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定鼎中原
当关外的清人在皇太极死后进行新一轮的政治整合时，大明王朝在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打击下，正急剧走向衰亡。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占据陕西全境的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建立官制，然后派兵东出山西、河南北部，两路攻明，很快打下太原，一时间摧枯拉朽，气势如虹。二月的一天，崇祯帝上朝时竟看到大顺军的传檄。为挽回败局，崇祯帝连下罪己诏，罢三饷加派，又调驻守宁远的吴三桂回师关内，入卫京师。但此时他已经无力回天。崇祯亦曾想南迁，但朝臣议论纷纷，未果。面对仍在争执不休的朝臣，崇祯叹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逡巡彷徨之际，他已经丧失了南逃的机会。三月，大顺军势如破竹，连下大同、宣府、居庸关，兵临北京城下，将北京团团包围。三月十七，崇祯帝试图化妆潜离，但已无法出京。三月十九，凌晨，大顺军攻入内城，崇祯帝散发跣足，缢死煤山，遗诏中说：“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披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实际上李自成也并非一定要彻底推翻明朝，他曾致信崇祯帝，若能封王陕西，即可归顺朝廷，还可以为明朝抵御关外的清军。但明朝朝堂之上众臣议论纷纷，使崇祯帝没了主意，丧失了招抚李自成的机会，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如果此时明朝与李自成结盟，共同抵抗清军，历史的演变或将是另外一种景象。
此时，多尔衮正在关外厉兵秣马，紧锣密鼓地制定一套新的战略。
1．制定合理的战略与政策
明朝大厦倾覆之际，多尔衮注意到李自成农民军的迅猛发展，曾试探性致书大顺政权，希望能够与之联合，共谋中原，“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对多尔衮来说，更直接的目的是像以往那样，乘明朝崩溃之际再次入关掳掠，获得更多的财富、人口。李自成对此未做答复，毕竟他对关外清朝还知之甚少，风头正盛的大顺军并没有把清政权放在眼里。
当时，多尔衮和满洲贵族本没有做好逐鹿中原的准备，也并没有那样的决心。满人毕竟仅有区区二十多万军队，多年来在关外与大明厮杀虽胜多负少，却也已经竭尽全力，要想入关争夺天下，实力实在不济。因此多尔衮决定继续派兵入关掳掠，发一笔横财就回来。发兵之前，他急调正在疗养的大学士范文程到沈阳商讨对策。而范文程的一番奏对，让多尔衮改变了最初的决定，也改变了中国历史。
范文程向多尔衮阐明，天下久乱思定，百姓希望有开明之主出来统治。对大清来说，逐鹿中原的主要对手不是明朝残余势力，而是大顺农民军。如果清朝仍然像以前那样入关掳掠，必然会将中原百姓推到大顺政权那一边，所以必须改变策略，争取明朝遗民、百姓支持，集中力量打击大顺军，方可谋取天下。“今日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以传檄定也。”
范文程一番奏对，明确了清军入关的政治策略和战略规划，犹如醍醐灌顶，让多尔衮开了窍。四月初九，多尔衮以大将军、摄政王身份，统率八旗主力，倾巢出动，进军山海关，往定中原。
范文程又言：“好生者天之德也，自古未有嗜杀而行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思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此时，先前投降清朝的洪承畴也建议多尔衮应以争取民心为主，先派人布告天下，说明清军入关仅以打击李自成为目的，“今所诛者惟闯贼，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由是，在范、洪二人的建议下，多尔衮改变了入关策略和目的，打出为崇祯发丧、追击李自成、民复其业的三大口号，改掳掠之暴为吊伐之仁，将清军改造为仁义之师，以图收尽天下人心。这样一来，无疑会使明末以来长期处于天灾、战火之中，饱受征服、搜刮、掳掠的明朝民众、基层官员产生众多希望和期盼。在范文程等人建议下做出的这种策略调整不仅使清军入关矛盾明晰、目标明确，而且还使得清军入关占据了道德高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抵抗阻力。
不仅如此，还有更好的机会在后面等着。
2．天赐良机
多尔衮率军入关途中，山海关将是他们面临的第一道障碍。那里有吴三桂率领的数万关宁铁骑，这支队伍长期征战辽东，极具战斗力。再加上山海关为明代九边重镇之首，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如果硬拼，满族人必然要大费力气。恰恰此时，出发不久的多尔衮竟收到吴三桂派人送来的求援书信，意思是希望清军能够出兵帮助他一起打击李自成，恢复明朝秩序。
原来，驻扎在山海关的吴三桂看到大明王朝气数已尽，自己驻军山海关，犹如孤子一枚，左有清朝的威胁，右有大顺军近在京畿，处于危境之中。他思虑再三，向大顺政权寄书请降，欲卷甲归附李自成。李自成非常高兴，招吴三桂至京城，并派部属唐通率军前往山海关接管防务。吴三桂交接停当后，即率军回京。可半路之上突然获悉，他在京的家人包括父亲吴襄等都被大顺军捉拿，关入监狱，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将领刘宗敏占有。吴三桂听闻，怒发冲冠，彻底打消投奔李自成的念头，迅速回师山海关，斩杀李自成所派使者，并袭击大顺军派来的唐通部，唐通仅率数人逃走。吴三桂又传檄京畿地区，号召明朝旧部征剿大顺军。他知道大顺军很快就会掩杀过来，而自己兵力有限，遂致信多尔衮求援。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而清朝宗室的运气又实在过于好。接到吴三桂来信，多尔衮、范文程意识到一个天大的机会突然降临：山海关唾手可得，中原门户洞开，而这一切都印证了范文程谋划之正确。多尔衮立即下令让清军日夜兼程六天，迅速赶赴山海关。他们赶到时，吴三桂与李自成亲自率领的大顺军在山海关旁边激战正酣，大顺军正从西、北、东三面进攻山海关。吴三桂统辖的关宁劲旅战斗力虽强，但毕竟多寡悬殊，几个回合下来，伤亡惨重，很快处于劣势，于是他亲自突围往见多尔衮。实际上，他最初只是希望仿照唐朝借回鹘兵平定安史之乱之先例，搬兵求救，获得清军支援，而并不想要归附清朝。但多尔衮有着既定的政治目标，要的是吴三桂彻底归顺，所以此时他倒不急于出兵了。眼看自己的关宁铁骑已经危在旦夕，消耗殆尽，吴三桂已经没有资本与多尔衮再进行博弈，只得答应剃发投降。随后八旗精兵迅速现身战场，风驰电掣一般拦腰截击李自成军队。胜利在望的大顺军猝不及防，大惊失色，一下子溃不成军，向关内败退，一路撤回北京。清军、吴三桂军随后追杀四十里乃止。战后，吴三桂率山海关军民剃发归附清朝，就这样，能征善战的关宁劲旅进入多尔衮毂中，成为清朝征战天下的急先锋。
退回北京的李自成，知道大势已去，四月二十九日，他匆匆称帝，登基于紫禁城之武英殿，入夜即下令举火焚毁宫殿。次日凌晨，大顺军携带两三个月来在京城掳掠的金银珠宝诸物及大批女子浩浩荡荡离开京城，撤军南归。李自成在京城先后共计不到五十日，史载，大顺军入京时，百姓箪食壶浆以迎闯军。可入京后，大顺军志得意满，先是刘宗敏等拷掠明朝官员，勒令其按品级交出相应数量的金银，以保不死；之后这种拷掠扩展至京城百姓，李自成无法约束部众，遂使京城百姓被掠夺一空，深受其害。
深谙用兵之道的多尔衮、范文程等人，没有给李自成任何喘息机会，他们督率各路军队在大顺军之后紧紧相随，一边追击李自成，一边收揽沿途之上的明军余部，并告示天下曰：“义兵之来，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必不汝害。”
李自成离开北京时，清军已经接近畿辅地区，多尔衮得知李自成已离京西遁，令诸王贝勒及吴三桂等继续各率部属，分路急追。五月初二午时，多尔衮率军经通州抵达北京朝阳门。在此之前，明朝的官员及百姓老幼听说吴三桂将拥崇祯帝太子至京城嗣位，因此纷纷出城五里，匍匐道左，具卤簿焚香跪迎。谁知竟突然看到清军，乃相顾失色。多尔衮下马乘辇，入紫禁城武英殿，受明群臣之拜。
追击李自成的清军兵分两路，马不停蹄。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向南经直隶真定，再经山西向西南攻打潼关，而后自南向北进入陕西。另一路由阿济格统率，由山西北部出塞外向西，经鄂尔多斯一带转向南，进入陕西北部的延安、榆林，自北向南，与由潼关入陕的多铎一路清军夹击李自成。李自成虽然也曾率军努力组织反击，但在真定（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等地连遭败绩，一路溃逃难止。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军攻克太原，大顺军退出山西全境。顺治二年（1645）正月，多铎率军进攻潼关，李自成率重兵力战失利，潼关失守，退回西安。但此时南下的阿济格兵锋犀利，大顺军亦难以抵挡，部分将领率军退往宁夏，李自成则向南退往湖北。此后，多尔衮命多铎回师向东，过黄河直趋江南，把追击李自成的任务交给阿济格。五月，李自成逃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一带，被几个农民用锄头打死在田间。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就此殒命。
五月十五，多铎抵达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诸大臣在礼部侍郎钱谦益率领下，冒着大雨出城迎降。弘光帝出逃后不久被降清的明军抓回献给多铎，弘光政权覆灭。此后，明朝宗室先后在杭州建立潞王政权，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在浙江绍兴建立鲁王政权，在广东肇庆建立永历政权。但除了永历政权因受到大西军余部的保护存在时间较长外，其他几个政权在清军压力下迅速崩溃。1646年，四川的大西军受到豪格所率清军的打击，张献忠阵亡，大西政权宣告结束。至此，除了在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和在云贵一带的大西军余部、永历政权，全国基本控制于清朝手中。
多尔衮挥师入关不到三年即将南明、大顺、大西各政权悉行扑灭，用兵之顺，速度之快，在中国历史上亦属罕见。他基本消除了清朝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对手，为清朝的进一步统一和近三百年的基业打下了基础。
3．明朝为什么迅速崩溃？
纵观历史上的北方民族，能南侵中原者甚多，而能统一天下者，仅满、蒙二族。其他民族大多难以越过长江天险，导致南北政权隔淮河、长江一带对峙。12世纪，金兵南侵，虽数次突破长江，甚至将宋高宗追到海上，但仍难以立足，在各路宋军的威胁下，不得不迅速退回北方。即使是蒙古人，也用了四十余年的时间才用迂回包抄的战术将南宋灭掉。而清朝从多尔衮入关到定鼎中原、一统天下不过二十年时间，其用兵之迅速、之顺利，历史上可谓无出其右者。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清代以来中外学者、政治家及历史爱好者的思考与探究，对此从不同角度可以找到诸多解释。但总体而言，人们好奇的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强盛的明朝为什么突然崩塌，二是居于东北一隅的满族人为什么抓住了入主中原的机会。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原因，如明朝内部的腐败、农民起义对明朝力量的削弱等。从外部环境来看，有的学者指出有两种全球性危机加速了明朝的衰亡。一是气候方面，17世纪20—40年代，世界正处于“小冰期”，气温降低，干旱严重，瘟疫蔓延，加剧了农业危机和社会矛盾，因此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且明朝军事力量也因为瘟疫受到极大削弱。二是国际白银贸易突然减少，加剧了明朝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自张居正行一条鞭法以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地位更加稳固，明朝对白银的依赖程度大大提高。然而，中国的白银严重依赖于西班牙人从美洲贩运进口，而17世纪20—40年代，恰值欧洲贸易竞争极为激烈之时，西班牙构建的全球白银贸易体系受到打击，输入中国的白银急剧缩减，使明朝赋税缴纳、军饷支出均受限制，直接导致明朝的财政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对明朝来说，更大的危机来源于自身内部，“大明”之号已经难以聚合人心。随着清军南下，明朝文臣武将气节扫地，争先恐后，纷纷降清，鲜有能够不遗余力抵抗清军者。相比而言，1127年，北宋灭亡，康王赵构立国于建康，是为南宋。当时，宋朝不乏降金者，朝廷亦弱，难抗金军，但各地勤王之人如岳飞、张浚、韩世忠等皆有实力，不但极力与金军作战，且能听命于朝廷，使金军终究难以在江南立足。四川吴玠等人的有效抵抗，亦使金兵虽连年累战，终不能入蜀。当时，金军虽强，但宋朝军民效忠朝廷、殊死力战之心未绝，因此才有南宋与金之间的南北对峙。而在明末清初，据守江南的南明却无法号令明军。时多铎率军由陕西南下，明朝黄河守将投降。南明在江北本有黄德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四镇数十万军队，无奈各镇跋扈自雄、事权不一。唯有史可法在扬州倾力抵抗，空有督师之名，却无法调动四镇之兵。更有甚者，盘踞武昌的左良玉，竟挥师东下，以清君侧之名，进攻南明政权。一月之中，清军乘机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其他各镇一见清军便作鸟兽散，或降或逃，导致史可法在扬州成为孤军。清军至南京后，投降清军的明朝军队马步兵总共有二十三万余人。弘光帝出逃时，追击弘光帝以求封赏的是刘良佐，争相抓捕弘光帝及其妃子向多铎请功者，亦皆为明将。及弘光帝被抓入南京，百姓夹路唾骂，有投瓦砾者。清军初至江南时尚未下剃发之令，只要求“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而南明投降之文臣竟有主动剃发以求自效者，连多铎都斥其无耻。可见明朝将领对南明政权之离心离德若是，而弘光帝之不得民心已极。南明礼部尚书钱谦益投清前，妾室柳如是劝其投秦淮河以殉故明，钱谦益则曰“水太凉”，气节竟不如一风尘女子。又如陈名夏，崇祯十六年（1643）科举探花，明亡后先投李自成，后归顺清朝，并劝多尔衮登基，终获任用，可见其追逐功利之心早已将其心中的故明碾得粉碎。综观南明几个政权之抗清过程，空有数十万军队，却始终未能形成大规模抗清的气候，远不及南宋军民抗金那样同仇敌忾、波澜壮阔。各地百姓虽有抵抗者，但多为乌合之众，在清军铁蹄之下，不堪一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杀戮汉人百姓最为疯狂的，反倒是那些明朝降清的军队，如制造嘉定三屠惨案的，恰恰是李成栋。后来，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等已投降清朝的人虽然在南昌、广东、大同等地再次举兵反清，但多为一时之私利，利益至则降，利益不至则反，不过一时军阀而已。至于永历政权，虽存在至康熙初年，但真心护卫永历帝达十多年者，竟是当初反抗明朝的大西军余部之李定国，而将永历帝从缅甸执归而杀的恰恰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岂非绝大讽刺？入清以后，常有所谓“反清复明”之口号出现，殊不知，明清交替之际，有多少士人武将早已弃明投清，寻求富贵之途，又有几人知气节为何物？
4．为什么清朝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入主中原？
很多人认为这是由于清军战斗力强，八旗军队进入中原、江南，如入无人之境，明朝军队难以抵挡。然而，综观明清之间的战争来看，入关之后，除了在扬州等少数地方，清军所到之处，主要是在与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作战，与南明军队之间并没有大规模激烈对抗。明清之间最激烈的军事交锋主要是在清军入关之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后金—清军与明军在萨尔浒、大凌河、宁远、锦州等地先后展开殊死之战，虽说后金—清军胜多负少，但面对明朝的城坚炮利，皇太极也是无可奈何，他们更多还是依赖入关掳掠、运动战的方式壮大自己。他们真正获得东北战场军事上的优势，还是在组建八旗汉军，大规模掌握了火炮技术以后，此时他们才敢与明朝展开攻城战。自那以后，明军倚仗火炮而在辽东战场上拥有的最后一点军事优势也丧失殆尽。
如此并不足以解释为何清朝仅以二十万人左右的军事力量就可以入主中原。毕竟无论是明朝在北京周围的布防，还是南明各政权、李自成、张献忠，各方军队都不下数十万，又是如何被清军一一击破的呢？
实际上，如前文所述，清军在中原、江南等地，很少遇到明军方面的有效抵抗，对北京、南京、杭州等地的占领，都是兵不血刃，不战而胜。所以，清朝获胜的秘诀在于“使无战”“不战而屈人之兵”。战场上的格斗固然必不可少，政治上的运筹帷幄更为重要。
首先，满人得汉人之助最盛。自皇太极时期，清政权开始更大规模地收罗明朝文武降臣叛将以自强。八旗汉军作为专门掌握火器重炮的部队，就是依赖于明朝降将组建的，在战争中作用重大。多尔衮执政后进一步强化了对汉人的尊重。他知人善任，对范文程、洪承畴等寄以实权，委以重用。清军后来逐鹿中原的种种战略，大多在范、洪等人当初的筹划之中。而多尔衮亦能从善如流，力行既定之方略。这成为入关之际清朝力量迅速壮大，明清势力此消彼长、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重要原因。以洪承畴为例，当初他在辽东统率三军，本欲据城力守，以耗清军实力，清军自不战而退。然而明朝朝堂之上党争激烈，很多人对洪承畴交章弹劾，连崇祯都质疑洪承畴，三番五次勒令洪承畴出兵交战，以免劳师糜饷，坐耗库帑。洪承畴不得不领命出师，终致松锦之败。顺治十一年（1654），清军用兵西南，与李定国交战。此时的八旗兵已经没有了往日在北方的能征善战。长江以南至西南一带天气炎热，山高林密，瘴气四起，这对驰骋在冰天雪地中的满族人来说非常致命，不用交战，军中已经疾病流行，减员严重，战斗力大打折扣。再面对用兵有方的李定国，清军连遭败绩。为挽败局，清朝此时调洪承畴前往湖南，统领江南各省军队，满汉诸将均听其节制，一切兵权尽付诸洪承畴。洪承畴仍然用据守不出之策略，屯兵湖南，调运粮饷，休养军队，调整部署，耗时达五年之久。虽有人一再参劾洪承畴，但清帝顺治竟能不听，力排众议。五年后，永历政权分崩离析，清军三路出兵，一举攻克云贵。洪承畴在辽东统明军欲守城数月而不能，在湖南竟据守五年，可见同样的策略，能否施展，关键还在当政者的气度与智慧。明朝当初人才济济，却因党争惨烈而不能用。熊廷弼传首九边，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多尔衮入关后，尽收明朝降臣叛将，却能人尽其用。又如冯铨，他谙熟礼制，在明朝曾官至大学士。可他属于阉党成员，是魏忠贤的干儿子，道德品质为人所不齿，最终在东林党攻击下去职，赋闲在家。多尔衮到京城后，专门召冯铨入对，并仍授大学士之职。这是为何？满人初入中原，对一切礼制、朝堂仪式均感懵懂，必须依赖冯铨等汉人儒士方能重建。当时，很多东林余党投附清朝者，延续明末结党惯性，对冯铨极力弹劾，一时间党争风气再起。多尔衮对此严厉禁止，他说：“故明诸臣各立党羽，连章陈奏，陷害忠良，无辜被罚，无功滥用，酿成祸患，以致明亡。……如再蹈故明陋习，不加改悔，定不尔贷。”多尔衮此举并非是保护阉党，其目的有二：一是严禁明末党争遗患清朝；二是大清初立，需要借鉴明朝建立各种制度，而冯铨等人熟悉典故，可资利用。清朝入关后在中原、江南并没有遇到太多抵抗，各地能够望风归附，与多尔衮这种积极笼络汉人的政策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清朝还将明朝中央的内阁、六部制度，地方的督抚、州县制度等借鉴、承袭下来，这对于国家的稳定和良性运转至关重要。汉人不仅得到重用，保留了在明朝的既得利益，制度、典故的沿袭也增加了他们对新政权的认可程度。与以往其他入主中原后强力推行本民族制度的北方少数民族相比，满人在这一方面灵活务实，对汉人摆出重用、联合的态度，大大增强了其军事、政治实力，由此为入关之初的国家构建找到一条捷径。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多尔衮之决策。
其次，清朝统治者内部政治整合较为成功，且一直能够保持团结与向心力，避免分裂。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建立之初，特别是前两代皇帝的作为，以及统治者内部的政治斗争状况，总能形成一种政治文化，对后世子孙产生强烈影响。以唐朝为例，唐初李世民靠玄武门之变屠戮兄弟，逼父退位，才得以晋身皇位。任凭他如何开明、伟大，甚至后世史家如司马光也多因贞观之治为他隐讳此事，他杀兄逼父的行为终究是违反伦常的，这犹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一直在刺激着后代接近皇权者的野心。他死之后，抢夺帝位的行为被其后世子孙一再复制、模仿。大唐的社会经济虽然气象万千，但宫廷政变几乎成为家常便饭，杀宗室血流漂杵，弑皇帝如同儿戏，皇室、外戚、太监争相仿效，280年中多名皇帝被废立。再如明代，朱棣以靖难之役夺得皇位，虽然也创造出永乐时代的文治武功，但起兵夺权的传奇故事，也被后世汉王、宁王相继效仿，英宗时期还有夺门之变。直至明亡，明代宫闱之中始终不靖。
中国的北方少数民族自魏晋时期起，曾建立过很多强盛一时的政权，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鲜卑人的北魏、契丹人的辽、蒙古人的元，但这些北方民族政权经常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讧严重，政变不断，各股势力割据一方，征战不已，常常是血流漂杵，天地变色。分裂是造成一个政权由强盛很快走向衰亡的主要原因。女真族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建其国”的辉煌。9世纪时女真先祖靺鞨建渤海国，兴盛于东北，12世纪的金政权扩地万里，甚至让南宋称臣，笑傲天下。但在这两次建国过程中，内讧的刀光剑影也写满了史书，最终使强盛的局面烟消云散。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女真族发展为满族，三度崛起，并建立大清政权。似乎是吸取了以往的历史教训，满族人一直保持着非常强烈的团结意识，无论其内部政治斗争多么激烈，甚至兄弟阋墙、骨肉相残，如努尔哈赤之杀弟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皇太极之整肃阿敏、莽古尔泰，却始终没有发生过分裂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皇太极突然崩逝后，手握重兵的满族亲贵一时间群龙无首，再次拔刀相向，但在那次危机的最后时刻，多尔衮、豪格等人还是都选择了折中和团结。这似乎成为一种家法式的政治意识，对后世影响深远。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皇四子胤禛在康熙晚年那场惨烈的储位斗争中登上皇位。他的即位到底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直至今日仍然是个谜团。当时呼声最高的第十四子胤禵在康熙帝去世时，正以大将军王的身份领兵青海，很多人猜测，手握重兵的胤禵或许会兴师问罪，与雍正兵戎相见，这自然也是根基未稳的雍正帝最担心的事。但胤禵最终单骑赴京奔丧，只是在父亲的灵前与雍正帝大吵一架，然后被圈禁，直到乾隆即位他才走出高墙，从此之后再不参与政治。曾有褚英后代宗室苏努，亦受到雍正帝打压，并被流放到塞外。有人劝苏努起兵反抗，苏努则曰：我为爱新觉罗子孙，岂能反抗朝廷？
回顾这些历史可以发现，多尔衮在1643年所做的妥协决定，在清代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自己没有以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弟弟的身份夺取帝位，而是拥立皇帝之子福临，不仅是确定了一个新皇帝，也确立起一种重要的皇位继承机制，即在皇帝有子嗣的情况下，排除兄终弟及继位方式的合法性，保证了清朝皇权父死子继传统得以确立，保证了清代的皇权留在皇太极一系，克服了北方民族“血腥夺位”的传统，也抛弃了靠宫廷政变夺权的方式，这对清朝的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倘若多尔衮以皇帝弟弟的身份夺取帝位，无论他把自己夺位的理由说得如何正当，对后世来说，这必然成为一种政治文化，为帝系以外的宗室、贵族，甚至权臣夺取皇位提供范例和理由，这样一来皇室内部争夺帝位的刀光剑影也将无法避免。
放眼入关后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清朝入关前消除分裂、维系向心力的做法也在影响着入关后的子孙们。清朝统治者最高层内部常有萧墙之祸，但无分裂之乱，一旦新君即位，各派政治势力便很快得到整合，继续遵循祖宗留下来的政治规则，废立皇帝的宫廷政变始终没有发生，更没有兵戎相见。清朝统治者的这种团结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实属罕见，这是使清朝由弱小走向强盛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清朝在政治上的进化，超越了以往很多朝代，也超越了自己的祖先女真族建立的金国。而在其中，多尔衮处于一个关键环节。
后世很多学者认为，多尔衮由摄政王到叔父摄政王，再到皇父摄政王，足以彰显其觊觎皇位的野心，只是因为他与孝庄皇后有私情，所以才难以下手。这也是顺治帝追论多尔衮之罪的重要理由。然而，正如孟森先生所言，如果多尔衮真想从小皇帝手中夺取皇位，他又怎么会加上“皇父摄政王”的尊号以彰显其野心？岂不是故意授人以柄？无论多尔衮有无潜夺帝位之野心，他本人结局幸与不幸，清朝是万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