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焯赍·砚斋 生性耿介，批书名世

何焯（1661—1722）

清江苏长洲人，初字润千，更字屺瞻，晚号茶仙，学者称“义门先生”。康熙间召直南书房，赐进士，官编修。坐事免官。不久，复直武英殿修书。长于校书。居室名赍砚斋，蓄书数万卷，多宋元旧刻，于各本异同皆有记录。有《义门读书记》《义门先生集》等。

以批书为事业者，清代当以何焯为巨擘。梁启超认为，清学的一大功绩就是在校勘方面，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清人的校勘法分为了四种，谈及第一种时，梁启超称：“校勘之意义及范围有多种，方法当然随之而异。第一种校勘法，是拿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因为各书多有俗本传刻，因不注意或妄改的结果发生讹舛，得着宋元刻本或精钞本，或旧本虽不可得见而类书或其他古籍所引有异文，便可两两勘比，是正今谬。这种工作，清初钱遵王（曾）、何义门（焯）等人渐渐做起，元和惠氏父子也很用功。乾嘉以后学者个个都喜欢做。”

梁启超认为，在清初钱曾与何焯是首先使用这种校勘方式的，而后梁启超又举出了以这种校勘方式而形成的著名著作：“这种工作的代表书籍，则《义门读书记》……”而该书的作者正是何焯。梁启超举出的清初第一部校勘名著就是何焯的作品，可见何焯在这方面的成就被后人看得何等之重。

对于何焯在批校书方面的成就，后人也都有赞誉，邓之诚在其所撰《清诗纪事初编》中夸赞道：“焯校勘之学，实为精绝，非后来对本宣科者所能梦见。”而王曾鲁在《何义门先生事略一得》中则称：“尝读《汉书》《三国志》及少陵、义山、长吉、《文选》诸集，得见先生考证与评注。其校勘之精审，评注之详明，去今虽百余年，而豁蒙启智，无异乎耳提面命，嘉惠后学，良非浅鲜。”

在何焯去世不久的乾隆时代，许多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何焯在校勘学方面的成就跟他的藏书有着密切的关系。全祖望在《翰林院编修赠学士长洲何公墓碑铭》中称：“笃志于学，其读书茧丝牛毛，旁推而交通之，必审必核。凡所持论，考之先正，无一语无根据。吴下多书估，公从之访购宋、元旧椠及故家抄本，细雠正之，一卷或积数十过，丹黄稠叠。”

何焯跟很多书商都有密切的交往，他从这些书商手中买到一些宋元珍本，而后一遍遍地批校，他的批语不是乱发议论，而是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他喜好批书的个性，沈彤在《翰林院编修赠侍读学士义门何先生行状》（简称《义门何先生行状》）中也有记载：“蓄书数万卷，凡经传、子史、诗文集、杂说、小学，多参稽互论，以得指归。于其真伪是非、密疏隐显、工拙源流，皆各有题识，如别黑白。及刊本之讹缺同异，字体之正俗，亦分辨而补正之。”

何焯对批书之事下了很大工夫，因为他的批本不单数量大，并且很多书的部头也很大。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中夸赞道：“义门勘正群书致力甚勤，生平所见不下数十百帙。其巨编流传者如《文苑英华》一千卷，藏沧州刘仲鲁家；《津逮秘书》十六集，藏丰顺丁雨生家；其余若《元丰类稿》、《苏子美集》、《唐人选唐诗》八种、《中州集》，咸移录副本。敝箧所藏则有《史通》、《文心雕龙》、《李翰林别集》、《元氏长庆集》、《温飞卿集》，皆精审可诵。”

何焯为什么对批校古书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呢？这个问题傅增湘也很好奇，他在《题记》中做出了这样的分析：“尝考义门生平踪迹，在乡时得交毛斧季，入都后识徐健庵，故得多见古本秘籍。此南宋本《昌谷集》，即从斧季假校者也。迨橐笔王府，供奉内廷，又获窥天禄、石渠之藏，而廉亲王在当时亦号为风雅，多藏善本，因益得穷搜博采，肆力丹铅。”

由这段话可知，傅增湘觉得何焯的批书之好，以及其眼界之高，跟他交往的朋友有着密切关系。他发现何焯跟大藏书家毛晋的儿子毛扆的关系较为密切，由此而让何焯明白了藏书之道。何焯到北京后，又认识了大藏书家徐乾学，他在徐那里又看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秘籍。再后来何焯又到内府工作，他在这里看到了皇宫内所藏的珍罕之书，由此而眼界大开，所以无论其藏书还是校书，都能做出超过常人的成就。因此《清史稿》中也特意写出了何焯在校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何焯，字屺瞻，长洲人。通经史百家之学。藏书数万卷，得宋、元旧椠，必手加雠校，粲然盈帙。学者称义门先生，传录其说为《义门读书记》。”

有意思的是，何焯不是正统的科举出身，因为他不是举人，也就更不可能成为进士，然而他却在康熙皇帝的南书房负责文案，这真可谓“不拘一格用人才”。当然，玄烨不可能直接从民间发现有何焯这样一位认真批书的人，而这位发现者乃是时任直隶巡抚的李光地。对于这件事，《清史稿》有着简略的记载：

康熙四十一年，直隶巡抚李光地以草泽遗才荐，召入南书房。明年，赐举人，试礼部下第，复赐进士，改庶吉士。仍直南书房，授皇八子读，兼武英殿纂修。连丁内外艰。久之，复以光地荐，召授编修。尚书徐乾学、翁叔元争延致焯。寻遘谗，与乾学失欢，而叔元劾汤斌，焯上书请削门下籍，天下快之。圣祖幸热河，或以蜚语上闻，还京即命收系。尽籍其卷册文字，帝亲览之，曰：“是固读书种子也！”无失职觖望语，又见其草稿有手简吴县令却金事，益异之。命还所籍书，解官，仍参书局。六十一年，卒，年六十一。帝深悼惜，特赠侍讲学士。赠金，给符传归丧，命有司存恤其孤。

没有任何学历的何焯，被李光地推举到了康熙帝的身边，显然皇帝也觉得他身边负责文案的近臣没有学历似乎说不过去，于是就赏赐了何焯一个举人的身份，因为有了这个身份才能够参加进士考试，可惜的是何焯却没能通过这场考试，玄烨没办法只好接着赐给他个进士的身份。由这些可见，玄烨对何焯的工作是十分的满意。

再后来，玄烨命何焯去做皇八子的老师，正是由于这个安排，使得何焯无意间卷入了皇子争夺皇位的漩涡之中，为此，还得到了许多的骂名，当然这些骂名已然是其身后事，因为他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就去世了。但是在其去世之前，他已经受到了很多的攻击，这种攻击不仅仅是出于别人对他的妒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性格耿直。钱泳《履园丛话》中有一段相关的记载：

汤文正公（斌）莅任江苏，闻吴江令即墨郭公（琇）有墨吏声，公面责之。郭曰：“向来上官要钱，卑职无措，只得取之于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职何敢贪耶！”公曰：“姑试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辙。公喜，特保举卓异。而前任督抚江苏者，余公国柱也，方掌纶扉，征贿巨万，闻之衔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铁庵（叔元）司寇，从而和之。赖圣祖皇帝英明，稔知郭无他故，得以保全。时长洲贡生何义门（焯）在京考选，为司寇门生，遂登翁之门，攘骂不已，索还门生帖，否则改称，不认为师，义门由是知名。

汤斌乃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廉大臣，正是因为他的清廉，反遭受到了一些恶人的攻击。何焯听到这件事后气愤不已，他原本拜徐乾学、翁叔元为师，然而两人却赞同弹劾汤斌，这让何焯大为不满，于是就到翁叔元家大骂同时索要自己的门生帖，这番所为让大家都知道了他性格是何等之耿直，但同时也给自己的科考埋下了隐患。全祖望在《长洲何公墓碑铭》中写道：“及尚书受要人指，劾睢州汤文正公，满朝愤之，莫敢讼言其罪。独慈溪姜征君西溟移文讥之。而公上书请削门生之籍，天下快焉。然公竟以是潦倒场屋，不得邀一荐。”

何焯的耿直抗言令正直之士听闻后大快人心，然而他的科考之路却由此而断了，难怪他读书如此用功，却始终无法考取功名。他不仅得罪了翁叔元，同时也得罪了徐乾学。沈彤在《义门何先生行状》中写道：“康熙之二十四年，先生年二十三，由崇明县学拔贡国子监。时昆山徐学士乾学、常熟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后进，其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游两人门而慎自持，见事不符义，且加讥切。”

那时徐乾学在文坛的地位如日中天，是何等的炙手可热，何义门虽然拜其为师，但当他发现徐的作为令他不满意的时候也并不因师而苟同，为此差点还受到了杀身之祸。全祖望在《长洲何公墓碑铭》中写道：“（何焯）初受知于昆山徐尚书（徐乾学），昆山之门，举世以为青云之藉，所以待公者甚沃，而为忌者所中失欢。戊辰校文之役（康熙二十七年），至讼之于大府，遂有下石欲杀之者。昆山谓：‘何生狂士，不过欲少惩之耳，夫何甚事？’乃得解。”

何焯得罪了徐乾学，事情越闹越大，徐乾学的手下甚至准备杀掉何焯，徐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于是制止了手下的行为。是什么事使得两人之间产生了如此大的仇恨呢？按照《长洲何公墓碑铭》上的说法，是因“戊辰校文之役”。此事的本末，记载于蒋良骥《东华录》卷十五中：“乾学于丁卯（康熙二十六年）乡试，戊辰（康熙二十七年）会试，在外招摇，门生亲戚、有名文士各与关节，务期中式。有苏州府贡生何焯往来乾学门下，深悉其弊，特作会试墨卷序文，寓言讥刺。乾学闻知，即向书铺将序抽毁，嘱托江苏巡抚访拿何焯，至今（康熙二十八年十月）未结。”

当年徐乾学主持科举，很多人私下里疏通关节，希望徐乾学能予以关照，以便考中进士。而何焯是徐乾学的门生，他当然看到了事情背后的丑陋，何焯不敢明说，就把这种弊端写在科考优秀范文集的序言中。这件事被徐乾学听到了，他让印刷该书的书铺把何焯的序言抽毁，同时暗里嘱咐江苏巡抚，找理由捉拿何焯。老师与门生的关系闹到了这个地步，难怪他仕途多蹇。

何焯得到的骂名，除了因为他性格的耿介之外，也因为玄烨对他的欣赏令其平步青云，致使他遭到了许多朝官的妒忌，对于这一点，何焯本人也很清楚，他在《义门先生集》卷四中写道：“又已奉随从避暑之旨，乃多一番舆马之费，同侪者亦多有忌者。”对于这样的妒忌，徐世昌主编的《晚晴簃诗汇》卷五十五中亦称：“国初引儒生佐幕府，不加爵秩，谓之‘书房相公’。入关后，如孟忠毅、张忠勤、马忠靖辈，为一时封疆重臣，皆由此出。康熙中，励近公、高江村、王坦斋、查初白、姜西溟、何义门诸公以荐辟直内廷，盖犹存旧制。虽其职在讲求典籍，供奉文字，不必参与政事，而地分清切，易招羡嫉。义门中蜚语，厪乃得白。”

这些妒忌最终给何焯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沈彤在《义门何先生行状》中写道：“又明年（康熙五十四年）秋，驾在热河，有构飞语以闻者。上还京，先生迎道旁，即命收系，并悉簿录其舍中书，付直南书房学士蒋廷锡等，视有无狂诞语。检五日，无有。间有讥笑士大夫著作，诟近科文者，黏签以进，而书中所厕《辞吴县令馈金札稿》并进焉。上阅毕，怒渐解，且嘉其有守，简数条命内侍诣狱诘责。先生各据实奏辨。反报，仅坐免官，还其书，命仍直武英殿。”

康熙五十四年（1715），玄烨前往避暑山庄，此次没有让何焯随驾，于是有些人觉得机会来了，说出很多诬陷之词，玄烨听闻后很生气。等到皇帝返京时，何焯前往迎驾，而皇帝当即命人将其关进了监狱，同时派人到何焯家中搜查，把何家所有的书和资料全部拉走，又命令蒋廷锡仔细审查，然而蒋查了五天，却没从中查出犯上之语，反而从里边找到了何焯拒绝别人送礼的手札。蒋廷锡将这些证据呈给玄烨，玄烨看后怒气得以消解，但既然查办了何焯，总不能没有任何的惩处，于是就找个理由撤销了何焯的职务，把书还给他，而后让何焯到武英殿去校书。

将何焯撤职，皇帝找到的理由是什么呢？蒋良骥的《东华录》中有如下记载：“谕刑部：翰林何焯，朕钦赐以举人、进士，伊当终身感激，乃生性不识恩义，将今时文章比之万历末年，将伊女儿与允禩抚养，又为潘耒之子夤缘，罪应正法。姑念其稍能记诵，从宽免死，着将伊官衔并进士、举人革去，在修书处行走。”看来玄烨找到了三个处罚何焯的借口，一是何焯将康熙朝的文章拿来跟万历末年相比，这样的比较当然令玄烨不爽，二是何焯把自己的女儿请皇八子胤禩抚养，三是何焯帮某人的儿子搞运作，皇帝觉得这三条理由足以判何焯死罪，但感觉到他还是位正经的读书人，所以才免其死罪，只是革去官职以及赏赐给他的进士和举人身份，让他去修书处整理资料。

这三条理由怎么读来都有些牵强，但皇帝是金口玉言，他说臣有错，臣怎能争辩？而玄烨却忘记了，正是他派何焯去做胤禩的老师，而何焯与皇八子关系密切也成了他的罪状。好在他去世得早，否则胤禛上台后他必死无疑。邓之诚也是这么认为的：“当雍正初，盛戮文士，若陈梦雷尚长流塞外以死，况焯曾值南书房，颇揽权势，又为阿其那心腹，绰号‘袖珍曹操’，天幸早半年卒，不然，决不能保其首领矣。”

胤禛一上台就开始收拾前朝的文士，当然其所收拾之人只是跟自己非一派者。胤禩乃是皇位的主要竞争者，胤禛当然对其恨之入骨，上台后寻机把胤禩称之为“阿其那”，满语中为狗的意思。而那时何焯被视为胤禩的心腹，人称“袖珍曹操”，胤禩的很多计策很可能就是出自何焯，雍正帝登基后当然要收拾他，好在何焯于胤禛登基之前就去世了。但即便如此，他死后的几年仍然受到了指责，王先谦所辑《东华录》于“雍正四年（1726）六月”条写道：“甲子，康亲王崇安暨诸王贝勒贝子公满汉文武大臣等公同议奏阿其那罪状四十款。……（胤禩）平日受制于妻，一日与何焯共谈，任听，伊妻门外大笑，不知省避。又将何焯之幼女私养宅中，以为己女。……既革贝勒之后，暗以银马等物要结汝福等人入党，又密同太监李玉擅革膳房行走之厄，穆克托又与翰林院何焯固结匪党，盗取名誉，潜蓄异心。”

古人云：“伴君如伴虎”，何焯在皇帝身边工作多年，不知经历了多少担惊受怕的事，然而一些八卦史料也会记载他跟皇帝间的文字游戏，昭梿在《啸亭杂录》卷九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何义门先生值南书房时，尝夏日裸体坐，仁皇帝骤至，不及避，因匿坑中。久之，不闻玉音，乃作吴语问曰：“老头子去否？”上大怒，欲置之法。先生徐曰：“先天不老之谓老，首出庶物之谓头，父天母地之谓子，非有心诽谤也。”上大悦，乃舍之。

且不管这个故事的真伪，至少说明何焯反应极快，能在瞬间急中生智地给自己解围。从何焯的生平事迹来看，他虽然有着性格上的偏狭，但毕竟是位廉洁之士。王曾鲁在《何义门先生事略一得》中写道：“先生贫士也，每籍其戚蒋子遵之倾助，与蒋书有云：‘愚居此穷约之况，虽云无两，而幸不致失志于人者，实皆足下倾助之赐也’。”可见何焯虽然在朝中任职，生活上却需要依靠亲戚来予以资助，为什么生活过成这样？有可能是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校书上，难怪他在这方面有着如此高的成就。韦胤宗在《何焯与〈通志堂经解〉之关系及清人对何焯评价问题研究》一文中评价道：“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其成熟虽在卢文弨、顾广圻等，但其创始，总应推为何焯。”

韦胤宗在这里把何焯视为清代校勘学的创始人，然而这种学问在创始之初并未受到学者的肯定，有人把这种学问贬为“纸尾之学”，如果用当时的话来形容，批校之学有如报纸补白，被人斥之为“报屁股”。但是何义门所开创的批校之学，却对后世乾嘉学派有着启迪之功。汪绍楹在《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一文中称：“何氏之说，前人讥为纸尾之学，而惠、戴之学，亦何以异于是？惟其取径不同耳。其始皆不过于时文中，用一古义古训，以求警策于主司。继乃以训诂校勘之学曳裾于显贵。”汪绍楹认为，惠栋、戴震的学问其实也是来源于校勘学，只是具体的手段不同罢了。所以韦胤宗对此给出了如下的结论：“欲明经义，必达乎训诂，则一字一句之得失，往往关乎大局，版本目录校勘之学于是乎起。何焯由制义之需，而经义，而校勘，实乃清人学问转变之一典型。”

其实对于何焯的校勘成果，前人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中就指出了何焯在批校上的误判，然任何学问都是前疏后密，即便何焯是开一代风气之人，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所批校之书仍然有瑕疵在，如果只是揪住他的瑕疵不放，真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此，韦胤宗在其论文中给出了如下公允的评价：“版本校勘之学，本来后出转精；经术悬于天壤，原许他人之纠正；何焯又为开风气之先者，舛误固不少。若仅以零星小讹即斥义门为无学，是不察也甚矣。观何焯《义门读书记》，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沈钦韩《后汉书疏证》、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等所引何焯考证、校勘之文，可知何焯学问之精。若梁、沈、王等，于何焯之说亦间有补正，而未有讥诮之语，知学问之难而何焯之精审也。此等曰‘（何焯）于古今人学术不能窥其高远’之人，大致束书不观，皆耳学也。”

从清代中后期开始，名家批校本成了重要的藏书门类，而何焯既然有着清代批校本的创始之功，他的所藏当然广受藏家关注，可惜的是他的批校本极其难得，虽然在市场上时常能够看到署名何焯所批之书，然所见者均为过录本。三十年来，我在市面上从未见到过何焯亲手所批之书。因为何焯乃是清初著名的书法家，再加上他批书十分的经典，故其后世多将他的批本一再过录，以至于很多爱书之人看到何焯批本就首先否定其为真迹。

如傅增湘所言，何焯的批书量很大，那么他所批的这些书都到哪里去了呢？黄丕烈在《张来仪文集一卷》的跋语中给出了这样的线索：“顷书友携故书数种来，中有《张来仪先生文集》，虽残毁已甚，余诧为得未曾有，因出重直购之。至于书之霉烂破损，系经水湿蒸润，故裱托为之，此又何义门归舟落水故事。余所见宋本元旧籍，其藏本往往如是，固不待中有义门手校朱文而始信之也。”

看来何焯的这部批校本在某次运书过程中因翻船而落水，不知道这次事故的损失有多大，但至少说明他辛勤所校之书有不少都喂了鱼，真可谓书界的一大损失。想到这一层，他的那些过录本也就变得很有价值：虽然真迹不在，但毕竟他的批校思想却能留传于后世。而我所藏的几部何焯批本，虽然均为过录本，但毕竟跟这位大校勘家有了间接性的关联，总算是差强人意吧。

想想他的一生，既有机遇也有坎坷，也当算是时代的不幸。王曾鲁在《一得》文中对何焯的一生予以了这样的总结：“先生之学，文哲史地，无所不窥，至于今日殆以校书评注之功效为最大，惜其捐馆之后多所散失，不获与世人以全豹相见耳。综其一生，家况清苦，仕途坎坷，幸得其弟煌为学业上之帮助，蒋子道为金钱上之帮助，李文贞为精神上之安慰，勉而有此成绩。吁！亦可悲矣。”

关于何焯藏书楼所处的地点，《吴郡名贤图传赞》中称：“焯为学长于考订，论文与方苞异趣。其所居，在苏州金狮巷，曰赍砚斋，以尝得陶隐居赍砚而命名。多蓄宋、元旧椠，参稽互证，丹黄稠叠，评校之书，名重一时。有《义门读书记》六卷传世。”这段话说得很明确，何焯的故居位于苏州的金狮巷，而今这条古老的小巷依然未曾改名，这给我的寻访带来了便利。在此巷的入口处有着金狮巷的明确标识，标识旁边还有一块介绍牌，这个介绍牌制作得颇为精致，细看上面的文字，果真提到了何焯：

金狮巷：东出人民路，西至金狮桥南堍金狮河沿。巷长271米，宽3米，唐宋时称“同仁坊”，宋范成大撰《吴郡志》有“同仁坊，金狮巷”之记录，巷以坊名。王謇《宋平江城坊考》卷一云：“《吴郡志》作金狮巷，以从古为是。”民国《吴县志》虽作金狮子巷，但已在注中云：“今俗呼金狮巷。”清《姑苏图》等均标作金狮巷。历史上多位名人曾居于此巷，包括边知白、何焯、石蕴玉、俞樾等，均为经史大家，故巷又俗称“经史（师）巷”。

看来苏州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前贤。遗憾的是介绍牌上没有写明何焯故居是今天的哪个门牌号码，好在我从查到的史料上得知，苏州状元石蕴玉的故宅跟何焯故居相邻，而石蕴玉因为是状元，名声远比何焯要大，因此我决定到巷内先寻找石蕴玉故居，而后自然就知道了何焯故居所在。

沿着金狮巷一路向前走，此巷的前半段有一部分已经被改建成了新式楼房，好在大部分依然是老建筑，小巷长约500米，我注意着两侧的墙面，希望能够发现相应的文保牌。可惜直到我走到金狮巷的顶头位置，未能看到任何标识，而其顶头之处也在拆迁。我在这一带见人就打听，终于从一位带着红袖标的老太太口中知道：金狮巷顶头的这一片就是石蕴玉的故居，以范围来看，这片故居大约占了六个门牌号码。

有了老太太的确认，何焯故居的寻找就变得迎刃而解。虽然说何焯是位清贫之士，但毕竟他也是康熙朝著名的文臣，所以他的故宅应当也有较大的面积。但究竟是哪些号码我却无法确认，只好在金狮巷内于大概的方位上，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探寻，最终从一位中年人口中得到了确切的信息。

走入这个院落，这里的第二进正在进行拆迁改建，我向拆迁之人了解情形，他说自己只是干活的，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于是转身向这里的老住户打听，问过几人，没人能够讲出个所以然来。而后我又看了几个院落，所见情形大同小异，均是一片片的破烂之房。面对此况也正是我寻访过程中的纠结之处，站在当地居民的角度，住在这样的院落中当然有着太多的不方便，如果能进行一番整修，安装上一些现代化生活设施，当然是住户的心愿。可是我又希望能够将一些历史名居原汁原味地予以保留，以便让像我这样的佞古之人有抒发心情之处。怎样才能将这两者做出一个完美的结合呢？我当然不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