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之地

一

徐自华出生的江南小城，时称石门县城。尽管从古至今，曾有过好几个不同的名字，然而地名只不过是个代号。无论它被称为什么，这里注定不同凡响。

1982年，考古人员在桐乡市崇福镇西南郊运河南岸大通新桥南堍东侧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骨角器、石器、陶器等文物，还发现了烧窑、制陶、建筑和动植物等遗迹，部分出土器物甚至形似如今江南地区特有的劳作用具。后来，经过研究人员的详细分析，新桥遗址的相对年代晚于罗家角遗址。这就是说，早在六千多年以前，已经有原始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从发掘报告的描述里，似乎能看到一幅画面：温暖湿润的湖沼地区，先民们住着用木结构搭建的干栏式房屋，家中饲养家畜，烧制陶器用具，用自己制作的工具从事渔猎农事，安居乐业。随着沧海桑田变幻，很多东西早已被长埋于时光的厚土之下，史前文明里的智慧与创造却没有被湮没，它根植于这片土地，代代相传。

“勾践拓地，北至御儿。”历史在书本上总是跑得飞快，“御儿”的名字出现在《国语·越语》一书中，已是数千年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它成了吴越两国旷日持久交锋的战场。它的归属顺应战事而变，正是两国成败兴衰的一个缩影。彼时，意气风发的吴王夫差，势如破竹般将曾经属于越地的城池一个个攻下，开疆拓土，建城以拒越，大笔一挥，便在御儿西郊造了何城，高垣睥睨，尽是胜利者的姿态，冷眼看着一败涂地的越王勾践途经此地入吴，臣服于他这个刚夺了自己家园的人。传说勾践一行来到御儿东南面的河边，已有身孕的勾践夫人突然临盆，在一旁的凉亭里生下一个女儿。文献资料里关于这段历史只提到了短短几个字，给人们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如今时过境迁，这个凉亭早已不复存在，但读到这个故事，仿佛仍然能听到那婴儿响亮的啼哭声，这对当时抱着“卧薪尝胆”决心的勾践来说，一定有着非凡的意义。没错，生命是永远充满希望的，勾践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地方。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勾践遍尝艰辛，忍辱负重，直到东山再起，收复河山，将被夺去的东西一一讨回。重新踏上魂牵梦萦的故土，回到这个预示着希望的福地，勾践写下了“语儿”的新名字赐予它，这是汉代《越绝书》里所记载的“语儿”地名的来历。这一段，也一直为当地百姓津津乐道。而在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中，语儿得名则更富有人情味儿。据说勾践夫人当年在亭子里所生的孩子，就养在南沙渚塘（古称语儿泾）附近。等勾践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发现这孩子已经会说话了，便给了此地一个极为应景的名，将这份欣喜广而告之。

光绪《石门县志》县城城市图

在春秋战国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都是硝烟弥漫的战场，然而岁月流转，所有的纷争终会散去，只有语儿泾涓涓流淌至今，用南沙渚塘的新身份述说着一切值得铭记的过往。

时间倏忽间又划过一个千禧。“几处天边见新月，经过草市忆西施。娟娟水宿初三夜，曾伴愁蛾到语儿。”诗人徐凝为语儿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已是大唐盛世。敏感而细腻的诗人仍在感怀当年事，而他应该也无法料到，就在不久之后，语儿之地将开启新的历史篇章。唐乾符年间，黄巢兵乱，语儿之地的勇士在余杭人吴公约的带领之下，组成了一支义勇军，大败黄巢之兵，打了一场漂亮的家乡保卫战。经此一役，吴公约被特旨授义和镇谒使，语儿乡也跟着在四年后升了级，并于语儿西北隅新设义和镇，唐乾符六年（879）注定被载入史册，这是此地建镇之始。因成了官吏行政治地，语儿一地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迅速升温，街巷车水马龙，商贾络绎不绝，繁荣如此飞快蔓延，又何甘仅止步于此。

就这样过了半个多世纪，后晋天福三年（938），小镇又一次得到“提拔”，义和镇成了新置崇德县的县治，管辖崇德、千乘、语儿、南津、石门、积善、募化等七个乡。从那之后，除去元朝曾升州治，此地为县治的时间长达一千多年。直到1958年11月，崇德县与桐乡县合并，小镇才结束了作为县治所在地的历史。回首这段漫长的岁月，朝代更迭，风云变幻，而小镇却从未停滞过稳步成长，因为有太多人倾其所有爱它、护它、助它。许多故事依然鲜活，不只存在书本上，还留在司马高桥的石阶上、文璧巽塔的遗迹中，抑或是横街老屋的梁檐间，只待有心人去寻访。

二

从两县合并之时算起，至2019年已是第六十一个年头，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蓬勃发展，如今崇福镇的风采更胜往日。站在春风大桥上，望着运河依然故我，思绪随之奔流的一刹那，好像真的能穿越时光之门，走进过去的岁月。春风大桥的原址，在宋代时建有春风楼，是当时县城最为繁华的地方，桥下运河带动了一座城的发展，便利的交通加速了商贸集聚、人丁兴旺，县域也随之不断扩大。而这条无私哺育小城的运河，也曾充当过守城者的角色。司马高桥是崇福镇现存唯一一座古运河大桥，这座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单孔石拱桥，虽然如今连桥洞对联已变得模糊不清，却始终陪伴着古运河，度过每一个日出日落，见证每一个重要时刻。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个寒冷的正月，运河边节庆的喜悦被一则突如其来的战报所打破，倭寇来犯令当地的官吏心急如焚。时任右通政的吕希周立刻结束了乡居生活，一门心思协助县令筑城御寇，并大胆设想将运河直塘改为曲形，得到了决策者和乡绅的一致赞同。由此，运河纡缓绕城，以水为障，固守防寇。民间有说“崇德出了个吕希周，直塘改作九弯兜”，这一改就维持了几百年，直到和平与安宁的时代来临。20世纪70年代，为顺应城镇发展的需求，“三弯取直”的河道改造工程正式启动，从此“船老大好当、崇德弯难过”已成为过去，而运河航道的拓宽，使得船只往来更加繁忙，运河之水滚滚而流，在日夜不断的迎来送往里，新时代小镇经济马不停蹄地飞奔着。

与运河朝夕相对的，除了春风楼以外，还有一个地方也必须提到，就是曾坐落于运河以西的崇德孔庙。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的孔庙，当时是县学的主要建筑物。千年以来，孔庙曾因兵燹，三次易址，却保留了下来，成为浙北地区现存唯一的孔庙，实在庆幸岁月的宽容，令崇德文脉得以延续至今。2005年年底，崇福镇开始对孔庙进行修复，重建大成门、重塑孔子像。2006年10月，崇德孔庙举办修复开放仪式，当地的几十名小学生在大成殿前集体朗诵《论语》，听着稚嫩却认真的琅琅书声，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所谓传承大概就是这样吧。

翻阅史料不难发现，宋代时的小镇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而文化的繁荣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尤其是南宋迁都杭州之后，因崇德临近京都，又处于运河要道，被不少官吏、世家看中，举家搬迁至此，武将辅逵便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二儿子就是辅广。说起辅广，或许一些人会觉得陌生，但要说到理学家朱熹，一定都听过。这位辅广曾是朱熹的学生，在朱熹一生最艰难的时刻仍陪伴在侧，学问和品德均深受老师赞赏。后来，辅广回家乡，创办了崇德境内第一座书院“传贻堂”，以“躬行实践、挽回颓风”为办学宗旨，教书育人、世代相续。辅广的心愿并未落空，“传贻堂”虽屡废屡兴，但历朝予以修缮、传道授业不曾停止。宋咸淳五年改名“传贻书院”，清光绪年间，又改为石门县学堂，而这也是如今崇德小学的前身。据说，传贻之名取“传之先儒、以贻后学”之义，书院这一路以来的变化，到底没有辜负始创者的理想。

厚积薄发，在长年累月的文化孕育之下，小镇历代文人雅士辈出，而他们的足迹仍留在那些古老的街巷里。

横跨整个崇福镇的中心，有一条名为横街的老街。在这条不过数百米的巷弄里，藏着许多活着的历史，当然不止那些斑驳的石墙角和巷口那棵高大的百年老树。横街上的老宅院大多建于明清和民国时期，如今看来狭窄的街道，在当时是繁华的闹市区，当地不少名士乡贤、望族大家都聚居在此。明代布政使劳永嘉的旧宅、西横街庙弄里的蔡氏待雪楼、保安桥北堍的清末著名画家吴滔故居，还有足球名将戴麟经住过的戴家楼，著名桥梁专家程庆国的故居……可以说，这里的一砖一瓦，不仅有历史的痕迹，更有文化的沉淀。

西横街128号，清顺治年间曾建有当时崇邑面积最大的古厅“守愚堂”，是藏书家、诗人吴之振居住的地方。吴之振个性豪爽、交友甚广，黄宗羲的《天一阁藏书记》也记载着他们一道寻访收书的小故事。作为清初浙派诗人的代表人物，吴之振还和他的老乡兼好友吕留良，共同编纂了一部《宋诗钞》，为宋诗正名，向当时的潮流挑战，崇德文人的魄力实在可敬。经过几百年的变迁，“守愚堂”已不复旧貌，然而文人的风骨早已融入墙角屋檐。

《宋诗钞》的另一位编者吕留良也与横街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他就降生于西横街登仙坊。吕氏老屋现已遗迹难寻，对于这位铁骨铮铮的文人，恐怕也只剩下吕园可供瞻仰感怀了。走进中山公园内的吕园，绿树掩映之下处处皆静谧。园中摆放的多是后世纪念吕留良的物件，只有中央耸立的一块牡丹石是当初吕氏祖居友芳园的原物，放在这里总显得有些孤独。好在，崇德孔庙原有文璧巽塔的遗迹也在这个公园里，吕园与此为伴倒也相得益彰。据传，当年吕氏家业很大，吕留良文字狱案后，吕氏一族或被杀，或被发配东北，家道从此衰落。

明代时，徐自华的先祖从衢州举家迁到崇德城外。清嘉庆、道光年间，徐自华的曾祖父得城西吕氏余址，陆续购屋扩建，然后带着全家搬来县城居住。1873年，徐氏祖屋“颐志堂”里充满生机的，除了新生的小生命之外，还有氤氲文气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