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军列南下

20世纪80年代初冬月的一天，承载着基建工程兵赴深圳先遣团指战员的两列军列，在辽宁法库调兵山启程，到铁岭后转向南行，向目的地飞驶。

当过兵的人，对军列都不陌生。在20世纪，哪一个当兵的人不是坐着闷罐车到军营呢？当然，个别特招的，有关系走后门的“特种兵”除外。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以及和我一起当兵的战友们，一定是坐军列到部队的。从河南到贵州，我们度过了漫长的七天七夜。现在坐在军列上，自然想起了过去坐军列的许多往事。

军列不同于一般客车、货车之处，在于它执行军事任务，具有保密性。因为具有保密性，就选用铁路上闷罐车的车厢。一趟军列挂有几十个不等的闷罐车厢，运人运装备皆可。闷罐车保密性强，车门关上后，里面看不到外面，外面也看不到里面。虽然上部设有小窗口，但“高高在上”，没有穆铁柱样的个头，是看不见外面的景色的。因此，行动起来，就有一种庄重的神秘感，像西瓜兄弟眼中神秘的部队，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

真正坐过军列的人，都知道里面虽然沉闷，却是一个欢乐的空间，也发生过许多有趣的故事。因为军列是转移军人和军需物资，由甲地到乙地，是在行进过程中，部队指战员本身没有要执行的任务，闷罐车中空间狭窄光亮有限，加上车轮轰鸣，不能组织学习之类的集体活动，除了吃喝拉撒睡，就是打扑克斗地主拱猪圈，再就是拉闲篇讲笑话摆龙门阵，战士们偶尔还打闹在一起，只要不太过分，当官的也不会去管。这些精力格外充沛的战士憋坏了，总得找点事做，弄点乐子逗逗。其中老兵拿新兵“取乐”“开涮”的也不少，就连吃喝拉撒，也弄出许多花样，生出许多趣事。我初次坐军列，和夏志武、夏志文、赵得义、朱云良等新兵在一个闷罐车厢。我们分在一个新兵排，一个排一个车厢，车上的伙食，是各地兵站负责筹供的。每到一个兵站，就人人右胳膊扎条白毛巾（以便辨认）排队去食堂打饭就餐。有经验的老兵，都是先盛半碗，待吃完再去添，我们新兵蛋子哪知道这些，见了饭狠狠盛一碗就吃，等吃完了再去添时，已饭尽篓空，为此有不少饿肚子的，因为那一搪瓷碗饭就根本没有把胃肠填满。不仅是吃的搞不明白，在“拉撒”上也很是外行。在军列上，最不方便的就是“解手”，既无厕所，又无器具，拉屎撒尿自己想办法解决。有经验的老兵把门开个缝，顺着车头带出的风，向车尾方向撒尿，我们是不知这些的。一些新兵“顶风而上”，撒下的尿被风都刮到自己的脸上。记得赵得义嚷嚷道：“呸！呸！自己喝了自己的尿！”

“什么味道？”朱云良打趣。

“一股尿臊气！”赵得义说。

“这下好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新兵们哄笑起来。

有经验的老兵都控制自己的食量，尽量在各个兵站“方便”。新兵们哪管这个，吃起来狼吞虎咽，消化功能又好，一些人忍不住在列车行进中“办大事”。一天，朱云良内急“出恭”，实在憋不住，排长让我和夏志武把背包带拴在朱云良的腰上，然后一头一人紧紧拽着，打开门让他如愿“办事”。就在事毕快要将他拉回来时，我俩都突然做失手状，把朱云良吓得“哇”的一声哭了，登时脸色煞白。为此，我和夏志武还挨了排长批评，朱云良也几天不理我们。想起这些往事，我差点笑出声来。

在这次南下深圳的军列上，我们坐的闷罐车条件要好得多。我刚被任命为团政治处宣传股副股长，为了研究工作方便，宋洋团长把许延安副团长、周树成副团长、政治处主任杨文天和我留在了指挥车上。除了我们几个，还有一个军务参谋、一个警卫员、一个通信员、一个公务员。人数不多，空间较大，还装了一些办公用品。其中一张桌子摆开，放了几把椅子，供我们开会研究工作使用。娱乐时，也用这张桌子打打扑克。此刻，宋洋正在办公桌前和几个人“斗地主”，几个人脸上都挂满了纸条子，不时有哄笑声传来，还听见周树成用四川话在骂：“格老子，这桌子能钻得过去吗？”原来是他输了牌，几个人在拉拽他从桌下钻出来。

我和许延安没有参与到玩牌中去。我在沉思中想着往事，许延安端坐在一个角落里，闭着眼，口中念念有词。

“你在干什么？”我问。

“背《洛神赋》。”许延安说。又补充道“:《洛神赋》是曹植辞赋名篇，此赋虚构了作者自己与洛神邂逅和彼此间思慕爱恋。洛神形象美丽绝伦，人神之恋飘渺迷离，但由于人神道殊而不能结合，抒发了无限感伤怅惆之情。受家父影响，我自小就喜欢《洛神赋》，及年长愈喜爱之，有空就用小楷抄写。现在不能抄写，就默诵之。你在大学应该读过《洛神赋》吧？”

“读过，也被人神纯美的感情感动过，但没有深入研究。你在寂寞中默诵《洛神赋》，是在想念宋大姐，想念你心目中的洛神吧？”我打趣道。

“想有什么用？你嫂子小宋都转业到成都三年了，这两地生活真不是好受的，有时想起来没着没落的！”许延安把我当成朋友，说的是真心话。许延安的妻子宋蓉蓉，转业前是部队工程股副总工程师，因她父亲从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岗位上退下来，进了成都干休所，身边没人照顾，为了照顾父亲，宋蓉蓉于三年前转业回成都了，由此许延安和妻子便分居两地。

“那你想办法把她调到深圳来吧，省得一年一次鹊桥会也会不上。”

“哪有那么容易！咱们去是干什么的，是去享受的吗？指不定比咱刚到东北还艰苦，哪有那个条件。算了，小鸡炖蘑菇，慢慢熬吧！”许延安话锋一转说，“你呢，你和吕美新婚燕尔，就在闷罐车上各居一方，心中不好受吧？”

许延安说得我不好意思起来。我和吕美在河南老家刚完婚就奉令归队，又受命做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现在坐在军列上，自然是男女分居，她和其他女兵及家属在另一个闷罐车厢，我们只能在兵站休息吃饭时打个招呼。许延安的话，勾起我对新婚甜蜜生活的畅想，那也只是想想而已。好在这只是暂时的分离，吕美调到工程股任工程师，也随我一起南下，不像许延安夫妻二人过两地生活。

许延安又说：“你小子就是命好，在地方找一个媳妇，注定要两地生活了，和我一样过光头和尚的日子了，却时来运转，媳妇当兵了，又一起上深圳了，真让人羡慕呀！”

“我是瞎猫逮个死耗子，赶上了，有什么好羡慕的！”吕美在地方矿业学院毕业后，留校做教员，因部队煤矿建设缺少工程技术人员，就派人赴全国煤炭院校和地方煤炭系统选调技术干部，先后有几十名地方干部分期分批调来41支队并参了军，吕美也调干参军来到部队。

“你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闭上臭嘴！就算你是瞎猫，人家吕美也不是死耗子，那是大美女、大学教师，可不要不知珍惜！”许延安把我教训一顿，接下来谈自己的感想：“要说夫妻，最好还是不过两地生活，一是有个照应，二是不受感情折磨。两地分居让人痛苦，还会生出许多事端。‘丁不住’要不是两地生活，妻子怎么会‘红杏出墙’? ‘蓝月亮’若不是两地生活，她丈夫也不会犯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

许延安的话，勾起了我对“丁不住”“蓝月亮”两位战友的思念，两人为建设国家战备煤矿而献出年轻的生命，已长眠在云贵高原了。想到这些，我深深的思念涌上心头，情绪也随之低落下来。

察觉到我情绪变化的许延安转换了话题：“这次随部队到深圳，你有什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当上这么个副股长，压力大得很，天天忙不完的事，原定的写作计划都泡了汤。”我说。

“错！到了深圳后我们面临全新的生活，部队会投入新的战斗，这些都会成为你创作的素材，激发你的创作热情。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越丰富，你汲取的源泉就越多。经过新的战斗生活磨炼，你必将有优秀作品问世。”许延安鼓励我。

“那你到了深圳后的打算呢？”我问许延安。

许延安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层一再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深以为然，从自己的秉性说，我也偏爱科学技术。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毗邻香港，处于科学技术的前沿。我想成立一个科学技术研究所，专门研究新的电子技术应用，我想这是大有可为的。”说这话时，许延安两眼炯炯，好似放电一样。没想到，他的梦想在后来真的得以实现，创办的华天公司世界闻名。这是后话。

我和许延安正在密切交谈，只听牌桌处“哄”的一声，决出了胜负。宋洋团长要去钻桌子，周树成说：“最后一把不算，免了。”大家也就不再深究。

山海关兵站是一个比较大的兵站，出入关军列都要在此停靠休息。到了山海关，我们闷罐车的一行人下去用餐。东北的天气，此时已经寒冷，冷风嗖嗖地刮着，室内的温度不高。匆匆吃过饭，我和许延安、杨文天跟宋洋回到军列上。此时周树成正在集合队伍上车，工作人员在各自忙碌着。

宋洋、许延安、杨文天和我坐在那张办公桌前，大家谁也没有说话。为了打破沉闷，我说：“科长，咱们来一把？”私下没人时，我都称宋洋“科长”，因为我刚参军时宋洋是支队宣传科科长，是他把我带到部队，我一直在他的手下工作，得到他的教诲和关爱，在我的内心里一直把他当成我成长路上的指路人。今天虽然有杨文天、许延安在，但他俩以前也都曾在支队宣传科工作过，也是宋洋的部下，不算外人。

宋洋说：“不了，没有兴趣。”

“你平时挺爱玩的，只是没有时间，现在坐军列没啥事，怎么没了兴趣？”许延安不解地问。

“不是没有兴趣，而是没有心情，心理压力大。”面对过去的部下，宋洋一点也不掩饰地说了实话。

“首长久经沙场何谈压力？”许延安开了句玩笑。

“担子没压在你肩上，你自然轻松。自从让我带先遣团去深圳，我心里一刻也没有轻松过。”宋洋环视了一下我们几个，接着说，“你们想想，这副担子是不是太重了？全兵种就派一个先遣团去建设深圳，这个先遣团由我们担任，我们肩负着一个兵种的责任，承受着一个兵种的荣誉，若是弄砸了，怎么向上级领导和‘江东父老’交代？再者，我们这一次赴深圳，和以往承担的各项任务都不同。深圳目前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需要部队去强力支援，假如我们打了败仗，那就不仅仅是毁了基建工程兵的声誉，还影响到深圳人民对人民解放军的看法。而且这项任务具有特殊性。以前我们承建国家项目，完成国家投资，向国家负责，国家验收满意，我们就算圆满完成了任务。在平时注意处理好军民、军地关系就可以了。而这一次呢，是我们直接去和政府、地方、企业及人民群众打交道。我们承担城市建设任务，所有建设成果都要经质量检验和人民群众评判。我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生活在城市里、市民中，一言一行都会造成影响。对这些，我是反复掂量过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是文化教员出身，后来又从事宣传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缺乏统兵打仗的综合素养，尤其到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去打硬仗，且前景难料，你们说，我肩上压力能不大吗？”

宋洋又一次环视我们之后，接着说下去：“因为有这些压力，怕辜负组织期望，我曾找过刘山水支队长和郑言功政委，提出让他们另择人选，但是被他们坚决拒绝了。刘支队长还给我戴高帽子说：‘咱们整个支队，非你宋洋莫属。你不去，你让谁去？让我带队去？’我打电话给老政委肖红述，肖红述在电话里批评我：‘让你去，你就去，难道你想临阵脱逃吗？’打电话给戴兴泉支队长，戴支队长可没肖红述政委那么好脾气，劈头盖脸就把我骂了一顿：‘你小子平常说话怪能咧咧，关键时刻要装狗熊吗？’领导们说这些，自然是对我的信任，但信任同时也是一种压力。”

面对几个老部下，宋洋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听了之后，这些压力，似乎都向我们传导过来，大家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心里一时沉甸甸的。

我接话道：“我们在调兵山铁法矿区干得好好的，接下来顺风顺水地干，保证能圆满完成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去深圳？”

“是啊，我也向刘支队长问过这个问题。刘支队长请示上级领导后告诉我，说这是兵种首长站在全局高度的考虑。一方面，国家建设布局调整，铁法矿务局的施工队伍没有活干；一方面，刚开始起步的深圳需要建设力量。让我们把原先承担的项目让给地方，而自己则南下深圳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而且将此作为对部队建设转型的一种尝试。煤炭部队也好，冶金部队也好，水文地质部队也好，将来都要向国家新的需要转型，向适应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建设的需要转型。还说，这一次让我们做先遣团，是兵种领导点的将，是出于一种慎重考虑，当然更是莫大的信任。”

宋洋言及此，我们才想起上级早有这样的布局：在五千名指战员中，原属407大队的土建连队占一半；而我们的矿建连队，在竖井建设的一年里，绝大部分连队都在从事土建，练“一专多能”，这一切早在首长们的谋划中。知道了这些，心中的疑问就解开了。

老成持重的杨文天平常话很少，这一次却抢先表态道：“老科长，你的压力，就是我们的压力。到深圳要完成艰巨任务，关键是把部队建设好，面对困难能打硬仗，政治处一定围绕中心任务把工作做细，使干部战士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看到我们点头，杨文天又说：“此次出发前，根据团首长安排，我去大连干休所拜访了雷明老团长，也算是向老首长辞行。雷团长听说我们要去深圳执行建设任务，非常兴奋。他说，我不能随你们前往，就送一个礼物陪伴这支队伍吧！老团长送给咱们的礼物是一把军号，一把他在上甘岭上使用过的军号。”说完，杨文天打开了一个绿色的木箱子，把这把历经战火的军号，放在大家面前。看着这把军号，包括宋洋在内，大家的眼睛湿润，深深感受到了老团长那无言的嘱托。

我自然也受到了感染。我说：“我出发前，匆忙中到长春拜访了我大学老师张崧年的堂兄张松如教授，也就是我国著名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先生。我和吕美去北京旅行结婚时，去北大看望我的老师，老师让我在文学创作方面去请教公木先生，他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介绍认识公木先生的信。公木先生对我这个无名小辈很是热情，看了我的一些作品，诚恳地做了点评。当听说我要随先遣团赴深圳参加特区建设，先生连声说‘好好’，说‘人民军队就是急国家所急，到深圳参加特区建设，是一场新的战斗，新的考验，相信你们先遣团一定能成绩斐然’。我请张老先生给我们先遣团写几句寄语，老人挥毫抄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相赠，这是对我们的莫大鼓舞。”说完，我从公文包中取出珍藏的公木先生的手迹，手迹上那苍劲的字体展现在大家面前：

向前 向前 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是工农的子弟，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从不畏惧，

决不屈服，

英勇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听，风在呼啸军号响，

听，革命歌声多嘹亮！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

向前 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最后的胜利，

向全国的解放。

这首歌词，气魄宏伟，生动描绘了人民子弟兵的伟大形象。这是英雄的集体，这是巨人的群像，“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从不畏惧，决不屈服，英勇战斗”，勇往直前，无坚不摧，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本色。作曲家郑律成给它配上浑壮优美的曲调，插上了音乐的翅膀。在军营，我们无数次地唱起这首歌，每当听到它，都感到无比亲切，浑身充满力量，它赋予我们强大的能量。今天面对词作者公木先生的手迹，那一道道遒劲有力的笔锋，似乎刻写在我们心上，心灵又一次受到强烈震颤。这首歌词写在一页教案纸上，下面庄重地落有公木先生的笔名。几个人传看着，一时生出许多感慨。

宋洋说：“公木先生的题词弥足珍贵，这是对我们寄予厚望呀！这首歌我很熟悉，当年，我们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在全国解放的战场，就是唱着这首歌越过鸭绿江的。在战场上，我给战士们教唱最多的就是这首歌。这首歌原名叫《八路军进行曲》，是公木先生和郑律成合作完成的《八路军大合唱》中的一首，解放战争时期改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对解放全中国可是起了大作用。虽然叫进行曲，但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一个国家的军歌，其重要性仅次于国歌。记不清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首好军歌胜过一个兵团的威力。这首军歌就胜过一个军团的威力，能发挥难以估量的威力。在解放战争中，这首歌鼓舞着战士们勇敢杀敌；在朝鲜战场上，这首歌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我是有亲身体会的。一天在战壕里，我还见到了来前线慰问的郑律成同志。他是朝鲜族人，个头不高，很有才华，创作了许多优秀歌曲。他还在战壕里教战士们唱《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浑身都是激情。我陪他去了几个连队，他走时还在我的笔记本上签名留念呢！”宋洋说完，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杨文天当过支队宣传队队长，曾经是乐队指挥，对这首歌有自己的领悟，他说：“歌词气势磅礴，节奏抑扬顿挫，旋律铿锵有力，内涵通俗易懂，好教，好唱，好学。建议把这首歌歌词的内容根据新的形势、任务进行一下阐述，把它作为咱们先遣团的团歌。公木先生的题词，是我们进行部队教育的好教材。建议宪云根据对公木先生的访问写成文字，添加到我们对干部战士进行日常教育的提纲中。”

宋洋说：“杨主任这个想法好。这首军歌就是我们的军魂，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宗旨、任务和不惧一切艰难困苦永远向前的奋斗精神，用它作为我们先遣团的团歌，能指明方向，鼓舞士气，使我们永葆人民军队的本色。我会将杨主任这个提议正式交团党委讨论决定。军歌精神的教育事宜，由政治处具体安排。宪云要发扬特长，抓好这件事的落实。”

许延安也表示赞同，他和我开玩笑说：“你小子运气好，公木先生手抄的歌词可是文物呀，将来一定会升值的。”他有收藏文物的爱好，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手中有不少领导和名人的题词，还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报”等宝贝。

我扬了扬公木先生的题词说：“这是题给我们先遣团的，我可不敢私藏。建议把这个题词连同雷团长送的军号，一并存入先遣团的荣誉室，作为革命文物长期保存，也作为对干部战士进行革命军人教育的实物，让它们发挥长久的作用。”

宋洋说：“曾副股长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先遣团是按照新的任务组建的。组建初始，就得到这两件珍贵的东西，可谓是镇团之宝。我们这支部队是在国家三线建设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十多年来，打了许多硬仗恶仗，为国家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但从我们组成先遣团开始，它就是一支全新的部队。记得一个名人说过，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一会儿，列车过了山海关，我们就迎来了全新的未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进北京时，对身边的其他领导同志说：我们这是进京赶考呀！告诉同志们‘务必谦虚谨慎，务必戒骄戒躁’。我们先遣团去深圳参加特区建设，也是去参加赶考，能不能考合格，能不能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欢迎，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但有了雷团长送的军号和公木先生题写的‘进行曲’，我们就有了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把这种力量体现为每一个干部战士的行为，体现在我们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上，体现在部队建设的细微之处。不能把精神力量作为一句政治口号，当成大而化之的空洞说教。军号看在眼里，号声要响在心里；军歌唱在嘴上，更要迸发于心底。只有这样，我们去深圳赶考才能成功，才能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周树成副团长待全员上车，一步跨上军列。军列缓缓启动，此时宋洋团长的话刚刚讲完，那一字一句就像车轮碾压着钢轨，发出“哐当哐当”的敲击声，震颤在我们的心上。旋即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快速驶出山海关，直奔关内，新的征程开始了。

军列从山海关站驶出后，或者再说确切一点，在听了宋洋团长那番话之后，我的心理压力陡然增大起来，想的也多起来。我刚提拔为先遣团政治处宣传股副股长，还没有认同和适应这个角色。部队内部等级森严，按级别称呼。是什么职务，就称什么职务；正职就是正职，副职就是副职。姓郑的副政委也只能称郑副政委，姓付的团长也只能称付团长，丁是丁，卯是卯，含糊不得。在政治处宣布我任职那天，杨文天主持会议，说下面请曾副股长讲话，我愣是没反应过来，见没人应声，还回头看谁是“曾副股长”，惹得与会人员哄笑起来，有人高喊：“找什么找，你不就是嘛！”至此我才醒悟过来，登时脸如红布。也不知说什么好，吭吭哧哧地对付了几句。一个不服我提拔的干事说：“什么北大才子，是柴禾吧！”我的表现确实不是装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会被提拔，也没有随部队去深圳的思想准备。一个月前，我和吕美经部队批准回河南老家文县结婚，正过着掉进蜜罐里的新婚生活，被一纸电令催回了部队。听说组织先遣团去深圳参加特区建设时，吕美问我：“深圳在什么地方？”我让她查广东地图，她愣是查不到。我说：“查宝安，深圳归宝安管。”吕美拿放大镜找了半天，不高兴地说：“这是什么地方呀？连小米粒都不是，这么大的地图都找不到。”她刚调干当兵到辽宁时间不长，又要收拾行装南下，有点不乐意。我在辽宁铁法矿区战斗几年，已和这里建立了深厚感情，许多战友也在这里，内心也不太想去深圳。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声命令就出发，没什么价钱可讲，何况组织上还重用提拔我为团政治处宣传股副股长。我虽然不是什么官迷，但也是有虚荣心的。和我一起入伍的夏志武都当营长了，能带一营人干大事业了，我也想进步，但又不想负什么重要责任。我当兵后在宣传科搞文学创作，后来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部队效力。当战士也好，当干部也罢，都像那磨道的驴—听喝，自己没拿过什么主意。平常写首诗，写篇小说，给宣传队写个节目，给领导写篇讲话稿，也还凑乎事。现在冷不丁当了“官”，成了宣传股副股长，股里又没有股长，得自个儿拿事，一下子有点找不到北。我给宋洋叫苦，他是我的老科长，我心里有话就跟他说。宋洋眼一瞪说：“你在宣传科待了那么多年，常和各团宣传股打交道，他们干什么你不知道吗？你不是不知道，你是心思不在这上面，天天就想着写小说，要么就琢磨考研。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你现在做了副股长，把心收一收，好好琢磨一下部队宣传工作的门道，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这个职务。你小子是有点儿才华，但这也是组织信任，别人想当还当不上呢！你崇敬的老丁，那么有才华，肯吃苦，不才当到宣传股副股长吗？想想老丁，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宋洋的话勾起了我对老丁的思念。老丁是我的好战友、好大哥，他心地纯洁，为人仗义，工作有思路、有办法，更有责任心。他是我的前任，是我的榜样，我要向他看齐。他在施工中牺牲了，我得继承他的遗志，把他留下来的事业传承下去。想到这些，肩上的担子更沉重了。人在军列上，心却在琢磨事，考虑着如何把临出发前的宣传教育提纲进一步充实，使它更符合实际，更富有效果。把这些想法说给杨文天，杨文天也在琢磨先遣团的政治工作如何开展，两个人的切磋、交流，又深化了各自的想法。向宋洋汇报后，得到他的高度肯定，让我们拿出系统想法，和许延安、周树成一起交流。自从军列出了山海关，我们的闷罐车厢再也没有拱猪斗过地主，大家一门心思在琢磨工作，想着到深圳后如何迎接新的战斗。

许延安分管工程技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说：“初步了解，我们到深圳后会担负重要市政工程项目的施工，这些工程要求严，难度大，有一些还要求上新材料新工艺，我们没有经历过。到了那里，除了内部开展大练兵，还要‘走出去，请进来’，提高我们的技术和工艺水平。”

周树成负责部队的训练和管理，他为部队的纪律状况担忧，提出部队必须严肃军纪严格管理。他分析道：“我们部队一成立就是担负施工任务的，一些干部认为只要把施工任务完成好，纪律差一点儿没什么，存在着执纪不够严格的问题。近几年部队扩大员额，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有些是直接从地方调干，军事训练和严格管理没有跟上。我们部队还有一部分是‘工改兵’，他们是技术骨干，不少人军事素质差，缺少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

周树成是个直筒子，说这些话时，没想到把许延安带了进去。许延安是地道的“工改兵”，大学毕业后分到贵州参加三线建设，部队成立时“工改兵”入伍，从技术员做起，一直到今天的位置。而周树成则是1966年入伍的义务兵，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又在昆明军区教导队培训过，在团里以军事技术过硬、军人素质优良著称，执行军纪也毫不含糊。应该说，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隔墙放箭误伤兄弟，让身为“工改兵”的许延安心里不痛快。他虽然没说什么，但脸色已不怎么好看。

我内心是赞同周树成看法的。因为是施工部队，因为这支部队是以“工改兵”为基础成立的，一些人把地方习气带到部队，部队的军事素质提高和严格管理虽然一直受到部队领导重视，但效果并不理想，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是说这些问题野战部队没有，而是说施工部队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最早来组建这支部队的是铁道兵一师、七师的干部，他们许多人上过朝鲜战场，是从正规部队出来的，同时从昆明军区、福建省军区调配一些干部，这些干部的军事素质也是过硬的。但要改变这支部队的状况和提高军事素质是久久为功的事情，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努力。我记得老团长“雷黑子”雷明初到大队任大队长时，曾在机关搞过一次紧急集合，整个队伍20分钟才集合整齐。“雷黑子”一看火了，大嗓门儿像炸雷一样响起：“看看你们的样子！像一支部队吗？有机关的样子吗？个个像威虎山上下来的。下次紧急集合，超过4分钟时间出来的、衣着不整齐的、不背背包的、不扎武装带的，一律给予处分，亲娘老子也不给情面！”看到5公里急行军之后一些干部战士的狼狈相，“雷黑子”气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怒吼道：“各位给我听好了，今后隔三岔五就搞一次。每天早上必须出操，我亲自点名，不出操者调离机关到矿建中队！”这么一来，不出一个月，部队大院操声洪亮，军容齐整，确有很大变化。后来，借着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提出“军队要整顿”，团里还搞了“三整一训”，即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纪律整顿和强化军事训练，军事素质和部队纪律确有提高和加强。部队从贵州调到辽宁之后，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大干快上。部队为适应这种需要，从地方调进大批技术人才，训练和管理没跟上来，确实有一些“软懒散”的问题。还有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开始思想活跃，部队和地方因为工程项目配合增多，人员交流增加，在促进部队建设提高施工战斗力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良思想倾向。像后勤处原处长魏自民，经不起商品经济大潮的考验，倒卖部队施工材料，和矿务局一个女的乱搞男女关系，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对部队在新形势下存在的问题，部队领导内心是清楚的。从沈阳军区调来的支队政委郑言功，就亲自主持了对部队加强管理和纪律整顿的工作，严肃处理了一些违反军纪的干部战士，以儆效尤。现在部队向深圳开拔，去特区承担更加繁重的任务，不仅技术力量不足，迫切需要提高以适应新的任务需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高指战员的综合素质和强化军纪。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体现在政治过硬、作风过硬、军纪严明和技术力量雄厚诸方面。这是赴深圳“赶考”合格的先决条件，周树成的担忧不无道理，他主张一切从军纪严明抓起。

许延安接着周树成的话说道：“周副团长的意见我赞同，但不能把部队纪律不严明、不严格的原因归于‘工改兵’，‘工改兵’是我们这支队伍成立的基础，也是特色。1966年8月1日，在贵州盆县瓦厂成立时，由干部工人整编入伍的有1万余人，铁道兵来整编的干部471人，加上你们来自四川的首批义务兵，共计2万人，‘工改兵’干部战士在数量上占了大头。有了这批技术力量，我们部队才能在矿建中打硬仗、胜仗。从贵州到辽宁，他们做的贡献还少吗？再说，这些人已经入伍十五六年，早就适应了部队的生活和要求，一些人表现还很突出，成了各级领导干部。别动不动就挑‘工改兵’的不是，没有‘工改兵’有这支队伍吗？有这么强的技术力量吗？出了一点问题，就‘工改兵’长‘工改兵’短的，往‘工改兵’头上扣屎盆子，这合适吗？”

许延安和周树成都是宋洋力主提拔起来的副团长，是他的左膀右臂，两人提拔的时间都不长，但在工作上却已经发生了一些小摩擦。两人有不同的分工，许延安分管工程技术工作，周树成分管施工、训练和管理，工作上有一点儿摩擦是正常的。两人有些不和谐因素，不在工作上，而在个人气质上。许延安大学毕业到贵州参加三线建设，入伍后一直在技术部门工作，又热爱文学艺术，是个知识分子。他的父亲是高级干部，“文革”中受到诬陷，他也受到牵连，长期入不了党，遭受不少磨难，但根子上是高干子弟，虽然他还谦虚低调，有时个性也会直露出来。他1943年生，比1947年生的周树成大4岁，资格也老一些。虽然同一年入伍，周树成入伍时是新兵蛋子，许延安则是整编过来的技术干部。许延安坐在机关科室给工程项目画图时，周树成还在连队训练场“一二一”呢。部队讲资历，在这方面，许延安是有优越感的。

周树成是我们这支部队首批义务兵，四川宜宾人，父亲是嘉陵江上一名船工，母亲是江边小镇的家庭妇女，父母辛苦哺养四个子女，周树成是老大。家里生活很苦，千方百计筹钱供他上学。没想到高中没毕业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大学上不成了，也无事可做，正好部队来招兵，他被我们部队去接兵的干部相中了。相中他，自然是因为他文化程度高，同时也因为他身体素质好。“川娃儿”一般都个头低，他却长了个少有的大个子，个头1.8米以上，身材匀称笔挺，举手投足很有气质。又因为他是学校篮球队队员，身体强壮结实，带兵的人一眼就相中了。测试很简单，让报名入伍的那些学生都站在操场边投手榴弹，周树成出手就是50多米。带兵的拍拍他肩膀，让他做好换军装的准备。周树成私下自个儿说，他是占了便宜，因为常去江边儿接父亲回家，没事就往江里掷石头玩，没想到这下派上了用场。其实，投手榴弹只是一方面，带兵的人看中的是他的综合素质。这些综合素质，加上后天努力和部队锻炼，他成了一名军事素质过硬，又掌握了过硬施工技术的基层指挥员，一步一步被提拔到副团职领导岗位上来。成长过程中也经受过挫折，因为支持夏志武在一中队推行“施工生产责任制”，还受到过撤职处分，由区队长（营级）被撸到中队长（连级），他没有气馁，虽然牢骚怪话多，但该干啥干啥，连队工作一点没耽搁。不久形势反转，在连队推广“施工生产责任制”被树为兵种改革典型，他又官复原职，带领一营人猛打攻坚战，如期完成施工任务，被部队记了功，破格提拔为副团长。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周树成还真是风风火火地把分担的工作挑了起来。他像“雷黑子”当年一样，狠抓团部机关军容风纪和军事训练，搞了几公里急行军，队伍中有跑岔气的，有跑崴了脚的，有不小心摔了跟头的，那些日常散漫的机关干部不少出了洋相。这些人是老机关，有的还是机关“油子”，对从营长上来的周副团长不服，背地里说他抓军纪军训是“六指挠痒痒，多那一道”，说牢骚讲怪话的不少。好在有宋洋团长和陈政委的支持，使这件事坚持了下来。那些人不敢对团长、政委说什么，就把火撒到周树成身上。周树成明知一些人有意见，仍照抓不误，该怎么抓还怎么抓，一些人有意见也由他去。

机关一些人对周树成的意见，许延安是知道的。他本身是“工改兵”，又是搞技术工作的，内心里认为军纪抓抓就行了，还是要注重提高施工技能，这才是“真货”，才有战斗力。对周树成“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做法，他内心有一些看法，认为周树成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张狂，也有“拿鸡毛当令箭”的浅薄。周树成在军列上提出抓军纪，是把矛头指向“工改兵”，许延安心头的火一下子蹿了上来，没搂住说出了不太好听的话。

周树成是个直脾气，他冲着许延安说：“许副团长，我啥时往‘工改兵’身上扣屎盆子了？有意见明说，给我扣这么大帽子干什么？”

“你没往‘工改兵’身上扣屎盆子，但你把屎抹到‘工改兵’身上了。部队那些不守纪律的现象，都是‘工改兵’所为吗？”

周树成还要说什么，被杨文天制止了。杨文天说：“两位领导歇口气，我来说几句。部队确实有违反纪律的现象，应该抓应该管，特别是我们目前去深圳执行这么艰巨的任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违纪的不是某一部分人，不能以身份划线，‘工改兵’中有违纪的，义务兵中也有违纪的，谁犯了错误去治谁，谁有病医治谁。你们俩说的没矛盾。”杨文天是1969年从贵阳入伍的义务兵，他是赞成周树成意见的，但主张不以身份对人，不能过于强调“工改兵”的不是，更不能“一根竹竿打翻一船人”。

听着几个人的辩论，宋洋开始还在微笑的脸，渐渐严肃起来。他端起茶缸喝口水润润嗓子说：“我谈谈看法。一、必须严整军纪，加强对部队的管理，理由我不多说。二、加强军纪强化管理的对象，是先遣团的每个人。只要是先遣团的干部战士，都在严管之列。不管他是干部战士，不管他是‘工改兵’、义务兵，还是建队初期来的铁道兵、分配到部队的学生兵，还是近期调干到部队的技术干部，不管年纪大小，不管资历深浅，不管是男是女，一律严格要求，没有人能够例外。三、从团领导做起，从各级干部抓起。我们在座的人，人人都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决不允许违反纪律的事情发生。周副团长大胆地抓，切实负起责任。我是从铁道兵过来的，今年五十挂零，在这里表个态，带头遵守纪律，请大家监督。”

团长表了态，大家都表示赞成。宋洋说：“抓纪律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一丝一毫养成。咱们军列路过锦州时，我想起一件事，也想起了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过去老部队从细微之处抓群众纪律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有一条是不拿群众一块红薯，后来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为什么要改呢？因为一针一线更细微、更形象，也更好记。”

我开玩笑说：“不拿一针一线具有排他性，指什么东西都不能拿。一块红薯不具排他性，不能拿一块红薯，太具体，好像可以拿别的东西似的。改成‘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好唱，唱得顺畅。不拿群众一块红薯，不太好唱。”我试着唱一句，大家都笑了，气氛活跃起来。这里我职务最低，有意活跃一下气氛。

杨文天说：“由此我想起一件事，说出来大家研讨。咱们军列行进以来，已经经过了好几个兵站，各车厢都有拿走兵站饭碗、饭盒的，有用了不还的，还有借了不还的，还有拿回去作为纪念的。这算不算违反群众纪律？在不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范围？”

许延安说：“这有啥呀，不就是个洋瓷碗吗？不就是个铝饭盒吗？谁用不是用，那么大惊小怪干什么！”

我赞成许延安的观点：“在兵站拿一个半个饭碗，有给值班的打饭的，有给生病的打病号饭的，这在坐军列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我当兵那年坐军列，到了新兵连，甚至到了老连队，还有用‘蒲圻‘’怀化‘’广元’等兵站字样饭碗的，看起来花花绿绿，让人想起曾经经过的兵站，想起刚当兵时坐军列去部队的岁月。”

周树成是个认真的人，他说：“从兵站拿走饭碗、饭盒，甚至饭盆，关键看怎么定性。如果兵站归地方管，拿走就是违反群众纪律。如果兵站是部队编制，用的是部队经费，当兵的人到兵站吃饭，拿走一个饭碗，就不算什么，也不能算作违纪。”

他这么一说，众人围绕兵站的归属争论起来，争论的结果是：兵站是军队编制，负责管理的是军人，做饭分饭的也是军人，兵站供应的是军粮，花的是军费。这样一来，路过的军人带走一些饭碗、饭盒，就不算违纪，也是可以允许或容忍的事情。年年如此，趟趟军列如此，所有兵站都会遇到这类稀松平常的事情，不必认真看待。

宋洋团长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你们说的是一般情况、正常的情况，在过去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从军后也多次乘坐军列，见到这种情况也不少。我过去参加修鹰厦铁路时，路过鹰潭兵站，因为打病号饭，也拿走过兵站的饭碗。这只饭碗用了几十年，现在传给儿子使用。这不算作违纪，也没人认为违纪。但你们想想，你拿走一个饭碗，他拿走一个饭碗，兵站一年要损耗多少只？为了保证来往兵源的供应，每年要增加多少只饭碗？一个兵站增加多少？全国那么多兵站又增加多少？需要增加多少军费开支？看着不起眼，算一算就是不小数目。反过来说，大家都不拿兵站的饭碗，不用大量添置，又为国家节约多少开支？这是从全局说。从我们自身看，我们是基建工程兵派到深圳参加特区建设的先遣团，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严格要求一些有好处，有利于养成严明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理应包括不能拿兵站的饭碗，兵站的饭碗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凝聚成的。从这个角度去认识问题，去对部队严格要求。大家考虑一下，是否从现在起，就把这件事抓起来。现在社会有句口号，叫‘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们部队是不是带一个头，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宋洋团长这么一说，我们几个觉得还真是一个问题，抓一抓对部队建设有好处，都表示赞同宋洋团长的看法。宋洋说：“既然大家都赞同，咱们就从下一个兵站执行。一、由周树成副团长在部队集合时宣布纪律：任何人除了在兵站就餐外，不准拿兵站包括饭碗在内的一草一木。已经拿来的按车厢上缴，不得私存私用，违反者一律予以纪律处分。二、由政治处派群工股袁股长带一至二人将收缴上来的餐具，沿军列行进路线去归还各兵站，并代表部队做出深刻检讨。三、请军务参谋把上述决定通知在第二趟军列上的陈佐良政委，对军列上的人员按照上述要求执行。”

这件事刚刚定下来，我们的军列就停靠在郴州兵站。指战员拥下车，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眼前满眼的绿色让北方兵惊奇。军列从铁岭一路南下，先是经过白雪皑皑的白色地带，接着又经过冀中平原和豫北平原的黄色地带。因为这一带的麦田才刚刚长出麦苗，大地裸露出它本来的面目。“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黄土给人以真实感、朴实感。而过了河南信阳，军列就驶入了绿色地带，只是大家还在睡梦中，一觉醒来，就踩在湖南郴州的土地上，蓝天白云，满眼苍翠。人在绿色中，似乎更有了生机和活力。除了白、黄、绿自然景色不同，天气也逐渐炎热起来。出山海关时穿着棉衣，到郑州换了绒衣，到了郴州，穿着衬衣也不觉得很冷了。有人在问：“到了深圳呢？到了深圳穿什么衣服？”没有人回答，因为大家谁也没到过深圳。有人说：“到了你就知道了。”马上又有人说：“废话，嘴上抹石灰—白说。”

正当战士们在站台上松散着筋骨，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着，突然一声哨响，队伍立马集合，周树成一脸严肃地宣布纪律：一、从郴州兵站开始，任何人不得带走兵站饭碗等一切餐具，违者以军纪处理；二、已带上军列的兵站餐具以车厢为单位，统一上缴，不准私留；三、部队将派员把上缴的餐具逐一返还军列经过的兵站。宣布完毕，部队一时肃穆，谁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决定。在指战员的意识里，也从来不会想到会有这个决定，出乎军人生涯认识之外。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毫不含糊的。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周树成高喊。

“听清楚了！”潮水一般的回应。

“能不能做到？”

“能！”又是潮水一般的回应。

先遣团为了严肃纪律，超常规地在南下途中发了第一号命令。

各车厢统一交上来的兵站餐具五花八门，自然以各种形状的洋瓷饭碗为最多，均印有兵站的地名标识，有锦州兵站的，山海关兵站的，安阳兵站的，信阳兵站的，汉口兵站的。仔细一看，还有娄底兵站的，广元兵站的，昆明兵站的。怎么回事？我们军列没有路过这些兵站呀！袁股长说：“这些都是过去坐军列时拿来的，看到部队有统一要求，就一并上交上来了。”

“统计一下，在各车厢上交的餐具中，团工程技术股乘坐的那节车厢最多，他们有一些从地方调干，不适应坐闷罐车，生病的人也比较多，都是打病号饭带上车的餐具。”袁股长补充说。

袁股长走了，他的话在我心里敲开了鼓点：“我的妻子吕美在工程技术股，就坐在那节车厢，她生病了没有呀？”我担忧起吕美的身体，也为自己的粗心大意而内疚。自打坐上军列以来，我很少和吕美照面，也很少表示关心。为了显示革命事业重于家庭，也避免新婚不久两人黏黏糊糊让人看笑话，我有意和吕美拉开距离，见了面也是匆匆问候几句。最近两次停靠兵站，竟然没有见到她，甚至忘记了她，真是太不应该了。

列车停靠韶关站，一下车我就直奔吕美所在的车厢。只见吕美额头上蒙着毛巾，躺在地铺上。看见我，她眼圈一红，掉下了眼泪。我问她是否病了，吕美说：“没有大病，就是晕车，过去就有晕车的毛病，现在坐闷罐车晕车的毛病犯了。”又说：“你在指挥车上事多，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我握住她的手说：“再忍忍，下一站就到终点站了。”

吕美问：“什么地方？”

我紧紧靠近她耳朵说：“布吉！”

吕美没听清，重复说：“布拉吉，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又说：“你走吧，不用惦记我，我这里有战友照顾，她们吃完饭会给我捎饭回来。”

我没有听从吕美的话，飞身向兵站的食堂奔去，哪怕是打上一口热汤热饭，也算是我尽做丈夫的一点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