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皇太极称帝与大清的国家制度设计

1636年，在诸王、大臣等的一再劝进下，皇太极登基皇帝位，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改族称为“满洲”。清朝的历史开始进入“崇德时代”。

如果说皇太极继汗位时，仿效努尔哈赤“天命”年号，改元“天聪”，还主要体现他对努尔哈赤的承袭关系的话，那么他称帝时改元“崇德”，则体现了他对努尔哈赤时代的体制进行彻底变革的决心。由依赖天命所归，到推崇道德，年号本身的变化体现了清朝两代领导人不同的治国思路。相比而言，皇太极更加推崇儒家思想和文化，接受汉文化时更加主动。因为他知道，要把原来的后金政权从一个“部族”改造为一个“国家”，别无他途，唯有汉文化可资借鉴。

1．封爵制度与官僚制度的建立

如前所述，皇太极继位之初，最大的威胁来自八旗内部，即八旗的私属性。因此，他执政后，一方面利用各种政治手段削夺、压制旗主的权力，以维持自己对八旗的全面控制；但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保证八旗王公贵族的利益，以保证他们对自己的效忠。为此，他通过仿照中原王朝逐渐建立完备的国家制度、礼乐制度来推动八旗国家化的进程。

首先，皇太极通过封爵制度在抑制旗主权力和保证其政治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就在称帝这年四月，皇太极对八旗旗主、贝勒及大臣等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册封，奠定了八旗宗室封爵的基础。其中，册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贝勒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这次分封了亲王、郡王七人，贝勒两人。另外，代善第三子萨哈廉原为贝勒，此前一直卧病，未及封爵即已病逝，皇太极前往祭奠，“入哭者四”，悲恸不已，随后追封他为颖亲王，以其子阿礼达袭爵为郡王。此次分封形成了清朝最早的“八王”，宗室王爵制度渐成雏形，它一方面延续了努尔哈赤时期嫡庶分别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成为清朝入关后顺治元年册封诸王的基础，以及乾隆时期重新确定宗室“世袭罔替”制度的基础。所谓世袭罔替，也就是封爵永不降等，即民间所谓的“铁帽子王”。

除了宗室诸王、贝勒获得封爵，异姓功臣根据其功绩也分别获得各种爵位，而爵位的高低成为他们在大清王朝中政治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制度为清代后世所力行，直至清朝结束。封爵制之下，满族王公贵族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巨大优势，他们的子孙很容易获得位高权重的官职及充分的经济保障。然而，在封爵制下，清朝又实行爵位与职权的分离，有爵位未必有职位、职权，有权力者也不一定必须有爵位。例如，清代自乾隆时期形成不成文规定，宗室诸王不得进入军机处，此规定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时期得到严格遵守，直到同治初年辛酉政变，随着恭亲王奕䜣出任首席军机大臣才被打破。因此，封爵制是皇太极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意味着八旗旗主的政治地位及相应的经济地位都将依赖国家的封赏获得，而不是由原有的天然形成的地位决定。

其次，皇太极极力推进国家管理和八旗管理的官僚化。

努尔哈赤时代，后金政权以大汗主持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最高国家机构，其他事务基本由各旗处理，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机构。皇太极执政后，随着对八旗诸王势力的打击，后金政权中掌握最高决策权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角色和作用也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皇太极使用“掺水”的手段，不断扩大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规模，将一些年轻的王、贝勒充实其中。1637年，皇太极谕命固山贝子尼堪、罗托、博洛等参议国政，其他非旗主贝勒阿巴泰、萨哈廉、杜度、硕托、阿拜等人，也都是会议成员。另外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员，均参加会议。如此一来，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人数逐渐达到数十人之多，每次开会，吵吵嚷嚷。当时一名叫阿什达尔汉的大臣记载，每次开会，与会者往往“彼此观望，庇护其身，无有精白乃心，为国陈奏者。不知果无可言耶，抑有所畏忌不敢言耶？”。在这种状况下，皇太极本人逐渐退出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方式逐渐由“上集诸王大臣会议”，改为“上令诸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由原来的决策机构变为议政机构，逐渐丧失实际决策权力。皇太极作为皇帝超然其上，轻松驾驭。

在削夺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的同时，皇太极接受汉族官员宁完我等人的建议，参照明朝制度典故，建立中央官制和礼制，“设六部，立谏臣，更馆名，置通政，辨服制”，着手设立相应的国家机构。这包括设立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分别负责上谕起草、国史修纂和档案管理等事务，内三院在清朝入关后演化为内阁，还包括了以后设立的翰林院、詹事府等机构的职能；仿照明朝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由各王管理部务，每部之下设立满洲承政一人，以下酌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各级官职；设立都察院，设置谏臣言官，负责官员监察；又将原来的蒙古衙门改造为理藩院，专门处理蒙藏地区的事务。这些部院名义上仍由各旗中的诸王、贝勒管辖，但具体事务上已经开始官僚化。

皇太极在八旗内部也开始设置官员。早在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初，就开始设立管旗大臣，开始将八旗事务交给由他任命的大臣，而非仅仅依赖旗主。八旗中的牛录，除了早期归附、投附的仍然维系牛录额真的世袭之外，大量新建的牛录开始成为“公中牛录”，这类牛录的牛录额真不具世袭性，而是由国家委派的官员担任。

最后，对中原儒家礼制的推崇也是皇太极接受汉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随着中央六部和内三院的设立，皇太极本着效仿中原王朝“明尊卑，辨等威”的原则，对官民服制、官员祭丧制等礼制问题，都进行了改革和规范。后金天聪六年（1632）十二月，皇太极鉴于后金官服制度不明确，官民衣着混同，贵贱难辨，常有奢靡僭越之风，下令确立“国家服式之制”,“以辨等威，定民志，朝野各有遵守”。皇太极还规定了诸贝勒大臣官员祭丧制，区分等级尊卑亦为其明显特点。第二年六月，皇太极再发更定朝服的命令，“特定入朝官服之制”，以“辨服色，正名分”“以肃观瞻”。至于朝廷官场的言语书词，则是在清崇德元年（1636）得到规范的，这年六月，皇太极在谕令中说：“我国之人，向者未谙典礼，故言语书词上下贵贱之分，或未详晰。朕阅古制，凡上下问对，各有分别。自今俱宜仿古制行之。”遂议定：凡其文上报，达于皇帝者称“奏”，达于诸王者称“禀”，达于其他官员者称“告”。皇帝言语或书写，都称为“上命”或“圣旨”，臣工对皇帝问答，谓之“奏上”。可以看出，礼制的推行，是女真政权建立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更易于确立鲜明的等级制度，突出皇权独尊的地位，是皇太极通过移风易俗来抑制诸王权力、强化皇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皇太极变革八旗制度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推动八旗的国家化、官僚化，削弱直至去除八旗的私属性质。在八旗中设置大量官职是使八旗逐渐官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封爵制度的建立则是保证旗主利益的手段。由旗主到封爵，中间隐含的重大变化是八旗的国家化，也就是说，旗主贝勒、王公大臣的利益，不再由他所掌握的旗或牛录的数量决定，而是由他的爵位决定，这种爵位是国家封赏的，其相关待遇也由国家提供。虽然皇太极还不能完全消除八旗的私属性，但他开启并推动了这个进程。这意味着八旗王公贵族将逐渐失去对所属旗、牛录的绝对拥有权，八旗士兵成为国家的军事力量，没有皇命，任何人都无法调动。八旗百姓也将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而不是王爷们的属民。这一进程随着第一代旗主贝勒们的凋零而基本完成，到雍正时期，八旗所有官员的任命权都被国家收走，大部分“八旗王公”称号成为一种地位的标志与符号。

2．编设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

后金政权非常重视对蒙古人军事力量的利用。蒙古各部投附后金政权，自努尔哈赤时期已经开始，而投附的蒙古人也被编成牛录，列入各旗之中。天命年间，蒙古牛录已经有40个左右，大概每旗5个。皇太极时期，经过几次征伐蒙古察哈尔部的战争，蒙古各部归附后金政权的人员大大增加，速度大大提升。到1615年，八旗之中的蒙古牛录大概有70个左右。但此时的蒙古人并未独立成旗，他们战时随军出征，以独立的蒙古牛录出战，而平时仍附于各旗之中统一管理。

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下令正式编设八旗蒙古，把陆续归附的蒙古人编成独立之旗，分立镶黄、正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八旗，每旗各设一名固山额真，分别附于八旗满洲之下统辖，听从主旗贝勒的号令。但八旗蒙古总计大概有80多个牛录，每牛录约150人，军队人数大概在12000人左右。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未入牛录的蒙古人，共7000余人被编入八旗蒙古之中。如此，1635年的时候，在八旗之中的蒙古人总计约19000人。

与编设八旗蒙古相比，后金政权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尝试将汉人编入八旗之中，其过程更为复杂、漫长，其目的也有所不同。蒙古人与女真人都善于骑射，所以吸收蒙古人入八旗，是为了增强八旗军队的骑射战斗力。但吸收汉人入旗，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弥补八旗军队在火器、水战方面的短板。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政权已经将一些归附的汉人纳入八旗，如攻占抚顺后，俘获人畜30余万，归附者如李永芳等人被编入八旗，获得重用。努尔哈赤在颁布《计丁授田令》时，也规定汉人之中每20人有一人当兵，编入八旗。但总体而言，努尔哈赤对此不够重视，八旗之中汉人数量少、不成系统。

宁远战役的失败，让皇太极深刻认识到火炮的重要性，但女真人只习骑射，不懂火器，要发展火器，必须依赖汉人。所以，如何发挥汉人的力量，显得至关重要。对皇太极来说，他必须改变努尔哈赤排斥汉人的政策，转而重视和优待归附、归降的汉人，对有才能者予以重用，以充实和扩大后金政权的力量。

实际上自沈阳、辽阳之战后，后金便开始使用缴获的明军火炮，并且优待明军俘虏中的炮手和火器工匠，谋求自建火炮。至1631年，后金国铸成红衣大炮，镌曰“天佑助威大将军” ，额驸佟养性专门负责此事。当时后金汉人十丁抽一，组成军队，分设六甲喇，附入八旗之中作战。天聪五年（1631）八月，佟养性率汉军拥40余门炮参加大凌河之战，初建功勋，这是后金军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火器作战，后金军队决胜战场的方式从此发生转折性改变。大凌河之战后，后金将此战所获的火炮，并鸟枪及大量汉族军士等编入佟养性的军队之中，使之扩展至一旗的规模，是为汉军八旗之始。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率一万多人投降皇太极，带去大量火炮、辎重等，进一步推动了后金对火器和汉人军队利用的进程。这一年，佟养性死，皇太极将汉军分为两旗，以马光远、石廷柱分统之，称Ujencooha（“乌津超哈”“乌真超哈”），即“重兵”的意思。1639年，分汉军为四旗。1642年，编汉军为八旗，以祖泽润等八人为固山额真，以祖可法、祖泽洪、裴国珍、祖泽远为正黄、正红、镶蓝、镶白诸旗梅勒章京。这些将领原本都是大凌河之战后的降将，他们在投附后金之初一直任部院职务，至此才开始重新统领军队。

八旗汉军的编设也得益于大量明军成建制地归降，使后金政权很容易获得火炮武器、相关技术及数量充足的军事人员。充任八旗汉军的，都是明朝在关外的精锐，其首领如祖泽润等都是祖大寿家族的成员，是当时明军中的精英，皇太极利用八旗汉军的建制，将这些人妥善安置，予以重用，极大地增强了后金的实力。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清朝继承了明朝在火器上的成就，使之成为自身入主中原甚至开疆拓土的利器。

汉军炮兵部队的重要性对清朝来说不言而喻。到入关之前，清军拥有的火炮数量已经超越明朝，彻底扭转了关外战场的形势。清军能够在山海关外战场上摧枯拉朽，击破固若金汤的关宁防线，火器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之作用，可以说八旗汉军火炮部队功不可没。

1644年年底，清军主力在多铎率领下追击李自成大顺军至潼关，李自成亲率大顺军剩余三万多主力据险固守。在战斗过程中，清军主要依赖八旗汉军红衣大炮而获得战场上的优势，迅速击溃大顺军。直到康熙、乾隆时期，清朝曾与蒙古准噶尔部展开几十年的持久战争，其间每每遇到鏖战，火炮的运用往往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在乌兰布通之战中，噶尔丹并不担心清军的骑兵，却在八旗汉军的重炮轰击下损伤惨重，不得不连夜撤退。

无疑，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编设扩充了八旗军队的力量，大大提高了其战斗力。清朝能够争夺天下，并最后完成大一统，得益于八旗汉军对火炮技术的掌握。但清朝完成统一后，并没有继续改进火炮，而当时西方的军事技术则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等清朝人意识到与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时，已经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了。但是，皇太极在这方面却表现出超越其父亲的战略眼光，为清朝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3．接受多元文化

皇太极建立的大清政权，一改以往努尔哈赤时代排斥其他文化的保守主义特点，采取了非常包容、开放的文化政策，即在保持满族传统文化优先地位的同时，大规模接受汉文化，广泛吸收蒙藏文化，从而构建一个多元的文化共同体。

天聪三年（1629）九月，后金国征召、校试儒生三百余人，取二百余人。皇太极下令：所取的二百人，凡在汗、诸贝勒户下，及诸申、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一等者赏缎二匹，二等、三等者赏布二匹，俱免二丁差徭。到1634年，皇太极下令恢复科举，由礼部考纳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满洲习汉书者查布海、恩格德，汉人习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泰、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蒙古习蒙古书者俄博特、石岱、苏鲁木，共十六人，俱赐为举人。各赐衣一袭，免四丁。这些人后来在清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很多史学家所言，自皇太极以后，举行科举考试，尊崇士人，成为清朝坚定推行的一项政策，也成为清朝获得汉人承认和鼎力支持的关键所在。

在皇太极看来，若要获得与明朝争天下的实力，必须得到汉人的支持，所以他极力优礼汉人的各派力量。而要获得汉人的效忠，就必须尊崇儒家文化，广泛接受汉人的典故制度。我们以后金、大清政权的都城沈阳城建筑礼制为例加以说明。

沈阳，位于沈水北岸，为明末明军与后金政权对峙的要地，明代曾设沈阳中卫，归辽东都指挥使司所辖。1621年沈阳城为努尔哈赤攻占。努尔哈赤曾想以明代在东北地区的军政中心辽阳为都城，并大兴土木建设了四年时间，但随着明朝军事力量逐渐重新集结，努尔哈赤意识到辽阳暴露于明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且与自己的后方距离太远，遂于1625年力排众议，将都城迁移到沈水北岸的沈阳，以便拉开与明军的距离，使自己处于一个更加安全的位置。

努尔哈赤时期对沈阳城的建设以汗王宫、大政殿、十王亭及诸王府为主。近些年来对这些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已经成为盛京城考古最大的亮点，特别是汗王宫遗址，展现了当时女真人的民族特性：一是宫殿分离，汗王宫仅为努尔哈赤的住址，并非朝议办公场所，这与一般的皇宫非常不一致，甚至后来皇太极在盛京修建的皇宫也遵循宫殿合一的原则。二是从位置上看，汗王宫紧邻沈阳城的北门内侧，而非城市的核心位置，这也不符合一般王宫或皇宫的选址特点。如何解释这些现象？考古和历史学界的学者大多认为，这应该反映了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政权的性质和女真人对本民族的政治认同，反映了当时女真人在由部落向国家转变过程中的形态。

皇太极执政后，对沈阳城的建筑布局进行了一番彻底改造，充分地展现了他在文化政策上与努尔哈赤的巨大不同。

与努尔哈赤初步改造的沈阳城相比，皇太极时期所规划、建设的沈阳城规模更大，象征国家体制的衙署更加完备。此时的宫、殿合而为一，且位于盛京城的核心位置，在宫前设置六部和两院，城外修建天坛、地坛、堂子、太庙、社稷坛等礼制建筑，使城市布局十分接近“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中原传统格局。城内庙宇、民宅及道路、排水系统等均有所考虑，都城形制基本完成，非常符合儒家的都城礼制。

由此可以看出，沈阳城的建筑礼制犹如皇太极要打造的国家制度，一方面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则大量吸收汉族的文化、制度。皇太极主动、广泛接受汉文化，重用汉人的政策，对大清政权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明朝军队投附、归降，被编入八旗汉军之中，极大增强了皇太极的军事力量，使得在与明朝对峙的战场上力量逐渐朝着有利于清政权的方向转化。而诸多汉族文臣的投附则为大清国家制度的建设储备了大量人才，其中以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等人最受礼遇。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这些汉族文臣的作用在皇太极以后，特别是满族入关后平定全国和国家制度建设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除了接受汉文化，皇太极也大量吸收蒙藏文化。

地理位置上的毗邻，让满蒙之间不仅在骑射、语言等风俗上接近，而且在宗教上接近。尊重藏传佛教之黄教以及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相似文化特征。在盛京城的遗迹中，环绕盛京城而矗立的四座黄教寺庙有力地展现着清政权与蒙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崇黄教以安抚众蒙古，起源于皇太极在盛京城做出的决策，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皇太极与黄教走向联合的开始。自此以后，清朝统治者对黄教尊崇有加，并借助黄教的支持，终于在乾隆时期称雄于蒙藏地区。

后来的历史证明，皇太极对藏传佛教的联合态度极具战略性。这维系了蒙古各部对清政权的认同，巩固了满蒙联盟，因此尊黄教以安众蒙古成为有清一代坚持不渝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在维护蒙藏安定、构建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对皇太极来说，倾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接受汉文化和蒙藏文化，并不等于要放弃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相反，他极力维护满族文化的核心地位。

曾有倾慕儒学的满族大臣劝皇太极彻底放弃满族衣冠风俗，全部改从汉人服饰制度。皇太极不同意，并以12世纪的金朝为例，向属下阐明恪守本民族服饰、骑射风俗的重要性。他说：“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所以他颁布严令，官民服饰必须遵照满族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而需戴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头、缠脚。否则治以严罪。满族人在入关之前就已经开始防止因过于汉化而丢掉本民族的风俗文化，并使之成为一种严格恪守的祖制，以至于入关后颁布严厉的剃发令。由此也可以看出，“汉化”和接受汉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同样，皇太极虽对蒙藏文化，特别是黄教礼遇尊崇，但亦极力避免被彻底同化。皇太极曾明确表示：“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言外之意是如果满族人也都去尽心事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修建黄教寺庙的同时，皇太极严禁满洲人私建喇嘛庙，也严禁官民私邀喇嘛至家，满族人对黄教的这种戒心直到乾隆时期仍然十分明显，以至于“满洲喇嘛”大多以锡伯人充当。乾隆皇帝对此的解释是：满洲人无人愿为喇嘛。正如赵志强教授所言，满洲人为何不愿为喇嘛值得研究，然而有清一代满族人并没有像蒙古人那样大规模出家为僧，确是事实。

皇太极的多元文化思想在盛京城的建筑布局上得到充分体现。黄教寺庙虽受重视，但毕竟位于盛京城的外围，真正的核心是位于城中心的皇宫、十王亭、宗庙、官署等建筑群。盛京城这种以体现满洲习俗、儒家礼制的建筑为核心，以黄教寺庙为外围的总体布局，体现了这位设计者对未来国家政权结构的想象，展示了北方民族政权的一种典型发展路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一直非常重视保持本民族文化风俗，但同时他们对接受、借鉴汉文化充满热情。尤其是皇太极，在他执政的18年中，他既强调保留满族自身的风俗特点，又主动大量吸收和接受汉文化，仿效汉人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以官僚制度代替过去的八旗旗主政治，凸显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把女真人的后金政权打造成一个融满、蒙、汉等各族人为一体的国家政权，奠定了清朝入主中原、争夺正统地位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