方相持对抗的局面。

（三）回纥奇袭叛军

安守忠指挥的安史叛军并非乌合之众，李归仁的进攻不过是其战略决战方案中的第一步，他们的最终计划是“埋精骑于大营东，将袭我军之背”[19]。不能不说，叛军欲利用香积寺地区能隐蔽部队的有利环境，以实现合围夹击的目的，这是一个周密的方案。但是，叛军的情报保密工作失败。在战役初期，叛军的这一计划已经被唐军谍报人员侦悉。

这场战役局势扭转之关键在于浴血奋战的回纥骑兵，应当没有疑义。通观肃宗在位七年之行事，“诱回纥以复京畿”[20]一直是为其主导战略。至德元年十一月，“戊子，回纥引军来赴难，与郭子仪同破贼党同罗部三千余众于河上”，已经开始积累与叛军作战的经验。广平王与叶护相约为兄弟，“接之颇有恩义。叶护大喜，谓王为兄。戊子，回纥大首领达干等一十三人先至扶风，与朔方将士见仆射郭子仪，留之，宴设三日。叶护太子曰：‘国家有难，远来相助，何暇食为’？子仪固留之，宴毕便发”[21]。叶护太子这种共赴国难的凛然正气与豪迈情怀，正是肃宗积极主动修好联合战略所激发起来的。

由于回纥精于叛军所擅长的骑射战术，比之善于步兵作战的唐军战斗力明显更强，因此“回纥以奇兵缭贼背，夹攻之”[22]，使得叛军构想的袭击方案最终落空，而且主力精锐陷入包围之中。《旧唐书》载：“元帅广平王分回纥锐卒，令击其伏兵”，而《旧唐书》略有出入，将功劳记载在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身上，《资治通鉴》也云：“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引回纥就击之”[23]。当时，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主帅不可能事事躬亲，而仆固怀恩素来修好回纥，可见具体指挥人员还应是仆固怀恩。

香积寺之战，是回纥军与安史叛军的激烈决战。香积寺战后的至德二载十月之“新店大战”，是为收复东京洛阳，此役“斩首十万级，横尸三十里”[24]，其中回纥兵的作用也是至为重要。新店之战，叛军见回纥出击，不仅“惊顾”，而且“即时大败”，可见，在香积寺战役中是被回纥兵打怕了。在香积寺战中，回纥采居高临下态势，利用唐、叛双方相持的良机，与唐军默契配合，一阵猛冲猛杀，以全部牺牲的代价换取了叛军机动主力被歼，骑兵的毁灭，使叛军战斗意志走向崩溃，从而得以改变战场的平衡局面。对回纥在这场战役中所起的特别作用，史书也是极具赞誉，如《旧唐书》云：“（回纥）匹马不归，因收西京”, 《资治通鉴》也称之为“贼由是气索”[25]，将回纥这次奇袭看作香积寺之战胜利的扭转局面的关键。

（四）两军夹击，叛军大败

唐军在此战中，与回纥军浑然一体、配合默契，使得叛军首尾不能相顾。史载：“嗣业出贼营之背，与回纥合势，表裹夹攻”，或“回纥以奇兵出贼阵之后夹攻之”, 《资治通鉴》则称“李嗣业又与回纥出贼阵后，与大军夹击。”[26]回纥消灭了叛军的骑兵部队，战场形势逐渐逆转，但战况仍一度惨烈相持，《资治通鉴》记载：“都知兵马使王难得救其裨将，贼射之中眉，皮垂鄣目，难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战不已。”[27]唐军将领身先士卒，自然愈战愈勇。

叛军试图重演清渠之战中两头夹击唐军的计划最终无望，其大军信念动摇，战力顿时锐减，遂“大溃”，成为唐军刀俎下的鱼肉，史载：“斩首六万级，填沟壑而死者十二三”, 《新唐书》还追加之“生擒二万”[28]。在约八个小时的激战中（自午至酉），唐军将十万之众的叛军“剪灭殆尽”，如以斩首和生擒人数合计，已过五分之四；如以斩首和填沟壑者合计，则过百分之九十。安史之乱中，叛军总兵力大约十五万。经此一役，关中京畿要地之叛军主力几乎完全被剿灭，这对安史叛军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

总之，唐军经香积寺之战，致使西线的安史叛军基本丧失了战斗力，盘踞长安城的既定目标完全落空。安史散兵游勇纷纷逃往京城，使得京城人心大乱，“迨夜，嚣声不止”，守城叛军将士的信心崩溃，还没等郭子仪大军进城，贼帅、伪西京留守张通儒见大势已去，就不得不放弃抵抗，迅疾“弃京城东走”, “夜亡陕郡”[29]，逃跑可谓是相当狼狈。就在香积寺之战的第二天，西京长安就得以光复，这不能不说是香积寺之战大胜的声威所致。

三、香积寺之战的评价

香积寺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役之一，是安史之乱中唐军和叛军的一次重要而决定性的较量，是关系唐王朝存亡的决定性战役。它一举击溃了安史叛军在关中地区的有生军事力量，迅速收复了长安，唐肃宗“再造唐室”计划得以初步实现。长安城百姓见到官军，无不痛哭流涕，言：“不图今日复见官军”[30]，这就有力地打击了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而且拥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鼓舞了唐廷平叛的决心，成为安史之乱在军事斗争中的转折点。

也有人指出，香积寺之战致使李泌等人所坚持的北取范阳方案最终被东进洛阳计划所取代，有一定消极意义，笔者却认为不然。其时，唐君臣对于平叛有两种策略：一是以李泌代表的稳健派，希望联合安西、西域等地区的军事力量，自塞北南取叛军老巢范阳，再图南下；二是以肃宗为代表的激进派，希望直取东西两京，以巩固自身皇位之根本。一直以来，第一种方略多为后人所称道，认为应是明智之举，但是，最终肃宗的意见占了上风。但是笔者看来，这两种方略均存在缺陷。有唐一代，关中地区无疑是其立国之本，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收复长安绝对是必要的，是毫无疑义的。因为假使没有关中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后盾，李泌等人北取范阳的军事主张也必然是无法实现的。当然，肃宗在收复长安后，就开始进攻洛阳，而不从北方牵制范阳，这才是其失策之处。迅速克复东都，虽可以振奋军心、民心，但必然将使叛军退保旧土，伺机重来。安史叛军在东缩战线以后，利用其控制的山东、范阳等，继续修养备战，使得平叛战争走向了长期化、复杂化，使唐军民付出了更多的鲜血。但这一后果和香积寺之战，唐廷收复长安没有关系，香积寺之战的军事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有关唐军香积寺之战取胜之原因，前文已有提及，如：李嗣业安西军的力挽狂澜，军事指挥才能和勇力；回纥骑兵的战斗力和英勇，以及唐军和回纥军的有机配合。但是除了这些主观性因素，与清渠之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军充分利用香积寺周边的有利地形，将其作为进入长安的新突破口。

唐代的香积寺周边究竟是怎样一个地理环境呢？香积寺距离京师长安城中心十余公里，进可以图取京师，退则可从子午谷入终南山，可谓攻守皆备，而且香积寺处于毕原东、神禾塬西端，地势广而高，这从唐人“借问从来香积寺，何时携手更同登”[31]的“登”字也得以印证，与叛军所盘踞的京师正成居高临下态势，这在军事上处于优胜之地[32]；而且唐代的香积寺周边植被极为茂盛，开元中期到过此地的王维曾形象描绘过这里的风景地貌：“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这是非常适合大军团的隐蔽潜伏的，但这种地理要素却不利于叛军骑兵战术的展开；同时，香积寺“樊川御宿之水，交流其下，谓之交水。西合于沣，入于渭”[33]，潏水、滈水水量丰沛，则可以满足大兵团人畜饮水需要，具备了屯兵的条件。因此，“郭子仪惩前次的失败，就由武功渡渭而南，循南山东行，长安城郊的地势，是东南高而西北低。长安城南，沣水以东，潏水两岸更都是较高的原野。郭子仪选择香积寺北作为决战之场所，也正是鉴于清渠之战的失败，要据有有利的地形。”[34]而战争之所以极为惨烈，主要是由于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太过接近。

安史之乱后郭子仪收复长安之策略是：先取长安周边控制权，从外围发动攻势，继而孤立城内叛军，最后于城外决战，这样保护了帝京的不致损毁，香积寺之战正是这一战略的最佳实践，但是唐代名刹香积寺却因此战遭到严重的破坏。“（香积）寺颓塔裂……寺北汾阳（郭子仪）破安贼时战处”[35]，明代诗人赵崡作有《宿香积寺》一诗，其中提及这场战役：“开元之后此出师，胡儿六万首皆碎。我来宿寺中，徘徊动遐思。空山日落雨冥冥，古木荒村鬼火青。尚父忠勋那在眼，至今惟有佛灯明。”[36]由此可见，香积寺战役，虽然取得敌军“六万首皆碎”的辉煌胜利，但对香积寺地区造成的破坏则是相当严重的。香积寺的寺颓塔裂，此后“鲜有游者”，明人可见的“鬼火”，恐怕就有不少是为一将功成所付出诸多将士的“枯骨”。

附图：香积寺战役示意图（见《河山集（四）》，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

[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20，中华书局1975年版。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9，中华书局1956年版。

[3].史兵：《唐代长安城军事防御体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

[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20，中华书局1975年版。

[5].史念海：《河山集》（四），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

[6].[宋]司马光：《资论通鉴》卷220，中华书局1956年版。

[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中华书局1975年版。

[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20，中华书局1975年版。

[9].[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中华书局1975年版。

[10].[宋]程大昌：《雍承》，中华书局2002年版。

[1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9，中华书局1975年版。

[1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9，中华书局1975年版。

[1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0，中华书局1956年版。

[1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0，中华书局1956年版。

[15].[清]曹寅：《全唐诗》卷9，中华书局1960年版。

[16].[清]曹寅：《全唐诗》卷9，中华书局1960年版。

[1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9，中华书局1975年版。

[1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19].[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5，中华书局1975年版。

[2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5，中华书局1975年版。

[2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5，中华书局1975年版。

[2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37，中华书局1975年版。

[2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0，中华书局1956年版。

[2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中华书局1975年版。

[2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0，中华书局1956年版。

[2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0，中华书局1956年版。

[2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0，中华书局1956年版。

[2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37，中华书局1975年版。

[2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37，中华书局1975年版。

[3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20，中华书局1975年版。

[31].[清]曹寅：《全唐诗》卷248，中华书局1960年版。

[32].王向辉：《王维所过香积寺只能在长安》, 《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4期。

[33].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

[34].史念海：《河山集》（四），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5].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

[36].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