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心法:鬼谷子的权谋与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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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徐、正、静

《鬼谷子·符言》第一条是这么说的:

安、徐、正、静,其被节无不肉。善与而不静(争),虚心平意,以待倾损。右主位。

这个“右”的意思是“以上说的是”,古代书写都是自右向左竖写,右,即以上。主位,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便是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对于一个在位者来讲,便是要稳固自己的职位。鬼谷子认为,一个要成就点儿事业的人,至少要具备四点修养:安、徐、正、静。这是鬼谷子训练学生的基本要求,也是给我们开出的四字箴言,更是中国古代立身经验的概括。

那么,为什么要安、徐、正、静呢?怎么才能做到安、徐、正、静呢?

1.安

在儒家看来,“安”是一个人从小孩子的不定性走向成年人稳重成熟的必由之路。“四书”之一的《大学》说: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安,首先是要有定力,就是要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要想成为一个让大家敬重的君子,要想成为一个走向成熟的人,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追求人格的完美和道德的完善。有了这样的正面追求,才能够定下心来修炼自己,不断增加正能量,这是做人的根本。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追求成功的渴望,那么,为什么不少人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呢?主要是心不安,总想着一夜之间获得成功,总想着奇迹会在自己身上发生,有了这样浮躁的心态,不仅不能认真做好手边的事,而且连自己最擅长什么也不清楚。看似选择很多,却做了自己最不擅长的;看似机会不少,却没有能够把握住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出在没有定力上。

楚霸王项羽一度叱咤风云,但后来为什么会败亡?性格决定命运,格局决定成败。司马迁便写了一段耐人深思的话: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

项羽在少年时期,学书法、学剑、学兵法,都不能坚持,更不能深入,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学到的都只是皮毛。但是胆子却很大,二十二岁那年,看到秦始皇巡游,张口便说:“彼可取而代也。”一下子让项梁对他刮目相看。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有志青年,“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顿时让吴中子弟很是敬佩。

我们都熟悉这样的说法:一是宁静才能致远,二是胆大心细。宁静就是能定,心细就是能虑,以此来衡量项羽,他胆大而浮躁,能够打破一个旧世界;年轻而气盛,却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这就注定他只能把天下折腾得一塌糊涂,收拾残局还得靠刘邦这样的人来完成。

安,其次是要安心,就是随时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一是坚持自己的目标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想清楚了,才能做得明白,不轻易被外在诱惑所吸引而迷失了方向;二是要知道自己的边界。任何人都有短板,哪些事情驾轻就熟,哪些事情力不从心,心里要明白:同行没有同利,同事不能同成。在做人上要取长补短,日新月异,每天进步一点点,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而在做事上,扬长就是避短,长处发挥到极致,就能取得别人无法替代的优势。这是让自己安心。

其次是让别人安心。说完项羽,我们来看看刘邦,司马迁这样写刘邦:

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大事家人生产作业。(《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喜欢接济朋友。胸襟开阔,大度,说的是做事能抓大放小,掌握关键环节。我们只用比较一下刘邦、项羽在关中的做法,就知道楚汉战争的结局。

刘邦攻入咸阳,面对关中父老对汉军的敌视,采用了最简单的安民之法,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

我们知道,秦立国之后推行严刑峻法。严,是法令严苛。法禁太密,百姓议论朝政,不管有无道理,便是诽谤,会有灭族的危险。峻,是法令太急。稍有违法,立即执行,两人在一起说闲话,就有可能被冠以密谋的罪名,会被判以弃市。百姓动辄得咎,没有自由便觉得痛苦;没有程序正义,判决就不能让百姓心服。口服出于淫威,心服才能安民。刘邦顺势废秦苛法,按照人情事理,简单规定了:杀人偿命,伤人抵罪,偷盗处罚,严苛其余的法令立即废除。一下子让观望中的秦地百姓体会到了新政带来的自由。

刘邦又担心偏远地区的百姓不知道,便派遣将领随同秦吏到偏远地区去普法。这样一来,关中百姓立刻感到了新政府的宽宏大量,觉得从沉重的负担中解放了出来,纷纷带着牛羊去刘邦营中慰问。仁者无敌,得民心者得天下。刘邦迅速赢得了关中百姓的拥护,使得关中成为自己的根据地,为后来暗度陈仓、定都长安做了战略上的准备。

而项羽呢?进入关中像是在报仇:

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史记·项羽本纪》)

这简直就是流寇。有人跟他说,霸王应该定都在咸阳,项羽犹豫了一下,但看到被自己烧毁的咸阳便说:“大富大贵不回老家,就像穿着一套好衣服半夜走路,有谁知道?”于是带着打砸抢来的珠宝金银撤军往东了。不好好学习,见识就是如此,打天下的目的居然是为了回家摆排场,耀威扬武。心性一点儿都没成长,还是当年那样胆大而浮躁,年轻而气盛。不知道反省就不知道自己的对错;不知道成长就不知道自己该要什么。打打杀杀六七年了,兵越来越多,能干的属下越来越少。一个人对不起自己可能是那个人的问题,所有人都对不起自己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人怕没文化,不知道省思,无知无畏的项羽,没有敬畏之心,就不知道拘束;没有自省之心,就只能狂妄到底,打打杀杀一辈子,因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干什么,注定是只能以悲剧收场。

定心、安心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修为,是走向成熟的第一项修炼。目标明确、途径清晰、上下齐心,就具备了成家立业的基本条件。一旦进入实际的运作中,遇到头绪繁多、诉求各异、利益冲突的局面,又该如何面对积重难返的客观环境呢?

2.徐

徐,就是做事稳重,有张有弛,有轻有重,徐缓有致。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船小好掉头,小的单位机动灵活,可以随意调整。但治理一个大的国家,管理一个大的单位,要意识到历史惯性和传统力量,最忌讳操之过急。“徐”的第一层意思是做事不能太峻急。

秦之所以亡,在于政策急,在二十年内能把六国灭掉,打碎一个旧世界,这是破。但要在十五年内重建一个新世界就很难做到,因为这是立。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不顾国家实力,不顾百姓生活,靠行政命令、用军事手段筑长城、修宫殿、毁名城,强行推广郡县制,结果逼反了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帝国瓦解。

楚汉战争时,刘邦为了鼓励将领也分封了七个异姓王,后来不放心,诛灭了异姓王,分封诸侯建国,久而久之,中央弱而诸侯强。景帝急于采用晁错削藩的建议,直接裁减诸侯实力,逼得诸侯起兵造反,酿成“七国之乱”。武帝即位后,接受主父偃的建议,改用了较为和缓的策略,允许诸侯将封地赐给自己的孩子。原先诸侯的土地和权力集中在长子长孙手里,代代相传,其余的子孙分不到土地。新的政策允许诸侯将土地赐给所有的孩子,这样诸侯的封地就很容易分成无数小的区块,集中不起来力量与中央对抗。而且在分封中,原先诸侯与中央的矛盾变成了诸侯王子孙们的内部矛盾。不出几代,就彻底瓦解了自西周以来所固守的分封制度。

“徐”的第二层意思是遇事不能太着急,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解决问题。做的事情越大要解决的问题越多。我们常说的大将风度,就是临大事有静气,才能让同事放心,让部属安心。

说到大将风度,还是看看淝水之战中的谢安吧。

公元383年8月,前秦苻坚率领百万大军伐晋,当时东晋兵力虚弱,可抽调的只有谢玄的八万北府兵,面对强敌压境,举国震恐。谢安这时担任征讨大将军,率领谢家军迎敌。谢玄临行时向叔父谢安请示机宜,谢安却像平时一样说话:“我会另行下达命令的,你先去吧。”

谢玄不敢再问,又让部将张玄再次请计。谢安还是没有回答,既然你俩不走,那就准备车马跟我一起到山中下棋吧。谢玄的棋艺要比谢安高不少,但心中牵挂战局,魂不守舍,忧心忡忡,多盘都不能取胜。下完棋,谢安又带着他们登山,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府。

另一位大将桓冲担心京城安危,派兵前来增援。谢安听说后,让那些兵马回去,说你们那边战略位置同样重要,加紧防备,我这边已经安排好了。桓冲看完谢安的命令长叹一声:“谢安有度量,但却不懂得什么叫如临大敌,现在是战战兢兢的时候,他却还在那里游山玩水,我们只能自己应对了。”

其实谢安更加忧心如焚,但着急不能解决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作为主事的大将军,是全军的主心骨,一国安危系于一身,怎能像一般人一样忧形于色。他如果乱了方寸,朝廷就乱了;他高度紧张,东晋绷得很紧的弦可能就断了。只有等大家紧张、害怕、着急、无奈的情绪平定下来,才能从容面对。谢安的游山玩水,是用来安抚将领紧张、急躁情绪的心理疗法。

当谢玄率领大军取得胜利的捷报送到京城,谢安正在将军府与客人下棋。他拿过捷报看过,随手放在一边,继续下棋,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客人忍不住了:“前方战事怎么样啊?”

“孩子们已打败了敌人。”谢安淡淡地说。

等下完棋送客人走后,谢安从客厅走回内室,竟忘了迈门槛,把木屐底部的木齿都撞断了。可见他心中是何等的兴奋,但表面上一如既往地从容。

老百姓常说的“大将风度”,正是说做事要沉稳、自信、从容,在关键时刻沉住气,不着急,这才是稳坐钓鱼台。那么这种风度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呢?这种个人魅力的根源是什么呢?

3.正

正是立身端正,处事公正。谢安举重若轻,能用从容安定军心,在于他平时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子侄。他的夫人经常教育孩子,有一天问谢安:“我苦口婆心说,怎么看不到你去教育孩子呢?”谢安回答说:“身教。我也时常教育孩子啊,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教育的方法是做给他们看。”谢夫人说的是言教,而谢安讲的则是身教。身教,就是时时、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求属下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先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可以暂时欺骗几个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大言炎炎而行为猥琐,迟早会被人看穿而受到耻笑的。要想具有影响力,那就先要立身正,才能服人。

一是立身端正,一个人要有正气,就会凛然不可犯,奸邪小人、芜鄙之事就不会沾染其身。如何培养浩然正气呢?那就要亲贤臣,远小人,友正直而近高雅。一个人的境界取决于他的朋友,一个人的水平取决于他的对手。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看看他整天和什么人在一起就知道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培养了高雅志趣、浩然正气,自然不知不觉就有了同样性情的朋友。

光武帝刘秀退朝之后,就与朝廷里有学问的公卿讨论经书中的义理,探寻治国之道,常常兴致高昂,持续到半夜方才歇息。皇太子觉得这样劳累,会不会损坏身体,就把自己的疑虑跟刘秀去讲。刘秀说:我以此为乐,不觉得疲倦。因为刘秀知道,得天下容易而守天下难,只有寻找到长治久安之法,才能保证国家稳定,若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官员变成消防队员,捉襟见肘,疲于奔命,不仅不能赢得百姓的尊重,甚至连官员都相互看不起。

唐太宗即位以后,集四部之书二十余万部放在弘文馆,精选天下饱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轮番值更,每天退朝之后便来到内殿讨论历代行政得失,总结经验教训,作为执政的参考,作为朝廷处理问题的依据,也是常常到半夜方才结束。李世民曾对裴寂说:“近来上书的条陈很多,我取来那些言之成理的贴在墙壁上,不仅便于浏览,而且时时警醒自己。天下至大,治之甚难,如何有利于民,如何不病于国,需要我们好好思量。我一时一刻不敢荒怠,咱们君臣只有如此兢兢业业,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优秀从来都不是天生的,成功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不断学习,不断修为,不断熏染。德不孤,必有邻,多读书,多交益友,便能脱尽渣滓,不断养成浩然正气。

二是处事公正,就是做事要顾全大局,成人之美。“安史之乱”中,唐玄宗被迫逃离长安,从左藏库出发。唐朝时左藏库是国家的钱库。当玄宗到达库门口,远远望见上千士兵手持火把迎候。

唐玄宗就问:“这是干什么呢?”

杨国忠说:“准备烧了国库,让安禄山的叛军什么也得不到。”唐玄宗虽然晚年荒废朝政,但年轻时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杰出青年,也曾一度做过明君,关键时候还是不糊涂,立刻责备杨国忠:“安史叛军若到了府库一无所获,必然向百姓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与其焚烧,不如留给他们吧,不要让他们再来折腾我们的百姓了。”随即命令撤了火炬。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长安城,老百姓听到后都很感动,纷纷说:“国君还是爱我们老百姓的,能这样做,说明他的福气还没有完,虽然暂时逃出京师,应该还能回来的。”

孔子曾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一个人能以身作则,才能不言而教,得到大家的信任。立身端正,就是不胡来,不乱来,坦荡磊落,庄重正直;处事公正,就是知道何去何从,大公无私的事努力去做,先公后私的事尽量去做,损公肥私的事坚决不做。做到安,有了心境;做到徐,有了气度;做到正,有了标准。那么静是什么含义,又该如何做到呢?

4.静

静,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心不妄动。俗话说:饱暖思淫欲。一个普通人有了经济基础之后就会胡思乱想,约束不了自己的内心。如果要想做点儿大事,不学会自我收敛,自我反省,就会忍不住在众人面前显摆。倘若做了高管,下面有一堆捧场者,旁边有一堆怂恿者,上面缺少了监督者,则很容易自我膨胀,觉得自己不仅无所不能,甚至有时候简直就是圣人再世,便容易骄纵膨胀,不知不觉走向毁亡。

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炫富、耀官的事情,正是心不安静的结果。当年子贡问孔子: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论语·学而》)

贫穷而不去谄媚富人,富足而没有骄纵之心,会怎么样呢?

孔子回答说:

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

那样做也不错,但这样做就更好了:贫而乐,即安贫乐道,虽然贫困,但知道做人的底线在什么地方,不去违法乱纪,不去卖主求荣,不去铤而走险,说明做人有底线。如果坚守德行而没有富贵,不要怀疑,那不是你的错,是社会需要调整。富而好礼,越富足越要讲规矩,尊重规则,才能保持富贵绵长。这个时候,锦上添花的事情可以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更要做;损人利己的事不去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不去想,这样才不会骄纵,才不会坑害自己。

静,用道家的话来讲,就是心要虚静。老子说:

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第十六章)

是说人要放弃心中的杂念,做到内心的宁静和澄明,进入无我的状态。

宋朝有个宰相叫富弼,少年时在洛阳,有人背后骂他。朋友就告诉他,他说:“骂的是别人吧。”朋友又说:“提着你的姓名骂你,怎么会是别人呢?”富弼便说:“可能是骂同名的人吧。”不入耳之言,自然不入心,那个骂富弼的人后来听富弼这么说,便觉得惭愧。富弼能够不动心,与其说是心胸宽广,莫若说是心境澄明,宽广能容纳下别人,澄明能想清楚是非。人生在世,得罪不尽,维持不完,只要做事必然有流言蜚语,做天下事,自然要敢于面对天下之论、能够容忍天下之谤。若轻易因为属下一句话而怒不可遏,因为对手一件事就不计后果,只是匹夫之勇,怎能赢得属下的敬重,赢得他人的尊重呢?

静,从法家来说,就是静因之术。《管子·心术上》说:

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

静因就是处静,处静就是以无为求有为。一个高明的人是要时时刻刻调动同事的积极性,看似无知,实则洞察属下的长处,能够有效利用部下的优点补充自己的不足,而不是盯着手下失误来证明自己高明,靠责备训斥属下来树立威严,这才是最高明的管理。

刘邦打下天下之后,就在洛阳的南宫举行庆功宴。酒过三巡,刘邦问众臣:“咱们一起总结一下:我为什么能得到天下?项羽为什么失去天下呢?”

高起、王陵不假思索就回答道:“陛下您带领我们攻城略地,打下来就分给我们,大家跟着你一起享受胜利成果;项羽则不然,他担心别人功劳大过他,疑虑贤明的人超过他,就他一个人厉害,所以失去天下。”

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之所以成功在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用之,这就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只有一范增还不能重用,所以被我打败了。”

安、徐、正、静,是一个人做事业的必备素养:心安理得才能持之以恒,徐缓有致才能有条不紊,公正才能赢得天下信任,虚静才能激发属下热情。有了这样的心性修养,才能谈得上去做一番事业。

做到了安、徐、正、静,便有了个人魅力,但要做更大的事,还要怎么做才能团结别人,让有才能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