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本书告诉您的是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政治指挥、政治建军的故事。
许多人会说：听到它我就不感兴趣！
它诞生以后，历经曲折：有人把它抬到天上，说它“统帅一切”，“高于一切”，用它“冲击一切”；也有人把它摔到地下，说它空，说它虚，说它没用，甚至说它是“卖狗皮膏药的”！
“卖狗皮膏药的”这句话，周恩来就提到过。1938年1月10日，他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有人说，政治工作是空谈，是‘卖狗皮膏药’的。又有人说，政治工作徒然增加军队中上下级的磨擦，军官带兵更困难了；军队对民众关系‘太好’，就更难指挥人民了。”“我们必须坦白诚恳地说，这些非难政治工作的理由，不是不了解政治工作的实际意义，就是故意反对军队中的革命政治工作，而不想军队革命化。政治工作之变为空谈，这决不是政治工作的本身错误，而是由于政治工作人员没有实行真正的革命的政治工作。”[1]
让我们看看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的伟人们是怎么认识军队政治工作，如何实施军队政治指挥，如何推进政治建军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的吧。
孙中山，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在中国军队建设史上，恰恰是孙中山“以俄为师”“联俄联共”，强力推进政治建军，开天辟地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党代表、政治部、特别党部制度，开创了“党军”的建军历史。
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可谓历尽艰辛，“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建设一支什么样的革命军？如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革命军？一直是他苦苦思索、不断探索的大问题。最后，他寻找到了这个答案。
他说：“俄之成功，亦不全靠军力，实靠宣传”[2]。“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3]。“革命先革心”。“讲到战时以一可以当百的道理，是要各位兵士先有奋斗的精神。有了奋斗精神才能够牺牲，才不怕死。军人到了不怕死，还怕不能打胜仗吗？奋斗精神是从何而生呢？是从主义而生。兵士要发生精神，便先要有主义；先有了革命主义，才有革命目标；有了革命目标，才发生奋斗精神。”[4]因此，军队的灵魂是主义。有主义的军队，是人民和国家的保障。于是，“为贯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起见，于国民革命军中设置党代表。”黄埔军校政治部则是“校长、党代表之政治教育的佐理机关。”其任务是负责和指导全校官佐、员生、士兵、伕工的政治训练，“使其具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增进本党主义之信仰，完成国民革命之历史的使命”；“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而收军事进行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5]
这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对政治建军、政治指挥、政治工作的认识。
这些措施的实施，改造了军队，人们实实在在看到了政治建军、政治指挥、政治工作的奇效。
中国共产党人最积极地、毫无保留地支持并投身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成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政治指挥、政治工作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等等活跃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和政治课的讲台，毛泽东、周恩来的弟弟都进入黄埔军校参加革命工作。北伐战争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八个军的党代表，五个军由共产党人担任，包括大家耳熟其详的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等等，而八个军的政治部主任均是共产党人。
共产党员奋不顾身战斗在军队政治指挥最前线，有力地保证了东征陈炯明和北伐的胜利。
周恩来曾总结这段历史说：
“当时国民党正因为有了这一铁的事实的教训，才决心以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为中心，继续成立新的革命军队，改造旧的军队，如是才有北伐的胜利”。[6]
但是，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认为，“我们现在与国民党合作，就不应引起国民党不放心我们，尤其是军队应当是集中的，军队中绝对不能有两种政见不同的组织存在”[7]。192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发文规定：“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支部，对于其他军队，甚至在反动军队或土匪中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8]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担负的政治指挥和政治工作，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对军队实施政治指挥和政治建军任务。共产党人只做了宣传工作，而没有做组织工作，没有在军队建立自己的组织、发展自己的组织。
和任何一个组织机构一样，要能够掌握它、控制它，使之为自己所用，离不开思想控制和组织控制两个手段。而共产党人占多数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以及政治部既不掌握军官的任免，也不掌握党的组织，只是在从事政治宣传，而且这种政治宣传也是在为实现国民党的主张服务的。因此，毫无疑问，当时的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力是有限的。
结果也是惨痛的！当1927年4月蒋介石集团、7月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据党的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
大革命从兴起到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实行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共产党直接统率和指挥的军队；共产党在军队中必须建立、巩固并壮大党的组织，并更加重视党员的质量。军队政治指挥和政治工作必须包括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两大方面内容，宣传鼓动工作为组织工作鸣锣开道，组织工作又为思想工作巩固地盘，两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这种努力。
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创立了我军政治指挥和政治工作制度的雏形。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时，以“支部建在连上”为代表的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和以“士兵委员会”为代表的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开始诞生。
井冈山斗争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的三大任务”“宽待俘虏的四项政策”“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斗争”“领导干部必须发扬以身作则、艰苦奋斗的作风”等等军队政治指挥原则逐渐被提出。
1929年12月底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非常丰富，它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规定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对军队进行马列主义及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和方法；阐明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明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并规定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党委领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规定了正确处理红军内部、外部关系的原则；规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和要求；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以理服人、说服教育的方法，坚决反对主观主义、以势压人。
一言之，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红军政治建军、政治指挥、政治工作的原则、内容和方法。贯彻、落实古田会议决议，对人民军队犹如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其影响深远。以至于八十五年后的201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带领解放军高级干部专赴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历史，往往在经过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回过头来看，古田会议使我们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从那儿以后，在党领导下，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古田会议奠基的我军政治工作对我军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9]
1930年11月或12月初，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第一部正式条例。
1931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正式成立，毛泽东兼任总政治部主任，领导全国红军的政治工作。
1932年7月21日，《中共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指出：“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一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的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10]这是政治工作是“生命线”这一论断的第一次提出。
1934年2月7日，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指出：“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到任务的。”“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11]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在致词时也都强调了这一论断。
在这个时期颁布政治工作条例，成立政治工作领导机关和指挥机构，都反映出红军政治指挥、政治工作正规化制度化的努力。
在随后不久开始的世所罕见的万里长征中，“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长征途中，党和军队也经历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军队的严峻考验，但是依靠党指挥枪的政治建军原则，张国焘的企图失败了。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政治建军、政治指挥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局面：
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成为政治指挥、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二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保证部队思想大转弯成为政治指挥、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三是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正确处理好国内阶级矛盾成为政治指挥、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四是我军在全国取得合法地位以后，抵御各种不良思想的侵蚀成为政治指挥、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面。
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军队政治指挥、政治工作方面积极创造、积极发展，发挥了巨大威力。
其一，坚持并发展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并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独立领导”；在组织领导上，建立了各级军政委员会，作为党的集体领导体制；在政治指挥制度上，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在党政军关系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其二，科学概括并发展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强调：“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此外，从第二个原则出发，八路军的补充不采取强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式，这个办法较之强迫的办法收效大得多。”[12]这是我军首次明确而完整地提出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不仅坚持了这三大原则，而且还有创造和发展，这就是开展了尊干爱兵运动、“双拥”（拥政爱民、拥军优抗）活动，以及对敌军的政治攻势。
其三，创造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从1942年到1945年，结合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全军的整风运动相继展开。遵照整风不影响战斗的原则，各部队采取多种形式，全面安排战斗、整风和工作。遵照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启发干部自觉检讨错误，总结工作；反对军事领域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引导干部在整风中转变作风。这是一次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是打破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以及经验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发展。
其四，丰富和发展了军队三大任务的内容。就是把红军时期提出的军队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打土豪、筹款子”）中的“打土豪、筹款子”一项改为“生产自给”，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后来形成我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建军方向和“三队”思想，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
其五，创办军事院校培养选拔干部。毛泽东提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强抗日力量。增强战斗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1939年，毛泽东为抗大确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3]三句话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的校风，并题写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著名训词。
1944年4月，谭政受党中央、毛泽东的委托，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我党创建军队政治工作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和解决了我军政治指挥和政治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性文献，也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发展的集中体现，是我军政治工作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
历史进行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政治指挥和政治工作挑战与机遇并存：
部队新成分大量增加，作战形式呈现多样化，部队思想、情绪更为复杂，使政治指挥和政治工作任务更加艰巨；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为政治指挥和政治工作提供了巨大推动力量；作战环境和活动方式的变化为丰富政治指挥和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提供了有利条件；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为加强政治指挥和政治工作的领导提供了组织保证；加强和统一全军纪律为政治工作正确处理军队内外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
解放战争中我军政治指挥和政治工作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打通连队工作之门的三把钥匙”应运而生。这就是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及新式整军运动。这三个运动紧密联结，相互促进，对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
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有了新发展。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把军队民主运动的内容概括为“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并明确强调：“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14]
瓦解敌军创造了新形式和新经验。开展“高树勋运动”，对战场上的俘虏兵“即俘即补”，创造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等等，导致国民党军队中有爱国心、厌恶内战的官兵在内战前线大批倒戈起义，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了军队组织性和纪律性。
执行工作队任务，发展了我军群众工作的内容。1949年2月8日，毛泽东指示部队：“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的是一个工作队。”[15]从此，一方面，我军努力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另一方面，组织各种形式的工作队，进行新解放区的乡村工作。
解放战争的硝烟未尽，抗美援朝战争又接踵而至。我军政治指挥和政治工作再一次发挥了巨大威力。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挑战，政治工作进行了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发扬大无畏英雄气概；开展杀敌立功运动，推动战斗任务胜利完成；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做好特殊条件下的群众工作；“钻进去，冒出来”，贯彻政治工作的群众路线，保证现代化战争的胜利；把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和瓦解敌军结合起来。
1953年12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标志着我军开始进入了相对和平时期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政治工作为全面开始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进行了充分准备。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理论教育，为军队“三化”（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奠定思想基础；加强领率机关和干部队伍建设，为军队“三化”建设奠定组织基础；开展大规模文化教育，为军队“三化”建设奠定科学文化基础；保证精简整编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实行新的编制体制提供良好条件；保证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颁发勋章奖章四项制度的改革，满足军队“三化”建设的需要。
军队政治工作探索和平时期政治建军的特点规律，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积极创新发展。
在政治工作的组织制度建设方面。一是，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完全纠正开始阶段试行“一长制”的一切考虑和措施，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工作的根本制度，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我军长期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通过的《政治委员工作条例》规定，政治委员的任务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在军队中贯彻执行和直接领导军队中党的工作、政治工作”，规定“政治委员和军事指挥员同为部队首长，对部队的各项工作共同负责，在一般情况下，政治委员又是党的全盘工作的主持者。”二是，1954年4月15日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个法规性文件。条例对新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方针、原则、内容、职责、组织形式、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以及各方面的关系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使我军政治指挥和政治工作有了依据和遵循。三是，创办政治院校，努力培养高素质的政治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
在部队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组织部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改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民关系，增强内外团结。
在基层建设方面。开展整顿基层党支部工作，抓好共青团、军人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建设；大力开展军事训练中政治工作，开展创造神枪手、神炮手和技术能手活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活动，“大比武”活动；大抓基层建设中的群众性革命竞赛，在基层开展“五好”[16]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的运动，1961年，该运动改为创造四好（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开展学雷锋、学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硬骨头六连等活动。
在加强平时战备与保卫祖国边防中，政治工作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1962年，在国际上掀起反华“大合唱”的形势下，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企图利用我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处于暂时困难的时机，派兵窜犯大陆。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政治工作指示》和连队战备动员要点，各部队深入扎实地开展了战备中政治工作，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由于我军准备充分，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未敢大规模窜犯大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印度尼赫鲁政府从扩张主义政策出发，指使军队不断蚕食我领土，对我进行军事挑衅。1962年10月，面对印军对我的全线军事进攻，我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辉煌的军政全胜的战绩。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我军政治工作保证了部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在平时备战整军工作的基础上，保证了部队迅速地由平时状态转入作战行动；以艰苦的工作，保证了部队克服自然条件的严重困难；深入到战场，进行不间断的工作，保证部队具有旺盛的士气；贯彻正确的战术思想，充分发挥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了作战的胜利。
在这个时期，我军政治工作还保证了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和1974年1月西沙群岛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军队政治工作贯彻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指示和决定，使政治工作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由于受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大搞“突出政治”“空头政治”和“假、大、空”等恶劣影响，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政治工作和政治干部的形象威信受到极大损害。
鲜为人知的是，在“突出政治”“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军队政治指挥系统竟然遭受了“浩劫”，总政治部被“砸烂”“军管”了！
由于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创立和培育起来的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深深植根于广大政治干部和官兵群众之中，当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推进极左思潮时，受到了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谭政等一批老同志和政治工作战线许多指战员的抵制，林彪、江青感到总政治部是其路线推行的“绊脚石”，于是，林彪于1967年7月25日对亲信下达了“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指令。之后，总政治部被迫停止办公。11月21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军委政工组、文艺组和军报组成立；12月8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3个小组的全体成员，明确宣布，今后文艺组多找江青、戚本禹，军报组多找陈伯达、姚文元，政工组找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从此，军委政工组取代了总政治部。在“彻底砸烂总政”这场浩劫中，所有的总政领导都戴上了“阎王”的帽子，多数正副部长被戴上了“判官”的帽子，许多正副处长被戴上了“牛头马面”的帽子，一般干部和许多群众被戴上了“小鬼”的帽子。60多名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被反复楸斗，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被迫害致死。1968年，林彪等又宣布对总政实行军管，总政机关及直属单位的767名干部被专案审查，其中17人被迫害致死。1969年12月，总政机关95%以上的干部被逐出北京。“砸烂总政阎王殿”是林彪、江青篡军窃国的重大阴谋，使军队政治工作遭受严重破坏。直到1969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军委政工组撤销，总政治部才逐步恢复正常职能。[17]
粉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十年动乱之后，叶剑英元帅曾指出，林彪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把政治工作捧到天上，实际上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作摔到地下，使相当一部分人对政治工作持怀疑、看不起的态度，但是泼出去脏水不能把盆也扔掉。
他在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专题讲话，强调：“政治工作过去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我们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否则，我军就有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就有改变无产阶级性质的危险，就有失去战斗力的危险，就有被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夺领导权的危险。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关系着我军的强弱、胜败、生存和发展。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我想它的深刻含义就在这里。”[18]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根据我国社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势，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努力拨乱反正；1978年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军政治工作走上正确轨道。
1979年2月17日至3月5日，我军胜利地进行了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之后，1981年5月至1984年4月，又进行了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等战斗，并一直延续到1987年。我军政治工作充分发挥了服务保证作用，为新形势下的战时政治工作积累了新经验。
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导下，我军政治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一是从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行全面整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清理了“三种人”（指“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起家的、帮派思想严重的、打砸抢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坚持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教育部队，深入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普遍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展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教育和党史专题教育。在组织制度上坚持和改善党对军队的领导，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军委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对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是一套班子；在领导原则上，明确规定“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最高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二是推进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邓小平在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培养接班人，这件事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非解决不可。”[19]之后又强调，选接班人，必须选懂行的和比较年轻的。“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20]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择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要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至此，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简称“四化”）就成为我军干部工作的方针。全军按照干部队伍“四化”要求，调整配备各级领导班子；大力培训干部，加速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作用；改革完善干部制度，保证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落实。
三是开展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活动。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主张。他指出：“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就包括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要使军队干部“成为军队和地方都合用的干部”。对战士的教育训练要做到一兵多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科技，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21]1983年，邓小平为全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展览题词：“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
四是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发展新型的军政军民关系。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力发扬“五种革命精神”[22]，并号召全社会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1年2月，总政治部根据军队的特点，把“四有三讲两不怕”[23]作为军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在全军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连队和先进个人的群众性活动。1985年根据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关于“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讲话精神，全军在开展三年之久的“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四有”[24]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四有”教育成为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军队精神文明建设中，全军还深入开展了学雷锋活动，学“硬骨头”六连活动；广泛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军队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军队要成为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光荣标兵”的号召，开展了军民共建文明村、文明街道、文明镇、文明学校等活动。1983年，邓小平为全军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展览题词：“发扬我军拥政爱民光荣传统，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极大地推动了这项工作的深入发展。
五是保证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和精简整编任务的完成。1984年11月，邓小平审时度势，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作出了十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非常重要，使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也能够确定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和原则。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为了贯彻军委座谈会精神，1985年5至6月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军队建设从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邓小平在6月4日的会议上宣布了军队减少员额100万的决定。军队政治工作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在全军的贯彻执行。
六是我军政治工作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经受了考验。坚决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保证了人民军队听党话、跟党走；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威力，保证戒严平暴任务的胜利完成；贯彻党的十一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确保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
贯彻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我军政治工作也有一系列新举措：
第一，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1993年9月26日，江泽民在接见广州军区机关师以上领导干部时提出：“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25]“军魂”二字体现了江泽民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进行的新的深入思考和总结，赋予了这个原则以新的定位。
第二，强调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重新归纳我军优良传统并强调发扬这些优良传统的重要性；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普遍开展“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的宣传教育。
第三，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199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抓部队建设，最根本的是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26]在199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强调：“我军在国家生活中的这种特殊的职能和地位，决定了讲政治是我军优良传统的精髓和军队建设的灵魂。因此，任何时候都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任何时候在讲政治的问题上都必须有更高的要求和更高的自觉性。”[27]
第四，军队精神文明要走在全社会前列。1996年10月7—10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决议》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要求全军“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进一步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努力走在全社会的前列。”[28]
第五，贯彻“五句话”[29]总要求，全面加强基层建设。1990年12月1日，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提出，“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都需要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30]这是江泽民首次提出基层建设的“五句话”要求。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五句话”总要求：“军队要努力搞好各项建设和改革，切实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全面提高官兵素质，使全军部队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31]
2000年6月28日，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在会议上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32]
胡锦涛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中，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包括：
“思想政治建设是我军的根本性建设。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部队，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33]这是胡锦涛对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地位作用的精辟概括。
“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34]这“三个确保”，是胡锦涛深刻分析思想政治领域的新形势，赋予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时代课题。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着力增强思想政治建设科学性。这是胡锦涛深刻总结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发展进步基本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
“人民军队必须具有凝聚军心的神圣军魂。人民解放军铸就的军魂，就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35]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的根本原则和永远不变的军魂，是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和我军军魂思想。
“人民解放军的优良革命传统，集中起来就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听党指挥，是党和人民对人民军队的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军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服务人民，是人民军队一切奋斗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民解放军必须永远坚持的根本宗旨。”“英勇善战，是人民军队的鲜明特征，是人民解放军履行职能使命的根本要求。”[36]这是胡锦涛对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以及性质、宗旨、本色的创新性论述。
把以人为本作为重要的建军治军理念。这是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理论创新。
亲自倡导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胡锦涛领导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创举。
“军队党的建设是军队全部工作的基础和关键。”[37]胡锦涛把加强和改进军队党的建设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着眼军队的特殊性，提出了军队党的建设“四个坚持”的总要求。
胡锦涛反复强调，要把人才建设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大计，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来抓。
胡锦涛强调，“坚持紧贴时代发展、紧贴使命任务、紧贴官兵实际，切实改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38]这“三个紧贴”，是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筹划和指导必须牢牢把握的科学方法论。
习近平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直面世情党情国情军情，高屋建瓴，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感，高度的原则性、战斗性，确立了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大方略，展示了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的雄才大略。
他亲自决策和领导在古田召开新世纪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确立了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大方略，赋予我军政治工作新使命。
习近平强调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指出：“我军是人民军队，是革命的武装力量，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是我军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是我军同一切其他性质军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重要保障。”[39]习近平详细阐述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含义：
“第一，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第二，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第三，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习近平指出：“‘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长期实践中，我军政治工作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主要包括：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坚持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务发挥服务保证作用，坚持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坚持官兵一致、发扬民主，坚持实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坚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等等。这些优良传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内容，我们一定要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40]
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近百年波澜壮阔而又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使军队发生了沧桑巨变，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政治建军也好，政治指挥也好，政治工作也好，它们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是一致的，这就是：
第一，保证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军队是执行特殊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握枪杆子”的，“听谁话、跟谁走”是这个武装集团的根本问题。我军是党的军队，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就没有生命了。政治工作就是要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教育部队，保证官兵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是要坚持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双首长制、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就是要坚持党在军队建立组织、委派干部，坚持不懈地抓好纯洁组织、巩固组织的工作。
第二，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不竭力量。军队是要打仗的，必须有坚强的力量。这个力量首先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的力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苦难所征服”的战斗精神的力量；这个力量还包括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力量，自觉而严格的纪律的力量。团结是我军的力量所在，没有政治工作保证我军内部和外部的坚强团结，保证组织上的纯洁和巩固，军队就会涣散、瓦解。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政治工作保证在自觉基础上的严格的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军队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这些力量的凝聚，就是政治建军、政治指挥、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我们要把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同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形成真正强大的战斗力。提高政治觉悟出战斗力，苦练技术战术出战斗力，优良作风出战斗力，艰苦奋斗出战斗力，严格纪律出战斗力，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出战斗力，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科学文化知识也是战斗力，政治指挥、政治工作就是要从各方面发挥作用，在平时培养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第三，使我军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关系军队性质和发展方向。我军作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始终是人民子弟兵，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政治工作唤起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抵制资产阶级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不能坚持我军的宗旨，就要脱离人民。政治建军、政治指挥、政治工作就是要始终关注军队为什么人服务这个重大问题，盯着军队的作风建设，盯着军队的纪律建设，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坚持官兵一致、发扬民主，坚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坚持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以上率下。
上述三个方面，其实就是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含义。
本书用生动的语言告诉您：政治工作犹如阳光、空气和水之于人的生命一样，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生命线供给人们信仰、信念、纪律、担当，生命线激发人的荣誉、责任、使命、血性，生命线是人民军队生存、发展、壮大的保障。生命线是心胜的支撑，人民军队的苦难辉煌由生命线铸就，人民军队的浴血荣光由生命线滋养。
值此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以此表达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一辈政治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