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希腊化时代

人们通常说的希腊化时代是指马其顿统治时期。这一时期以克里奥巴特拉死后罗马并吞埃及而宣告结束。屈服与混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公元前3世纪以后，希腊哲学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新东西了，直到公元3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出现为止。同时，罗马世界正准备迎接基督教的胜利。

由于不幸，他们不得不成为无赖

古希腊语世界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①自由城邦时期，②马其顿统治时期，③罗马帝国时期。

第二个时期即历史学家所称的“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希腊人在科学与数学方面仍不断取得重大进步。在哲学领域，涌现出了两个主要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怀疑主义在这一时期已正式成为一种学说。

希腊世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改变是从亚历山大开始的。从公元前334年至前324年，十年间，他征服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巴比伦、波斯、萨马尔干、大夏、旁遮普。就连波斯帝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也在三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亚历山大足迹所到之处，从阿富汗的深山、药杀水河畔到印度河支流上，都建立起了城市。亚历山大在这些城市推行希腊制度，同时采用一定程度的自治政策。尽管他的士兵多数是马其顿人，尽管大多数希腊人都不甘心接受他的统治，他一开始还是给自己安上了一个希腊文化使者的身份。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他逐步实行一系列促进希腊人与野蛮人友好相处的融合政策。

他采取这种政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他的军队并不是很庞大，要维持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只靠武力是不可能的，还必须依靠与被征服人民的和平共处。其次，东方国家的人民已经习惯了帝王的统治，任何其他政府形式会使他们手足无措，亚历山大认为自己很适合扮演一位神圣君主的角色。在埃及，人民把他当成至高无上的法老；在波斯，人民将他奉为大王。这显然让他很受用。而他的那些马其顿“同伴”们对待他的态度，完全是西方贵族对其立宪君主的态度。他们不但不会像东方人那样在他面前卑躬屈膝，而且还时常规劝、指责他，有时甚至会控制强迫他。东方人是很驯服的，只要你能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就行。亚历山大觉得这再简单不过了，他只需将埃及的阿蒙神或东方的其他神，与希腊的宙斯合而为一，并宣称自己就是神圣的神之子。

希腊人对野蛮人怀有强烈的优越感。亚里士多德说，北方种族精力充沛，南方种族文质彬彬，只有希腊人既精力充沛又文质彬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主张希腊人不能做奴隶，而野蛮人可以。亚历山大不是纯种的希腊人，因此他想打破这种优越感。他不但自己娶了两个蛮族公主，还强迫手下的将领和波斯的贵族妇女通婚。这种政策的推行给人们带来了人类一体的观念；人们往昔对城邦和希腊种族的忠诚开始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在实际生活中，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相互影响：野蛮人从希腊人那里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希腊人却从野蛮人那里学到了迷信。希腊文明在传播到世界更多地区时，已变得不怎么纯正。

希腊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自从米利都学派以来，希腊在科学、哲学和文学上的杰出人物都是和商业城邦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城邦通常都在野蛮人的环绕下。这种文明不是希腊人首创的，而是源自腓尼基人。在推罗、西顿和迦太基，和平时期国家主要依靠奴隶从事体力劳动来满足公民需求，而战争时期就依靠雇佣兵。这与19世纪后半叶远东地区的情形极为相似。新加坡、香港、上海及中国其他一些港口都成为欧洲人的贸易基地，靠着雇佣工的劳作，那里的白种人摇身成为了一群商业贵族。

如果没有战争干扰，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有钱但没有权势欲望的人享受生活的时代。一些圆滑的、靠献媚向上爬的学者可以享受着高度奢侈的生活，只要他们不介意成为愚昧的宫廷内侍的嘲弄对象。

然而，好景不长，在亚历山大征服的辉煌业绩之后，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政权，社会开始动荡，希腊化世界从此陷入混乱。

在一些旧希腊城市，以往的公民精神还有所存留，但在亚历山大所建立的新城市中却荡然无存。一些新城市最初是由来自旧城市的移民组成的，因此两种城市始终被一条感情纽带维系着。

亚洲的统治者们一般都自诩为“亲希腊派”，在允许的范围内，他们在政策上和军事上与旧希腊城市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些城市渴望民主自治，免除纳贡，内政不受朝廷干涉。新城市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但公民精神只保留在旧的希腊城市里。在亚历山大建立的新城市里，公民来源复杂，他们大多数人是冒险家，很像是西班牙的美洲征服者或者南非洲约翰内斯堡的移民，而不像早期的那些虔诚的希腊殖民者或者新英格兰开拓者。因此，亚历山大新建的城市中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形成牢固的政治地位。更为严重的是，非希腊的宗教和迷信对希腊化的影响基本上为负面，希腊人在那里学到的主要是占星术和巫术。吉尔伯特·穆莱说：“占星术降临希腊，就像一种新的疾病降临到某个偏僻的岛民身上一样。”占星术最早是一个名叫贝鲁索的迦勒底人在亚历山大时代传授给希腊人的。时间不久，就成燎原之势，后来，甚至大多数优秀的哲学家都信仰占星术。

混乱必然引起道德败坏，而道德败坏更甚于知识的衰退。当你知道你们一切储蓄明天就可能分文不值时，勤俭似乎就无用了；当你对别人诚实，而别人却欺骗你时，诚实几乎也无益了；当没有一种原则是重要的，或者没有一种原则能帮助人民取得胜利时，就不需要坚持原则了；当唯唯诺诺过日子才能苟全性命时，就没有维护真理的必要了。一个人的道德观如果除了琐碎的斤斤计较而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果他还保留着勇气，他可能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冒险家，如果他没有勇气，那他只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怯弱的无赖。

属于这个时代的米南德说：
我知道有很多的人，
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无赖，
由于不幸，
他们不得不成为无赖。

这就是公元前3世纪的道德特点，在那个时代，只有极少数人才是例外。即使在这极少数人中，恐惧也大于希望。生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就某种积极的善，而是为了逃避不幸。“哲学不再是引导一些大无畏的真理追求者前进的火炬，它成了跟随在生存斗争的人们后面收拾伤残者的一辆救护车。”

犬儒学派与怀疑派

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差别很大。在那些幸运的时代，知识分子大体上与社会环境协调，这时候，他们必然会提出一些社会改革方案，他们相信这些方案会受到欢迎。即使社会不进行改革，他们也不会不喜欢这个世界。在另一些时代，知识分子渴望变革，他们号召大众起来进行激烈的革命；他们满怀激情，深信自己的理想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在“黑暗时代”，知识分子对世界和人生是绝望的，虽然他们知道这个时代需要什么，但却没有实现的希望。当他们感到地上的生活本质上是坏的时，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或某种不确定的“社会变革”上。

在某些时代，以上几种人生态度可以为不同的知识分子所采取。在19世纪，歌德是个快乐主义者，边沁是个改革者，雪莱是个革命者，李奥巴弟则是个悲观主义者。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伟大作家们身上都表现出某种共同风格。在英国，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及18世纪，他们倾向于快乐主义；在法国，1750年左右他们摇身变为革命派；在德国，自1813年起，他们又变为民族主义的。

在希腊化时期，希腊的哲学家们尽管对现实政治颇有微词，但他们对世界并不绝望。甚至像毕达哥拉斯、柏拉图那样鄙弃现实而企图逃避于神秘主义的人，也有将统治者改变为圣贤的具体计划。但当政权一旦转移到马其顿人手中时，希腊的哲学家们就开始脱离了政治，专注于个人德行的修养或者寻求人生解脱之道了。他们不再追问：我们怎样才能创造一个好的制度、好的国家？而是在自言自语：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一个人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德行；或者，在这个悲惨世界中，人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当知识分子变得愈来愈自私时，基督教终于给他们带来了个人得救的福音；于是，他们开始传教并创建基督教教会。知识分子终于可以全心全意在那里安身立命了；在这以前，没有一种制度给他们提供这种可能性。当然，他们仍然在思考，因为他们不能不思考。由于知识分子对政治合法的追求找不到出路，因而他们对其自身的思想在现实世界会产生什么效果几乎不抱希望。

犬儒派和怀疑派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产生的。

犬儒派

犬儒派出自安提斯泰尼，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比柏拉图大二十岁左右。安提斯泰尼跟托尔斯泰在某些方面很相似，在各自所处的时期都很引人瞩目。年轻时代，他的生活圈子里都是苏格拉底的贵族弟子，他也一直是个很正统的人。但后来，不知是由于雅典的失败，还是苏格拉底之死，或其他原因，他突然摒弃了自己原先所重视的东西。除了善良，任何东西他都可以放弃。他与工人们打交道，进行露天演讲；他鄙视一切精致的哲学，信仰“回归自然”；他主张废除政府和婚姻，放弃私有财产和确定的宗教。他并不奉行苦行主义，可他断绝了对一切感官快乐的追求。他说：“我宁愿疯狂也不愿快乐。”

而犬儒派的真正创始人是他的弟子第欧根尼。他来自欧济尼河上西诺普，他的老师最初不太喜欢他，因为他的父亲曾犯过涂改货币的罪名。安提斯泰尼想把他赶回家，可不论是劝导还是鞭打，他都无动于衷。他想获得“智慧”，而安提斯泰尼正是能传授他智慧的人。他的理想也是“涂改货币”，但他要涂改的是世上的一切“货币”，因为一切事物都盖着假印戳，包括人类。

他决心像狗一样活下去，所以被称为“犬儒”。他几乎排斥一切习俗，无论是宗教的、风尚的、服饰的，还是起居的、饮食的或礼仪的。他宣扬人与人，甚至与动物之间的友爱。传说他常年住在一个桶里，但穆莱说是住在一个大瓮里（人类原始时期埋葬死人的瓮）。第欧根尼像印度苦行僧那样靠行乞为生。虽然贫穷，但当亚历山大去拜访他、问他想得到什么恩赐时，他回答道：“只要你别挡住我的阳光。”

第欧根尼对“德行”十分钟情，他认为一切财富在德行面前都无足挂齿。因而他非常鄙视财富，追求从欲望中解脱出来的道德自由。他说：“只要你对幸运带来的财物无动于衷，就可以从恐惧中解放出来。”第欧根尼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但他的哲学却是一种投合劳苦倦极的人们的学说。这种学说除了对人世罪恶是一种抗议外，绝不可指望它对艺术、政治、科学或任何有用的事物有所帮助。

公元前3世纪早期，犬儒学派风行于希腊。他们宣扬没有物质财产是多么轻松，饮食简单多么幸福；对故乡恋恋不舍，或哀悼自己孩子和朋友的死亡是多么愚蠢；还告诉人们在冬天不用穿昂贵的棉衣也能保暖等等。有一个叫德勒斯的犬儒学者说：“如果我的孩子或妻子死了，难道我就要沉浸于悲痛，不顾及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了吗？”今天，我们审视这些言论，真不知谁喜欢这些说教。是希望把穷人的苦难想象成仅仅是幻觉的大腹便便的商人呢？还是力图鄙视获得了成功的事业家们的哪些新的穷人呢？还是那些接受了恩赐的阿谀奉承者呢？德勒斯还曾对一个富人说：“你慷慨地施舍于我，我痛快地予以接受，既不匍匐你面前乞求，也不心怀抱怨。”这似乎是一种很实用的学说。通俗化的犬儒主义并不禁绝人们追求某些有世俗价值的东西。

犬儒派学说中的精华被斯多葛主义吸收，而后者则是一种更完备，更圆滑的哲学。

怀疑派

在犬儒学派盛行时，怀疑主义开始在希腊社会泛起。这个学派最初是由皮浪倡导的。他来自爱里斯城，曾是亚历山大军队中的一名士兵，并参加过对印度的远征，因此对旅行兴趣浓厚。他的学说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对过去的怀疑学说加上了系统化、形式化的外衣。皮浪除了对感官的怀疑外，对道德和逻辑也开始怀疑。他认为，事物不可能有任何合理的解释。

怀疑主义打动了很多没有哲学头脑的人，它是懒人的精神安慰，因为它论证了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与一个知名学者有同样的智慧；它成了一服解愁剂，大受欢迎。

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怀疑主义应该称作“武断的怀疑”。举一个例子，面对某一事物，科学家说：“我认为它是这样的，但我不能确定。”抱有好奇心的人说：“我不知道它如何，但我想搞清楚。”怀疑主义者则说：“没有人知道，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有人知道。”

然而，皮浪的弟子蒂孟对这种“武断的怀疑”做出了理智的论证，按照希腊的逻辑立场，这一论证是很难反驳的。希腊人只承认演绎逻辑，而这又必须以公认自明的普遍原则为前提。而蒂孟认为不可能存在这种原则，因此一切都要靠其他事物来证明。那么一切论证就只能是循环的，或是为虚空配备的一条无限长的锁链。显然，这两种情形什么都无法证明。可见，这一论证正中在希腊居于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要害。

蒂孟的学说和休谟的学说有部分相似。他认为，人们从未观察到的事物是不能有效推知出来的；当我们发现两种现象总是相伴随时，我们就能从一个推知出另一个。蒂孟的著作大部分已经散失了，只留下来两句话：

“现象永远是失效的。”

“蜜是甜的，我决不肯定；蜜看来是甜的，我完全承认。”

蒂孟于公元前235年死于雅典。他的死标志着皮浪学派的终结。然而，他的学说经过一定程度的改造被有柏拉图传统的学园继承了。

这一哲学变革是阿塞西劳斯促成的，他与蒂孟是同时代的人。虽然柏拉图信仰超感的理智世界和灵魂的不朽，但他在某些方面也带有怀疑主义的色彩。柏拉图说苏格拉底自称一无所知，这话让人觉得有些讽刺质疑的意味；他的很多篇对话都没有给出最后的结论，似乎是想让读者保持一种怀疑。他的辩证法被认为是一种目的而不是手段，因而近似于对怀疑主义的一种辩护。阿塞西劳斯似乎就是这样理解柏拉图的，并认为自己是柏拉图忠诚的追随者。

在给学生授课时，他不建议立什么论点，并且总是反驳学生提出的一切论点。为了说明在论证一个命题时怎样才有说服力，他常会提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他的这类教学方法只适合那些有叛逆精神的学生。除了锻炼自身机智的反应能力，他们似乎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在阿塞西劳斯巨大的影响力下，怀疑主义在整个学园的地位维持了近两百年。

怀疑派几经沉浮，到公元3世纪，仍然影响着很多人，但这种影响已不再有任何积极意义。

伊壁鸠鲁派

艰难而伟大的一生

希腊化时期涌现出了两个新学派，一个是斯多葛派，一个是伊壁鸠鲁派。这两个学派是同时创立的，创立者芝诺和伊壁鸠鲁也是同时代人，分别是各自学派的领袖。

伊壁鸠鲁出身于一个贫穷的雅典殖民者家庭。他自述从14岁开始研究哲学。他曾受教于德谟克利特的弟子，深受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影响。

公元前311年伊壁鸠鲁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学校先后几次搬迁，最后定在雅典。他在公元前270年左右死于雅典。

由于青年时期历经坎坷，他想在雅典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他拥有一座房子和一处花园，花园就是他的讲堂。到雅典后，他的学员不断增加，到后来连奴隶和妓女都来听他讲学。他不像古代很多哲学家那样严肃深沉，他为人坦率。

伊壁鸠鲁生活非常简朴，主要的饮食是面包和水。他说：“当我靠面包和水生活时，我全身洋溢着快乐；我轻视奢侈的快乐，因为这种‘快乐’总会伴着各种不便。”

疾病伴随了伊壁鸠鲁一生，但他一直以极大的勇气承受着；而且他还最先提出，“一个人受鞭挞时也可以是幸福的”。这在他写的两封信中体现了出来，一封是他去世前几天写的，另一封是去世当天写的。他在第一封信中说：“七天前我就彻底动弹不得了，末日的苦痛正折磨着我。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请你务必照顾美特罗多罗（伊壁鸠鲁的爱徒，当时已去世了）的孩子们几年，但花在他们身上的钱不能比现在为我花得多。”在第二封信中说：“给你写这封信时，我即将死去，这是我一生中真正幸福的时刻。胃病和膀胱病一直折磨着我，此刻也未稍减，可尽管如此，我却回忆着属于我们的快乐时光。请你费心照料美特罗多罗的孩子们，就像你自小忠诚于我和哲学那样。”美特罗多罗是他最早的学生之一，此时已经去世，伊壁鸠鲁在遗嘱里为他的孩子们做了很多安排。

“快乐”哲学

伊壁鸠鲁的哲学主要是追求恬静，他认为快乐就是善。他说：“快乐就是幸福生活的开端和归宿。”他在《生命的目的》一书中说：“如果抽去了嗜好的快乐、爱情的快乐以及听觉、视觉的快乐，我不知道如何想象善。”“心灵的快乐就是对肉体快乐的欣赏。心灵的快乐唯一高出肉体快乐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观赏快乐而不观赏痛苦；比起身体的快乐来，我们更能控制心灵的快乐。”

伊壁鸠鲁反对把快乐区别为积极和消极的快乐，或者动态和静止的快乐。动态的快乐是指达到了某种愿望的目的，但在这以前是伴随着痛苦的；静态的快乐是指一种平衡状态。人们在充饥过程中就是一种动态的快乐，而饱餐一顿后的平静状态就是一种静态的快乐。伊壁鸠鲁比较赞同静止的快乐。因为它比较纯净，没有掺杂其他东西，而且不必伴随痛苦。

性爱作为一种“动态”的快乐之一，伊壁鸠鲁对其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性交从来不会对人有好处，如果它不伤害人的话，那就是幸运的了。”他喜欢孩子，但他同时认为，婚姻和孩子会使人脱离更严肃的目标。

伊壁鸠鲁认为社会中最可靠的快乐是友谊。他说任何时代的人都只追求属于自己的快乐，这种追求有时很明智，有时很愚蠢；但他也常会做出一些与自己理论不符的举动，都是他善良的天性使然。他曾说：“友谊与快乐是相互伴随的，因此我们必须寻求友谊；没有友谊，我们就无法无忧无虑地生活，也不能快乐地生活。”

在有些人看来，伊壁鸠鲁的伦理学不够精细，不够崇高，但他本人却是非常善良率真的。抛开政治，抛开爱情，抛开一切感情活动；不要结婚生子，以免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在人的心灵中，要学会欣赏快乐而不要欣赏痛苦。这就是伊壁鸠鲁对我们的忠告。

相信神存在的“唯物论者”

伊壁鸠鲁是一个唯物论者，但不是决定论者。受德谟克利特影响，他相信世界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的，但和德谟克利特不同的是，他不认为原子永远是被自然律完全控制的。他所说的原子具有重量，是不断向下坠落的，但不是朝着地心；而且有时受某种类似拥有自由意志的事物的影响，会稍微偏离坠落的轨道，从而撞上其他原子。

伊壁鸠鲁对纯粹的科学并没有多大兴趣，他重视科学，只是因为科学对很多迷信思想做了解释，揭露了它们的真相。当存在多种解释时，他认为不必在其中做任何选择。“关于月亮的盈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只要这些解释不引向神就好；至于哪种解释是真的，探究起来毫无意义。”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伊壁鸩鲁派对科学发展的确没有作出任何实际贡献。

伊壁鸠鲁坚信神的存在，但他同时深信，神都是理智的快乐主义者，并不过问人间。所谓通神、占卜等都是迷信，相信命运也是迷信。由此出发，他认为没有理由害怕触犯神，或者害怕死后在地狱受罪。作为人，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是命运的真正主人。人不能逃避死亡，而且死亡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坏事。

伊壁鸠鲁的弟子，诗人卢克莱修曾经用诗来表现他的哲学思想。他对老师如同对一位救世主，诗人用宗教崇拜式的语言赞颂了这位哲学家：

当人类在地上悲惨地呻吟，
人们都在宗教的重压下喘息，
而她，则在天际昂然露出头，
用她凶恶的面目怒视人类的时候，
一个希腊人，第一个敢于抬起凡人的眼睛抗拒恐怖。
不论是神灵的威名或者雷电的轰击，
或者那吓人的雷霆，
都不能使他畏惧；
相反，更激起他勇敢的心，
他以愤怒的热情第一个劈开，
那古老的自然之门的横木。
……

伊壁鸠鲁的时代是一个痛苦的时代，甚至连死亡也成了解脱痛苦的避难所。然而，怕死毕竟是人的本能，因此，他的学说除了作为少数人的信条外，几乎不能得到传播。然而，600年后，随着人们日益受到现实生活的压迫，他们也不断向宗教和哲学里寻找解脱妙药。哲学家们多数逃到新柏拉图主义里面去了；而老百姓则进入了各种各样的东方迷信，更多的人走进了基督教。基督教的福音和伊壁鸠鲁的福音完全相反。奇怪的是，与伊壁鸠鲁极其相似的各种学说，却在18世纪末被法国哲学家们复活了。

斯多葛主义

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是同时代产物，但它的历史更长久，更多变化。它的创始人芝诺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的斯多葛主义基本上是犬儒主义和赫拉克利特思想的结合物。晚期的斯多葛派由于渗入了柏拉图主义而最终抛弃了唯物论。

早期的斯多葛派多数是叙利亚人，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的都是些片段；晚期则大多是罗马人，如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马尔库斯·奥勒留，他们的作品都完整保存了下来。与早期纯粹的希腊哲学相比，斯多葛主义在感情方面非常狭隘，并带有一定程度的狂热；但其中包含了当时社会所需要的内容，而且特别受统治者的欢迎。吉尔伯特·穆莱教授就曾说：“亚历山大的所有后继者都宣称自己是斯多葛派。”

芝诺是腓尼基人，大约生于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的塞浦路斯岛上的西提姆。他当初可能因为商业原因来到雅典，之后却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对犬儒派的观点更情有独钟，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他被柏拉图的学生们指责剽窃了学园的哲学理论。斯多葛派尊敬苏格拉底，他们始终把苏格拉底视为自己的圣人。苏格拉底受审时的辩词，他那不愿逃亡的态度，不惧死亡的精神，罪人对自己的伤害要比对别人的伤害更大的说法，所有的一切都与斯多葛派的观念吻合。其他如苏格拉底的简朴，完全抛弃一切肉体的享受等，也得到斯多葛派的赞赏。但斯多葛派并不同意柏拉图的理念说，而且大都反对柏拉图灵魂不朽的论证。只是到了晚期，他们才对柏拉图的灵魂非物质说表示赞同。

芝诺对形而上学不感兴趣，他所重视的只有德行。他试图利用常识来反对形而上学，而在希腊，常识就代表唯物主义，因此这给他带来极大困扰。他对形而上学的激烈反对导致自己最终陷入另一种形而上学。

斯多葛派始终坚持的主要学说是关于宇宙决定论和人类自由的观点。芝诺认为，宇宙中没有偶然性，自然界的过程是严格按照自然规律运行的。宇宙最初只有火，然后才形成其他原素：气、水、土。但是，宇宙发展到一定阶段迟早又有一场大火把一切物质毁灭；于是，一切又变为了火。而且，这场大火并不是最后的终结，而仅仅是一次循环的结束；宇宙在永无休止地重演这场“大火”。现在人类所看到的万物以前就曾经出现过，而且，以后还要无数次出现。

除了宇宙观外，斯多葛派最重视的就是伦理观。他们认为，人世间只有德行才是唯一的善；其他的如健康、幸福、财产这些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德行在于人的意志，所以德行的修养仅仅取决于自身。一个人可以很穷，但这并不妨碍德行的修养。暴君可以把他关在监狱里，但他仍可坚守自己的情操，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下去。他可能被判极刑，但他可以像苏格拉底那样高贵地死去。暴君只能左右身外之物，而不能左右他人的德行。所以，任何人只要从世俗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他内心就能得到完全的自由。

他的“德行”学说显然不太符合逻辑。假如德行是唯一的善，上帝只要全心全意造就德行就够了，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邪恶呢？斯多葛派一直主张，残酷与非正义是受难者磨炼德行的最好机会，既然这样，而且德行又是唯一的善的话，为什么还要反对残酷与非正义呢？

由于过分看重个人的德行修养，斯多葛派的伦理学在处理家庭、友情等方面显得冷酷无情。他们不仅排斥坏的感情，而且还排斥好的感情。例如：当妻子或孩子死亡时，他头脑里想的是“这件事不要成为我修养德行的障碍”。因此，他并不会感到痛苦。他们对公共生活的态度也充满功利主义，那些能够锤炼他们意志和正义感的活动，他们可以参与；但那些对别人施以恩惠的事情，要尽量避免。因为在斯多葛派看来，除了自己的德行以外，其他一切都是与己无关的。

后期三大重要人物

在斯多葛派中，后期出现了三位更重要的人物：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他们都与罗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是大臣，一个是奴隶，一个是皇帝。

塞涅卡出身于一个有教养的西班牙人家庭，但全家住在罗马。他走上政途，并从辉煌跌入低谷，最终送命。他公开鄙弃财富，却通过放高利贷积聚了大量财富。他有极高的辩论才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思维仍然相当敏捷。他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可贵的箴言。

爱比克泰德是希腊人，他原本是艾帕福罗蒂图斯的奴隶，而他的这位主人又曾是尼罗皇帝的奴隶，被释放后成为大臣。他住在罗马，并在那里教学，公元90年，由于罗马皇帝多米提安认为知识分子毫无用处，就驱逐了所有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只好迁居伊壁鲁斯的尼柯波里，并在这里创作和讲学，最后死于此处。他和其他斯多葛派一样，都鄙弃快乐，但他却有高尚的道德。他主张人们应该爱他们的敌人，人人都应该是兄弟，并宣扬奴隶平等。

马可·奥勒留于161年继位为皇帝。他当政时期，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但他一直忠诚地追随斯多葛派。他采取的很多治国政策都以失败告终，巨大的压力使他萌生了归隐田园的想法，但直到为这个国家献出最后一丝力量，他也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在很多哲学问题上，他和爱比克泰德的观点非常一致。他写成了《沉思录》一书，里面既有他的哲学观点，也有情感上的宣泄。

“意外”收获

虽然斯多葛派所重视的是伦理，但他们的知识论、自然律和天赋人权学说却对其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知识论方面，他们承认知觉的作用，并对凭借知觉能明确判断出来和不太明确的事物做了区分。这一学说总体上是合理的。他们还信仰先天的观念和原则。希腊人的一切逻辑都是演绎性质的，因此“最初的前提”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它必须完全或部分具有普遍性，并且无法用任何方法证明。斯多葛派认为，那些非常明显并为人人接受的原则就可以充当演绎的前提，先天的观念同样能作为定义的基础。他们的这一观点，在整个中世纪都是被承认的，就连笛卡尔也极为赞同。

16至18世纪所宣扬的天赋人权学说，就是对斯多葛派相关学说的继承和修正。斯多葛派对自然法和民族法进行了区分。自然法出自贯穿于一切普遍知识中的最初原则。他们认为，人人生来平等。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一书中提倡建立“一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体，一种以平等权利和言论自由为前提的政体，一种被统治者的自由能得到最大程度尊重的君主政府”。这种政治理想在罗马帝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对立法产生了极大影响，并极大改善了妇女与奴隶的地位。基督教也接受了这种学说，因此到17世纪的反专制主义斗争时，斯多葛派的自然法和天赋平等学说在基督教的掩护下发挥出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