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九龙仓争夺战，形势逆转
做生意一定要同打球一样，若第一杆打得不好的话，在打第二杆时，心更要保持镇定及有计划，这并不是表示这个会输。就好比是做生意一样，有高有低，身处逆境时，你先要镇定考虑如何应付。
第一节 建立通达的人脉，结识汇丰大班
李嘉诚在中环地铁上盖兴建权一役中表现出的大智大勇，让很多人惊叹不已。当时的汇丰银行大班沈弼，也因为这件事，对他之前从未注意过的李嘉诚刮目相看。就这样，李嘉诚从众多商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有幸和汇丰一起重建华人行。
华人行在香港非常有名，关于它的名称还有这么一则掌故：自香港开埠以来，中环便是洋人横行的天下，是他们操纵香港的风水宝地。当时，有一位地产商在皇后大道中兴道上建起一座写字楼。大楼建成后，很多华人入伙承租。这件事情引起了洋人的抵触，在他们眼中华人位卑身贱，不配和他们同楼出入。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已付订金的洋人纷纷退租。于是，这座大楼便成了华人的天下。当时，香港是殖民地，那里的洋商非常多，想要在市中心找到一座没有洋商的大楼实在不容易。在洋商退租后，大楼的名字也干脆改成了“华人行”，从此，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华商的独立王国。
之后，越来越多的华商在华人行开设公司，有不少华人在这里发迹。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数1969年年底正式营业的远东交易所。1963年，有着香港股坛教父之称的李福兆和友人欲在香港成立一所可以和香港会抗衡的证券交易所。然而，当时外资证券交易所一家独大，他们的新会所如果想要顺利开张，就必须秘密进行筹备工作。于是，只有华人的华人行，便成了他们眼中最好的场所。为此，他们在华人行秘密安装了150条电话线，为的就是可以随时沟通意见，并为以后的证券交易所打基础。就这样，在他们的努力下，属于华人的远东交易所在1969年年底宣告开张了。远东交易所是当时第一家华人证券交易会所，它的成立，更加确立了华人行的华商大本营地位。从此，华人行成为华商的标识和象征，是华人心中的骄傲。
1974年，华人行的产权被汇丰银行购入囊中。当时，华人行的建筑已经非常陈旧了。它的建筑外形因为兴建年代过于久远，与当时香港繁华的市容非常不协调。华人行处于中环银行区，四周高楼林立，因此显得格外破旧低矮。考虑到华人行以后的发展问题，汇丰银行在讨论过后决定重新修建华人行。
汇丰银行成立于1864年，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家以香港为基地的国际性金融集团，被称作香港第一大银行。香港当时用的港币几乎全部是汇丰银行发行的。该银行最早是由英国、美国、德国、丹麦等多国商人出资组建的，之后因为投资商意见不合，导致除了英国外其他国家的股东相继退出，最后成了一家英资银行。现在，汇丰银行是一家公众持股、在港注册的上市公司。1992年，这家总值高达2.1万亿港元的银行，收购英国米特银行，成功跻身全球十大银行之列，当然这是后话了。该银行从成立便始终奉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原则，它的管理权一直由该银行的英籍董事长掌管。
多年来，汇丰银行发展良好，一直占据着香港中央银行的位置，是港府特许发放钞票的银行之一。它能有这样的声誉，不仅仅因为它强大的资金实力，还因为它曾无数次地在香港银行挤提危机中扮演了救市角色，这为它赢得了香港民众和政府的信任。
不仅如此，汇丰银行还乐于帮助商人致富。一个多世纪来，经它扶持而成功的富商巨贾不计其数。包玉刚和李嘉诚的发迹也离不开汇丰银行的帮助。20世纪60年代，包玉刚刚进入航运界，手里并无太多资金发展业务。若是没有汇丰银行为他提供的无限额贷款，他的公司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他也不可能成为闻名香江的船王。1977年，李嘉诚取得了中环地铁上盖物业发展权后，若是没有汇丰银行的鼎力相助，长江实业和香港地铁的首次合作也不可能进行得那么顺利。
汇丰银行在香港商人心中有着非凡的地位。只要是商人，没有不想跟它合作的。它是商人眼中的财神爷，据说当时香港流行这样一句话：“谁能和汇丰银行拉上关系，就等于在香港高攀了财神爷。”如此看来，汇丰银行想要重新修建华人行，最不缺的应该就是合作伙伴了。
1976年2月10日，汇丰银行开始拆除位于中环核心地段的老旧华人行，开始重建工作。汇丰银行表示，清除地盘建好新楼后，依然重点发展出租物业。
华人行在众多华商心中的地位非同寻常，再加上它位于香港的黄金地段，当时又是地产热潮，重建工作必定只赚不赔。这样的好项目，自然引发了香港众多华商的争抢。李嘉诚自然也想拿下这个项目。
李嘉诚从1977年拿下中环地铁上盖物业发展权后，便名声大振，再也不是之前默默无闻的小企业家了。他主动让利给香港地铁的做法，赢得了商界的一致好评。中环地铁上盖物业项目结束后，香港地铁曾公开夸赞李嘉诚做事果断认真，称李嘉诚能力非凡，可以统观全局，决策果断，执行效率又好又高。
可以得到香港地铁如此高的评价，是李嘉诚始料未及的。他最开始决定争夺中环地铁上盖物业发展权时，确实想凭此项目提升长江实业的知名度。因此，他才会打破传统的利益分配原则，让利给香港地铁，并揽下建盖所有物业的责任。不过最终能够为他和长江实业赢得巨大的声誉，却是超出了他的预料的。
中环地铁车站上盖物业的项目本身并没有给李嘉诚带来多大的利润，但因这个项目所带来的无形资产却让李嘉诚收益颇丰。香港地铁的高度评价，让李嘉诚家喻户晓，获得了众人的瞩目。很多人钦佩李嘉诚的为人，希望自己可以和他合作。汇丰当时的大班沈弼就是其中之一。
沈弼是当时的汇丰集团董事局常务副主席，他在听说了李嘉诚战胜置地夺得中环地铁上盖兴建权的事迹之后，就被李嘉诚的真诚和不拘小节的处事风格感动了。作为一个商人，沈弼非常想认识一下李嘉诚，希望和他探讨一下真正的经商之道。人生百年，知己难求。从那以后，沈弼对李嘉诚的事情就格外关注。
当时，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在银行的支持下，通过发行新股的方式，斥资2.3亿港元，将美国控股的永高公司纳入囊中。这家公司拥有香港希尔顿酒店和印尼巴厘岛凯悦酒店的经营权。这两个酒店每年可以为长江实业带来2500万港元的稳定营收。值得一提的是，永高公司旗下的希尔顿酒店位于中环银行区，该酒店占地面积在3.9万平方英尺左右，有800多间房间。单从这间酒店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区占有如此广的面积来讲，它未来的发展空间一定很大。
沈弼不得不佩服李嘉诚的目光高远，称赞他具有卓越的经商头脑。同时，沈弼又从这件事上看出，李嘉诚有意向中区发展自己的事业。他高兴极了，马上联系了李嘉诚，二人相约见面。见面后相谈甚欢，马上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李嘉诚因以诚待人的做法引起了沈弼的注意，为日后长江实业和汇丰集团联手重建华人行综合大厦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善于合作，联手汇丰重建华人行
1977年中期，李嘉诚在大坑虎豹别墅买下15万平方英尺的地皮。虎豹别墅是星系报业胡氏家族的祖业。1958年，胡氏家族的胡应湘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土木系毕业。之后，他回国担任了港府工务局的技术官员。1969年，在父亲的担保下，胡应湘从银行贷款了1500万元，成立了合和实业。公司成立后，胡应湘邀请父亲出任新公司主席一职，他自己则成为新公司的总裁。几年后，合和上市，成为华商地产五虎将中最早上市的公司。
“飞侠”是胡应湘的绰号，指的是他在香港地产商进军内地时所占有的领先地位。胡应湘在内地发展得非常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陆续在内地完成了很多大项目，其中有广州中国大酒店、深圳沙角发电厂B厂、广深珠高速公路等。1988年，他为了更好地发展内地市场，推出了珠江口综合开发计划，该计划包括电厂、深水港、跨海大桥、海底隧道等工程。这个计划的成功实施，也为胡应湘赢得了商业精英的称号。对于众人的夸赞，胡应湘并没有过多回应，只是说他会在此投资35亿美元。当时和胡应湘有关的报道非常多，在众多报社眼中，胡应湘绝对担得起商业精英这个称号。他不只是地产商，还是优秀的建筑大师。当时很有名气的合和中心，就是胡氏自己设计建造的。建好后的合和中心大厦高66层，为圆筒形建筑，位于湾仔，总占地面积为5.4万平方英尺，是香港最大的商业大厦。
胡应湘向来舍得花钱，凡是出自他手的项目，每项都是大手笔。因此，很多人用“好大喜功”来形容他。这跟胡应湘的个性有一定关系，在胡应湘看来，名声似乎比挣钱要有意义得多。他似乎根本不在乎自己到底有多少资产，只是关心自己手中的项目。因此，有人评论胡应湘说，他的资产之所以比不上李兆基等人，完全是因为他没有十分强烈的赚钱欲望。由此可以看出，胡应湘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一旦确定要干一件事情，就会全力去做，无论要花费多少钱和精力。
这样看来，作为胡氏祖业的大坑虎豹别墅，风景必定极美。据说，胡氏还曾为大坑虎豹别墅写过一篇文章，内容大概是：“所谓别墅，其实不是一座私人花园住宅，而是规模宏伟、饶有特色的公园。在这座公园里，矗立着七座洁白巍峨的高塔。在白塔的旁边有美丽的亭台楼阁，红墙绿瓦，在四周郁郁葱葱的树木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显眼……公园里还有展览馆、游泳池。泳池中的水随着微风荡漾，将照耀在上面的阳光打碎。还有雕塑着动物的崖壁，叙述警世故事的泥塑和假山、山洞等。花园的建设非常全面，可以供人参观、游玩、购物、休息，总之该有的场所一个不少。到过虎豹别墅的人，无不称赞它的丰富多彩、富丽堂皇。”
李嘉诚也非常喜欢这块地皮，得到它后，马上在上面开始了兴建工程。谁知工程刚开始没多久，他就收到了游客的反馈，大家批评李嘉诚修建的大厦和整个别墅的风格冲突，显得格格不入，让人很不舒服。收到游客的反馈后，李嘉诚马上让公司停止别墅的修建工程，要求一切以民众的利益为主，尽量保留别墅花园的原貌。
这个消息传到了沈弼的耳朵里，沈弼非常赞成李嘉诚的做法。他更加欣赏李嘉诚了。因此当汇丰银行正准备重新修建旗下物业华人行，需要找一个合作伙伴时，他马上想到了李嘉诚。于是，他主动联系了李嘉诚，向其表达了想要共同重建华人行的想法。沈弼的青睐让李嘉诚惊喜万分。他深知华人行在华商中的地位，知道华资地产商都在争取可以参与到华人行的重建工程中。当时，他并不清楚沈弼为什么会选择和他合作，但是他非常高兴，这位“财神爷”竟然将这个橄榄枝抛给了他。李嘉诚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这是他第一次和汇丰银行合作，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双方见面后，很快便签订了合同，决定尽快开始重建华人行的项目。汇丰选择李嘉诚为合作伙伴的消息不胫而走，香港媒体再次到长江实业门前排队，希望可以见李嘉诚一面，采访他这件事情的始末。同一时刻，汇丰银行的大门口也被记者包围了。李嘉诚向来低调，记者们知道想采访他不容易，所以众多媒体将注意力转到了沈弼身上。他们声言要为香港人民问出汇丰为何会选择李嘉诚的长实。
经过穷追猛打，记者终于从汇丰银行的员工嘴里打听到了一点儿内幕。原来真正欣赏李嘉诚的是汇丰银行的现任大班沈弼。这个消息可难坏了众记者，要知道，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任何沈弼欣赏李嘉诚的传闻，甚至不曾有过两人接触的消息，怎么突然就欣赏了呢？记者们不敢相信，只能继续等待。数日后，长实集团和汇丰银行共同重建华人行的消息落实。由长实集团和汇丰银行共同组成的华豪有限公司成立。沈弼在华豪有限公司的记者发布会上，向大家说明了他信任、欣赏李嘉诚的原因。沈弼说：“李嘉诚先生在争夺地铁车站上盖兴建权一事上，愿意让利给合作商的做法，让我看见了他的真诚，而我一直十分欣赏真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后难免想要和李嘉诚先生成为朋友。我觉得，哪怕我只是为了他这份难得的真诚，也应该给他这个机会。而且我也相信李嘉诚先生一定会将这个项目做得很好。当然，现在说什么都太早了，等到工程结束的那一天，你们就会相信我选择的正确性，到那时候，你们说不定会觉得这次不是我给他机会，而是李嘉诚先生给了我机会。”
对于沈弼的高度评价和信任，李嘉诚感动极了。他当即就表示，一定会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地建好华人行，绝对不辜负沈弼先生和汇丰银行的信任。
华豪有限公司成立后，李嘉诚马上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的重建中。为了更好地指挥工作，以及更全面地了解施工情况和相关问题，他一有空就跑去工地，跟工人们待在一起。工程的每一步他都亲自研究，在确定无误后再开始施行。为了保持工人对该项目的热情，李嘉诚还会经常鼓励众人，陪他们一起加班加点地熬夜。李嘉诚知道，华人行的拆除和重建工程会对在这里经营的华商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他希望可以将重建华人行的时间压缩到最短，尽量减少华商们的损失。
李嘉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会为身边的人考虑。认识李嘉诚的人都知道，这位富豪一点儿都不像一个用词犀利、能言善辩的商人。相反，李嘉诚给他们的感觉更像一个中年学者，慈眉善目、为人拘谨，从未见他在任何人面前摆过架子。
在李嘉诚和众人的共同努力下，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终于建好了。建好后的华人行大厦的总面积为24万平方英尺，一共有22层楼高。大厦的外墙是用不锈钢和特种玻璃建成的。这种玻璃可以随着天气的变化呈现出不同深浅的颜色。大厦室内的室温、灯光，以及防火设施等全部是由电脑控制的。室内装修非常舒服，豪华却不奢华，典雅却不另类，十分合适作为写字楼和商业店铺。如此完美的工程总花销为2.5亿港元。李嘉诚交出的这份“答卷”让合作方非常满意。
1978年4月25日，华豪有限公司在香港举行了隆重的华人行正式启用典礼。沈弼作为汇丰银行的大班代表自己公司出席了本次典礼。庆典当天，沈弼显得非常高兴，兴奋地对着镜头说：“旧华人行拆除后，李嘉诚先生用了这么短的时间便兴建了新的华人行综合大厦。这样的修建速度和效率，别说是在香港了，即便在世界上，都可以堪称典范了。我在汇丰银行工作30年了。通过这几十年的了解，我深深感到本港居民以从事工商业而著称于世，不管海外公司还是本港公司，全都凭借快捷的工作效率和诚实的商业信用而受人称赞。我可以这样说，新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不愧为代表本港水平的出色典范！”
华人行是长实集团和汇丰银行共同完成的，沈弼作为汇丰的大班，不方便夸赞自己的公司。因此，他只好以对香港人民和新华人行的赞誉，来侧面表示他对李嘉诚出色工作成果的称赞。李嘉诚和汇丰银行的首次合作圆满成功了，他用自己的实力再次创造了香港第一，赢得了香港华商和英商的尊重与敬仰。
3月23日是香港的传统吉日，也是华人行大厦正式启用的日子。长江实业集团总部在李嘉诚的带领下，正式迁入新华人行综合大厦。李嘉诚终于在大公司、大银行云集的中环有了自己的地盘。
长江实业搬迁到中环，和汇丰银行成了邻居。李嘉诚和沈弼二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1985年，汇丰银行的股东们在商议过后，决定邀请李嘉诚担任执行董事。当时，没人敢否认李嘉诚的商业才华。因为和沈弼的关系，也因为对汇丰股东信任的感激，李嘉诚在成为汇丰银行董事之后，全心全意地发展银行的业务。他的努力和付出赢得了众股东的一致好评，后来更是被众人推选为执行董事副主席。
沈弼和汇丰的众股东们，除了看重李嘉诚的真诚外，还十分欣赏他的稳健。从进入房地产行业开始，李嘉诚始终坚持着“宁可少建或者不建，也绝对不多建”的原则。多年来，李嘉诚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依靠收租物业进行资金回笼，确保公司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现金流。这种做法也许不能马上发财，却可以长久地发展下去，相比那些冒险的挣钱方式，前途更加光明。李嘉诚的做法，让同样以稳健为发展基础的汇丰银行的股东们赞赏不已。
第三节 着眼未来，收购永高公司
1977年时，李嘉诚用2.3亿港元将美资永高公司购入囊中。这一举动开创了香港华资公司吞并外资企业的先河。
永高公司有两处产业，分别是香港中环著名的希尔顿酒店，和坐落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凯悦酒店。如今，这两家酒店每年的收入十分可观，为长江实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让长江实业的股东们非常满意。然而，在最开始李嘉诚宣布要收购永高公司的时候，大部分股东都发表了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永高公司不是什么优良资产，尤其是位于巴厘岛的凯悦酒店。当时的巴厘岛还不是旅游胜地，岛上一片荒芜，所以凯悦酒店当时亏损严重。从表面上看，永高公司短期内是不可能为长江实业带来任何盈利的。再加上当时永高公司报价太高，因此，当时长江实业的董事会决定基本处于一边倒的情况，赞成李嘉诚收购永高公司的人少之又少。
面对众股东的质疑，李嘉诚依然坚持己见。他耐心地给股东们分析凯悦酒店和希尔顿酒店的前景。李嘉诚说：“希尔顿酒店位于港岛中环，中环是香港的繁华区，四周不是银行就是商业中心，因此，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希尔顿酒店的前景问题。再来说说凯悦酒店，虽然目前看上去它的位置并不好，巴厘岛现在的确是一片荒芜，没有任何吸引游客的地方。但是，该岛的风景和气候还是不错的，因为地处热带，并且受海洋季风的影响，那里气候温和多雨，四季绿水青山，鲜花烂漫，林木参天，可塑性极高。只要稍稍发展一下，一定可以成为世界性的旅游胜地。”
20世纪60～70年代，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慢慢提高。温饱问题解决后，人们对生活的需求也慢慢提升，大家不再满足于待在一个地方，希望到处走走。现代旅游业便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始在香港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涌现出一大批旅行社、旅游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嘉诚坚信风景美如画的巴厘岛，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旅游胜地，凯悦酒店的生意也就会跟着红火起来。
“如果我们现在不将凯悦酒店争取到自己手中，等那里发展起来后，哪怕我们愿意出更多的钱，也不可能在巴厘岛建起一座和凯悦一样的一流酒店了。”李嘉诚接着说道。
李嘉诚是大股东，本可以忽略众股东的意见，直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决定。只是，他向来推行民主管理方式，喜欢听众人的意见，也愿意尊重各位股东的意见，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众股东也非常尊重李嘉诚，每次李嘉诚做出决定的时候，他们不管多气愤，都会认真听李嘉诚的想法，认真分析后，再发表最终看法。这样一来，虽然每次几乎都是李嘉诚“胜出”，但是股东们却没有一点儿不满。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在李嘉诚发表完自己的看法后，之前激烈反对的股东全部都安静下来，认真地思考李嘉诚的想法。他们不得不承认，巴厘岛的自然条件确实优异，如果开发得当，确实能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好地方。几番思量过后，众人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最终看法。此时多数人赞同李嘉诚的想法。
事后证明，李嘉诚确实眼光高远。希尔顿酒店和凯悦酒店自从归入长江实业后，经营状况迅速转好，不到两年的时间便由亏本转为盈利了。尤其是在巴厘岛的凯悦酒店，在巴厘岛成为印度尼西亚最美岛屿后，入住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多，如今已是世界一流的酒店了。
长江实业收购外资企业的首战非常成功，因此李嘉诚在外资的收购项目上更有信心了。收购永高没多久，李嘉诚便将矛头指向了同样是外资企业的九龙仓。
第四节 周密衡量，目光对准九龙仓
说起九龙仓，就不得不先说一下怡和洋行。怡和洋行创办于1832年，注册地在广州，创始人是两个苏格兰人，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
威廉·渣甸原本是一名医生，曾在东印度公司担任医生职位。1817年的时候，他不满足于行医生活，开始和别人合伙走私鸦片。最初他在孟买一带活动，虽然在中国也有业务，不过都交由一个名叫霍林沃兹·马尼亚克的人代理。1823年，霍林沃兹从自己的哥哥那里继承了专门经营鸦片走私活动的查尔斯·马尼亚克公司，并改名为马尼亚克公司。霍林沃兹认为渣甸是一个有胆识、有商业头脑的人，于是邀请渣甸进入马尼亚克公司，两人合伙经营。不久，霍林沃兹退休回国，很少过问公司业务，渣甸开始全权负责马尼亚克公司在广州的进出口业务。
詹姆斯·马地臣也曾在东印度公司工作，1815年，他成为一名自由商人，加入了自己叔父开办的一家公司。业务逐渐熟练以后，马地臣离开叔父的公司，来到广州开始从事鸦片走私。1826年，马地臣结识了渣甸，并在两年后加入马尼亚克公司，成为渣甸的合伙人。事实证明，这两人是天生的合作伙伴，两人一般的胆大，一般的欲壑难填。他们不满足于广州一地，把触手伸到了渤海湾一带。
1832年7月1日，渣甸和马地臣正式在广州注册成立怡和洋行。而在前一天，马尼亚克公司刚刚倒闭。由于当时清政府腐败泛滥，之前强大的东印度公司也已经日薄西山，怡和洋行很快发展起来，成为英商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头号公司。当时的渣甸被其他商人称为“大班”，也就是总经理的意思。
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实行禁烟政策，怡和洋行的鸦片走私受到很大打击。怀恨在心的渣甸开始努力游说英国政府向清政府开战，同时把香港夺到手中，作为英商的贸易据点。可以说，在鸦片战争的爆发上，渣甸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843年，上海怡和洋行成立，怡和开始拓展业务范围，首先是进入地产业，之后逐渐进入铁路、船务、矿业、银行等诸多产业，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经营的公司。
1886年，怡和洋行和英商保罗·遮打合作创办了九龙仓公司，主要经营码头货运业务。保罗·遮打本人是货运行业出身，曾创办香港码头货仓有限公司，但由于起始阶段资金不足，最终破产。后来他从香港政府手里买到了尖沙咀临海的地段，当时那里很空旷，非常适合建立码头。于是他找到怡和洋行，合伙成立了九龙仓。
得益于怡和洋行在多年鸦片和其他贸易中积累的雄厚资本，以及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九龙仓很快发展成为香港首屈一指的码头货运公司。香港有名的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都在它的名下。
九龙仓和置地都是怡和的上市公司，对于怡和来说，两者在重要性上是相同的。新界、九龙尖沙咀，以及港岛上的大部分码头、仓库、酒店、大厦、有轨电车、天星小轮等都是它的产业。这么多年来，九龙仓慢慢收购了不少企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发展势头良好。可以说，谁拥有了九龙仓，就等于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的货物装卸、仓储和过海轮渡。如此历史悠久、资产雄厚的九龙仓，李嘉诚自然不会放过。
其实，在李嘉诚决定收购九龙仓的时候，就隐约听说当时被称为船王的包玉刚也有收购九龙仓的想法。只是，包玉刚当时并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他的真实想法李嘉诚也不清楚。李嘉诚做事向来谨慎，即便包玉刚现在还没有任何行动，他也必须要将包玉刚这个人了解清楚，这样一来，如果他们未来真的成为对手，才不至于惊慌失措。据说，李嘉诚为包玉刚是否会参与九龙仓争夺这一问题，召开过一次集体股东会议。众股东一致认为急于上岸的包玉刚，非常有可能大举收购九龙仓。
包玉刚出生于1918年11月16日，出生地是浙江省宁波市。1967年，他组织了环球航运集团。1970年，他和汇丰银行首脑桑达士一起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被众人推选为该公司的主席。1972年，包氏的“环球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成立，包玉刚出任公司董事局主席。3年后，包玉刚如愿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同时，他还赢得了“东方奥纳西斯”的美誉。之后，包玉刚不断扩充公司的船队，到1981年，该船队已经发展到210艘，运载总重量2100万吨，成为世界上拥有船只最多的船王。但当时，世界航运业的发展已经慢慢开始停滞。
那时候，包玉刚开始厌倦了海上那种居无定所的日子，同时他看到航运业市场渐渐冷淡，便有了“弃船上岸”的想法。然而，包玉刚的事业长期集中在海上，岸上并没有他的容身之地。因此，包玉刚先要为自己找一个突破点。九龙仓的主要发展位置在尖沙咀，那里的很多地皮、商厦都归九龙仓所有。位于尖沙咀的这片优质地皮，是九龙仓的王牌。这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地皮和大厦，自然成了船王包玉刚眼中的肥肉。
除了世界船王包玉刚外，怡和洋行也是李嘉诚的竞争对手。怡和本就是九龙仓的股东，持有九龙仓大量的股票。怡和洋行创办于1832年，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后，它的实力自然不容小觑。不管是包玉刚还是怡和洋行，都是不可小看的对手，他们若是都加入竞争，李嘉诚想要拿下九龙仓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于是，精明的李嘉诚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细账。1977年年末和1978年年初，九龙仓股票每股在13～14港元之间徘徊。当时，九龙仓发行股票总数还不到一亿股，这就是说，它的股票市值还不到14亿港元。然而，股票市值如此低的九龙仓却在九龙最繁华的地段拥有着大量的地皮、物业。那里的地皮若是按照当时同一地区官地拍卖价每平方英尺6000～7000港元计算的话，九龙仓股票的实际股价应该在每股50港元以上。也就是说，即便九龙仓的股价再往上涨4倍，从长远来看，也是有购买价值的，至少不会有太大的损失。若是将地皮加以开发利用的话，升值前景也十分明朗。总之，九龙仓的股票市值远远低于它的实际价值，是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项目。
第五节 寻找对手的弱点，暗中收购
李嘉诚在分析过九龙仓的市场价值后，决定先私下收购九龙仓的股票。他告诉公司的各个成员，此番收购计划务必要秘密进行，不可惊动怡和与包玉刚等竞争对手。在李嘉诚的授意下，长江实业的股东们开始不显山、不露水地收购九龙仓的股票。为了让这次行动更加掩人耳目，李嘉诚采用分散户头暗中收购的方式，将散户手中的股份作为这次收购的关键股份。这样一来，别人根本不可能发现李嘉诚的收购意图，因为他所收购的股票并非全部在自己的名下。
就这样，李嘉诚悄悄地从散户持有的九龙仓股票中买下了两千万股。因为收购是暗中进行的，所以怡和和包玉刚并不知道这件事情。1978年，市场上传言有人大量收购九龙仓股票，并且指明这是一个华资商人所为。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不知是从哪里传出风声，说这个华资商人就是李嘉诚。收购九龙仓在当时的香港商界无疑是一件大事，自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记者们纷纷赶到长江实业，堵在门口要采访李嘉诚。
面对记者的突然到访，李嘉诚没有丝毫慌乱，他说道：“有关长实要收购九龙仓的说法完全是空穴来风，我和整个董事会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长江实业否认有意收购九龙仓的新闻发出后，怡和的股东们暗中松了口气。虽然他们并不认为长江实业有能力成为怡和洋行的对手，但是有了长江实业战胜置地的前车之鉴，因此不敢掉以轻心。
当时，长江实业参与收购九龙仓股票的股东们已经收购了九龙仓两千万股股票，完全有能力与怡和抗衡。他们不知道身为董事长的李嘉诚为什么会否认公司的意图。李嘉诚否认得这么彻底，日后长江实业若是公开收购计划，股民们一定会非议长江实业的做法。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诚信重于一切，既然李嘉诚已经公开宣称不会收购九龙仓，那么重股东们暗中进行的工作看来是要前功尽弃了。让大家不明白的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李嘉诚甘愿放弃这个前景光明的项目？
原来，之前并未公开宣布收购九龙仓的包玉刚，在听到李嘉诚持有大量九龙仓股票的传言后，立刻展开了收购行动。他的加入让李嘉诚不得不重新分析这场争夺战的形势。
之前，竞争对手只有怡和洋行，李嘉诚认为自己还有胜算。虽然那时候怡和就是九龙仓的大股东，手里握着大量的九龙仓股票，优势十分明显。可是，李嘉诚还是发现了怡和在九龙仓投资策略上的四个致命弱点：
第一，九龙仓以发行新股的方式筹集发展资金。1973～1974年，九龙仓为了筹集资金发展海洋中心和海港城这两个重大项目，先后多次发行新股，并向外送出不少红股。公司的股数从990万股急速增长为8501万股，多出了将近十倍。这个做法导致怡和手中的股份发生了改变，无论是拥有总股票的百分比，还是拥有股票的价值，都被大幅度地摊薄。
1957年5月到1976年10月，九龙仓再次发行了1.2亿港元的8厘息可兑股债券，以及两亿港元的7.5厘息附有认股证债券。此次债券息率居然比股票的红利还高，这让很多喜新厌旧的九龙仓股东，立即将自己手中的九龙仓股票抛出，用变现的资金收购债券。九龙仓股价也因此大幅走低，股票大量流入散户手中。李嘉诚当初就是看中了这些散户手中的股票，从而使得长江实业可以在怡和与其他对手察觉之前，掌握可以与怡和相抗衡的股份。
第二，九龙仓兴建商厦的方法与置地类似，均以出租物业为主。这个做法虽然稳健保守，可以保证公司财政不会出现现金流短缺等问题，但大大占用了公司的流动资金，现金回流慢，盈利增长自然不会快。九龙仓一直处于流动资金缺乏的境况，其股价自然不可能太高。长期盈利低迷的客观情况下，很难指望股东们依然对其充满信心。这也是很多股东抛售九龙仓股票的原因。
第三，怡和洋行在清末曾大量贩卖鸦片，因此对强有力的中国政府十分忌惮。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攀升，怡和早就开始了一项战略部署，那就是大幅度地削减在香港的投资，将资产逐渐转移到海外。因此李嘉诚推测，怡和当时的大部分资金应该在海外，争夺九龙仓与它的总体发展战略相违背。为了长远发展，怡和自然不可能拼死捍卫九龙仓股权。
第四，即使怡和做出死守九龙仓的决定，也没有那个实力。当时，怡和全力扩展海外市场，资金大量外流，使它在香港本土已经没有充裕的现金流了。而怡和的这些海外资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回流。时间不等人，九龙仓争夺战他们已显颓势。
面对怡和洋行，李嘉诚的赢面可能还是非常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嘉诚自然想要尽力一搏。如今，包玉刚的加入让原本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原本李嘉诚只要收购九龙仓20%的股份，就可以和怡和公开叫板了。但是因为包玉刚的插手，原本的计划已经不现实了。
这时，李嘉诚组织长江实业的智囊团进一步分析了九龙仓争夺战的形势。当时，怡和仍然是九龙仓股份有限公司最大的股东。虽说是最大的股东，但是它拥有的九龙仓股份还不到总股份的20%。而长江实业通过散户暗购的方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收纳了九龙仓将近18%的股份。若是不考虑其他竞争对手，只和怡和竞争的话，长江实业只要再收购2%左右的股份，就完全有能力和怡和公开对抗了。而当时置地虽然是九龙仓的联营公司，但拥有的九龙仓股票只有10%左右，大量的股票还是在散户们手里。香港毕竟还是华人的地盘，这些散户中必定华人居多。如此一来，在价钱相同或者略高的情形下，分散持股的香港人，肯定更愿意卖给自己的同胞，也就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拥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缘、人缘，李嘉诚完全可以开出优厚的价钱，然后等着股票自动送上门来就好。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收购计划里，李嘉诚几乎拥有绝对的主动权。然而，这样胜利在望的良好局面却因为包玉刚的介入而化为泡影。
同时，李嘉诚大量收购九龙仓股票，导致九龙仓股票已经从原先的每股十余港元涨到了每股三十多港元。随着九龙仓股价的飙升，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其中。他们并不清楚九龙仓股票的涨幅为什么会如此巨大，也不清楚买入九龙仓的股票可以得到什么长远的好处，他们只是遵从买涨不买降的原则，跟风购买罢了。市民的疯狂抢购直接促使九龙仓股票一涨再涨，眼看马上就要涨到每股50港元了，也就是李嘉诚在参与九龙仓争夺时，估算出的九龙仓的实际价值。局面已然失去控制，计划是否继续还要继续进行成了当前的首要问题。面对凶险难测的明天，李嘉诚犹豫了。
不同于李嘉诚的犹豫，当时香港的众多股民和一些企业依然在跟风买进，将九龙仓的股价炒得越来越高。照这样发展下去，李嘉诚若是继续争夺九龙仓，势必会动摇到长江实业的根基。而且，当时市面上已经有传言说是长江实业集团的李嘉诚在收购九龙仓的股份。长江实业已经不可能继续暗中收购股票了，这为长江实业继续收购九龙仓增加了难度。
就在这时候，汇丰银行当时的大班沈弼找到了李嘉诚，告诉他包玉刚和怡和有意购买他手中的股票。原来，那时候包玉刚也听到了风声，知道暗中收购九龙仓股份的人是李嘉诚，感到大事不妙，不得不向多年的合作伙伴汇丰银行求救。就在沈弼接到包玉刚求救的同时，怡和洋行也向沈弼提出了帮助申请。和李嘉诚料想的一样，怡和洋行因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已经盈利停滞、负债累累，根本没有充裕的资金来阻止李嘉诚和包玉刚的收购计划。怡和洋行在知道李嘉诚有意收购九龙仓之后，立刻紧急部署了反收购行动，也确实用高价从一些散户手中收回了部分股份，但为时已晚，不得不向汇丰银行求助。沈弼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亲自致电李嘉诚，劝说他放弃收购九龙仓。
第六节 和气生财，退出争夺
1978年3月，九龙仓股票在股民的疯狂炒作下，冲破每股46港元的高价，创历史新高。这个价钱已经非常接近李嘉诚对九龙仓股票的实际估值了。若是继续收购下去的话，股价势必会比每股的实际估值高出很多，那样一来，收购九龙仓就失去了意义。付出那样大的代价，尚且不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在那样的情况下，他想要入主九龙仓董事局的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了。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手中的控股权只要超过该公司总股份的50%以上，就可以算拥有这个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了。否则，很可能会被收购方反收购，这就会使收购方前功尽弃。如今九龙仓的股价已经被炒高，按照李嘉诚的财力，想要增购九龙仓股份到51%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当时九龙仓的董事察觉到有人想要收购九龙仓，已经布置开启了反收购计划，企图将九龙仓的股份从分散的小股东手中拿回来，以增强其对九龙仓的控股能力。
1978年7月，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在好友多番请求下，决定亲自见见李嘉诚。在沈弼的劝说下，李嘉诚决定放弃对九龙仓的收购，将手中股票转让给财大势大的船王包玉刚。外界纷纷传言：当沈弼开口让李嘉诚把九龙仓让给包玉刚的时候，李嘉诚很快就同意了，当即通知长江实业所有参与九龙仓收购的股东将股票转让给包玉刚，并且表示不再收购其股票。
包玉刚选择九龙仓作为开展陆上业务的突破口，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这起船王吞并九龙仓的事件也被记录在香港资深编辑晓笛和著名作家冷夏共同完成的《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
首先，控制着九龙仓行政大权的置地公司，虽然实力雄厚，背后更有财大气粗的怡和洋行撑腰，其气焰可说是嚣张至极，但是，它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实际拥有九龙仓的股份只有20%。一般来说，上市公司的股权若小于35%，则容易被人乘虚而入。怡和和置地也不是不知道这个现状，只是这个老牌英资洋行太傲慢，从不把华资集团放在眼里，到头来只好喝下自己酿就的苦酒。其次，包玉刚搞了二十多年航运，对码头的重要性有切身体会。他搞航运，由于没有地盘和仓库，在香港的业务都要租用九龙仓的仓库，其费用十分昂贵，等生意做成了，很大一部分利润却都被九龙仓盘剥而去，对此，他又怎能甘心？他很早就想拥有开展储运业务的仓库，要达到这一目标，最佳方法当然就是拥有足够的股份来控制九龙仓的行政大权了。
除了这两个原因，还有一个别人不易关注到的有利条件。那就是，怡和洋行在香港的声誉不太好，在它控制九龙仓的时候，采取高额盘剥的政策，致使港英当局对它也甚感不满，曾对它发出过警告，如果有华资出面争夺九龙仓，在相同的条件下，在港的华人绝不会袖手旁观，他们肯定会偏向华资一方。这一点对于包玉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考虑到这三个方面，再加上从李嘉诚那里接手的两千万股九龙仓股票，包玉刚心里踏实了许多。但是，办事谨慎的包玉刚并没有向新闻界透露任何风声，以至于外间一直蒙在鼓里，而包玉刚则不动声色，继续加紧收购九龙仓股票。对于包、李二人的暗中交易，怡和洋行并不知情。早些时候，怡和洋行见李嘉诚收购股票，也紧张了一阵子。后来见李嘉诚停手不干，由包玉刚接手购买，便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的控制地位已不受威胁了。然而他们实在太大意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包玉刚仅用了八十多天的时间，就买入了一千万股股票，加上原来持有的股票数目，他已控制了30%的九龙仓股权，大大超过了怡和。
李嘉诚一贯坚持“在稳健中求发展”的经营方针，他个人也不希望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并且，李嘉诚也不愿意因为九龙仓一事，同时和怡和洋行、汇丰银行成为敌人。汇丰银行是香港的“财神爷”，长江实业的发展还需要汇丰银行的大力支持。即便不考虑以后，单看现在，李嘉诚也不能不给汇丰银行这个面子，否则汇丰非常可能贷款给怡和，这样怡和就可以收购足够的股份来应对收购。李嘉诚当然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况且，长江实业虽然收购了九龙仓两千万股股票，但因为当时的股票市场并不像现在一样透明，李嘉诚并不知道怡和洋行启动反收购之后，从大量的散户手中收回了多少股份。怡和也没有向公众透漏自己手中持有九龙仓股份的份额。所以，李嘉诚并不知道谁才是九龙仓最大的股东，自己究竟有多少竞争对手。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李嘉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终还是决定放弃这场胜算不清的战争。
在李嘉诚决定放弃这个计划没多久，市面上便流传出消息，言辞凿凿地说李嘉诚就是最近大量收购九龙仓股票的幕后华商。记者们为求真相，纷纷前往长江实业，于是，便有了1978年7月26日的那次采访。那时候，李嘉诚已经答应了现任汇丰大班沈弼，退出此次九龙仓收购大战。所以在记者询问时，李嘉诚十分肯定地否认了市场上的那些传言，并且明确地向记者表示“自己并没有收购九龙仓的想法”。
九龙仓收购大战，随着李嘉诚的退出而掀起了众人争抢的高潮。赫赫有名的船王包玉刚，正式从幕后走到台前，公开向众人收购九龙仓股票。随着包玉刚的出现，很多实力强大的对手，都浮上水面。在众多竞争者中，最有可能拿下九龙仓的企业就是创办于1832年，经过了一百多年发展的怡和洋行，和当时已经成为世界十大船王第一的包玉刚。两边实力相当，均有不拿下九龙仓誓不罢休的气势。
争夺战进行到这一步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李嘉诚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当初听从沈弼的意见放弃收购九龙仓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李嘉诚虽然投得了地铁上盖物业发展权，从而大大扩张了自己的事业和在公众中的影响。但是那时的他，和世界船王包玉刚比起来，不管在声誉还是在财力上，都相差甚远。
根据吉普逊船舶经纪公司1977年的记录，包玉刚在世界十大船王的排名中，稳坐第一把交椅。记录明确记载了包玉刚船队的运载总重约为1347万吨。包玉刚的船队规模十分庞大，将同是香港船运商人的董浩云和赵从衍远远甩在身后，而当时世界名气最大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也才刚刚跻身世界船王前十当中，名列第八位。有专业人曾经指出，拥有如此实力的包玉刚，还是全香港商界和世界政要交往最多的一位。他的办公室里挂满了他和世界各地王室成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各行各界的名人伟人的合影照片。这里面的很多人不只和包玉刚有过生意合作，还私交甚好，如果包玉刚有事相求，他们必定不会袖手旁观。而当时的李嘉诚，甚至没有单独会见过自己国家的主席。由此可见，当时包玉刚所拥有的财力，并非李嘉诚一个小小的香港商人所能相比的。
有人说，李嘉诚放弃和船王包玉刚竞争是最明智的选择。当时，香港报刊还没有进行富豪榜的编制工作，但包玉刚绝对是香港的首富，这一点单从海外传媒报道的消息就可以看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嘉诚若是硬和包玉刚、怡和争夺九龙仓的话，不但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还会因此为长江实业在香港和海外树立三个强敌，分别是船王包玉刚、怡和洋行以及汇丰银行。不但如此，还有可能将原本已经很激烈的九龙仓争夺战，再推上一个新的高潮，进一步推高九龙仓股票的价格。其他股票可能也会因此出现上涨的趋势，从而掀起股市热潮。如此不合理的股价上涨，极有可能会导致香港金融界的又一次崩溃。万一到了那样的地步，香港经济也将面临不可避免的衰退。
其实，李嘉诚着手收购九龙仓股票的时候，已经料到包玉刚很可能加入到这次大战中。虽然当时李嘉诚并不清楚包玉刚的真实意图，到底他是因为看中九龙仓的发展前景而进行长期投资，还是意图控制九龙仓。李嘉诚只是根据九龙仓关联到的行业和产业发展地域，猜想在世界航运业中有领导地位的包玉刚，必定也想将拥有数个码头且设备极为现代化的九龙仓纳入囊中。他当时便肯定，包玉刚在九龙仓争夺战中，为了夺取九龙仓股权，一定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当时，单靠他自己的实力，绝对不是包玉刚的对手。再加上汇丰大班沈弼也明确向他表示，会全力支持包玉刚夺魁。面对如此强劲的敌人，猛闯不如退步，放弃不但可以收回成本，还能交到两个朋友，何乐而不为！权衡得失后，李嘉诚决定将这个人情卖给沈弼和包玉刚。
第七节 以和为贵，以让为赢
1978年7月，由沈弼牵线，李嘉诚和包玉刚在中环一家环境幽静的茶室里见面了。这次见面，后来被香港记者称为九龙仓转折会议。报纸是这样描写此次见面的：“九龙仓大战中，和英资争夺九龙仓的另一位资产雄厚的华资财团主席，名声响彻世界的第一船王包玉刚爵士，在汇丰银行大班沈弼的引荐下，私下会见了目前在九龙仓收购战中举足轻重、握有大量九龙仓股票的李嘉诚。”报道提及的三人，在香港商业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如何能不引发众人热议？公众热议的事，媒体自然会迅速关注。于是各路记者纷纷来到中环，一家家地询问茶社店员是否见过李嘉诚和包玉刚本人。据说有人真的找到了二人会见的蛛丝马迹，并大肆报道，引得众媒体跟风前往长江实业和汇丰银行一探究竟。对于这种坊间风传的小道消息，李嘉诚和沈弼均矢口否认，称从不知此事。
越是神秘的话题，越容易引发人们一窥究竟的欲望。正因为李嘉诚和沈弼的否认，人们对这个话题更加好奇了，绞尽脑汁地想找到将他们连在一起的线索。没多久，市面上又流传出一种说法。说这次会见是李嘉诚主动发起的。但是这种说法很快就被很多行内人士否定了。据香港的一些商界人士所说，李嘉诚向来不喜欢求人。而且根据媒体之前的报道，以及九龙仓股票所展现出的情况来看，李嘉诚已经拥有了九龙仓两千万股股份，在这次收购战中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而包玉刚则因为行动过晚处在被动的位置上。再加上李嘉诚从商多年，一直非常低调，这次他也只是默默地收购了九龙仓两千万股股份，并没有说要争夺九龙仓控制权，所以他可以将手中的九龙仓股份卖给包玉刚，当然也能卖给很多人。当时也在九龙仓争夺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怡和洋行，非常乐意得到李嘉诚手中的股份。因此，从客观上讲，李嘉诚实在没有主动约见包玉刚的必要。反而是当时在争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包玉刚，为了战胜怡和等其他对手，很有可能通过沈弼约见李嘉诚。毕竟，对九龙仓势在必得、急于求购的是包玉刚，而非李嘉诚。
不管二人见面到底是谁先提起的，他们总归是见面了。经过一番商讨，会面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约见当天，求股心切的包玉刚早早便在茶室等候了。那次会面，向来习惯早到的李嘉诚第一次晚于他人赶到约定地点。早上八点多，李嘉诚早约定时间十几分钟走进会面的包厢，一进门就看见了已经等候多时的包玉刚，立马上前表示歉意。时间是包玉刚定的，他自然知道李嘉诚非但没有迟到，还早到了十几分钟。包玉刚立刻就对李嘉诚有了新的看法，他从心里愿意交李嘉诚这个朋友。如果说之前李嘉诚在包玉刚眼中只是一个拥有大量九龙仓股票的商人的话，那么现在李嘉诚因为此次早到的十几分钟，成功地在包玉刚心里留下了真诚友好的形象，为之后包玉刚愿意将自己名下和黄股份转让给李嘉诚打下了基础。
正如外界所说，李嘉诚在此次约见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动权，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嘉诚不但没有摆架子，反而愿意配合求股心切的包玉刚，提前赶往约见地点，实在非常难得。而包玉刚身为世界船王，不但没有看轻晚辈，反而提前赶到等待李嘉诚，也让李嘉诚看到了包玉刚的诚意，使李嘉诚从心里愿意和他合作。两人都看出了对方的诚意，因此，接下来的商谈进行得愉快而顺利。李嘉诚按照之前和沈弼商量好的，将自己名下九龙仓的股票，以市价全数转让给了包玉刚。
就这样，只用了一杯清茶的时间，两人便完成了香港商业史上非常有名的九龙仓争夺战中，至关重要的一次商谈。商谈结果让两个人都很满意。包玉刚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九龙仓股份。李嘉诚也从中获得了5000万港元的利润。不同的是，包玉刚在欣喜之余，总归有些淡淡的惆怅和失落。毕竟，从李嘉诚手中买下九龙仓股份只是这场竞争的开始，之后还有其他的困难需要面对。而他在一开始，就不得不掏出如此大的一笔资金，这自然让他感到失落。然而，九龙仓又是包氏企业不得不夺下的重要产业，它影响着包氏企业的未来。只要包玉刚想要减船登陆，就必须打开九龙仓这个大门，他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九龙仓对于包氏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它的码头货仓可以成为包玉刚日后发展的根据地，帮助其发展海上航运。有了九龙仓，包玉刚才有了可以在陆地上大展拳脚的地方。关于这一点，著名作家陈衍俊在自己的书中做了详细的记述。内容如下：
在1978年9月，李嘉诚手头已掌握了九龙仓18%的股票，几乎与怡和系财团对等（怡和财团控制有九龙仓20%的股票）。斯时，又有另一华资集团香港船王包玉刚也在筹划争夺九龙仓的控股权。面对这一激烈竞争的局势，李嘉诚考虑到，既要照顾好汇丰银行与怡和财团之间的关系，又必须妥善地处理好“长实”与“船王”的关系。既要做到努力避免剑拔弩张的局面，又能为“长实”的股东谋利，还要为未来的长远发展留下回旋余地。几经反复思考，李嘉诚终于下了大决心，在中环文华阁约见了船王包玉刚。双方经过20分钟的商议，李嘉诚将已掌握的两千万股九龙仓股票转卖给了包玉刚，满足了包玉刚的愿望。从这笔转让中李嘉诚收获了纯利五千万港元。包玉刚动用30亿港元即赢得了价值98亿港元的九龙仓控股权。各得其利，各取所需。这件事，在当年香港商界中曾被看成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团，蒙上了一些神秘色彩。从客观情势及后果来看，李嘉诚当时的这一高“招”，也即是“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经营策略。他这样做，既能使包玉刚满意，得到英资金融巨头汇丰银行的首肯，也让“长实”股东下得了“台阶”。其实，这是很高明的策略。暂时的“退让”，有效地调整了“长实”与“船王”和“汇丰”之间的关系，并为不久之后“长实”赢得事业上“质”的飞跃埋下了一个很大的“伏笔”。其中“奥妙”，很值得经济界专家们细细予以研究，但李嘉诚实收“一箭三雕”之效，棋高一着，盖“商界奇才”也。
1978年9月5日，包玉刚通过公司正式向媒体宣布，他本人和包氏家族已经购入了九龙仓20%左右的股份。按照当时的《公司法》，持股超过该公司16%的股东，就可以成为该公司的董事。包玉刚和他家族手中所掌握的九龙仓股份已经超过了《公司法》对成为董事成员的规定值，因此，怡和洋行和置地的现任大班纽璧坚不得不同意，让包玉刚和他的女婿吴光正一同加入九龙仓董事局。
因为李嘉诚的慷慨解囊，包玉刚参战虽晚，却依然获得了首战的胜利。9月7日，香港《明报晚报》发表了对他们对李嘉诚的采访，并且明确表示，此次采访的主要内容跟九龙仓大战有关。专访内容如下：
“如今，九龙仓事件已经披露，包玉刚手中握有九龙仓20%的股份，并成功以此股份进入九龙仓董事局。而这之前，并没有任何消息指明包氏公开或暗中收购九龙仓股份，没人知道如此戏剧化的一幕是如何发生的。虽说此事如今已成定局，所有行动和交易都已尘埃落定，但仍有很多人想知道其中的内幕和秘密。”
“从九龙仓事件开始，到中期，再到真相披露前，长江实业集团的主席李嘉诚先生终始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人们总喜欢将他和九龙仓放在一起讨论、揣测。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本社于昨天到长江实业，采访了李嘉诚先生。整个采访，李嘉诚先生积极配合，将他在九龙仓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详细地告诉了本社。以下报道均是李嘉诚先生本人的意思。”
“据李嘉诚先生所说，他本人并没有大量购买九龙仓股票，而长江实业的确有过大规模投资九龙仓的计划，之前市面上盛传的‘有华资企业大规模吸纳九龙仓股票’的说法，应该就是出自这里。按照李嘉诚先生的意思，他本来准备通过名下公司，在不影响市场的情况下，买进九龙仓30%～50%的股份，用作稳健性的长期投资。但是，当他以吸纳散股的方式，收购了大概两千万九龙仓股份时，九龙仓股价就已经开始急速上涨，超出了长江实业当时所拟出的最高价钱，使其不得不放弃吸纳九龙仓股份。既然该计划不能实施，那么自然没有必要将九龙仓两千万股握在手中，再加上九龙仓当时的股价处于高位，权衡之下，李嘉诚先生决定将自己手中的九龙仓股权全部转出，赚取中间的差价。”
第八节 置身事外，看别人争夺
李嘉诚将股份卖给包玉刚之后，拿着五千万利润，从旋涡中全身而退。而包玉刚正式进入了对九龙仓的争夺战。
包玉刚正式进入九龙仓董事局之后，依然不断地通过市场和幕后吸纳九龙仓股份，慢慢地将自己手中的股份从之前的20%，扩展到了30%，将九龙仓原本的控股公司置地，远远地甩在身后。包玉刚毫不掩饰自己要吞并九龙仓的想法，依然大笔吸纳九龙仓股份，这让当时身兼三家公司主席的纽璧坚大为惊慌，一度将包玉刚和他的女婿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和纽璧坚一样，包玉刚同样也把纽璧坚当作绊脚石。二人互不相让，单单在董事会上就发生过不少摩擦。因为二人一直在争抢九龙仓股票，所以九龙仓股价没有丝毫回落的迹象，依然持续高涨。
1980年6月，包玉刚因为航运上的事情，不得不前往欧洲参加会议。纽璧坚抓住这个机会，趁着包氏企业无人坐镇，在市场上展开了突然袭击，将九龙仓大战推向了新的高潮。置地公开宣布将采用换股的方法，用价值100港元的置地股，换取股东手中市值77港元的九龙仓股票。之前李嘉诚就分析过，九龙仓每股的实际价值应该在50港元左右，怎么就涨到每股77港元呢？要知道这个价钱几乎超出九龙仓每股真实价格的一半。原来置地从得知包玉刚赶赴欧洲之时，便开始酝酿此次换股计划了。为了可以召集更多的股东换股，他们早早就放出风声，给了众散户准备时间，等包玉刚离开香港后，纽璧坚便大张旗鼓地“收网”。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九龙仓股价猛涨事件。据香港媒体报道：1980年6月19日，置地趁包玉刚身赴欧洲之际，欲用其换股的方式将手中20%的股份增长到49%。此消息一出，九龙仓股价逆市而上，当日最高增到78.3港元，最后以77港元收市，对比一日前，九龙仓股票每股增长了3.5港元。
20日，置地公司宣布增购九龙仓股份，将自己手中原有的20%的九龙仓股份，增加到49%。条件就是每两股置地股份，以12.2港元的价钱，外加一股面值75.6港元已缴足无抵押保证债券换取一股九龙仓股份。为了吸引更多散股，纽璧坚专门强调了该债券的利率为10厘。按照香港当时的股市情况来算，置地公司提出以约100港元的代价，来换取一股市价在77港元左右的九龙仓股份，这是非常诱人的。
对于手握九龙仓股份的股东们，置地开出的条件显然十分有吸引力。股民们都想将自己手中的股份卖给置地，每个人都非常高兴。这对包氏集团来说十分不利，如果置地真能利用此次机会，将自己手中20%的股份增长到49%的话，包氏集团无论再怎么样都不可能拿到九龙仓51%的绝对股权。那时候，拥有九龙仓绝对控股权的置地，只需要再稍作努力地往前踏出一步，就能在这次大战中反败为胜，彻底击碎包玉刚想吞并九龙仓的美梦。
此事的具体情节，可以在《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有所了解：
这天清晨，包玉刚正在寓所里跳绳。他一气跳到300下便停了下来，很自然地想起香港有可能发生的事。就在这时，房间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包玉刚下意识地看了看表，才六点多，谁这么早来电话呢？他拿起听筒。
“喂，爸爸吗？我是光正。”电话那边传来二女婿焦急的声音，“爸，纽璧坚他们趁你不在，开始行动啦。怡和洋行已宣布出巨资收购九龙仓股票，你赶快回香港吧！”“哼，纽璧坚这条老狐狸终于等到机会行动了！”包玉刚在心里哼哼了两句。电话里，吴光正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包玉刚。
原来，包玉刚走后的第一天，怡和洋行已暗中订下收购计划，目标是增购九龙仓股份至49%。怡和这一步可谓老谋深算。把收购界线定为49%，是进可攻退可守的高招。这样一来，既可以回避50%全面收购的临界点，又可以令包玉刚进退两难。因为如果包玉刚要跟进的话，持股量必须超过49%，而突破了50%的临界点，则属于全面收购，牵动资金就会达到近百亿。
这便是怡和设下的第一道防线。但光这样还不够，为了保险起见，怡和决定大幅提高九龙仓股票的收购价格，再设立一道防线。此招一出，众人便知怡和已痛下血本，势要与包玉刚决一死战了。
怡和一下子把九龙仓的股价翻了近一倍（包玉刚在香港时九龙仓股价已被抬高至每股55元），价格升幅之大，为股市历史所罕见。
那天正好是星期五，纽璧坚安排好次日报纸广告事宜之后，便亲自致电九龙仓董事会的每一位成员，将自己的收购计划告诉他们。纽璧坚认为既然自己是九龙仓董事会主席，就有责任和众股东分享一切计划。九龙仓当时的董事吴光正，自然也接到了纽璧坚的电话。
在电话中，纽璧坚有意委托吴光正将此消息告诉身在欧洲的包玉刚。吴光正一听便知，怡和洋行要趁包玉刚不在香港的机会，发起突然袭击，争取攻其不备，乱中取胜。当时已经是下午了，纽璧坚选择在周五收市之后提出收购建议，实在是用心良苦，其用意显而易见，就是要看一看包玉刚能使出什么通天本领，仅用周六、周日两天便筹集到数目庞大的资金！
此事发生后，业内无不称赞纽璧坚足智多谋、善于谋划，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商场老手。感叹怡和果然名不虚传，短短几天内便发动了这一系列突然而又迅速的反击。
置地公布该消息后，九龙仓股票马上停牌。隆丰国际公司立刻和身在欧洲的包玉刚取得了联系，将九龙仓股市的最新消息转达给包玉刚，询问其意见。双方沟通后，决定以隆丰国际公司名义，在当天傍晚时向众股东发出通告，表示隆丰公司已于1980年4月25日从船王包玉刚手中买下30%的九龙仓股份，如今是九龙仓的大股东。除了表明身份外，隆丰国际公司还呼吁众股东不要接受置地公司的收购条件，称置地的收购条件内容复杂，没有任何吸引力，不值得众股东放弃手中九龙仓的股份。无论是置地的突击行动，还是隆丰集团的反击行动，都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香港的整个股市也因为该事件的刺激，出现整体上升趋势。与隆丰国际公司、置地有关的股份均交投活跃。
星期六，股市休市。然而，与该事件有关的人员和公司，并没有因为股市的暂停而停歇，他们仍然忙得不可开交，为了让自己的计划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他们不停地在背后与各方人士周旋。隆丰国际公司和它的财务顾问获多利公司积极地研究对策，准备在星期一股市开市之时，打出漂亮的反击战。
置地公司和船王包玉刚争夺九龙仓控股权一事，可以说是香港半个世纪来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商业竞争。如此大规模的股市动荡，香港证券监理处自然不会置若罔闻。它们正好利用这个周日，详细地调查了这次置地公司增购九龙仓股权一事，并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置地公司此次增购行为是否违背了有关政策法规。然而，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这次会议的经过和结果都没有向众人公布。据说是因为当时该证券监理处拥有的资料不足，无法确定置地是否违反了香港当时的《收购合并守则》，因此只能草草了之，无法细追。不过当时确实有消息称，委员会决定将在星期一股市开盘之后，再据此事举行一次商定会。
这个周末是纽璧坚和包玉刚一生中度过的最紧张的一个周末。九龙仓股权争夺一事，也因为这个周末和香港证券监理处的决定被推上了高潮。如此关键性的时刻，包玉刚自然要亲自坐镇，与纽璧坚一决胜负。
当时身在欧洲的包玉刚听到这个消息后，自然不敢怠慢。他马上放下手中一切活动，将之前和墨西哥总统的约见也一并取消了，火速赶回了香港。他首先联系了汇丰银行，争取到22亿港元的贷款保证。之后马上赶往包氏集团，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众人的商谈，最终包玉刚决定以105元的价格吸收市面上的九龙仓股份。和置地一样，包玉刚此次收购的目标也是将手中股份增加到49%。当天晚上七点半，包玉刚以个人及家族的名义通过媒体，向一众股民宣布了这个收购方案，并且多次强调，该计划会在包氏收购完两千万股九龙仓股份时，立马停止，而收购的期限也只有星期一和星期二两天，一切增购手续都由获多利公司办理，额满即停。随着这一政策的宣布，包氏集团反击战正式拉开帷幕。
第九节 包玉刚成功入主九龙仓
如果说在此之前还看不出包氏企图吞并九龙仓的决心的话，那么这个收购方案的公开，足以表明包玉刚破釜沉舟收购九龙仓的决心了。如果包氏集团想要成功地完成这次收购计划，将包氏家族和隆丰国际公司手中的九龙仓股份增加为49%，从而完全掌控九龙仓的话，那他们至少要拿出22亿港元的资金，来从股民手中购买股份。依照当时的货币购买力来说，这笔钱不论对谁而言都是天文数字。即便是当时稳坐世界第一船王宝座的包玉刚，其全部身家也不过10亿港元，和此数字相差甚远。
向来和包玉刚关系亲密的汇丰银行，在此次收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自己的兄弟企业怡和洋行和包氏集团中，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包氏集团身后，给了包玉刚及其家族很大的支持，并承诺在资金上无限支持包玉刚。有了汇丰银行的支持，包玉刚自然就有了底气。星期一，他便以“保障个人以及家族的利益”为目的，开始了反收购。
面对纽璧坚的突击行为，包玉刚非但没有放弃投降，还利用自己的好人缘，从汇丰等商业合作伙伴手里，拿到了起决定性作用的充足资金，出其不意地击败了置地。据《世界船王包玉刚传》记述：
下午3点，包玉刚与两个女婿准时到达香港的希尔顿酒店。由于包玉刚特别交代过不能住文华酒店，以避开怡和耳目，吴光正便订了希尔顿酒店的一个套房，作为反攻的临时总指挥部。其时，包氏集团的律师与财务顾问俱在此等候。包玉刚请来的财务顾问是获多利财务公司，这是汇丰银行下属的一间全资附属机构，在香港是一个知名度颇高的财务公司。
包玉刚神情坚定地对在场每一个人说：“这次反收购要百分之百成功。”然后，他径直走到获多利财务公司总经理朗德斯面前，问道：“我们应该出什么价？”朗德斯说：“置地提出的所谓100港元收购一股，是用股票和债券做交换，不能马上见到实惠的。我们出现金，即使报价90港元，也有把握成功。”“我不想这场战役拖得太久，要速战速决。”包玉刚询问朗德斯，“我们出一个什么价钱，才能让置地完全没有反收购的机会？”朗德斯答道：“如果我们出价每股105港元，则对手绝对无法还击。”
105港元与90港元相差15港元，即收购2000万股，须多付出3亿港元。在1980年，3亿港元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包玉刚想也不想，算也不算，就挥挥手，坚决地说：“那就出105港元一股好了，就这样定了。”方案就这样定下来了。
九龙仓的股票在上周五就已经停牌了。星期一上午开市的时候，没有办法在交易所进行交易，于是包氏集团只能选择通过股票经纪人来进行这项交易任务。包玉刚开价甚高，众多持有九龙仓股票的散户和小股东们被船王开出来的价钱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大家欢喜不已，赶忙奔走相告。
对九龙仓众多股东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好事，他们终于等到包玉刚摊牌了，开价这么高，还是现金交易，这样的好事上哪儿去找？于是，亲朋好友互相传话、劝说。“赶快抛吧，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啦！”众多九龙仓小股东们蜂拥而至获多利中环办公室，因为不能在交易所交易，只好通过经纪人由财务公司出面办理。交易所内人山人海，很多小股东们等了好几天才排上队。大家都想将手中的股票卖给包玉刚，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股票专家曾经发出忠告，在包玉刚做出反应之前，最好的方法是持股静观；另一方面，小股东多是华人，他们早就对置地管理九龙仓的方法不满，期望包玉刚能在这场较量中胜出。
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虽然置地率先发起收购令，启动宣传攻势数天，但依然无法得到众多股东的青睐。大部分小股东仍按兵不动。直至包玉刚公布收购方案，小股东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不抛，更待何时？
从正式开始收购至收购结束，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上午9点钟之前，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购战宣布结束。获多利报价23亿港元，吴光正当即给获多利签发了一张23亿港元的支票。整个收购过程如此顺利、迅速，因此当时有人形容说：“包玉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一场漂亮、干净利落的世纪收购战！”
在包玉刚宣布已收购到5000万股九龙仓股票，掌握了九龙仓股权的49%之后，置地知道大势已去，遂认输作罢。
105港元的价格，自然比纽璧坚所出的100港元更加吸引人。没有不爱钱的人。九龙仓的小股东们当然更愿意将自己手中的股份，卖给出价更高的包氏集团。因此，星期一开市不到两个小时，包玉刚便花出去了23亿港元，买够了两千万股。这就是说，包玉刚原本准备在两天之内的行动，只用了短短两个小时就完成了。当天十一点半左右，包玉刚对九龙仓的控股权便达到了49%，掌握了这场闻名香港的九龙仓争夺战中的决胜权。
已经挣扎了许久的置地公司自然不肯轻易放弃，他们也在当天晚上六点半公开宣布增购九龙仓股份的决定，但是那时候，包玉刚所购股份已经高达九龙仓总股份的49%，无论置地如何努力，都回天无望了。收购结束时，置地公司所购股份为1330万股左右，远远低于包玉刚。无可奈何之下，置地公司只能将自己名下一千万股九龙仓股份，以10.05亿港元的价钱，卖给包玉刚。九龙仓争夺战宣告结束，包玉刚是最终的赢家。
其实包玉刚可以战胜置地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置地的轻敌。当年香港有四大英资集团：怡和、会德丰、和记及太古。英资财团一向财大气粗，不把华商放在眼内，身为怡和成员之一的置地觉得包玉刚不可能筹集那么多的资金，没有早做打算，才给了包玉刚成功的机会。
第十节 人情练达，成为真正赢家
竞争虽然暂时结束了，但是市场对该事件的争议仍在继续。对包玉刚只宣布收购两千万股九龙仓股份、额满即止的做法，股民们争论不休。他们认为包玉刚的这种做法，违反了“公平对待全体股东”的规定，以及《收购合并守则》的精神。毕竟，当时香港《收购合并守则》的综合条例第三款中，曾详细地指出，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用不低于自己获得控制前6个月所提出的最高价，购入其他股东的股票。香港证券监理处也就包玉刚的收购行动开展了研讨会，该会议一直从早上10点开到了晚上7点半。会议结束后，证券监理处的工作人员在晚上8点左右，向新闻界发表了对此事件的最终看法。
收购及合并委员会主席麦恩明确指出，包玉刚在增购两千万股九龙仓股份之后，已经取得了九龙仓股份的控制权，可是包玉刚的做法与香港当时《收购合并守则》的第三款“公平对待全体股东”原则不符。麦恩代表整个委员会，建议包玉刚以每股不低于105港元的价钱，向九龙仓股东展开全面收购，而且不应该运用多次增购股份所得到的投票权。
对于包玉刚来说，香港证券监理处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如果包玉刚真的按照证券监理处的意见，以最低105港元每股的价格，展开全面收购的话，那此次收购计划所需的资金最少也要60亿港元。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
证券监理处发表该声明的第二天，包玉刚就根据其声明的内容，和获多利公司的重要股东，进行了会议商谈。当天下午四点半，包玉刚通过获多利公司向证券监理处发表了自己的想法，说自己没有提出全面收购九龙仓股份的意思。据说，证券监理处对于获多利公司的这个回复非常不满意。当天下午，证券监理处收购及合并委员会主席麦恩，带着相关文件，亲自前往布政署。可是，包玉刚并不接纳那些建议，而有关方面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多次商议均未获得结果之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类似这种不了了之的事情，在港英政府经常发生，因此并没有引起群众的关注。
其实，对于香港证券监理处的决定，民间还是有一些舆论认为他们的命令有失公平。因为增购计划是置地公司先提出的，而置地公司提出该计划的时候，证券监理处却并没有指出置地注意此守则，在包玉刚完成反收购后，却建议包玉刚遵守此项规则，明显是厚此薄彼的做法，实在有失公平。因此，很多人对于包玉刚不接受证券监理会的意见表示支持。甚至有人对香港证券监理会提出建议，希望他们可以公平地对待所有上市企业和股东。
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在此次九龙仓股权收购大战中，汇丰银行全力支持包玉刚，承诺为其提供无条件贷款的做法，可能违反了银行条例。因为当时银行法例规定向一家私有公司或银行董事独立贷出无抵押贷款，不能超过25万港币或者不超过该公司已经缴股本或储蓄额的1%。事后，香港政府根据汇丰银行的材料澄清了该事件，说包玉刚曾经口头上承诺汇丰银行，他所有的贷款都是以包氏船队做抵押的。这个说法，总算给了包玉刚一个台阶下。九龙仓股权争夺战，就在众人的声嚷中落下帷幕。
纵观此次收购战全局，船王包玉刚虽然力压众对手取得了九龙仓的绝对控股权，成了最后的赢家。但是，因为怡和方面的精密布局，再加上入手稍晚，付出了巨大的金钱代价。有专业人士曾说，若是不考虑日后开发九龙仓海运码头的利益，那这次争夺战包玉刚非但没有挣到钱，反而亏损了6.1亿港元，即便是胜，也只能称之为惨胜。因此有人用“船王负创取胜，置地含笑断腕”来形容包氏集团和置地公司的九龙仓大战。
得到九龙仓后，包玉刚便开始慢慢将自己的事业从海上转向陆地。没多久，世界航运业便遭遇了空前的危机。那时，包玉刚已经通过九龙仓实现了减船登陆。因此，这场船灾并没有对包氏集团造成太大的影响。而香港的另外两位船王——董浩云和赵从衍，则因为行动过慢而使企业陷入破产边缘。那时，人们才回忆起了两年前的九龙仓大战，想起了包玉刚不惜亏损6.1亿港元和巨额的银行利息，拼力拿下九龙仓的情形。街头巷尾无不感叹包玉刚魄力非凡、目光长远！称霸世界航运业的船王包玉刚，当然不会是赌气争胜而不惜亏损巨资的鼠目寸光之辈。
1985年，包玉刚再一次耗费巨资，收购了另一间英资洋行马登家族的会德丰。会德丰是老牌的英资银行，1970年前，它与怡和、和黄、太古并称英资四大洋行，在香港商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80年代世界航运业出现萎缩倒退，包玉刚对世界航运前景看淡，大量出售手中船只，但会德丰却认为世界航运很有前景，它不但从包玉刚手中买入船只，还进一步在日本、西班牙、丹麦、中国内地订造新船。短短3年的时间，会德丰旗下船队至少增加了18艘轮船。然而，就是会德丰对世界前景的错误判断，导致它在1983年亏损了6000万港元，难逃被人收购的命运。
不管包玉刚如何精明，这些都是后话了。在1980年，包玉刚刚在九龙仓战役中取胜的时候，并没有人认为包玉刚是九龙仓战役中的大赢家。大家都认为包玉刚为收购九龙仓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就在包玉刚持有的股权达到49%的第三天，也就是九龙仓复牌后的当天，九龙仓股价从一开始的105港元一路下跌，等到晚上收市的时候，已经跌到了74.5港元每股。这就是说，包玉刚大费周章吸纳来的股票，才过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在账面上已经亏损了一小半。包玉刚虽然在这场争夺战中获得了胜利，但在资金上却亏了整整6.1亿港元。再加上他跟汇丰银行借的22亿港元贷款的利息，若是以每年13%计算的话，这么算下来，包氏企业一年至少需要多支付2.86亿港元的利息。这样的胜利，代价实在太大了。因此，后人在说起这场闻名香港的九龙仓之战时，很多人认为真正的赢家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他人不设防的情况下暗暗买进大量股票的李嘉诚。
在这场交易中，李嘉诚仅因买进卖出就赚到了5000万港元的利润。他在众人争抢九龙仓股票时，不曾恋战，爽快地将九龙仓这个烫手的山芋及时抛给了包玉刚，让长江实业可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全身而退，获得巨利。更让李嘉诚高兴的是，九龙仓之役除了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还让他结交了包玉刚这个朋友，为他日后接手和黄集团打下了基础。
包玉刚入主九龙仓一年后，与曾经的竞争对手纽璧坚成了合作伙伴。二人一同邀请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加盟，由三家合资成立了一家地产发展公司。该地产公司成立当天，三人一同出席了开幕式，彼此间称兄道弟，丝毫看不出他们曾经当过对手。这段冰释前嫌的故事，立刻成了港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成了香港商界的一段佳话。
1986年8月，香港《每周财经动向》的总编林鸿筹先生曾据此事，在《与李嘉诚谈成功之道》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最近有人向李嘉诚先生提问，‘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必须在与强劲的对手竞赛时才能创下傲人的成绩。’环顾今日香港商界，可以和阁下成为对手的人，似乎只有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爵士，请问李嘉诚先生是否有将包玉刚爵士当作自己对手的想法吗？”
李嘉诚和包玉刚在过去做过很多类似的活动，比如二人都热衷于做慈善，也先后出任过汇丰银行的副主席一职等。再加上，二人当时在香港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如此相像的两人，很难不被大家拿来做比较。
对此，李嘉诚是这样回答的：“我并没有要和谁做比较的想法，事实上，从我懂事开始，我便不停地给自己设立目标，然后一步一步地向它靠近，完成一个再设下一个，这样不停地前进，乐此不疲。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是为了实现我现在的目标，没有别的意义。”李嘉诚从没有与任何人比较的想法。在他看来，对一个人来说，最好的目标就是超越自己，努力前进。
这个问题并没有因为李嘉诚完美的回答而告一段落。之后，不管李嘉诚还是包玉刚，在多个公众场合都曾被问起这个问题。二人态度坚决，均称自己从未将对方当作对手。李嘉诚甚至告诉媒体，他和包玉刚爵士有真诚愉快的合作。李嘉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会尽量避免给自己树敌。在他看来，真正成大事的人，绝对不会孤军奋战，他们常常会借助隐藏的力量，壮大自身的实力。
第十一节 生意场上也有朋友
据说，李嘉诚对朋友很真诚，有好的商机总会想着朋友，还经常将自己手中的生意分给他们，是“有钱大家赚”的最佳代表。这一点单从1985的会德丰之战就可以看出。
会德丰是香港四大洋行之一，创立于1925年，由英国商人乔治·马登在中国上海创办。1946年的时候，该洋行迁移至香港，与和记黄埔、怡和洋行以及太古洋行一样，是老牌的英资洋行。马登对会德丰洋行非常重视，经过多年的发展，会德丰在香港的根基逐渐牢固，成了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商业集团之一，在20世纪60～70年代的香港可谓是家喻户晓。
后来，因为在股市上经营不善，再加上分红不均引发股东非议，会德丰陷入了危机。那个时候，老马登年事已高，便让自己的独子约翰·马登全权打理公司生意。但约翰·马登无心继承父业，认为马登家族只拥有会德丰14%的股份，在与其他股东不和的情况下，易为他人所利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以退为进。于是他背着父亲，私自将家族名下股权卖给了新加坡富商邱德拔。
邱德拔祖籍厦门，是马来西亚银行的创办人和大股东之一，与文莱国王的父亲交往密切，在东南亚一带声名显赫。他此番收购会德丰，是想通过会德丰进军香港商界，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商业帝国。
1985年2月，邱德拔财团宣布收购会德丰洋行，这可把会德丰当时的大股东张玉良急坏了。会德丰是祖辈们留下的产业，不能将其发扬光大也便罢了，如果再被外来企业买走，自己就成了家族的罪人了。当时股民们对会德丰非常失望，纷纷趁这个机会将自己手中的股票悉数抛出，引发会德丰股票大跌，会德丰公司因此陷入空前危机。
当时会德丰可谓是内忧外患。张玉良因为“1997”问题已萌生去意。可是他万万料不到小马登会出手自己手中的股权，着实打了他个措手不及。张玉良急坏了，若邱德拔收购成功，他将面临破产的危险，这让他如何不着急？
为了挽救企业，张玉良亲自找到李嘉诚，一五一十地向他讲述了会德丰目前的处境，表示若是李嘉诚不出手相助的话，会德丰很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他希望李嘉诚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使会德丰有能力渡过这次难关。李嘉诚为人和善，与张玉良也有一些交情，他不想看见会德丰破产，也不愿意会德丰落入他人之手。只是，李嘉诚当时正忙于别的生意，实在抽不开身。他询问张玉良是否愿意跟包玉刚合作，并向张玉良承诺，包玉刚绝对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合作商，若是张玉良同意，他愿意从中引荐。张玉良自然同意，他知道李嘉诚的为人，若是包玉刚不可靠，李嘉诚必定不会介绍给自己，再说船王包玉刚的名号在香港谁人不知，能和他合作张玉良自然是求之不得。
得到张玉良的同意后，李嘉诚立马联系包玉刚，约他一起吃饭，在餐桌上向包玉刚交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询问包玉刚是否愿意收购会德丰，助其度过危机。二人皆是香港鼎鼎有名的商人，又是相熟的老友，自然省去了所有的客套，直奔主题。包玉刚知道这是一个很划算的投资，马上答应李嘉诚愿意参与会德丰的收购，请李嘉诚和张玉良放心。
张玉良和包玉刚都是李嘉诚的好友，可以帮助二人共同发财，李嘉诚自然十分高兴。他马上约见张玉良，希望张玉良可以和包玉刚见上一面。二人一见如故，包玉刚立即表示会大举收购会德丰股份，绝不让外人有可乘之机。张玉良除了感谢包玉刚的拔刀之举外，还非常诚恳地向包玉刚表示，他非常愿意与包玉刚共同掌管会德丰。
包玉刚的加入改变了会德丰收购战的战局，很多之前跃跃欲试的企业家相继放弃了收购计划。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包玉刚在1980年收购九龙仓的事情，众人在鼓掌叫好的同时，不得不佩服包玉刚策划之缜密、出手之阔绰，转瞬间便将资产雄厚的置地甩于身后。这次有他加入，大家自然不敢冒冒失失地出手，很多人选择作壁上观，只看热闹不出手，毕竟，在香港能在财力上压得住包玉刚的人寥寥无几。
1985年2月26日，包玉刚通过媒体宣布，九龙仓加入会德丰收购战，出价比邱德拔高10%，该声明如下：“鄙人包玉刚，现已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途径收购了会德丰34%的股权，该收购计划还会持续进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这34%的股份无疑是从张玉良手中得来的。当时，张玉良将手中股份卖给包玉刚的时候，只提过一个要求，就是要包玉刚彻底收购会德丰，万不可在收购成功之后，又被对方以高价反收购回去，那样一来，之前所做的努力就都前功尽弃了。包玉刚当即答应下来，他说：“你放心，在没有获得会德丰完全控制权之前，我的收购计划绝对不会停的。”
那段时间，股民们时刻关注着九龙仓和邱德拔财团的所有动作。没多久，九龙仓便宣布以每股11港元的价格，收购联合企业。联合企业是会德丰的联营公司，每股净值为17港元。该公司有部分业务是船舶。那时候正好赶上世界航运业不景气，在这时候买入与船舶有关的股票只能赔本，这一点身为船王的包玉刚怎会不知道？但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正想要的是联合企业所持有的6.8%的会德丰股权。买进联合企业股权，既可以阻止联合企业把这部分股票卖给邱德拔，又可以增持会德丰股票数。第二天，包玉刚先声夺人，在邱德拔尚未做出反应之前宣布再度提高收购价格，升至A股每股7元4角，B股每股7角4分。同时宣布已拥有38%的会德丰股权。之后，包玉刚暂停了动作，静待邱德拔出招。
但邱德拔却迟迟没有做出反应。成熟的投资者马上看出苗头，知道邱德拔不会再出更高的价钱收购会德丰了。至此，股市终于平静下来。
3月15日，包玉刚的财务顾问获多利公司代表九龙仓宣布，九龙仓持有总数超过50%的会德丰股权。
半个多月后，邱德拔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决定通过他的财务顾问对外发表声明，正式放弃收购会德丰的计划，并准备接受九龙仓的建议，把他所持有的25%会德丰股权出售给九龙仓。历时一个月的会德丰收购战终于鸣锣收场，包玉刚耗资25亿港元，取得了收购会德丰的绝对性胜利，入主会德丰。会德丰原主席约翰·马登黯然离开父亲留下的产业。包玉刚意气风发地进驻毕打街的会德丰大厦顶楼的董事长办公室。
包玉刚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商界同行的赞扬，称他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是商场上少有的劲敌。很多作家将这件事写到了自己的书中，向众人展现了一个具有雄厚资产和干脆果断的办事能力的包玉刚，同时也展示了香港商人在香港宣告回归后的团结一心。
曾有人问过李嘉诚，如何推测出包玉刚一定会蹚会德丰洋行这趟浑水。李嘉诚是这样回答的：“包玉刚是个传统的人，在他的观念里，父辈留下来的产业，小辈们不但要好好地保留，还要将其发展光大。而小马登的做法和这个原则完全不符，一点儿不重视他父亲的心血。包玉刚和老马登情同兄弟，看见小马登这样不孝，肯定会生气的。而且，小马登在转买公司股份前，连个招呼都没有给包玉刚打，这让包玉刚十分生气，觉得小马登一点儿都不把长辈放在眼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包玉刚先生一定会出手，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老朋友毕生的心血落到外人的手中。”
李嘉诚从不打无准备之战，既然将包玉刚介绍给张玉良，就有把握包玉刚一定会加入此次争夺，并且迎战成功。而这些全都来自他对对手和伙伴的了解，以及对局势的正确分析。由此可见，李嘉诚高远的眼光，确实值得每一个商人学习。
其实，不管是收购九龙仓，还是收购会德丰，包玉刚能成功都离不开李嘉诚的帮助。他们从对手到成为朋友，真正实现了共同发财的愿望。据说，包玉刚拿下会德丰之后，曾宴请李嘉诚和张玉良，在感谢李嘉诚慷慨让出会德丰的同时，庆祝他可以交到张玉良这个朋友。这一点包玉刚和李嘉诚很像，二人都非常重视朋友间的情分，相信友情对每个人都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