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大革命时期
孙中山“以俄为师”“联俄联共”，强力推进政治建军，开天辟地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党代表、政治部、特别党部制度，开创了“党军”的建军历史。
中国共产党人最积极地、毫无保留地支持并投身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成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政治指挥、政治工作的中坚力量。
大革命从兴起到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实行“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共产党直接统率和指挥的军队；共产党在军队中必须建立、巩固并壮大党的组织，并更加重视党员的质量。军队政治指挥和政治工作必须包括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两大方面内容，宣传工作为组织工作鸣锣开道，组织工作又为思想工作巩固地盘，两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第一节 孙中山创立党代表、政治部、特别党部制度
党代表、政治部等党对军队实施政治指挥的制度最早诞生在列宁领导的苏联红军，1924年孙中山将它引入中国，并首先在黄埔军校开始实行，从而开创了中国军队现代政治工作制度的先河。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特别提到了这一段历史，他说：
“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
“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的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现在的抗日战场，正需要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并不一定要有几百万，有了几十万作中心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41]
一、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悲愤欲殉职
2016年11月11日，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时代造就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又影响时代。150年前，孙中山先生出生之时，中国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统治，战乱频发，民生凋敝，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灾难深渊，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中华民族从未屈服，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可歌可泣的抗争。孙中山先生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青年时代，孙中山先生目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誓言‘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旗帜，毅然投身民主革命事业。他创立兴中会、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广泛联合革命力量，连续发动武装起义，为推进民主革命四处奔走、大声疾呼。”
“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一生坚持‘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对此矢志不移、无比坚定。孙中山先生说：‘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屡经挫折、备尝艰辛，但为了‘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他从不因失败而灰心，也从不因困难而退缩，坚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坚信只要‘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任何外来威胁、内部分裂、暂时失败都不能动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意志，直到卧病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仍是‘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先生以毕生奋斗践行了他的誓言，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者的英雄气概和执着追求。”[42]
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可谓历经磨难，饱经沧桑。
从1895年起，孙中山从挫折中认识到，对腐朽的清朝专制统治和军阀反动势力而言，上书请愿等和平改良方法无济于事，“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于是便勇敢地迈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但是，由于他当时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他没有去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因此孙中山手中掌握的革命武装是很微弱的。在1911年以前，孙中山领导了十几次反清武装斗争，这些起义基本上是少数革命党人加上受孙中山影响的一部分同情革命的会党、新军武装所进行的军事冒险。武昌起义后，因为两湖起义军遭到黎元洪等的摧残，而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军队，又多数掌握于宪政派手中，同盟会无权调度支配。因此，中华民国建立之时，南京临时政府及之下的军队，名义上号称有十个师左右，约七八万人，但是其中除两广、浙江调来的北伐军等较有战斗力外，大部分是各地支援南京的新军和一时聚集起来的民军，不仅枪少弹缺，而且没有统一的指挥。由于没有治军的经验，孙中山对投降归顺的清朝反动武装未能予以解散，对举起革命旗帜、参加起义的新军，也没有按照革命要求进行必要的整编与改造，因此这样凑合起来的部队不可能是革命党人能够控制得了的。当时担任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的黄兴，就痛感因“无主兵，命令难行”。
相反，袁世凯却紧紧掌握着一支强悍的反革命武装——北洋六镇。这种力量的对比就使得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不得不处处作出妥协。当帝国主义和袁世凯通过所谓的和平谈判，加紧破坏中国革命时，黄兴因“无主兵”，公开向人民表示“只有切腹以谢天下。”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虽然反对议和，但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加上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针，特别是缺乏真正的革命军队为后盾，因而对反革命的进攻没有还手之力，结果只能以妥协失败结束。
袁世凯窃国后，黄兴自请取消南京留守的职务，并且遣散了南京临时政府所辖的军队两万余人，自行解除了武装。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革命党人进行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但是，由于自己掌握的军队数量不多，起兵讨袁的赣、皖、粤各省之间又缺乏统一指挥，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军队猖狂进攻下，“二次革命”很快便失败了，孙中山只能再次流亡日本。
面对“二次革命”一败涂地的结局，孙中山伤心至极。他在东京集合流亡的革命党人，总结经验，讨论得失。大家痛切地感到，缺乏可靠的军事实力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1914年9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并且亲拟了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之后，他又花费两个半月时间前后召开17次会议同革命党人讨论组织革命军的问题，就革命军的宣誓词、宣誓仪式、官制、编制、授勋、制服及军律、军法等问题，详尽地进行了讨论，随后又颁布了极为严肃的《军律》。可惜的是，孙中山在建立革命军的问题上，只是注意了形式上的、表面的东西，而对建军的本质问题，比如如何建立革命军，怎样才能使军队树立革命观念等并未涉及。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就注定了不可能有理想的结果。
孙中山长期以来开展革命的方式，主要是在有限范围的群众中搞单纯的军事暴动。他从未考虑到以劳动人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和基础，通过组织革命军队进行斗争。在一次次遭遇失败后，他虽然改变了过去单纯军事冒险的不正确做法，但又走上了另一条错误的道路——把军阀武装当做依靠的力量，幻想利用一个军事独裁者反对另一军事独裁者，以取得革命的胜利。
吸取以往的教训，为了统一军事行动，孙中山先后向各省区派出了军事负责人。但是，由于这些军事领袖缺乏广泛的群众支持，而且这部分人开展的所谓的军事行动，不过是“利用土匪，运动军队去打倒袁氏”。
1917年9月，孙中山联合西南各省宣布“自主”的军阀组成护法军政府。他把最强的实力派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的部队视为“义师”，倚为护法的力量，自己担任大元帅，以唐、陆为元帅，“冀与二三君子，同德协力，共赴大义”。他想不到的是，这伙“君子”们根本不明白什么大义，心目中也无所谓的约法与国会。他们表面上口口声声拥护护法主张，实际上想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地盘；或者企图借孙中山的名声增大其“自主”声势，便于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达到割据地方的目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一开始就和孙中山离心离德，使孙中山一筹莫展，尴尬无比。陆荣廷公开反对另组政府，唐继尧也通电拒绝接受元帅之职，军政府任命的六个部长及参谋总长，除陆军总长张开儒外，都因与滇、桂系的关系逡巡而不肯就职。最高领导机关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架子，只靠孙中山独立撑持。
针对这种情况，当时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先谋兵力，何军政之可言？”
事实也正是如此，孙中山虽名为军政府大元帅，但是军政大权实际上操纵于桂系之手，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既无实力，无以发言”。他忍辱负重、苦心经营的第一次护法运动，终于因为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而告失败，孙中山在广东也无法立足。
这次屈辱的失败使孙中山再次认识到必须有自己的亲信可靠的军队才有出路！于是，他以极大努力从先后继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陈炳焜、莫荣新等手中争取到了省长公署的二十个营的警卫军约8000人，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支粤军。
他把这支部队视为最可靠的革命武力，对其寄于“厚望”，为了建设好这支部队，孙中山将它交给陈炯明统率，任命陈炯明为该军总司令，因为他认为陈炯明是“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因此要“不惜全力为竞兄（陈炯明，字竞存）之助”。在物资上，孙中山对粤军大力赞助，倾所有的资源予以装备。为了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孙中山曾两次抵押其在上海的寓所。他还将国民党的重要军事人才派往部队组织军事训练，如以邓铿为总司令部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部上校参谋等等，不断派朱执信、廖仲恺等骨干人员协助陈炯明进行粤军的政治训练，甚至特批全体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在多方关照下，这支部队迅速发展起来，最多发展到2万余人。在讨伐桂系军阀的作战中，这支武装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粤军平定广东局势后，孙、陈之间的派系之争便渐露端倪了。
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由于粤军的胜利，不但时局重心转到广东方面来，而且影响到全国和北方政局的演变。孙中山一向主张的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的设想实现，有了有利的条件。于是，孙中山于1921年3月间提出召集非常国会选举大总统。但是陈炯明不同意这样做，他从巩固个人的权力和地盘考虑，以广东的主人自居，借口“保境息民”，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反对选举总统，反对组织革命政府。[43]
当然孙中山不可能因此而不实行自己的主张。同年4月7日，非常国会选举出孙中山为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广东革命政府正式成立。但是，此时羽翼丰满的陈炯明一身兼任中华民国军政部长、内务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四个要职，成了广东军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他把驱逐桂系军阀的功劳归于他一人。反对北伐，处处阻挠、破坏孙中山的革命行动。进而与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勾结，于1922年6月16日举行公开的武装叛乱，围攻总统府，“步枪与机关枪交作，继以煤油焚天桥，以大炮毁粤秀楼，卫士死伤枕藉，总统府遂成灰烬”[44]。孙中山被迫于深夜逃到军舰上避难，之后冒着酷暑随永丰舰（后改名为中山舰）坚持战斗达五十多天。
赶走了桂系，却招来了一个新的比桂系更阴毒凶狠的陈炯明，不仅北伐进程被破坏，孙中山自己也险些遇难。他完全想不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因此他乍一听说陈炯明叛变的事情，“悲愤得竟欲以身殉职”[45]。
9月18日，他在《告国民党同志书》中说：“我率领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已三十年了。中间出死入生，失败次数甚多。但失败之惨酷，没有大于这次的！”
他自我检讨说：“文任用非人，变生肋腋，致北伐大计功败垂成，当引咎辞职”。[46]
“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时尤当坚贞磨难，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者。”[47]惨痛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旧军队都是不可靠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要想使革命事业发展，在建军问题上应当彻底改变老办法，必须寻求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
二、痛定思痛，孙中山感叹“今天的革命非学俄人不可”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进行武装斗争一再遭受失败的绝望时刻，国内外发生的几件大事促使他思想发生了转变。
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不但震动了全欧洲，其影响也深深波及与其紧邻的中国。对北方邻邦发生的革命，孙中山是抱一种欢迎的态度的。他把它看成是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苏联共产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夺得全国政权的现实促使他经常反问自己：“外国革命六年成功，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
他开始关注苏联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红军建设问题，希望能够有所借鉴。1921年8月，孙中山在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复函中恳切地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48]
苏联红军是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开始组建的。1918年1月，当俄共（布）中央所属的军事机关讨论建立红军问题时，与会者一致赞成在军队中建立党支部，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18年3月到4月间，政治委员制度首先在红军中建立起来，政治委员是苏维埃政权在军队中的直接政治代表，有权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军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可靠的、忠诚的卫士；政治委员拥有广泛的军事指挥和行政权力，任何一项命令如果没有政治委员的签署都是无效的。1918年下半年，作为政治委员的助手和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军队政治机关又相继成立。这些制度的实施，使年轻的苏联红军官兵政治素质大大提高。面对众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的叛乱，苏联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其体现出来的强大的战斗力引起全世界震惊。
苏联红军采取的政治与军事训练并重，注重对军人的精神教育的做法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启示。
孙中山强调：
“且俄之成功，亦不全靠军力，实靠宣传。”[49]
“我们国民党就是革命党。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宣传的奋斗，是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要消灭那一般的军阀，军事的奋斗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们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50]
“建国方法有二：一曰军队之力量；二曰主义之力量。”[51]
“我们用以往的历史来证明，世界上的我们进步，多半是由于宣传。譬如中国的文化自何而来呢？完全是由于宣传。”“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52]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也深深地触动了孙中山，从中他看到了广大群众的力量。他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准备。”“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53]这表明孙中山开始改变以往对群众力量不信任、不依靠的态度，开始重视发挥群众斗争在救国救民的事业中的伟大力量。
著名革命党人朱执信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提出的建军思想，对孙中山也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早在护法运动中，朱执信愤于桂系军阀的跋扈，开始探讨军队的改造问题。他发表了多篇关于建军方面的文章，积极地为建立一支真正为革命党的事业服务的革命武装出谋划策。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给他以很大的启发，他十分欣赏列宁创立的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苏俄军队。
孙中山对朱执信是极为赞佩的，称誉他为“中国的有数人才”之一，倚之如左右手。护法失败后离粤居沪的两年多中，两人一直生活、战斗在一起。朱执信提出的一系列建军思想无疑对孙中山新的建军思想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在给孙中山以积极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刊多次发表文章，对孙中山提出忠告。如蔡和森在第一期发表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如果一味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纵横捭阖，用这个办法来抵抗暴力，将会失掉革命的生命。在《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一文中，他又希望孙中山依靠民众，组织真正的革命军队，并以苏联红军的成功为例。
李大钊也在1922年8月专程从北京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多次交谈，讨论了“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
在以上诸多因素作用下，孙中山开始和苏俄直接接触。
1922年8月间，身负建立中苏关系重任的苏俄代表越飞来函与孙中山接洽。孙中山回函和他交换意见时，特别注意了解了苏俄军队方面的问题。稍后，他在同越飞会谈中，又进一步商讨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
1922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由共产党人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密谈了五天”，畅谈了有关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情况。马林研究了中国的政局，认为香港英国政府一定不允许广州革命政府发展，陈炯明与孙中山也不能相容。因此他向孙中山提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项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建立革命武装首先要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也就是必须培养一大批具有革命理想信念、用革命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骨干，这个任务应当通过创办军官学校来完成。孙中山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这种兴奋心情从他于同月在对滇、赣、粤三省官佐的讲话中可以体会出来，他赞扬苏俄军队有主义、有目的，所以能与农工联合而造成新国家。
1923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和共产国际代表会谈中，对红军的规模，它的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反复询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但是，对一个新生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对一种传统习惯的改造更是要经过一番周折。中国旧军队的组织、制度、训练方式等等是几千年历史的沉淀，对它的改造也必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革命党人的建议、苏俄的成功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促使孙中山思想上开始重视组织革命武装。但是，他的这种认识还是不够彻底和坚定的，行动也是迟缓的，而且表现出两面性。
例如，从1922年6月至1923年8月，孙中山把裁兵视为消除军阀作梗的可行办法和对军队进行改造的最好途径，为此发表关于兵工计划的宣言、讲演和书牍达十多次之多，大力宣传化兵为工的方案，并表示“决裁粤军一半，以昭示天下”。但另一方面，他为夺回广东革命根据地而在1922年秋组织讨伐叛军陈炯明的战斗中，却又依然企图利用军阀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他把西南诸军作为依靠力量，委任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沈洪英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刘震寰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并且积极拨补军饷，组织联军东下讨伐陈炯明。
依靠诸路军阀的武力，仗是打赢了。1923年1月，滇桂军队把陈炯明驱逐出了广州，孙中山于2月离沪返穗复任陆海军大元帅。但打跑了狼却引来了虎的历史在重演着。打着革命旗帜的滇桂军盘踞广州，讨饷索弹，飞扬跋扈，根本不听指挥。而且“有奶便是娘”的本性使他们在诸多军阀的收买下纷纷叛变。
南路驻军吕春荣、邓本殷等部投降了陈炯明；沈洪英叛变后攻占了韶关；海军司令温树德率“永翔”等四舰脱离大元帅府的领导。
此外，盘踞惠州的陈炯明部在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又开始蠢蠢欲动，分三路企图进攻广州。
孙中山的政府再次危机四伏，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客观形势表明：必须有坚强的革命武力，才能挽救革命政权被颠覆的危险。
利用军阀的结果，反为军阀所利用，一而再、再而三的惨痛经历促使孙中山坚定了对掌握革命军队重要性的认识。创建革命武装工作也就摆上了议事日程。
1923年8月，孙中山专门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特别是建立军官学校的经验，以求取得第一手材料，同时寻求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员张太雷、沈定一（即沈玄庐）也是代表团的成员，考察团在苏俄考察4个月，于12月中旬才返回上海。
1923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委任廖仲恺等人负责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发表。
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纵论“国民党过去之失败与今后之成功”，他说：
“革命虽经三次成功，而革命主义依然不能实现。其最大原因，皆是专靠兵力，而党员不负责任，所以有此恶果。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宣传事业几乎停顿。即革命未成功以前，吾等非不从事于宣传，但当时宣传方法皆是个人的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系统，故收效仍小，故可谓之‘人自为战’的宣传。至武昌起义以后，则连‘人自为战’的宣传亦皆放弃，而不肯做矣！人人皆以为革命已经成功，皆停止奋斗，殊不知以前之所谓成功，不过靠兵力之成功，而非党员之成功。吾党欲求真正之成功，从今以后，不单独专靠军队，要吾党同志，各尽能力，努力奋斗。而且今后吾党同志的奋斗，不要仍守着旧日‘人自为战’的奋斗，要努力于有胆识、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
“从前何以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之故。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们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54]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正式开始实施。会议期间，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他指派蒋介石、廖仲恺、邓演达、叶剑英等人组织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蒋介石为筹备委员长。从此，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
三、党代表、政治部、党部成为“党军”三支柱
在广州东郊、珠江南岸，有一个面积约6平方公里的小岛——黄埔岛。这里距广州市区约二十公里，离虎门数十公里，是从海上通向广州的要冲。
孙中山考察了黄埔岛后，认为这个小岛四面临水，与城市隔离，地当枢要，便于兴学讲武，因此决定将国民党第一所军官学校设立在这里。
校长人选是办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孙中山颇费一番心思。开始孙中山想亲自担任，后来决定改派程潜当校长，蒋介石、李济深当副校长。孙中山想不到这个决定得罪了蒋介石，蒋因为没能当上正校长大感不满，于1924年2月突然不辞而别，经过上海返回了奉化老家，以此来要挟孙中山。孙中山于2月下旬派廖仲恺兼代军校筹委会委员长，并且请叶剑英协助办理筹备工作，马上开始招生。由于其他人的劝说，加上原有的信任，孙中山还是派人于4月间请回了蒋介石，并且让他当了校长。
周恩来1943年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这样解释孙中山选择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的原因。
蒋介石为什么能接近孙中山以至于当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呢？蒋与孙的接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例如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士家出身的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不干，黄克强则更是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陈在当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以与孙中山接近。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赶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陈炯明相持了五十多天。当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败了，看到这个机可投，特意从上海跑到永丰舰，表示誓与孙中山共存亡。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比较密切起来。一直到现在，蒋介石还常以这件事作为他是总理信徒的资本，把他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相处，作为他为孙总理赴难的证据。孙中山和苏联建立关系后，因为邓铿等离不开广东，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参观，后来就叫他当了黄埔军校校长。[55]
招生工作也十分重要。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军校筹备处即开始办理招生工作。当时除广东省外，全国各省区大多在军阀势力控制下，因此招生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国民党一大专门向与会代表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回原籍后积极支持军校的招生工作，并且委托他们代为招生，广泛宣传、动员青年学生赴广州投考。
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指示各地党、团组织多选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如共青团广州地委曾通知各地团组织，“现在国民党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地方拟派三、四同志赴考，来预备将来干军人运动”。[56]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代表回籍后，也迅速地秘密办理军校第一期学生招考事宜，如何叔衡回湖南后动员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
因各地青年报考军校十分踊跃，初试录取的考生总数就达1200余人，因此需要组织复试淘汰。当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的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北各省考生复试工作。毛泽东对前来上海参加复试的湖南考生十分关怀，叮嘱他们说：“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凭考试成绩取录，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57]
各地学生通过复试后再到广州参加全国总复试。总复试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刚从欧洲回国不久的共产党员张申府因为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因此被党组织派遣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他参加了军校考生的总复试工作，负责学生的口试以及临考笔试和评阅试卷。由于有共产党员的参与以及严格地坚持择优录取、严格把关的原则，军校学员的质量得到了有效地保证。
经过严格的选择后，最后正取学生350名，编为第一、二、三队；备取学生120名，编为第四队，总称学生总队。到9月，又从远道赶来投考的四川籍学生中，录取了20多名，另外军政部讲武堂的150名学生也一并归并到军校训练。这些学生就成了军校的第一期学员，共600余人。
学员们的文化程度是参差不齐的。有留学生、大学生，也有中学文化水平，甚至有的连小学门也没有进过。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政治条件很好。学员多数出身于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很少。而且，他们大多数人有理想、有抱负，是怀抱着献身革命的决心投身于军校的。值得一提的是，在600多名学生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占了十分之一。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黄埔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58]
徐向前元帅当年报考黄埔军校的经历恐怕是有相当代表性的。
1924年，他刚刚23岁。他原来的愿望，是当一名教员，生活能有出路。可是，自3年前从国民师范毕业后，在山西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等处先后教书2年，因向学生讲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事件，遭到校长的干涉，教员的职务被辞退了。父母为他的前途着急，要他托人情，再找个教书的地方。
求亲告友做个教书匠，徐向前不干。他跑到太原自谋生路。寒冬里、大雪纷飞，徐向前每天徘徊在街头巷尾，正是谋生无路，报国无门。一天，他在街头遇到国民师范学校的一个同学，这人神秘地对他说：“你愿意去上海吗？”
徐向前问：“到那里去做什么？”
他说：“听说广州国民政府军官学校在上海招生。”
当时，徐向前的哥哥在太原军队中工作，认识一个姓郭的军官，此人愿意保举徐向前去应考。得此门路，徐向前甚为高兴。于是他又去找另外几个失业的同学串联。几天后联络了十几个人。
青年人的热情和谋生的愿望，使他们结合起来。虽然谁都不知前途如何，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借此机会，到大上海看看也很不错。有人甚至说：“今生今世，能到上海看看，死了也甘心！”于是，2月间，他们自筹路费，乘坐火车，直奔上海。
黄埔军校招生的具体简章，徐向前到上海以后才看到。他发现，应试的条件和手续、规定有许多条。如政治思想条件、学历条件、身体条件，要求都很严格。如要求“能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要求“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还要求“身体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眼疾、痔疾、肺病、花柳病等疾害”。考试有笔试和口试。笔试要考作文、政治和数学，口试要“观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等等。
3月中旬，徐向前等在上海环龙路1号进行了初试。考试前，他的心情比较紧张，政治方面，看了一些报纸和书，还比较有把握，作文也不怕，只有数理化怕不行。谁知，初试比较容易，考试后第三天，山西应考的十几个人都接到了录取通知。接着，给每人发了十多块钱，要他们到广州参加复试。徐向前回忆说：
“我是和十几个同学，从上海乘火轮船去广州的。大家在三等舱里，又高兴又担心，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有人说：听说广州卖猪仔（即出国当劳力），我们要是复试不上，就借机会到海外去。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心中有一番抱负，有一股求知、救国的热情，思想都比较单纯。经过5天多的海上行船，我们来到了广州这个著名的大城市。在兴湖旅馆住下了。此时的五羊城，和北方、上海都大不一样，革命的气氛很好，《广州国民报》天天公开登载革命者活动的消息，孙中山大元帅的名声很大。一天，我们听说孙中山在一个学校演说，就自动跑去听。接连听过三次，因为是头一次看到这个伟大人物，只顾看人，他讲的话也多是广东官话，听不大懂，印象深的是讲民主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要‘以俄为师’。我们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听说过俄国革命，知道列宁和劳农政府，孙中山这时明确地提出这些主张，使我们对这位革命领袖很钦佩，更坚定了考黄埔的决心。”
“复试是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进行的。政治试题不难，由于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记了些术语，考的结果不错，作文也可以，数学、三角、代数，因为没基础，几乎交了白卷。复试下来，大家心里又凉了。每天蹲在小旅馆里，不知道命运如何，每天心神不定地等着。一天，忽然来了通知，想不到我们山西的十几个同学，全被录取了。大家十分高兴。”[59]
万事俱备后，1924年6月16日，现代中国第一个革命的军事学校——黄埔军校，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正式开学了。
6月16日对孙中山而言，是个难以忘怀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他一度十分器重的陈炯明叛变了革命。他之所以选在这一天举行军校开学典礼，也正是旨在表明要记取惨痛的历史教训，坚决为缔造一支“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的革命武装而奋斗。
这一天，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亲莅黄埔主持典礼，并作了长篇演说。除中国国民党党政军负责人、苏联顾问团出席外，当时依附革命的滇、桂、粤、豫等军的司令及各军各师的长官都参加了。学员们一律穿着苏联式的灰色卡其布军装和翻毛皮鞋，显得英姿勃勃。这是一支在中国旧军队中从未见过的新型军队。
孙中山的开学致辞，对军校学生提出了殷切希望。他演讲一开始就拿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做比较，指出：
“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俄国革命虽然是在中国革命的六年之后，但是说到结果，他们的是彻底成功。”
“为什么俄国遭了那样大的艰难，遇了那样多的敌人，还能够在六年之内，把所有的障碍都一概打消，革命是彻底的成功；我们革命的时期比较俄国要长一半，所遇的障碍又不及俄国的大，弄到至今革命还是不能成功呢？由中国和俄国革命的结果不同，推求当中原因，便是我们的一个大教训。因为知道了这个教训，所以有今天这个开学的日期。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一般革命党员作先锋，去同俄皇奋斗，但是革命一经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作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许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
“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60]
孙中山强调：
“俄国在六年以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同时组织革命军，以后着着进行，所以能够消灭旧党和外来的敌人，大告成功；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61]
“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功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的生存于人类”。[62]
孙中山在致辞中对如何造就一支革命军队提出了严格要求，他指出：
“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不明白革命主义的队伍，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
孙中山强调：
“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军的事业。所以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63]
黄埔军校的编制上基本是按苏联红军的模式组织，除校长外，还有国民党党代表、苏联顾问，设了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等部。这一编制模式开创了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先河。特别是党代表和政治部的设立鲜明地体现出了“党军”的特色。黄埔军校还设有公开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属国民党中央领导，下设区党部和区分部。在这些党部中，共产党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军校开学之时，正值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国共合作之际，也正值中国大革命萌发之际。这是一个风雷激荡的火红年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为英雄豪杰竞相表演提供了舞台。作为熔炼大革命尖兵的黄埔军校，积聚了各路人才。
中国共产党人最积极地参加了办校工作，派了很多党员来担任干部和教官。刚从法国巴黎回国的周恩来担任了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等任政治教官，聂荣臻、鲁易等任政治部秘书，金佛庄、茅廷桢等任军事教官、队长等职。
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了支持孙中山办学，也派遣政治、军事人才到中国。比如，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对黄埔军校的设置、军事组织乃至政治制度的拟定，都一一过问。加伦等十几名苏联顾问则先后到军校担任了军事、政治教育工作。这些人都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并且在军事院校经过理论进修，因此是办好军校难得的人才。
在黄埔军校成立后，孙中山更是加倍关注着它的健康发展。孙中山除了亲自担任军校总理外，还派他的“得力臂膀”廖仲恺任军校党代表。在他日理万机之余，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军校的“学海楼”小住。
军校本着他的要求，严格掌握“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学方针，由环境设施到训练内容都注重灌输革命精神。军校明文规定：“本校学生为担负本党军事工作之中坚，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凡本党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览，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临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
经孙中山批准，军校校门上镶嵌了“革命者来”的匾额，两侧竖着“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对联，校内重要的地方都高悬着耀眼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拥护三大政策！”孙中山经常亲自给学生们上课。他不止一次地教育军校师生，要“同学同道，生死共赴”。什么叫“同道”呢？他解释说，就是“为振兴中华，团结友爱，悲喜同心”。他还特地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倡导“团结”“牺牲”“战斗”三大精神。
1924年10月13日，当孙先生为谋求和平统一北上商讨国事，在行前接受全校师生的隆重欢送时，曾亲切嘱咐：“同学不论是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都应该把鲜血流在一起！”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况日益沉重，但当他获悉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骨干的东征军的胜利消息时，除了电告广州留守府转前方“不要扰乱百姓”，特别对当时随军冲锋陷阵与东江前线的黄埔入伍生团表示关切，电嘱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要爱惜黄埔师生，不要把在学的学生用在前线，并说宁可损失一个营，也不要牺牲一名黄埔学生。
黄埔军校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便积极帮助孙中山组织新军队。1924年10月至12月，黄埔军校先后成立了教导一团和二团的学生军。1925年4月，扩编为一个旅，后又扩编为两个师。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从8月下旬开始，广东各派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政治部、党部三重党的领导体制。中央设总党代表，各级均设有党代表和党部，执行对该级部队的领导。总司令部设政治部，各军、师、团级司令部也设有政治部。
当时，廖仲恺担任了“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的党代表，简称“各军党代表”，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后，汪精卫接替廖仲恺担任“各军党代表”。随后，国民党陆续在各军任命各级党代表，故旧有的“各军党代表”一职便更名为“总党代表”。在总党代表下，初期的国民革命军，在军级大多只设“副党代表”，“各军本无副党代表之规定，现因各军不易觅任与军长资格相当之人才，而事实上党代表不在时，又无人负责，故拟暂设副党代表，于党代表不在时可代行职权，对党代表负责任。”[64]
黄埔学生军和粤军一部编为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后缪斌继任；
谭延闿的湘军编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
朱培德的滇军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朱克靖（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
李济深的粤军编为第四军，（副）党代表罗汉（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后陈可钰继任。廖乾吾（共产党员）曾任政治部主任；
李福林的粤军（福军）编为第五军，（副）党代表李朗如；
第二次东征后，程潜的湘军改编为第六军，（副）党代表林伯渠（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
北伐前夕，李宗仁的桂军改编为第七军，（副）党代表黄绍竑，政治部主任黄日葵（共产党员）；
北伐开始后，湘军唐生智部，又宣布参加北伐，该部遂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副党代表刘文岛（兼政治部主任）。[65]
除了党代表、政治部外，国民党还在军队中设立了党的组织——特别党部。所谓特别党部，是因为军队本身已有严密组织，故军队党部与普通党部不同。特别党部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接受党代表之指挥和政治训练部之指导。“此项制度，实为使军队党化，成为党的武力之必不可少者。国民革命军之得以保持精神上之特点，于此项特殊制度，实有甚深之关系。”“凡属国民革命军之官兵，皆为党员，全军皆不能离开党的组织及纪律。军队之系统，是由上而下，而党之组织，则由下而上；在军队一方面，固有阶级，但在党一方面，则同为党员，而无所轩轾。是以军纪、风纪之外，更有党纪，使成为‘铁’的组织，‘钢’的纪律；团全军为整个，完全接受党的训练、指导、管辖、裁制”。[66]
可以说，国民革命军的领导体系为党军体制。国民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国民革命军的编制体制最基本特点。
党代表代表党管理和统率所辖部队；军事主官则有治军之权，负责军队编组、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责任。凡有关军队文件、命令，均需有党代表签署，方能生效。这和北洋军阀的长官一人负责制完全不同，由于这是国民党完全控制起来的新式军队，加之国民革命军官兵都是国民党党员，因此人们便把它称之为“党军”。
在这个“党军”中，我们也能够看到，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活跃其中，甚至担任了相当一级的领导职务，特别在新兴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域更是共产党人的天下。8个军的（副）党代表有5名是共产党员。可以说，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能势如破竹打垮北洋军阀部队，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发挥了骨干和先锋作用。
四、毛泽东、周恩来的弟弟都进了黄埔，共产党员活跃在政治部和讲台
在军校和部队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开展政治教育，这是以往任何中国军队所没有的。军队有政治工作，在中国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在中共的努力下，军校实行的这套制度又推广到了国民革命军。
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政治工作极为重视，派出大批党员参与此项工作。聂荣臻元帅曾经说：“黄埔军校是在我们党和苏联的大力协助下创办的，党在军校中有很高的威信。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完全是我们党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最高”。[67]
黄埔军校政治部是军校担负政治教育的唯一机关，其主要职责，对内“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政治部对党代表负责，党代表命令并指导政治部，使部队成为有严格纪律的严密的组织。
黄埔军校政治部于1924年5月25日成立，孙中山先是任命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后来又任命国民党人邵元冲担任此职务，共产党员张嵩年（即张申府）则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因军校最初两任政治部主任基本未到职，加上政治部组织很简单，人员少，因此一开始政治部无甚作为，军校政治工作显得死气沉沉。这种情况和当时广州的革命气氛显得十分不协调，因此引起了许多学生的不满，他们纷纷要求撤换政治部主任。
军校总理孙中山和党代表廖仲恺也十分着急，于是他们希望共产党推荐一名得力人士担任这一职务。同年11月，应孙中山和廖仲恺的邀请，中国共产党决定派遣从欧洲回国不久的周恩来出任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到职后对政治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他抽调许多共产党人到政治部工作，健全了政治部组织机构。在1925年2月至1926年12月近两年的时间里，军校政治部的许多重要职务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如包惠僧代理过黄埔军校政治部后方主任（第一、二次东征时，周恩来在前线担任前方主任），鲁易担任过政治部秘书、政治部副主任，熊雄1926年1月接替鲁易担任政治部副主任、12月又代理政治部主任，黄鳌任秘书股主任，王逸常任指导股主任，杨其纲任编纂股主任（后为宣传科科长），聂荣臻任政治部秘书兼组织科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在政治部工作。
四期学生文强回忆周恩来和毛泽覃时说：
我在第四期入伍生学习时，就知道周恩来同志是实际负责的政治部主任。与我几乎同时到达广州的毛泽覃同志，他一到广州不久，便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政治部负责油印工作，他的钢版字刻得好，他常常与我见面，也就常常谈到周恩来同志。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成为政治教官的领导中心。[68]
周恩来主持重订了政治教育计划，着重提高政治教育分量，丰富政治工作内容。
一期学员李奇中回忆说：
政治部根据孙总理迭次对学生讲演的内容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阶段的政策方针，拟订出一个政治思想教育的纲领：（1）革命军的最大使命是救国救民；（2）革命军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3）革命军的当前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即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4）革命军的本领是一个人打胜十个人打胜一百个人；（5）革命军的品德是不要做军阀，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6）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任何个人服务的。
依照上述纲领，订出一些简单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把这几句口号用美术字印刷成标语，张贴在一切显眼的地方，同时印成小单子发给各队值星官于早晚点名时呼叫，使之深刻地持久地印入每一学生的脑子里，成为思想行动的指针。[69]
在周恩来主持下，政治部除向学生宣传《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外，还编写大量通俗生动的辅导教材，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三大政策。
周恩来还努力和学员们打成一片。他亲自参加听课和讨论，并及时回答学员们的问题。他还经常深夜查铺，对学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尤其是他给学员讲政治课，易懂易学，学员们非常喜欢听，“都称赞周老师是最好的老师”。
文强回忆说：
周恩来“平均半个月左右来政治科上一次大课，在学生们的心目中，认为他是一位高级的政治教官。说来也奇怪，学生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敬爱，是打破了左右派的界限的。我在政治科上大课时，听到过周恩来的多次讲演，而且几乎每次都是讲《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分析》这样的题目，这是一门百听不厌的大课，学生们人人爱听，难得的是每次都有新的内容，他对国内外的形势了如指掌，阵线分明。他的讲演博而能约，条理清楚，易于笔记，也容易背诵。他登台讲演时，带队的官长们肃立一旁静听，一听到底，并不来来去去地走动。连孙文主义学会中的骨干分子李安定、蔡劲军之类狂徒，对他也是折服的。我记得蒋作舟区队长向我谈过，他说周主任的讲演最能感动人，连李安定每次都必到静听，听后还找学生中笔记记得好的去抄录起来。我希望周主任多多来讲演，化敌为友，并不是一件难事。”[70]
四期学员何崇校回忆说：
周恩来来我们大队上课，是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不久之后，那时第一军的进步政工人员，不久前还被蒋介石拘捕，周先生在这个时候来上政治课，我想他难免有顾虑。有一天，周先生来给我们上课了，他穿一身军服，两道浓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口角坚定。他态度庄重，外貌似乎超过他的实际年龄。周先生讲课中，提到他的同胞兄弟周恩寿也在政治大队学习。周恩寿是政治大队第二队的学生。那时周先生已是名人，在此之前，同学中还不知恩寿是他的兄弟。后来我听恩寿说，他祖籍江苏淮安，但长大在北方。恩寿是老三，周先生是老二。周先生讲授的课目是《政治》，他的讲话，句句都很有力。[71]
为了活跃军校的革命气氛。周恩来还每周定期安排一次政治讲演会和两次特别讲演会，邀请许多共产党员来校为学生作政治教育特别演讲，如邓中夏讲《省港罢工之经过》，陈启修讲《最近世界经济状况》，施存统讲《革命运动发生之原质》，罗绮园讲《广东的农民运动之经过》，李求实讲《全国青年运动概况》，彭湃讲《海丰农民运动之成绩》，恽代英讲《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之经过》等。此外，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吴玉章、张太雷等共产党知名人士，也都应邀来校演讲。每次在军校大花厅讲堂听演讲的人，总是座无虚席。他们的演讲深入浅出，条理分明，风趣生动，发人深省，大大激发了师生们的反帝爱国热情。
何崇校这样回忆毛泽东讲课时的情景：
毛先生是来讲中国农民问题的。那天他穿一件灰竹布长袍，当时我不认识毛先生（来短期训练班讲课的教官，队上长官都不对我们作介绍），同学中有知道的对我说，这位是刚卸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先生。[72]
在政治部的组织下，军校还每周举行一次政治讨论会，由学生主持，政治部派人指导，政治教官参加。大家在讨论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引起认真的思考和浓厚的兴趣。
进行政治问答也是黄埔军校组织政治教育的一个辅助手段。从1926年12月开始，学生提出的许多政治上不清楚的疑难问题或重点问题，由政治教官在校刊《黄埔日刊》上作公开解答，很受学员的欢迎。恽代英、萧楚女等4人还将答案汇集成册，由政治部于1927年1月编辑出版了《政治问答集》一书。全书10余万字，共10编，其中有关于“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系统”，“马克思、列宁的主义、政策”，“革命的理论、策略、历史”等。
为贯彻教育方针和配合形势教育，军校的其他宣传活动也非常活跃。如：
共产党员蒋先云、李之龙等领导成立了“血花剧社”，自编自导自演《还我自由》《新时代》《革命军来了》等不少反帝反封建题材的戏剧，在校内外演出。1925年4月，为了活跃学员的课余生活，陶冶精神情操，又成立了军校俱乐部，分政治、经济、美术、戏剧、音乐、体育6个组。
此外，军校除公开发行《向导》《中国青年》及其他马列主义书刊外，还大量出版发行多种书报期刊，影响较大的如《军事政治月刊》《黄埔日刊》《黄埔潮》《中国军人》等。这些刊物在校内外广为传播，有的发行量达5万份，影响很大，遍及全国各省。此外，还出版有《士兵之友》《革命之声》《画报》以及特刊、丛书、文集、讲义等政治宣传读物。仅1926年8月，政治部发出书刊1.6万多册。这些书刊对于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十分关心军校的党组织建设。1924年秋，黄埔军校成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即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隶属广东区委军事部领导，由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负责。第一任书记是蒋先云。从第三期开始，特别支部的日常工作由聂荣臻、鲁易负责。军校的许多优秀学生先后加入共产党，到1926年初共产党员达到150人。如第一期的游步瀛、徐象谦（即徐向前）、蒋先云、王尔琢、周士第、许继慎、李之龙、左权等；第二期的卢德铭、周逸群等；第三期的朱云卿等；第四期的伍中豪、彭泽湘、林彪、曾钟圣（曾中生）、刘景桂（即刘志丹）等。这些人中后来有的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中国共产党派出一批富有教学才能的共产党员担任军校政治教官，如恽代英（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萧楚女、聂荣臻、于树德、安体诚、李合林、张秋人等。他们向全校师生讲述国内外大事和革命发展趋势，解答一切党务上、政治上的重要问题，赢得很高的信誉，素为学员们敬仰和爱戴。
文强回忆说：
“恽代英同志是我在军校学习时的政治总教官，他的体态和面貌，据说很像孙中山先生身边一位青年学者朱执信，我不曾见过此人，但见过相片和读过他的文章。恽代英同志在黄埔学生中的威信，与周恩来同志可以媲美，大家都亲热地称他恽老师。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读过他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有慈母一般的心肠，严师一般的智慧，在他的身上永远都存在磁石吸铁的力量。”
“在政治教官中，除恽老师外，受到欢迎的还有萧楚女。萧不曾在政治科教过课，听说是在入伍生团讲《帝国主义》这门课程。我对恽老师总的印象，也是同学们共同的评价，认为这位老师‘不愧为青年运动之师’”。[73]
何崇校则这样评价恽代英：
“还记得有一天，二三十个同学在休息时闲谈，有人提出‘最爱听哪位教官讲课’的问题，多数意见是爱听恽先生的讲课。我认为恽先生口才极好，是一位大演说家。他的讲课之所以受同学们欢迎，可能如他所说：‘陈启修先生学问有根底，我远远不及。我的讲课，只适合中学毕业生，因为我一向研究青年问题，懂得青年的思想，所以你们说爱听我的讲课。’”[74]
由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努力，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远远超出黄埔的范围，成为广州乃至全国时局中举足轻重的因素。
五、“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特色”
黄埔军校成立不到半年，对黄埔学生真正的考验就来临了。这实际上也是对孙中山倡导的“以俄为师”组建革命武装成果的检验。
1925年1月，鉴于陈炯明蠢蠢欲动，广东革命政府发表宣言，决定东征陈炯明。东征军的主力，就是黄埔军校学生军的两个教导团，一共3000多人。
从数量上看，学生军远不及那号称10万人马的陈炯明的叛军。因此陈炯明及其手下的将领们对学生军实在是不屑一顾。
不但陈炯明看不上，其实相当多的人对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一般人认为，军事组织的性质是极端专制的，而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养成学生的自制能力，二者是根本抵触的。
但陈炯明和大多数人都忽视了，黄埔军校学生军的素质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变化。
学生军是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他们使用的全是由苏联供给的较新式的武器，除步枪和手榴弹外，还有重机枪、机关枪、十响驳壳枪和山炮等。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官兵受到过良好的政治训练，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个条件，是一切旧军队所无法比拟的。
队伍出发前，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向出征部队作了战前动员，号召大家为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而英勇作战。
根据他的指示，东征军将群众纪律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黄埔军校政治部向学生军规定了“三不纪律”（即不拉伕，不课捐，不住民房）。
周恩来还组织政治部人员编写了学生军《爱民歌》，要求全军人人会唱：“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瓦，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莫进城市占铺房，莫向乡间借村庄……”[75]。
1925年2月1日，东征军正式开拔。他们高唱着“同志们前进！……杀！杀！杀陈炯明，不杀不甘心”的《杀贼歌》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前挺进。
周恩来是东征军政治工作的领导人，他始终像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和大家一道行军、吃饭、休息、打仗。苏联顾问团成员也始终坚持步行，从不骑马。他们自始至终都参加了黄埔军校生的编组、教练、行军、作战。
作为黄埔军校校长和东征军总指挥的蒋介石，则和共产党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有意识地摆着架子，坐着人抬的轿子行军。蒋介石的亲信、两个教导团的团长何应钦和王柏龄，也故意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一路之上始终骑马，从未步行一步。
行军途中，黄埔校军积极展开宣传鼓动。学生组成一个约20人的宣传队，到处向农民工人宣传，散发传单、讲演、开联欢会、贴标语、教唱革命歌曲等，还派人组织农民协会或工会。久困于战乱、对军阀部队充满仇恨与恐惧的东江人民对此倍感新鲜和亲切。
活跃的宣传和严明的纪律，使黄埔校军受到东江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人民亲热地称他们为“学生军”。一路上农民送茶送水，当挑运夫，报告敌情。
彭湃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广大人民“或为党军内应，或作外援，如当冲锋队，充夫役、向导、侦探，及截击逆军等等，无不踊跃去做。凡党军所过地方，人民无不扶老携幼人山人海的欢迎欢送，甚至以酒肉来慰劳军士”[76]。
黄埔军校学生军将东征作为革命军的第一次对敌作战，第一次为主义而奋斗的作战，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在黄埔军校学生军中，共产党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担任党代表职务，还是普通一兵，他们始终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少人为国民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军校新成立的两个教导团中，连级干部竟有半数是共产党员，营、连级党代表也多由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担任。在攻打淡水时，陈炯明部熊略旅，凭借坚固的城墙和工事死守该城，阻碍东征军前进。教导团以10名官长和100名士兵组成的敢死队攻城，其中有8名官长是共产党员，如刘仇西、游步瀛、张际春等。第一个爬上城墙的是一名手持旗帜的共产党员，他负伤后，党代表紧接着抓过旗帜往上冲，士兵紧跟其后，爬上了城墙。淡水之役共牺牲3名排长，均为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勇猛杀敌，冲锋陷阵的果敢行动，极大地影响着广大的官兵和群众，东江人民称共产党为“为民众而奋斗牺牲之先锋队”。仅仅到3月底，第一次东征就胜利结束了。初露锋芒的学生军，以少数兵力大败陈炯明的主力。消息传开，震动了广东，也震撼了全国。
这之后，黄埔军校学生军又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并且获得了彻底胜利。周恩来曾经满怀信心地表示，军校精神“传到全国革命青年的身上，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
193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
“改造军队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当着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广州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前，当时旧的军队尚未改造，革命军队还未建立，所以虽有二十余万粤、湘、滇等军与陈炯明等部酣战于东江、西江、北江、南路各地，而胜负不决。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新的国民革命军成立了两个团后，仅仅以新成立这两个团为骨干，举兵‘东征’，即得着东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与帮助，克复潮汕，直抵闽境，并迅速扫平杨、刘。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观点上说，以二十万众的粤、湘、滇军血战经年不能打败陈炯明，后来只加两个团，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决定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当时国民党正因为有了这一铁的事实的教训，才决心以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为中心，继续成立新的革命军队，改造旧的军队，如是才有北伐的胜利”。
“苏联红军所以能够团结全国工农在残破困苦之中击败白党与外国的进攻，中国红军在过去十年所以能团结苏区人民进行残酷的战斗，西班牙政府军所以能团结人民与法西斯德、意侵略军及佛朗哥叛军进行坚决持久的战斗，这些‘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革命军队有坚强的革命政治工作。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77]
第二节 毛泽东疾呼“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里面取得的”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这首名为《献诗》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诗，出自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之手。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编辑《革命文学史》一书时，写在卷首的。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罪行的满腔悲愤之情。
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根据党的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这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大革命时期受到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党的活动家陈延年、陈乔年，另有夏明瀚、向警予、赵世炎等等。党员的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接近60000人减少到10000多人。工农运动在白色恐怖下走向低沉。
大革命的失败，固然是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革命力量的强大，但就中国共产党内检讨而言，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放弃革命的领导权，采取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策，恐怕是最致命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的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也就是八七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着重指出：它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妥协退让，“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
一、陈独秀认为，共产党人从事政治工作才是革命的，学军事就是想当军阀
恩格斯曾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
大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确实够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牢记的！
一个幼年的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足为怪的。特别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加入另一个党里以革命统一战线的名义，领导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的一个大国的革命，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幼年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则是致命的，它直接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
战争的主体是军队。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革命政党是否掌握一支有足够力量的武装。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实际上就是对武装力量领导权的争夺。
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是一个各革命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它既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又包括一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这就意味着统一战线内部必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并且随着革命的深入，这种斗争日趋尖锐。
敢于面对这种斗争，善于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努力争取武装力量领导权，是统一战线两派斗争的焦点。
但是，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恰恰忽视掌握军队领导权的问题。这一点在党早期开展政治工作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国共合作不久，中共中央通过《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等，强调“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要达这一目的，必须我们能在事实上参加国民党的宣传部”，宣传国民党一大精神，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民权的主张。“宣传更重要于组织”。[78]
中国共产党人忠实地贯彻了这一思想。最突出的是，毛泽东自1925年10月5日就受汪精卫推荐担任了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毛泽东调进了萧楚女、沈雁冰等一批共产党人协助工作，沈雁冰回忆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79]
这种做法其实也使人们对陌生的政治工作产生一个错觉，认为，政治工作就是政治宣传工作，政治工作就是空谈。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党代表、政治部制度在黄埔军校诞生，后来又发展到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而其中共产党人在政治工作领域占了很大的比重。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柏林渠分别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应该说，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共产党人在做，其政治工作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如果运用得好，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确实是有条件控制相当一部分军队的。
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干涉加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幼稚的认识使得我们党丧失了这种机会。
周恩来曾经回忆说：
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
……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以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80]
《黄埔军校政治部服务细则》则规定，“本部为校长、党代表之政治教育的佐理机关，遵守总理遗嘱全部之意旨，专司本校一切政治工作。”“本部对于全校官佐、员生、士兵、伕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使其具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的遵守革命纪律，坚定本党主义之信仰，完成国民革命之历史的使命。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总理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的武力之遗训，而收军事进行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81]
从《黄埔军校政治部服务细则》中可以看出，政治部的职责就是两个方面：对于全校官佐、员生、士兵、伕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任务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宣传。
和任何一个组织机构一样，要能够掌握它、控制它，使之为自己所用，离不开思想控制和组织控制两个手段。而共产党人占多数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及政治部既不掌握军官的任免，也不掌握党的组织，只是在从事政治宣传，而且这种政治宣传也是在为实现国民党的主张服务的。因此，毫无疑问，他们对军队的控制力是有限的。
而且，在革命形势和我党威信高涨的情况下，本来是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和建立干部队伍的良好时机，但是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却认为，“我们现在与国民党合作，就不应引起国民党不放心我们，尤其是军队应当是集中的，军队中绝对不能有两种政见不同的组织存在”，中共中央甚至发文规定：“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支部，对于其他军队，……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82]
这个规定严重阻碍了国民革命军中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党支部的部队便不再发展党员，还没有党支部的部队也就不再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了。比如，周恩来等人1924年就在黄埔军校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但是，这种组织只能是秘密的，不但国民党不许可，就是共产党自己也不允许。
因此，尽管我们党派了大批优秀党员进入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工作，并且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军队中的发展是缓慢的、停滞的，许多部队没有党组织甚至没有共产党员。这就给共产党在军队中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虽然有如此多的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而且《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也规定：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军事指挥官同，所有人员须一律执行。必要时党代表有权直接指挥部队。但是，国民革命军中的党代表是代表中国国民党的，其贯彻的是国民党的意志。共产党人担任的军队党代表固然可以依照《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发挥一些作用，但是制约因素很多，一方面军内没有可以利用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就是国民党右派的军官和其他的旧军人，军队的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当时我党规定，不准发展担任团以上高级职务的国民党员军官加入共产党，以致有些军官要求入党也不敢发展。
朱德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早在1917年，由于在护国战争中表现突出，朱德就被委任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1918年，他受命进驻泸州，仍然担任旅长，并且兼任泸州城防司令。有了自己的豪宅，待遇丰厚，生活悠闲。
但是朱德有自己救国救民的志向。他厌恶那些割据称雄的军阀，希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他开始广泛地阅读史籍，从历代的兴衰更替中寻找历史的借鉴。并且自勉道：“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
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使朱德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为了寻找革命的道路，1922年6月，朱德离开四川来到了上海和北京。这时，他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通过对共产党章程的了解，朱德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定只有这个党才能给苦难深重的中国指明出路。他决心要找到这个党的负责人，并且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听说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陈独秀在上海，朱德再次来到上海。他首先见到了孙中山并婉言谢绝了孙中山请他任职的要求。
朱德见到陈独秀是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他向陈独秀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和坚决革命到底的决心。而陈独秀却态度冷淡。
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言谈举止中对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表示了极大的不信任。
陈独秀没有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给朱德一生留下了痛苦的回忆。十几年后他在接受史沫特莱采访时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83]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后来，他到了欧洲，找到了周恩来，经过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不准发展担任团以上高级职务的国民党员军官加入共产党，即便是共产党员学习军事、当军事指挥员也被认为有“军阀思想”而遭到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一种“只有做政治工作才是革命的”不正确观念，谁想当军事指挥员就是有“军阀思想”，这就使得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共产党员很少，军队指挥权主要集中于旧军官之手。
肖劲光1921年第一次到苏联留学时的遭遇就十分典型。肖劲光和几位共产党员刚到苏联时是在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即根据个人志愿被选送到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陈独秀访问苏联时得知他们在学军事，把他们骂了一顿，说，现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你们学军事干什么？想当军阀呀！把他们几人又骂回了东方大学。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肖劲光第二次留苏时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鲜血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拿起武器，就只能任人宰割。这次肖劲光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他和蒋经国是同班同学，还是蒋经国的党支部书记。[84]
在北伐胜利进军中，由于有力的政治宣传，沿途各省的工人、农民，纷纷拿起武器要求参军参战，这本来是我党壮大自己实力的大好时机，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我党也未能有计划地扩充和建立起由自己掌握的新的正规军。
由于强调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北伐作战中，冲锋陷阵的多数是共产党员，结果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越打越少，导致我党能够支配的军队也越打越少。如我党控制的武装——叶挺独立团，一路打到武昌，英名显赫，但是伤亡过半也没有得到补充。相反，国民党唐生智军（国民革命军第8军，湘军），原来不过1万人，北伐半年后发展为10万人。
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夺取权力的企图和国共合作的诚意，使蒋介石放心，在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控制的情况下，陈独秀依然是一味退让。
此后，中共中央又批评湖北区委不应该让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要求已参加江西临时省政府的李富春、林祖涵（即林伯渠）等退出，还限令已经担任江西九江、永修等县县长的共产党员辞职，否则将开除党籍。
中共中央还写信给担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的刘伯坚，专门指示在国民军联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
由于我们党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即便在蒋介石暴露其反动的真实面目，制造“中山舰事件”以后，我党仍然有相当的实力：黄埔军校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5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第二、三、四、六军的（副）党代表还是共产党人，而蒋介石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有一个叶挺独立团。
但是中央还是主张妥协。中央指示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中国共产党善意的退让不但没有使蒋介石收敛，反而更壮了他的胆子，他抓紧了分裂的部署。当他把一切准备好后，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可叹的是，蒋介石叛变后，“党内没有一致的意见”。瞿秋白曾指出中共中央当时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说：“党内部分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一昧对蒋迁就，最后竟发展到命令上海的工人放下武器，解除武装，这无异于将赤手空拳的上海工人送到蒋介石的屠刀下，任敌人宰割！”他自责说：“我作为中央局领导成员，也是有责任的。我们第一线斗争经验太少，书生气太重，对敌人警惕不够，以为读了点马列主义的书就是革命了。其实，仅仅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干不好革命的。我们一定要好好总结历史教训。”[85]
直到此时，我党在武汉地区还掌握有3万人左右的武装力量，至少可以建立起革命军队。但是我党却没抓住时机进行组织工作，对反动势力进行有力反击。
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还幻想拉住唐生智和汪精卫，企图依靠他们来进行东征讨蒋，为此不惜作出了最大也是最后的让步——交枪，解散自己的武装。6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解散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共产党员黄文容听说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问陈独秀：报纸上已经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了，这件事你晓得不晓得？陈独秀听了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现在的形势多严重呵！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
这种今天看来十分幼稚的举动，彻底葬送了党的武装，以至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时，我党只能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这是惨痛的教训！
二、毛泽东说：“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
应当说，对共产党独立领导自己武装的重要性，许多共产党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周恩来、毛泽东就是较为突出的两位。
比如，“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就是由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区委组织部长周恩来商得孙中山同意，于1924年成立的。周恩来从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及其他单位选调5名共产党员担任铁甲车队领导工作，士兵则是从各地选拔来的工人和农民。铁甲车队排以上干部全部是共产党员，这些同志组成一个党小组，直接受中共两广区委领导，铁甲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和调动，均由中共两广区委决定。因此，它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
1925年11月，中共两广区委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部分学生为骨干，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这就是著名的叶挺独立团。这个团名义上属于第四军建制，但是一切重大问题都是向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汇报请示和决定的。
毛泽东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性始终保持很高的警惕，在中央的会议上他再三提醒中央注意党和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而中央在大革命遭受惨痛失败后，也开始吸取教训，听取周恩来、毛泽东等党内一些同志的意见，开始逐步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
1926年12月中旬，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北伐战争形势的发展，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广东区委的同志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湖南区委的同志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赞成湖南区委的主张。他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的问题：“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86]
1927年3月5日至4月3日，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连续刊载。报告明确指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提出贫农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肯定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
毛泽东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87]
毛泽东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88]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当晚，毛泽东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处，同其商量对策，正好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两人都主张坚决反击，但是遭到苏联顾问的拒绝。然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又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三个人都主张反击。周恩来随后又去找苏联顾问，但是仍然遭到拒绝。
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毛泽东组织农讲所部分学生，在武昌城内同武汉军分校学生一起实行戒严。19日，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将叛军击退。
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湖南问题。邓中夏报告去长沙、湘潭和衡山的情况，对湖南的工作提出批评。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周恩来提出湖南暴动计划，后因共产国际反对未能实行。
6月中旬，毛泽东同李立三、郭亮召集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近两百人开会。毛泽东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他对大家说：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89]
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等十七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随即赴湖南长沙，从事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与省委的联系，并计划成立湘南、湘西及宝庆指挥委员会，分别指挥所属各县的政治、军事、党务工作，恢复党的组织。在湖南期间，毛泽东曾同柳直荀等到衡山召集衡山主要党员干部和附近几县农会、工会、青年团、妇运会的负责人开会，谈马日事变后的形势，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90]
7月4日，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在讨论关于湖南农协策略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两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此条实难办到。（二）此外尚有两条路，（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91]
7月上旬，毛泽东在武昌同蔡和森谈及湖南形势和唐生智的问题，一致认为武汉形势已十分危急，不能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于是由蔡和森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宁汉合流。
7月中旬，中共中央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党在武汉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派毛泽东前往四川，毛泽东请求仍回湖南工作。
同时，中共中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
7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农民部发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阶段。每省农民运动要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并以革命的武装保障其胜利。农民武装可以三种形式存在：（一）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二）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三）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领导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初，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湘南运动大纲》，强调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湘南运动大纲》，并决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织湘南特委。
8月5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要他们向城乡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鼓动农民开始秋收暴动；征调一切反唐生智的力量，牵制唐军对南昌的压迫；定出一个秋收暴动的军事计划。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不指名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且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
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92]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对党以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提出批评意见。他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93]
八七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讨论湖南秋收暴动时他发言指出，湖南省委要组织一个师的武装去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94]会议上，罗米那兹提出，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去，提议毛泽东去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的精神。会议最后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全权负责改组湖南省委，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的书记。
8月18日，回到湖南后的毛泽东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新策略。在讨论秋收暴动时，毛泽东提出：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发动暴动和夺取政权，没有军事武装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95]在讨论暴动区域问题时，多数委员想发动全省农民暴动，夺取长沙，改变中央先夺取湘南然后发展为全省的计划；毛泽东则从领导力量和物质条件出发，主张缩小暴动范围，但也同意以多数人意见上报中央。与会者认为，国民党已变成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变成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民众对国民党普遍存在唾弃心理，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湖南此次暴动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
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正式开始。和南昌起义有所不同的是，秋收起义是用共产党的旗帜来号召的，毛泽东将部队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而南昌起义打的则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它的部队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
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次重大起义为引子，1927—1928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湖北、湖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河北、江苏、广东、江西等许多地区领导组织武装起义，先后达100多次，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各地的统治，对国民党“清党”反共给予了有力的还击。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
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
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
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
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
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
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
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
苏维埃的列宁永生，
孙中山的精灵不冥；
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因犯了重大错误而被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职务的陈独秀通过他颇具文彩的笔在呐喊着。只不过他对形势的分析仍然是悲观的。直到1927年11月，他仍然不同意“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他认为，“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它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因此，“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96]
但是，大革命失败后血淋淋事实已经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蒋介石反动派已经彻底抛弃了幻想，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路。在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队伍经过三湾改编，于1927年10月开上井冈山，攻占茶陵、遂川、宁冈等附近各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其他起义地区大多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诸多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对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几次都提到。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秘鲁共产党代表说：
中国共产党开头时很小，只有几十个知识分子。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只有几个人。其余的，有的被敌人杀了，有的叛变投敌了，有的消极不干了。但这几十个人，经过几年，就发展成五万人，有了广大的工人农民运动。当时我们没有准备搞武装斗争，不觉悟，没有事先准备好应付我们的同盟者蒋介石国民党的叛变。到了他叛变之后，我们才懂得了他的办法是杀人。所有的工会、农会都被关了，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好上山打仗。当时我们从未打过仗，不知道是怎么打法。军事对于我们是个生疏的部门，我们不懂。但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我们一赶，只好去打。是谁教会我们打仗的？是敌人。[97]
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再次回忆了这段历史：
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