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他乡遇故知

军列出了韶关兵站，我们就开始做到站下车的准备。按照支队和深圳市政府的商定，先遣团驻扎在深圳布吉。因此我们先遣团先后到达的两列军列的终点站是布吉站。

为了研究团部和各连队的驻扎，宋洋让许延安把地图摊开在办公桌上。当时，一般的民用地图上都没有“布吉”的标识，布吉只是布吉公社的所在地，级别较低，在地图上显示不出来。好在许延安带有军用地图和地质测绘地图，这都是平常收集来的，这下派上了用场。此刻，许延安拿着放大镜，像手持“探雷器”，脑袋瓜在图上晃动。找到“布吉”两字，他大声喊了起来：“快看，布吉在这里！”我们随他手指的地方看过去，方知布吉位于深圳北部，广九线贯穿而过，在布吉设有车站。在地图上看，布吉周边属于丘陵地带。可知的信息就是这些，全团没有任何人来过，只有凭简单的信息发挥自己的想象。

军列过了广州，速度就慢了下来。过了东莞、樟木头，军列终于在布吉站停了下来。

部队从铁岭出发，坐了五天五夜军列，才到达新的驻扎地，干部战士都憋闷坏了，接到下车的口令，人人争着下车，以连队为单位列队集合。机关人员单独列队，分司政后三队排列。一个不大的车站，一下子涌下来数千名军人，个个身穿军装背着背包，阵势非常壮观，也给沉寂的站台增添了生命的活力。

宋洋团长率领我们几个人从指挥车上下来，已有地方领导在站台上迎候。为首的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立即迎上来，边握手边自我介绍：“我叫方骁，是深圳市委常委、市城市建设指挥部总指挥，代表市委、市政府来欢迎基建工程兵建设深圳先遣团的首长和同志们。大家一路辛苦了！我们代表地方政府表示诚挚的慰问！”我急忙拿出海鸥牌120相机，紧盯着取景框调整焦距，拍下这军地领导相见的镜头。没想到刚拍完方骁和宋洋握手的镜头，取景框竟出现了两人拥抱的图像，同时听到了双方惊呼声：

“宋教员！你是宋教员？”

“方教员！真的是你吗？”

竟是两个老战友意外重逢，在朝鲜战场上分别近30年后在这里会了面。站在一旁的人都愣住了。天下真有这样的奇巧事？也太不可思议了，从来也没听宋洋团长说过深圳政府机构有自己的老战友呀。

宋洋是山东大汉，个头高大，方骁是广东人，身材矮些，两人拥抱着，就像失散多年的兄弟相逢。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交往的经历，理解他们为什么拥抱时还流下了热泪。原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帝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宋洋和方骁分别从青岛中学和东莞中学当兵入伍，被分配到了同一个团，因为两人文化程度高，分别担任了一营和二营的文化教员。两人不在一个营，工作上很少交集，却在一次执行任务时相识了。那时，双方战事已到停战对峙阶段。为了瓦解敌方军心，团里组织人近距离对美军士兵喊话。开始让几个嗓门大的河南兵、甘肃兵手持喇叭筒，靠近美军阵地喊话，喊了半天也没见动静，团长用望远镜瞅着那群美军士兵，他们好像鸭子听雷没什么反应，突然醒悟过来，这些美国佬是听不懂中国话的，更听不懂河南话、甘肃话，用喇叭筒吵吵半天，就好比对牛弹琴。于是便找来了在学校学过英语的宋洋和方骁，让他们俩组成一个喊话小组。两人按上级要求拟好喊话稿，再把中文稿翻译成英文，轮流手持喇叭筒喊话。这下还真灵，美军士兵们听懂了，有反应了，我军通晓情理的喊话，产生作用了。宋洋、方骁二人不仅圆满完成任务，还结下了深厚情谊。方骁说：“宋教员还救了我一命，要不是他，我这条命就没了。”这是怎么一回事？细问，才知道两人在喊话时，一人喊话，一人掩护，避免敌军寻声打来冷枪。一次，方骁正在手持喇叭筒喊话，卧在一旁观察的宋洋发现了异样，他随即一把推开方骁，用枪刺挑顶军帽上举，敌人的冷枪瞬间就击穿了军帽，而那个位置就是方骁几秒钟前喊话的地方。好悬！几十年过去了，他还记着宋洋的救命之恩。这下好了，两个在朝鲜战场上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又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相遇并肩战斗了。

宋洋一扫自从坐上军列就写在脸上的沉闷，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意外遇到老战友自然高兴，更高兴的是“他乡遇故知”。新来乍到一个地方，两眼一抹黑，这下可有了认识的人，况且还是负责接待和协调的一名市级领导干部，这样的好事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呀。我们几个也暗自高兴，常言道熟人好办事，我们和地方打交道，开展起工作也方便得多，不会闹出“提着猪头进庙门，敬错了神”的笑话。

想着这些，我对宋洋的这位老战友感了兴趣。仔细打量，发现他个头并不太低，只是和宋洋在一起时相对显得矮些。他属于中等个头，方脸庞，浓眉大眼，身材结实粗壮，古铜色的脸，给人饱经沧桑之感，说一口北方口音的普通话，语速不紧不慢，简洁流畅，听起来毫不费力。上身着夹克衫，显得新潮干练。脚上穿着布鞋，显得沉稳。这个形象颠覆了我以前对“老广”的形象认知。在我的印象中，广东人比较瘦小，说话让多数人听不懂，而他们老乡扎堆时叽叽嘎嘎，更让你不知所云。改革开放前两年，一些广东人到东北做生意，因为语言不通，还闹出许多笑话。他们把“饮料”读成“你尿”，把“水饺”读成“睡觉”，受到女营业员的错怪甚至责骂。方骁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和他的距离。我想，这可能和他从中学直接参军有关，到了部队上担任文化教员，一定是刻苦练过普通话的，否则就难以胜任工作。后来才知道，他1953年9月被选送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工作。1965年被下派到东莞县任县委副书记，长期在基层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普通话说得好，中央和省里领导下来调研时，还把他找来做“翻译”，使他更多地了解上级的意图和掌握更多的实际情况，因而也得到较快的成长进步。

他担任过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1979年深圳建市后，他任市委常委兼深圳市城市建设总指挥，分管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城市建设。正因为担负这样的职责，他和我们先遣团从此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不，我们一下军列，他就赶来迎接，还发生了老战友久别重逢的这一幕。

布吉站离布吉墟还有一段距离，干部战士列队背背包前往驻扎点，一股股绿色洪流向布吉墟流淌。宋洋带我们也要步行前往，被方骁阻止了。他领我们走出车站，有两辆面包车在外等候，司机已把车门打开，工作人员站立在门两侧迎候。

“恭敬不如从命，谢谢方总指挥，谢谢老战友！”宋洋带头上车，我们也随之落座。

方骁说：“老战友客气了！你们先遣团是来建设深圳的，我们理应全力配合，但建市伊始各方面条件很差，照顾不到之处还望海涵。不怕你们笑话，市委、市政府就这样的面包车也才刚有几辆。中央领导明确说了，建设深圳特区不给钱，只是给政策，让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来。现在是深圳最困难的时期，既缺钱，又缺人，你们的到来给我们建设深圳增加了有生力量。市长重视得很，让我必须亲自来接，指示让派面包车，拉你们在布吉转转，感受一下这里的地理状况和生活环境。”

说话间，面包车已驶入布吉。随方骁一起来的市建委规划处刘副处长，给我们介绍布吉的情况。他说：“先遣团各位首长好！欢迎各位首长莅临布吉。这里以前归属宝安县管辖，是布吉人民公社所在地，称为布吉墟。位于深圳市中部，南临深圳腹心地带罗湖，距离深圳市中心4公里，距香港新界8公里，距盐田港20公里，是粤、闽、赣等地进入深圳中心区的咽喉地带。大家刚下车的布吉火车站，于1911年建成使用，已经有70年历史。改革开放以前，布吉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农村集体。由于地处丘陵地带，土地资源贫瘠，农业品种单一，产量低，人民群众的生活很困难，大批不堪贫困的青年农民纷纷逃往香港或迁往内地谋生。改革开放给布吉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这个深圳的北大门开始发生变化，建立了毛衫厂等多家企业、茶餐厅等服务设施，一些农民还搬进了新建的楼房，有了一个新兴城镇的模样。相信你们的到来，一定会促进这里的发展繁荣。”

我们听着刘副处长的介绍，经过了布吉老街，经过新旧杂陈的那些建筑物，还有从街道中心流过的布吉河，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街上的人和我们穿着明显不同，我们进关时脱了棉衣，现在身上穿着线衣线裤，捂得浑身是汗，而街上的行人穿着背心短裤，有人还打着赤膊，穿拖鞋的很多，还有光脚走路的。刘副处长说：“布吉这里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热量丰富，光能充足，年平均气温达到22.4℃。每年的4月至9月为雨季，10月份开始至次年3月份为旱季。现在正是旱热，高温炎热，请各位注意防暑。”

“妈呀！我们在东北时，冻得要命，到了这里却要防暑防晒，真可谓冰火两重天呀！”我心里正这么想着，却听方骁总指挥说话了。他说：“刘处长，你休息一下，我把部队驻扎地的初步安排说一下，也听听宋团长的意见。”接下来又幽默地说，“我刚去接站时还有些紧张，还怕安排不到位，部队的同志们不满意，没承想天上掉下一个老战友，悬着的心就放下来了。我的初步考虑是：先遣团团部设在布吉农业中学院内。前些年想大力发展农业，吸收一些学生娃来学习农业技术，现在考上的都去了布吉中学，考不上的都去做生意了，农业中学没人念了，院落也闲置下来。好在房屋还大体完好，维修后还管用。这里的位置比较好，又处于街区，来往交通也方便。其他部队就围绕团部散开驻扎，有能利用的民房就利用，没有能利用的再想办法。这样可否？听老战友的意见。一切以部队建设和执行任务方便为考量，我们尽量提供便利条件。今天随我来的有建委的同志、规划局的同志，也有民政局的同志，咱们现场办公，把这件事敲定下来。”

宋洋团长显然是受了感动，他对方骁也是对我们大家说：“太感谢深圳市委、市政府了，替部队想得这么周到，这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团陈政委和其他几个领导在后面一趟军列上，不能开会研究。我说说我个人的想法：团部就驻在布吉农中，整理维修供机关使用。至于各个连队的驻扎，就不劳烦地方了，以不扰民为原则。我考虑把各连队放在街区背面的丘陵地带，你们只需给我们划一块荒地就可以，不占现成已开垦的地块。营区我们自个建。为了回报地方的支持，我们沿营区修一条军地两用的马路，再用植树造林的方式，作为对地方的补偿。至于我们占用农中的地方和校舍，由部队付给使用费，切实做到维护地方利益。”

说话间，两辆面包车开到布吉农业中学门前，公社干部已派人把房屋打扫干净，一些当地群众围在校门口观望。

布吉农业中学有三排房屋，正对校门口的是一排教室，两侧各有一排办公用房和师生宿舍，院子中间很空阔，有一块供耕作实验用的庄稼地，长满了野草，显示出荒芜的景象。我们和先后到来的团机关干部战士，为这个荒废的院落带来了生机。一些不知名的鸟儿也哇哇地在鸣叫，好似表达对我们的欢迎。

机关干部战士在教室落座后，宋洋大声宣布：“同志们，我们先遣团从今天起，就在布吉安营扎寨了。让我们热烈鼓掌感谢方总指挥，感谢地方政府的关照。我们决不辜负深圳人民的期望，一定会圆满完成所承担的建设任务，大家有信心没有？”

“有！”一阵雷鸣般的声音响起。

“下面请方总指挥给我们做指示！”

方骁摆摆手说：“我就不做什么指示了，我用实际行动感谢大家吧！从早上到现在，同志们一定饿坏了，抓紧开餐吧！”

“餐在哪里？进来半天没见开伙，也没见冒烟，开什么餐？”大家正在纳闷，只见一辆卡车开了进来。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搬下几大桶凉茶，然后分给每人一个食品袋，内装一块“三明治”、一块红豆夹心面包和一盒午餐肉罐头、一听盒装饮料，份大量足，拿在手中沉甸甸的。大家也都不再客气，有的人已“先下手为强”开造起来。有的人咬一口“三明治”再咬一口红豆夹心面包，边吃边调侃：“乖乖，刚到深圳就开洋荤，吃上了三明治，到底是特区呀！”把旁边的人逗得笑起来。

这一顿别开生面的“洋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之后，还能回想起平生头一次吃“三明治”的感觉和夹心面包甜丝丝的味道。

夏志武是坐第二趟军列来到布吉的。他是一营营长，下车后带队步行到达驻地，比我们晚到，也吃了更多的苦。第三天上午他到设在农中的团部开党委扩大会。我俩从辽宁分别，到现在才见了面，自是亲热交谈一番。说起我第一餐开的“洋荤”，夏志武说：“我们可没有你们那样的好福气。这团部房子是破旧，和咱们在辽宁时团部的楼房相比，可是天上地下，但不管怎么说，你们还有个现成的住处。可我们呢？我领几个连长到给我们营划定的山坡上，连长们问我营地在哪里，他们困惑地看着我，眼前除了杂草、水塘、山包、黄土，还有稀不棱登的几棵树，什么也没有。我大喝一声：‘请各位连长听令！左前方有几棵松树的地方为一连营地；右边有几棵榆树的地方是二连营地；正前方坡地中间有几撮竹子的地方为三连营地；四连紧靠三连呈一字形展开；我脚下踩的地方就是营部。各连向指定地点集中并布置宿营！’各连长不再说什么，欲去集合部队。一连连长郑振汉曾经是我的老班长，资格老，年纪大，他大声问：‘请问营长，吃饭怎么办？’他是广东人，把‘吃’说成‘气’，把‘饭’说成‘办’，这句话成了‘气办怎么办’，几个连长都笑了，我也笑起来：‘你们向我要饭，我也没有，古代军队行军途中都是“埋锅造饭”，咱们今晚就先“埋锅造饭”吧！’我是到一连吃的晚餐。炊事班选择一个避风的地方，就地挖了一个土火灶，架上行军锅，从附近捡来一些柴火，用从东北带来的高粱米和大米混合煮成二米饭，下饭的菜是咸菜和干辣椒面。炊事班的战士没有用柴火烧饭的经验，饭煮得有点夹生，还窜了烟。最糟糕的是饭不够吃，许多人只吃了个半饱，这就是我到深圳的‘第一餐’。”夏志武一脸懊丧的样子。

“你睡的第一觉呢？”我记者采访似的追问。

夏志武说：“我们来深圳布吉度过的第一晚更加浪漫，活动板房没来得及安装，帐篷也没有送到，干部战士就天当被，地当床，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露营。战士们困极了，倒头便睡，有人还在开玩笑，说这下不用担心从床铺上滚下来了，一句话刚说完，就打起了呼噜。几天几夜军列坐得太疲惫，我也扛不住了，倒头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全身都落满了蚊子，一打黑麻麻一片。这里的蚊子有三大：个头大，毒性大，本领大。我们可算是领教了，人人浑身上下都是包。营里的文书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深圳的蚊子真大块，三个蚊子一盘菜。一叮一个大紫包，十天半月好算快。’现在好些了，干部战士在安装活动板房、支帐篷，或是盖简易竹棚，今晚就能全部住进去，把蚊帐支起来。”

夏志武说完笑了笑，反过来问我：“你们这里怎么样？团部的条件比我们会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怎么也比不上咱们在东北。好在吃苦惯了，慢慢适应吧！”

我说：“是呀，驻扎的条件确实艰苦，除了荒地，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要不怎么会说咱们是‘拓荒牛’呢！”

夏志武说：“这里的条件不能跟东北比，也不能跟咱老家河南比，为什么一些好好的土地和山林就撂荒了呢？刚才我经过布吉街道，有不少地方还是土路，街也不长，有人说抽一根烟就能走到头，调侃说这条街道只有一根烟长。”

我说：“你别听他们瞎编排，说一条街道一支烟长是讲老深圳。头几年一些人到深圳来，对深圳大失所望。原以为与香港毗邻的深圳，怎么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没想到一下火车，市区街道狭窄，房屋建筑破旧，连内地的许多县城都不如。罗湖老东门一带是市区中心，街道很短，点上一支烟还没抽完，就从这头走到那头。最高的楼房是深圳戏院和对面五层高的深圳旅馆。经过这几年建设肯定改变了模样。哪天咱俩去市中心转转，开开眼界。”

夏志武说：“先不说这些了。咱俩是‘老怀'，从一个村子出来当兵，又一起经过挫折和磨炼，现在又都到了先遣团。你现在在机关，在首长身边，宋洋团长又是你的老领导，能说上话，你可得帮帮我的忙。”

“你说，我能帮你什么忙？”

志武说：“就求你一件事，团里从市里领到施工任务后，最先把任务交给我们营。我这个人闲不住，不干点活我浑身刺挠。也不能让营里干部战士干闲着，俗话说：无事生非。没有任务执行，队伍就不好带了。现在有的干部战士有一些情绪，说这是什么破地方，有啥任务麻溜交给我们，我们完成任务就‘拔嚼木'。不管怎么说，能有事干，能有活做，队伍就好带。再说，我们来这里就是承担深圳城市建设任务的，一个营小千号人，闲着是多大浪费呀！”

我明白了夏志武的意思，他想走后门“揽活”哩。便逗他道：“咱们驻扎的这个地方叫布吉，谐音就是‘不急’，你急什么呀！性急吃得了热豆腐吗？”

夏志武说：“不是我急，宋团长等团首长肯定比我还急，几千号人人吃马喂的，在这里闲着，算怎么回事呀！”

“行了，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宋团长、陈政委不急吗？召集你来开党委扩大会，就是研究如何尽快投入施工战斗，包括如何把部队建设抓起来，以适应接受新任务的需要。瞧把你急的，面包会有的，任务会有的。”

我俩说着话走进团部临时会议室时，与会人员陆续到了，不一会儿，会议就开始了。

我不是党委委员，也不在扩大之列，之所以能参加会议，是因为团里新任命我兼任团党委会议秘书，负责会议记录，按团首长的意见整理存档或制成文件下发。咱本是部队的一个“散人”，现在却身兼两职，惟恐力不胜任，真有点诚惶诚恐。会议开始，便坐在会议席认真记录。

先遣团党委会由党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委组成。宋洋任书记，陈佐良政委任副书记，常委除他们两人外，还有副团长许延安、周树成，副政委廖成礼、姜琢玉，参谋长吴树林，政治处主任杨文天，后勤处处长申大海。今天是党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各营营长和教导员。与会人数不多，全是先遣团的精华。

到达布吉驻地的第三天就召开团党委扩大会，可见会议有多么重要。可是主持会议的宋洋却在会议开始时扯起了闲篇：“同志们，我们先遣团长途跋涉，胜利完成了驻地迁移，到了深圳，到了布吉这个地方。初来乍到，一些干部战士弄出了不少笑话，为此，在正式研究会议议题之前，我给大家普及一些应知应会的常识，讲讲深圳和布吉地名的由来。”

宋洋是部队文化教员出身，长期担任师宣传科科长和团政委，知识面开阔，口才好，几句开场白就把大家注意力聚拢起来。

他轻咳一声，接着讲道：“有的战士不认识深圳的‘圳’字，秀才识字认半边，念成了‘川’字。不仅字音读错了，意思也弄拧了。‘川’是指大河，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圳’字在当地方言中指田野间的水沟。深圳因水泽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再深究，为什么因深水沟而得名呢？因为广东、香港一带，认为水是好意头，是发大财的地方。深圳这个地名在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始见于史籍。清朝时深圳为‘墟’，民国时设深圳镇。深圳还有一个别称叫‘鹏城’。为什么叫‘鹏城’？是因为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即1394年，在深圳东部的大鹏半岛筑了一个抵御倭寇的海防要塞，称‘大鹏守御千户所城’，简称为‘大鹏所城’，后再简化为‘鹏城’。‘鹏’是传说中最大的鸟，称为‘鹏城’，也含有展翅高飞的美好祝福。”

说到这里，宋洋喝了口水清清嗓子，继续说道：“再来说说布吉。布吉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呢？布吉得名与俗称‘布隔’有关。300多年前，在现在的铁路西侧有莆隔村。因客家话中‘莆’与‘布’音相近，念久了就把两个字混用起来，至清朝中期，逐渐被称为‘布隔村’。1911年广九铁路通车，在布隔设站，车站叫什么名字，管事的犯了难，因为‘布隔’叫起来不太顺口，意思也不顺，修路是为了通畅，‘隔’是什么意思？想到通路能给当地带来好处，管事的拍板，说就叫‘布吉’吧。我们部队到这里三天，就闹出不少笑话，有给家里写信弄错的，也有说话说错的。一个吉林兵给家里写信，说我们驻在‘布拉吉’。‘布拉吉’是俄语的音译，在俄语中‘布拉吉’就是连衣裙的意思，这哪跟哪啊！还有写成‘布鸡‘’布机‘’布谷’的，还有叫‘不急’的，说干什么都不着急，慢慢来。真是五花八门，让人可笑可乐。”宋洋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

宋洋接着说：“大家初来乍到，以讹传讹，可以理解。但要注意教大家正确发音、正确解释。否则会带来许多不便，甚至影响和地方群众的关系。人家是布吉人，你说是‘布鸡’人，不变成骂人家吗？更不能把‘布吉’称为‘不急’，作为工作拖沓的理由和代名词。同志们，不知你们急不急，我和其他团首长心里着急得很呐！各项工作必须紧而又紧，急而又急，要急如星火，急不可待，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施工战斗中去。慢腾腾地老牛拉破车，不是深圳的风格，更不是我们这支部队的风格。从现在开始，我们团里的一切工作必须进入紧张状态，一切事务都要紧张有序地开展。下面书归正传，请陈政委讲今天会议研究的主题。”

陈佐良政委手中拿着笔记本，宣读会议议题，并逐条作了阐释。一、搞好此次部队由铁岭调防深圳的总结工作。二、落实好部队驻扎各项事宜。三、做好迎接新的施工任务的战斗准备。四、和市委、市政府密切联系，尽快请领施工任务。五、加强部队管理，严格执行纪律。六、加强群众纪律教育，处理好军政军民关系。与会人员围绕会议议题畅所欲言，展开充分讨论，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我认真细致地记录着，深感集思广益的必要。我们是新型的人民军队，部队指挥不是像军阀那样个人独断，多年来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好传统。民主是广泛听取意见，但不是“放羊”；集中是汲取众人意见基础上的集中，不是拍脑袋瓜个人专断。完全靠个人专断，非把队伍带到泥潭中不可。在部队从军近十年，我深知民主集中制对部队决策的重要性，但又知道它因不同的军政领导的实施，也会呈现不同的特色。领导素养、经历、出身、气质各不相同，在决策中，有的民主作风好些，有的个人专断多些，这里分不出好坏优劣，只能用实际效果来检验。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喜欢民主作风好的领导，这样的领导容易听取不同意见，和下级有很好的亲和度。庆幸我当兵后，一路走来多遇到开明的领导，可以畅所欲言、有话直说的领导。我们先遣团宋洋团长、陈佐良政委两个主官，就属于这类领导。下级在他们面前能放开，在会上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就下级而言，大多数人说话是把握分寸的，不会不分场合地胡咧咧。也有那些机灵鬼，专门看领导脸色说话，领导想睡觉，他就搬过来一个枕头。而那些敢于直言的人，是不屑于这样的，非把心里话掏出来才痛快。夏志武就是这样的人，为人朴实直爽，也有点认死理，这在他的发言中完全可以体现出来。他说：“我有三点建议：一是尽快到市里领任务，向下布置任务，在执行任务中把队伍带起来。二是要针对性地加强教育，现在干部战士初来乍到，有些人有一些想法，还有部分人军心不稳，有的人提出执行完任务后离开这里，就像当年去唐山抗震救灾那样，没有长远打算，想早点‘拔嚼木’。还有的不知道到这里干什么、为了谁，以前我们施工是为了完成国家重点项目，意义很明确。现在是为什么人盖楼？是为了一部分人的幸福。我们的奋斗值得吗？三是切实保障连队干部战士的供应。我们来了两天了，顿顿吃二米饭，谁供应我们米面油？去哪里买菜？人生地不熟。一些战士在山坡上挖野菜，还吃当地人都不吃的‘蒿菜’，这种菜长在水沟边上，多得是，也没有什么味道，但战士们吃得津津有味，因为没有别的菜供应，擅自去市场又怕犯群众纪律，我真怕大家吃了中毒。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我们老家还有一句话，叫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那是在农村。在我们部队，战士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把身体养强壮好执行任务，也不能搞什么干稀搭配。所以后勤工作一定要跟上，连队伙食一定要跟上。还有，家属房也要尽快盖起来，结了婚的，带家属来的，不能男的当和尚，女的当尼姑，让大家干瞪大眼圆不了房。”夏志武说到这里，与会人员哄笑起来。有人小声说：“瞧，这小子熬不住了，不打自招了。”连宋团长、陈政委都憋不住笑了。只有后勤处处长申大海阴沉着脸，心里不怎么痛快。

我也由衷地笑了，夏志武的话说到我的心窝上。我和新婚妻子吕美，在军列上就分开，到了驻地还分住男女集体宿舍，两口子连个亲热的地方都没有。要是弄间家属房，那可就是小美他爹—老美了。同时也担心夏志武说话太直太冲，不会拐弯，指不定剐蹭到谁，给自己惹麻烦呢。

好在团首长不计较，宋洋团长接话道：“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关心群众生活，当然包括干部战士的生活，我们应重视这个问题。”

等众人发言完毕，陈佐良政委说：“刚才讨论的几个问题，结论性意见和工作安排，最后请宋团长讲。我只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做好这次调防后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采取一切方法、手段，让干部战士知晓我们先遣团到深圳参加特区建设的意义，站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高度看问题，树立一种大局意识，激发大家的奋斗精神和创造动力，跟得上时代步伐。我们为什么来，来了干什么，所为何来？意义何在？这个必须讲清楚。而要讲清楚这一点，必须从头说起，从深圳特区设立谈起。”

接下来陈政委侃侃而谈起来：“大家知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同志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振聋发聩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随后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素有对外改革开放传统的广东省主政的领导人，也意识到国家封闭是不行的。当时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已成功实现经济腾飞，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位列‘亚洲四小龙’，享有‘东方之珠’的美誉。面对经济繁荣的香港，深圳乃至广东出现了民众偷渡香港的现象。广东省委省政府承受着内地民众大规模逃港的巨大政治压力。因此，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以及省委书记吴南生等领导，提出要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出口加工基地，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解决就业、发展经济的意见。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央的积极回应。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广东省委负责同志建议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同志支持这一建议，并表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党中央、国务院于1979年7月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省委关于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同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1980年3月末，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研究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5月16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出口特区’正式改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迎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经济特区这一崭新事物在古老大地上宣告诞生。它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杆，是为落实对外开放大政方针的试验田。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和各种优秀人才，开始了艰辛的拓荒，现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陈佐良政委深入细致地理清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历程，娓娓道来，给我们与会人员上了一堂深刻的教育课。我们刚到深圳，听着他讲这些，很解渴，很过瘾，大家集中注意力，会场静悄悄的。陈政委稍加停顿，继续讲下去。他说：“现在深圳特区建设正处于肯綮的节骨眼上，上级派我们先遣团到这里来，干什么来啦？是没活到这里找活干吗？是让我们来守卫国门吗？都不是！是赋予我们建设深圳的任务，我们是给特区添砖加瓦来的。我们就是一名特区的建设者，就是涌入深圳的大批建设者中的一股洪流，我们应该为能融入这股洪流而自豪！我们基建工程兵，我们先遣团，从来就是国家建设布局中的一枚棋子，放到哪里，都是一枚硬子、钢子，就是一枚拼命向前拱的过河卒子。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我们就永不回头地拱下去，拱出新天地，拱出军威，拱出我们军人特有的价值。明白了这些，我们还认为我们到这里来没有意义吗？还怕什么困难吗？还要拔什么‘嚼木’吗？这些道理要给干部战士讲清楚，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会努力去建设深圳，爱上特区，自觉地流血流汗为她的更加美好而奋斗。”

说到这里，陈佐良政委看了我一眼，又接着说下去：“我看了政治处搞的调转新区教育提纲，有些苍白无力，好像隔靴搔痒，这可能是之前不了解深圳情况所致，缺乏针对性，请政治处根据到驻地后的新情况，指战员思想的新变化，再认真地加以修改调整，使之更好地发挥对干部战士的宣传教育作用。各级干部都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使大家认识到，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让我们赶上了，这是我们的幸运，要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去。”说完，陈政委又看了我和杨文天一眼，我满脸羞愧，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我在部队写了许多年材料，惟有这一次受到了领导的公开批评。脸上虽然挂不住，但内心却很服气。因为不了解深圳的有关情况，撰写教育提纲时下的功夫不到，空洞的政治口号多，大道理多，缺少针对性，不接地气，凭自己想象把深圳现实生活描绘得过于理想化。还说，深圳靠海，海鲜多，保你天天有鱼吃。不仅陈政委等团领导不满意，干部战士也有说牢骚话讲怪话的，说他们是被我骗到深圳来了。有的战士说：“教育时把深圳说得像天堂，那是怎么回事？我见了写材料的这个人，非给他理论一下不可，他就是个骗子！”后来听说我也随先遣团过来了，和大家一样驻在布吉，才给我摘下“骗子”这顶帽子。由此，我想到当年我们部队从贵州向东北辽宁铁法地区调动时，大队长“雷黑子”的“动员”，他说“东北生活好得没治了，小鸡炖蘑菇，可劲造；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等等，结果到了东北，却是吃了几年高粱米，真是“哄死人不偿命”。现在我也成了“骗子”，我这个宣教提纲是对深圳情况不了解，也缺少一个基本推断：如果深圳已经建设得像天堂一样，还需要我们到这里来吗？换句话说，让我们到深圳来，就是为特区建设流汗出力，使她按中央的要求杀出一条血路，闯出一条新路，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树立一个榜样。陈政委的讲话打开了我的思路，我有信心把教育提纲修改好。夏志武会后告诉我，他和陈政委坐一列军列，亲眼看见陈政委一路上都在学习中央文件和阅读有关书籍，围绕部队调遣深入思考问题。陈政委的讲话，可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的。

团党委扩大会议由宋洋团长进行总结。宋洋显然也受到了陈佐良政委讲话的感染，他开板就说：“陈政委讲得好，讲出了高度，讲出了深度。把深圳创办经济特区放到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认识，就知道中央对深圳在全国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寄予多大的期望；就会明白深圳毗邻香港拥有多么大的地理优势；就可以预测到深圳有无限的发展前途。陈政委精辟地回答了先遣团所有干部战士心中的疑问：我们来深圳干什么、为了谁？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就有了目标和动力，我们就有用不完的干劲，使不完的力量，就凝聚起了决不屈服、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军魂’，有了目标和动力，一切困难都不在我们人民军队话下。从踏上深圳土地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和深圳这块土地融合到了一起，我们革命战士愿意为她牺牲奉献，在深圳的崛起中实现我们的价值。深圳的好，就是我们的好；深圳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将和深圳一起去实现光荣与梦想。事实将再一次证实，我们基建工程兵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是一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军队，是走在改革开放时代前沿的尖兵。”宋洋团长激情洋溢的讲话很有感染力，说得我身上的热血在沸腾。

宋洋接着说道：“下面我说说关于部队当前的工作。根据大家的讨论，部队当前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方向：一是做好施工准备和请领施工任务，尽快投入施工战斗；二是抓好军政训练提高部队素质和适应能力，切实做好部队转区后的各项教育活动；三是千方百计搞好后勤保障，创造搞好施工和满足生活需要的各项条件。按照三个方面的任务，团领导班子进行‘三驾马车’式分工：宋洋、许延安、周树成负责实施第一项任务；陈佐良、吴树林、杨文天负责第二项任务；廖成礼、姜琢玉、申大海负责第三项任务。责任落到人头上，板子打到具体人屁股上。各营、连也要按照工作重点，指定专人负责。我带人亲自去市委、市政府请战。吉普车、卡车开动起来正常使用，吊车、挖掘机等施工机械搞好保养，保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陈政委主抓军训、技术训练、思想教育三项任务，‘两训’要落到实处，教育要入脑入心。廖副政委主抓部队后勤补给，积极和地方协调，建立粮油供应渠道。每连每天出动一台生活车，只要不和百姓相争就要敢于到市场采购肉菜蛋奶，还要抓好农副业生产，开展竞赛，看谁养的猪、鸡、鸭、鹅多，谁种的菜多，予以奖励。有关生活设施要跟上，战士冲凉、来队家属用房都要设法解决。卫生队要抓紧开门问诊，为干部战士做好医疗疾病的服务，还要预防传染病在部队的传染。一切工作都要做实做细，奖惩分明。我还是方才那句话，我们住在布吉，但不能‘不急’，一切工作都要高效运转起来。”

宋洋是个急性子，又要为部队快速运转带个好头，团党委扩大会第二天就去拜见深圳市委领导。深圳建市之前是宝安县的一个边陲小镇。1979年3月，批准宝安县升格为市，一座年轻的城市诞生在古老的土地上。经过建市之初的建设，开始有了一定发展，但仍是百废待兴，仍处于大规模拓展的前夜。基建工程兵深圳先遣团的到来，无疑给深圳建设增添了生力军。实际上这支队伍的到来，就是市委领导和基建工程兵领导机关共同策划的结果。宋洋团长要去拜会市委领导的请求，很快得到回应，由梁湘书记亲自会见。

宋洋和许延安、周树成坐的吉普车就要出发时，司机田师傅跑过来找我，说：“快，宋团长让你带相机也去。”我匆忙抓起相机，一路跑着奔向吉普车。宋洋坐前排司机旁，后排是许延安、周树成，我挤在两人中间，蜷成一团，也像一个“团长”，很不自在，脖子上挂着一个相机，心里有点紧张。我过去是搞文字工作的，对摄影并不擅长，因为人手少，被赶着鸭子上架，惟恐出什么纰漏。因为我以前曾闹出过笑话。一次某领导到部队视察，临时安排我去拍照，情急之中胶卷没有安好，啪啪啪照了一通，一张也没照上。如果不是别人手里也有相机，可真就误了大事。政治部领导没有责怪我，还安排我到铁岭日报社跟摄影记者学习，学会了暗室操作技术，会显影、定影、放大、烘干、剪裁照片。工作需要摄影人员时，可以顶一个人手。没想到在先遣团，我还成了“大拿”，关键时派上了用场，这也给了我许多接触领导的机会，增加自己的阅历。

宋洋要去见市委书记梁湘，事先让我给他查一下梁湘的资料，借助资料对这位深圳的主政者有一些了解。梁湘是广东开平人，1919年11月出生。1936年，年仅17岁的梁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不到18岁的他，不顾母亲反对毅然徒步奔赴延安，之后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出生入死，是一个“老革命”。他也是一个“老广东”，他不仅出生在广东，而且在1949年之后，长期在广东工作。1977年6月至1981年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1981年3月至1981年10月任中共广东省深圳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10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梁湘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市长。他书记、市长双肩挑，深受中央和广东省委信任，肩上责任重大。

市委常委、城建总指挥方骁专门跟宋团长打了招呼，说梁书记虽然资格老，但为人和蔼可亲。方骁陪我们一行到梁湘办公室时，他的话得到验证。这位身负重任的“一把手”，和我们一一握手，客气地让座，关切地问起部队新到深圳后的一些情况。

“你们新来乍到，对深圳印象如何啊？”梁湘开门见山地问。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宋洋、许延安、周树成三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无话。

我经常口无遮拦，这下派上了用场：“首长，深圳的情况，和我们想象的有些落差。”

“什么落差呀？”梁湘追问。

我说：“原来以为是‘小香港’，到了一看是‘南泥湾’。”

梁湘大笑：“概括得好，概括得好呀！现今的深圳就是当年的南泥湾。我当年可是参加过南泥湾垦荒的，老镢头都用坏了好几把，我还会纺线线哩。战争年代那么困难，能把南泥湾开垦出来，让她成为陕北的好江南，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一定能把深圳这个‘南泥湾’开发出来，我们都是开荒者、拓荒牛！”

宋洋接话道：“是的，我们都是拓荒牛。梁书记，您快给我们下任务吧！”

梁湘摆摆手说：“不急不急。”

我们都笑了。梁湘说：“你们笑什么？”

许延安说：“我们驻扎在布吉，有的战士给家里写信，把布吉写成了‘不急’，闹出了不少笑话。”

宋洋说：“其实我们着急得很，想早点投身到城市建设中去，干部战士都摩拳擦掌了。我们今天就是代表指战员来向市委请战来了，快给我们分配任务吧！”

梁湘说：“这个真的不急。你们先安心驻扎下来。工程的问题、施工的问题和方骁同志研议，尽快落实就是。我现在关心的是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啊？”

“没有什么困难，请梁书记放心！”宋洋说。

“怎么没有困难？听说干部战士还在吃从东北带来的高粱米，菜也没得吃，这怎么能行？我已让市商业局、粮食局、饮食服务公司拿出方案，确保部队生活需要。我们不能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方骁同志，你注意去协调一下。当然深圳目前条件还比较差，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部队同志包涵。”

在梁湘讲话的时候，我打量了一下他办公室的布置，总体感受是简洁明快，办公用品不多，有的是旧物，我们坐的沙发倒是新的，铁皮柜是新的，新旧杂陈，错落有致。写字台后面的墙上有一幅画，画名为《大鹏展翅图》，画面上的大鹏有一双雄健的翅膀，画意气势磅礴、前程万里，给人强劲的视觉冲击力。我正沉浸在这幅画的画意中，办公室门开了，秘书走了进来：“梁书记，约见的香港客人已经在等候了。”

“抱歉呀，今天就谈到这里。具体事情请和方骁同志去商议。”

方骁的办公室和梁湘办公室离得不远，几步路就到，但明显要小不少，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地方，我们几个进来，就显得有点拥挤。宋洋说：“老战友的衙门不大呀！”

方骁说：“有这个地方就不错了，不少干部还在铁皮房内办公呢！等你们把高楼大厦建起来，我们的条件就改善了。”

“那就请老战友给我们下达任务吧！”宋洋说。

“坐下，坐下，坐下慢慢说。”招呼大家坐下后，方骁才字斟句酌地说：“老战友莫着急，深圳现在的情况和内地不一样，不是市里下任务，而是各建设工程实行招投标。”

“招投标？招投什么标？”宋洋瞪大了眼睛。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个词，都听得云山雾罩的。

方骁说：“看来你们真的不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深圳实行招投标是今年才开始的。市里要建‘国际商业大厦’，省建工部门把大楼的施工任务分配给了省内一家建筑公司。但这家公司漫天要价，而且不到一星期就涨价三次，还按老办法要特区提供基建材料供应指标等。双方本来谈好两个月，已经打好桩的工地上青草已长得很高，施工却仍未开始。梁湘书记闻此大为恼火，气愤地说：‘我就不信没有张屠夫，我们就要吃带毛猪？’他和市委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借鉴香港的办法，基建工程面向市场公开招标。所谓招标，就是不论省内外，凡有资质的施工单位都可以来投标，由建设单位自己选择，不搞过去的‘拉郎配’。最后通过招投标解决了‘国际商业大厦’施工单位的选用，做到了多快好省，却得罪了上面失去手中权力的人，招来了不小的风波。但梁书记坚决不退让，他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就没有前途，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听到此言，宋洋急了：“那我们部队也要参与竞标？军队和地方不一样，你们认为这样合适吗？”

“那倒不用。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议标，建设单位根据对施工单位的了解，去国营施工单位中选，你们若被他们选中，我们就可以审批同意。”

“我们新到深圳，两眼一抹黑，有谁了解我们？哪一家会选用我们？我们从来就是国家分配任务。怎么会是这样子？靠着市委、市政府，还得捧着‘金饭碗’要饭吃，这合适吗？我们贴着你城市建设总指挥，以为你能给我们下任务，现在你也一推六二五了，你说让我们怎么办？”宋洋真上了火，说话也有点口不择言。我们三人虽然没说话，心里也腾地起了火：“把我们千里迢迢召来了，领个任务弄出这么多花样，搁谁谁能接受得了！”

方骁看我们都急了，把话又向后拉了拉：“你们部队情况特殊，我们自然会特殊对待。什么工程交给谁干，我们心里有数，不可能让你们先遣团没活干，这请你们放心。待我琢磨琢磨，咱们再进一步沟通，好不好？”

话说到这里，也只能这样。宋洋带我们和方骁告辞。临分手时，方骁说：“下个星期天，我想请宋团长吃个饭，算是接风宴，你们几个都来吧！”

宋洋说：“吃什么饭？有活干就来，不给活就不过来，你看着办。”

方骁说：“到时再议，到时再议。定下来时间地点，我让人给你们打电话。”

宋洋不再说话，上车时把门一摔，表示了心中的不满。吉普车载着我们回团部，一路上没有人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