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皇太极即汗位与强化集权的政治变革

1．谋得汗位

经过诸多史家考证，现在看来，皇太极的得位名义上是众人拥立，实际上则绝非偶然。

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母亲孟古哲哲是叶赫部首领清佳努之女、金台吉之妹。1583年，清佳努死于明军围剿叶赫部的战斗中。1588年，明军将领李成梁再次率军攻剿叶赫部，叶赫部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为了缓和与努尔哈赤的关系，金台吉将其妹妹，即时年14岁的孟古哲哲嫁给努尔哈赤。孟古哲哲貌美聪慧，深得努尔哈赤喜爱，于1592年生下皇太极。孟古哲哲生前很可能只位列庶妃，但她非常懂得远离政治以避祸的道理。即使后来叶赫部与努尔哈赤血海深仇，孟古哲哲亦坚持不问政治，唯以侍奉丈夫、抚养皇太极为己任。孟古哲哲不仅养育自己的孩子，还抚养了被努尔哈赤收入宫中养育的代善之子岳托（1599—1638）和舒尔哈齐的幼子济尔哈朗（1599—1655）。这些行为使努尔哈赤打消了疑虑，对她无比眷爱。1603年，孟古哲哲病重，但由于部族仇恨，她始终不能回叶赫部探望母亲，最终含恨而死。

孟古哲哲死时，皇太极年仅12岁，后宫环境对他并非有利，但皇太极继承了父亲的勇武和母亲的聪慧。据载，他7岁时便能够在母亲的指导下把家里的各种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母亲去世后，他独自一人处理家事，每每得到努尔哈赤的赞赏。随着年龄增长，他不仅精通骑射，在战场上作战勇猛，在灭乌拉、取抚顺、萨尔浒之战中功勋卓著，而且勤于读书，智谋出众。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政权时，以皇太极为四贝勒，领正白旗，使皇太极得以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并称四大贝勒，共掌八旗最高权力。而且努尔哈赤在去世前最后一次调整八旗时，让皇太极的儿子豪格取代褚英的儿子杜度成为镶白旗旗主，排斥了褚英一系的旗主地位，让皇太极一支领有正白、镶白二旗，势力仅次于努尔哈赤和大贝勒代善。

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留下八贝勒共执国政的政治遗言。但皇太极对汗位的觊觎由来已久，早已经开始布局，褚英之死，代善、莽古尔泰汗位继承权的丧失，应该都与皇太极有关。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更无资格继位。而且在努尔哈赤去世之前，皇太极早已将诸多年轻的贝勒笼络到自己手下，结为一党。所以，在推选大汗时，代善的几个儿子岳托、硕托、萨哈廉等没有支持自己的父亲，德格类也没有支持自己的大哥莽古尔泰，反倒一致支持皇太极。至于济尔哈朗，更是皇太极的亲信，是他早已布局在镶蓝旗的一颗棋子，后来阿敏倒台，最大的受益人就是济尔哈朗。尽管努尔哈赤生前曾怒斥皇太极对最高权力的觊觎之心，甚至不惜除掉与皇太极关系密切的几位大臣，但他的这些良苦用心并没能阻止皇太极走向权力巅峰的脚步。所以，所谓皇太极乃众人拥立，更多是指这些年轻贝勒拥护他，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虽有大贝勒之尊，但已经无法与皇太极抗衡。

努尔哈赤死后，后金政权内部一系列的权力整合马上开始。首先，皇太极等人借努尔哈赤遗命之名，逼令努尔哈赤的最后一任大妃乌拉那拉氏阿巴亥殉葬。阿巴亥乃乌拉部公主，地位高贵，史载她饶风姿，深受努尔哈赤宠爱。12岁嫁给努尔哈赤，两年后富察氏亡故，14岁的阿巴亥即被立为大妃。她后来生下阿济格（1605—1651）、多尔衮、多铎三个儿子，后宫地位非常稳固。1626年努尔哈赤伤重疗养时，专门把她和几个孩子召过去陪伴。当时阿济格年龄稍长，已经22岁，多尔衮仅有15岁，多铎13岁。按照北方民族析分家产的习俗，其他长大成人的儿子们都已经分得各旗，唯有阿济格等年龄最小的三人一直留在努尔哈赤亲领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内。努尔哈赤死前将阿济格和多尔衮封入镶黄旗，年龄最小的多铎与父亲一起在正黄旗，一旦努尔哈赤去世，多铎自然成为正黄旗的旗主。同时，阿巴亥将成为太后。当时她年届四旬，青春正盛，以太后之尊，加上三个亲生儿子统领大汗的班底亲信两黄旗，其势力绝非一般人能够抗衡。而且，阿巴亥在努尔哈赤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应该是真正掌握努尔哈赤政治遗言的人，一旦借此发号施令，必定极具政治威力。对皇太极来说，必须杀掉阿巴亥，使三个兄弟群龙无首，便于驾驭，才能免除潜在的威胁。

最终，皇太极如愿以偿，袭得汗位。虽然此时他需要遵循父亲留下的八王共治政治遗言，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人“南面共坐”，共同执政，但这些无法阻止皇太极勃勃的野心、坚定不移的策略和超强的执行力。权力集中仍是一种难以阻遏的趋势。

2．权力斗争

努尔哈赤留下的八王共治政治遗产，在皇太极继位后很快就暴露出缺陷。首先，自1616年开始实行的四大贝勒“南面共坐”、共同理政的制度，此时愈发难以贯彻落实。皇太极虽为大汗，但论年龄他最小，因此每日上朝，身为大汗的他要先给三位兄长行礼请安，显得权威扫地。几大贝勒各掌一两旗部众人马，必然各有私心，乃至分裂的苗头逐渐显露，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二贝勒阿敏。

阿敏是舒尔哈齐的儿子，当年其父被圈禁、兄长被杀时，阿敏24岁，多亏代善等人苦苦求情，努尔哈赤才放过阿敏。此事对阿敏的影响很大，虽然后来他位列四大贝勒，拥有镶蓝旗一旗人众，但从他后来在皇太极时代的种种行为来看，他对努尔哈赤的仇怨一直埋藏在心中，他一直在等待时机自立门户。1627年后金军由阿敏、岳托等率领攻伐朝鲜，一路势如破竹，连陷定州、安州、平壤，朝鲜国王被迫请和，订“江都之盟”。之后阿敏继续挥师进攻，直至江华岛，在朝鲜国王一再恳求下，方才讨论班师之事。但阿敏表示准备留在朝鲜，不想回去了。他说：“吾恒慕明帝及朝鲜王城郭宫殿，今既至此，何遽归耶？我意当留兵屯耕，杜度与我叔侄同居于此。”阿敏此举无异于一种分裂行为，杜度马上变色反驳说：“上乃我叔，我何肯远离，何为与尔同居？”岳托、济尔哈朗等也极力反对。阿敏考虑若其他各旗人马都撤离，仅留自己镶蓝一旗，势单力孤，无奈只得回师沈阳。外居朝鲜的目的虽未实现，但阿敏仍在寻找其他时机。当初他父亲准备移居黑扯木而不得，最终被幽杀，阿敏便冒着极大的风险，移驻黑扯木，终于了却其父当年之心愿。当皇太极责怪他违规越界时，阿敏一言不发，但这种分离倾向犹如当年阿敏的父亲舒尔哈齐准备离开努尔哈赤择地另居一样，足以引起皇太极的警惕。1630年，阿敏因为弃城等罪状，被皇太极下令革职圈禁，丧失一切权力，数年后死于禁所。镶蓝旗则交给济尔哈朗统领。

另外一个难以驾驭的大贝勒是莽古尔泰。1631年，莽古尔泰在大凌河之战与皇太极发生争执，御前露刃，被革去和硕贝勒称号，次年死去。

两大贝勒或死或禁，剩下的代善名义上有两旗之众，但实际上他的儿子岳托、硕托、萨哈廉等早都站在皇太极一边。四大贝勒共理朝政的格局已经难以维系，1632年，代善恳请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坐，主动放弃与大汗南面共坐的权力。

皇太极的这些措施虽然会得到诸多年轻贝勒的支持，但也遭到失去权力和地位者的反抗。1635年，莽古尔泰的妹妹莽古济格格等密谋造反，被告发，皇太极大开杀戒，处死莽古济和莽古尔泰之子侄等多人。此后皇太极将原来的正黄旗改为新的正蓝旗，交由其子豪格统领；又将原来的正蓝旗拆分，并入镶黄旗，形成新的正黄、镶黄两旗，由他自己统领。正如当初努尔哈赤剪除舒尔哈齐势力，皇太极消灭正蓝旗核心势力并对该旗进行重组，虽然手段残忍，但意味着再次消除了即位以来宗室内部的离心势力。这不仅使其个人地位更加稳固，后金政局也终于摆脱了统治者高层一直潜藏的分裂危险，这对这个新生政权的发展至关重要。八旗体制仍然存在，但皇太极在八旗中独领三旗，奠定了优势地位，这也成为上三旗形成的起点。此外，统领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和统领镶红旗的岳托为皇太极亲信，至于两白旗中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年纪尚幼，也只能唯皇太极之命是从。

皇太极所做的这些政治斗争与实施的改革措施，虽然没有改变八旗私属的性质，但结束了努尔哈赤晚年以来八王共执国政的局面，使后金政权的权力得到集中，保证令行禁止。更重要的是，这些斗争与变革，防止和避免了潜在的分裂危险，使后金政权能够保持统一，并最大限度地整合、集中有限力量，这是后金能够与蒙古、朝鲜，甚至是大明王朝一决高下的关键所在。否则，一旦各旗各自为政，陷入分裂与内斗，不要说与其他势力角逐，自保亦难。

3．攻伐朝鲜和蒙古察哈尔部

与努尔哈赤不同的是，皇太极在宁锦战败后没有再去劳师袭远，攻击明朝，而是将后金的战略重点放在了清除左右两翼对其后方的威胁上。左翼就是指朝鲜，而右翼则是指蒙古大汗林丹汗及其统率的察哈尔等部。

朝鲜一直是明朝的藩属，特别是在万历时期，明朝出兵帮助朝鲜击退日本的侵略，使朝鲜更加忠于明朝。努尔哈赤与明朝开战后，朝鲜在萨尔浒之战还直接派兵加入明军对女真人进行征伐。明军毛文龙部一直驻扎在朝鲜的皮岛，对后金国后方形成威胁。朝鲜一直为这支明军提供补给。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屡屡告知朝鲜，希望朝鲜停止对明朝的支持，驱逐毛文龙部。但朝鲜人告诉后金国：大明与朝鲜犹如父子，焉有子对父兵戎相见者？为解除这一威胁，皇太极继承汗位的第二年就派阿敏等人率兵出征朝鲜，朝鲜不敌，被迫签下盟约，承诺不再支持明朝。1636年，皇太极称帝后，朝鲜以自身为明朝藩属为理由，拒绝向清朝称臣，引发皇太极对朝鲜的第二次征伐。朝鲜的平壤、汉城、江华岛先后失陷，国王李倧再次被迫投降。皇太极敕令去大明封号，改奉大清正朔，并遣朝鲜世子为质。自此以后，朝鲜成为大清的藩属国，直至近代甲午战争后为日本所侵。

同时，皇太极也对蒙古林丹汗进行了彻底的征讨。努尔哈赤崛起时期的蒙古各部依然保持着形式上的联合，然而自元代退守草原以后就已经处于各个部落各自为政的状态。尤其是最后一个作为共同领袖的大汗林丹汗在位时，他只能直辖以察哈尔部为核心的力量，实力强大的土默特部一直在挤压察哈尔部的生存空间，林丹汗被迫不断向东迁移，但这又形成对东部地区科尔沁等弱小部落的压力，也威胁到大兴安岭以东地区的女真人。随着后金政权的强大，那些势力较弱的蒙古部落开始寻求与女真人联合，甚至投附后金政权。然而，只要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存在，后金就必然感到如芒在背，很难放手进攻明朝。所以，皇太极在执政以后加大了进攻蒙古地区的力度。

1628年，受到察哈尔部压制的蒙古喀喇沁部向皇太极求援，皇太极亲率大军前往征讨。察哈尔部战败，被后金俘获一万余人。此后，科尔沁部、巴林部、扎鲁特部等相继归附后金。1631年，蒙古阿鲁诸部受到林丹汗侵掠，求救于皇太极，皇太极先派萨哈廉、豪格率兵前往支援，次年，他又率军亲征林丹汗。而科尔沁部、巴林部、扎鲁特部、敖汉部、奈曼部、阿鲁诸部等都加入其中，随皇太极一起征讨察哈尔部。林丹汗闻讯，不及接战便仓皇西逃，又派人驱赶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的富民、牲畜西渡黄河。后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去世。皇太极进入归化城后，派军攻击、掳掠宣府、大同以北的察哈尔部民，并陈兵张家口外，威胁当地的明军。明朝守将亦不敢接战，被迫议和，献上大批财物。至天聪五年（1631）七月，皇太极率兵东返，回到沈阳。自此以后，宣、大以北的察哈尔之地尽归后金。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命贝勒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等为统兵元帅，率精骑一万，再次出兵草原。四月，后金大军渡黄河向西，林丹汗之子额哲及苏泰太后归降，据说向皇太极献上“传国玉玺”。后金政权对蒙古察哈尔部的征讨第三次大获全胜，从此，“察哈尔国”灭亡，漠南蒙古归入金国版图。

这次兼并产生了这样一个重要结果：林丹汗的遗孀将元朝皇帝留下来的“传国玉玺”献给皇太极后，这个玉玺被认为是皇太极称帝的合法依据，有了它才有后来满族宗室诸王、蒙古归降各部的反复“劝进”，以及皇太极于1636年的称帝和建立大清。这个问题延伸到当代的学术界，一些日本和西方学者据此说，皇太极建立大清并称帝的法理依据是从蒙古大汗那里得到的传国玉玺，而此时距离清朝入关还有八年之久，所以清朝是继承了元朝而非明朝的政治衣钵，因而并非处于中原王朝的传承序列之中，而是处于内陆亚洲政权的谱系之中。这就是所谓的“清朝非中国论”。

然而这种论调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一，皇太极得到传国玉玺这件事本身就是难以考证的，基本可以断定是皇太极编造的一个故事，是他为自己称帝制造的“合法性”依据。第二，即使这件事可以成为皇太极称帝合法性的来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蒙古人的传国玉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以玉玺传国，这本身就是中原王朝自秦汉以来形成的一种政治传统，它影响了入主中原的各民族建立的王朝。如果用这件事来作为清政权的法理依据，那恰恰证明皇太极在用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塑造自己的合法性，而非所谓“内陆亚洲的法统序列”。实际上，对皇太极和他即将建立的大清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内陆亚洲的法统，击溃林丹汗、将察哈尔纳入版图的战略目的是为入主中原服务，因此清政权并没有像一些游牧民族那样沿着草原向西无休止地前进，而是有节制地点到为止，转而继续南下。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的皇帝，才是皇太极主动的选择和最向往的政治理想。

无论如何，皇太极已经比努尔哈赤走得更远，在从一个部族大汗到号令天下的皇帝、从部落到国家构建的征途上，他仅余一步之遥。那时的皇太极想必志得意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