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匈奴帝國的崛起
匈奴與周朝
匈奴最初是由攣鞮氏、呼衍氏、須卜氏、蘭氏，後來加上喬林氏（或丘林氏）為核心組成的民族，如果《史記‧五帝本紀》所說的黃帝軒轅氏曾經北逐葷粥，那麼匈奴可以說跟漢族同樣是歷史源遠流長的民族。
同樣根據《史記》及《漢書》所載，匈奴最早發源地應該是在黃河河套南邊的鄂爾多斯高原周邊，自黃帝經夏、商、周，以至春秋戰國時代，始終對南方農業的華夏民族構成威脅，迫使戰國時代的韓、趙、魏各國以修築長城的方式，來防禦匈奴的入侵。只是當時匈奴並不是北方唯一“強權”，在匈奴的東方有一個以鮮卑、烏桓為核心的民族聯盟，因為匈奴自稱“胡”，而這個民族在胡的東邊，所以華夏農業民族就以“東胡”稱呼他們。
在匈奴西邊大約今天甘肅省敦煌、祁連山一帶，有兩個來自西方，屬於高加索白種人的月氏和烏孫族。事實上，經過當代學者考證，認為敦煌是吐火羅（Tochari，印歐民族中的一支）的音轉；而祁連則是吐火羅語“天”的音譯。
月氏族大約在西元前一千多年就進入這個地區，原本可能還要繼續東進，只是遇到匈奴，所以在敦煌、祁連山一帶停留下來。為了生存，他們把天山南部和闐（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南部）一帶所產的玉，販賣到中原。華夏民族自古喜歡玉，所以就稱他們為玉氏，後來轉為禺知，再轉為月氏。相傳西周穆王（？～西元前九四七年在位）就曾經駕車到過“禺知之平”（見《穆天子傳》，約成書於戰國時代，作者不詳）。月氏力量相當強大，對匈奴構成不少威脅，使匈奴無法全力南下“經營”農業地區，間接替漢人阻擋了匈奴的攻勢。但儘管如此，月氏對從事農業的華夏民族也造成不少傷害。
匈奴民族很可能早在中國的傳說時代（西元前二、三千年左右）時，就從西方的塞種人那裡學會駕馭馬的技術，機動性因此變得強多了，從歷史的經驗讓我們知道，控制了速度，就能掌握空間的控制權。在近代內燃機發明前，人類最快速的交通工具就是馬，匈奴民族不但擁有大量的馬，而且人人都會騎馬，據史傳所載：匈奴小孩子先練習騎羊，稍微長大，就開始騎馬放牧，騎馬對匈奴人而言，就像走路一樣稀鬆平常，所以匈奴的部隊幾乎都是騎兵。
相對的，同時代的中原華夏諸國不知道駕馭馬的方法，更沒有騎兵，部隊以步兵為主，要不就只有少許的牛拉車作為戰車部隊。匈奴騎兵居高臨下，無論在機動性、戰鬥力都比華夏諸國的步兵強得多，這也就是何以與匈奴接壤的韓、趙、魏、秦只能以消極的修築長城方式，防止匈奴的南下侵掠。而且即便如此，很多時候還是無法阻止匈奴的南下。
從史傳上看，自春秋至秦漢之際，匈奴與諸華夏國家較具規模的“接觸”有以下幾次：
東周襄王十五年（西元前六三七年），襄王想用來降的匈奴騎兵（當時稱匈奴為“翟，同狄）討伐鄭國，於是有了娶匈奴女子為后的念頭，當時富辰曾經上諫說：“我們平王、桓王、莊王、惠王都曾經接受鄭國的效勞，大王您現在遺棄親近的鄭國，而親近匈奴，伐鄭之舉不可行。”但是周襄王不聽。第二年，周襄王罷黜了先前所娶的匈奴皇后，結果匈奴起兵，進攻東周，周襄王不得已逃到鄭國，鄭國讓周襄王在汜（今河南省內）這個地方暫時住了下來。（見《史記‧周本紀》）可見當時東周王室跟匈奴曾有婚姻關係，而且因為匈奴皇后被廢，匈奴就攻入周天子的王畿，周天子落荒而逃到鄭國，這在匈奴史上應該是一件大事。
《史記》又載，齊桓公二十三年（東周惠王十四年，西元前六六三年）“齊桓公伐山戎，次於孤竹”，這裡所說的山戎，也是指匈奴。戰國時代，齊國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山東省北部，居然能跟匈奴交壤作戰，可見當時匈奴可能已經進入今天河北省一帶。
秦厲共公十六年（東周貞定王八年，西元前四六一年），曾以兵二萬伐大荔（今陝西省渭南市大荔縣）之戎，“取其王城”。此處有“取其王城”，顯然是匈奴領袖所駐牧之地，只是當時漢人對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沒有很深入的了解，有時稱之翟、狄，有時稱為山戎，有時因為在大荔附近出現，所以又稱之為大荔之戎，也不知他們領袖的稱謂，所以就想當然耳的稱之為王。
秦國因偏處西北，所以在東周初期沒有參與其他諸侯國的會盟，眾諸侯國在春秋時代且將秦國視為夷狄；戰國時，其他六國還曾聯合起來抗秦。但秦自孝公（西元前三六一～西元前三三八年在位）以來，就採用“夷狄”（其實就是匈奴）之法治理軍隊，即以殺人首級的數量，作為論功行賞升遷的標準。到了秦孝公八年（東周顯王十五年，西元前三五四年）就向全秦國下令說：“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於是出兵東圍陝城（今河南省一帶），西斬戎之獂王。這裡所謂戎、翟，也是指匈奴而言，戎之獂王很可能是匈奴某部落的酋長。
秦惠王七年（東周慎靚王三年，西元前三一八年），東方的韓、趙、魏、燕、齊（其地在今天山東、河北、山西一帶）這幾個諸侯國，聯合匈奴共同率兵攻秦。這件史事說明了當時匈奴跟東周諸侯國固然常處於對立狀況，但是有時也會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
胡服騎射
趙悼襄王元年（時東周已滅，西元前二四四年），也曾以李牧為邊將防禦匈奴。《資治通鑑》對李牧的記載如下：李牧曾經居住代（今山西省東北）、雁門（代縣北）一帶防備匈奴，為各種需要設置官吏，市面上收到的稅收都由李牧統管，以為士兵軍需的費用。李牧每天都殺牛給士兵吃，但是也要士兵勤練馬術和射箭，並且嚴格約束士兵說：“如果匈奴前來寇掠，趕快入城固守，如果有人膽敢出擊或捕捉匈奴的，一律斬首。”士兵都遵守這項軍令，每當匈奴來犯，就馬上入城固守，並且點燃烽火警告其他地區。
如此嚴密的防守，幾年下來人畜都沒有損失，匈奴以為李牧膽怯，而趙國的邊防兵也認為李牧膽小不敢應戰。趙王也一再責備李牧，可是李牧依然故我，只守不攻不戰，於是趙王大怒，任命別的將領取代李牧。結果才一年多，就一再和匈奴發生戰事，趙國經常戰敗，人員損失不少，最後連邊境都無法耕種或放牧。趙王不得已，又請李牧出來防守邊境，李牧仍然堅持只守不攻，趙王迫於無奈只得應允。
李牧重新上任後，就用跟以前一樣的軍令約束士兵，人民因不再有戰事而可以安居樂業，匈奴好幾年想南侵都無法得逞，但總以為李牧膽小怯戰。而李牧這邊的士兵豐衣足食又得到許多賞賜，每個士兵都希望能跟匈奴決一死戰，在李牧的刻意培植下，趙國士兵的作戰士氣都達於最高點。
李牧一看這些士兵已經可以和匈奴決戰了，於是就選了戰車一千三百輛，驍勇騎兵一萬三千人，浩浩蕩蕩出擊匈奴。兩軍相遇後，李牧先是佯裝戰敗，故意讓幾十名趙人被匈奴抓獲。匈奴單于得到初戰告捷的訊息，就率領部隊南下寇掠，李牧在此時布下奇陣，合攏原先散開的左、右兩翼，團團圍住匈奴大軍並給予痛擊，殺了匈奴十幾萬騎兵，順便破了東胡。匈奴單于經此戰倉皇北逃，從此十幾年不敢南侵。這時下距頭曼單于被冒頓射殺不過四十三年（詳後），所以可以推測，被李牧所擊敗的匈奴單于，就算不是頭曼，也應該是頭曼的父親。
李牧所選的戰車可能是華夏中原諸國固有的工具，但他訓練出來的一萬三千名騎兵，則是在趙武靈王（西元前三二六～西元前二九八年在位）胡服騎射之後的事。
何謂胡服騎射？東周時，中原諸農業國家面對機動性強的匈奴騎兵，只能以築城的方式，希望用長城把匈奴擋在長城之外，但是這種防禦性的措施並不能完全發生阻隔的效果，不時還會遭受匈奴攻擊。華夏民族自古以來的衣著是寬袍大袖，對於作戰來說是極不方便的，而且又是以步兵為主，這樣的裝備對付騎兵的匈奴，根本居於劣勢。
趙武靈王是個有所作為的君王，不甘心對匈奴只採取守勢的防禦，希望能夠加以反擊。要想在戰場上和匈奴一決雌雄，就必須在裝備和戰法上有所改進，於是興起了“師夷之長以制夷”的念頭，也就是說令趙國士兵換上和匈奴一樣輕便的褲裝，士兵也練習騎馬，只有這樣才能和匈奴一較長短，這便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想法的由來。
只是在中國要談服裝改革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自周公制禮作樂以來，服裝代表著一個人的身分地位，一點都馬虎不得，何況在東周時代，服裝還有區隔華夷的作用，豈可輕易改變？更別說要改成和夷狄一樣的服裝了，只會引起眾人反對。
果然，當趙武靈王提出胡服騎射的主張時，他的叔父公子成就極力反對。起先公子成稱病不上朝，武靈王就派使者向公子成曉以大義說：“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己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
公子成不以為然，他表示：“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捨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孰圖之也。”（《資治通鑑‧卷三‧周紀三》）
使者向武靈王回報了公子成的說法，武靈王覺得必須自己親自出馬才能說服公子成，於是親自對公子成說：“我們趙國東邊有齊和中山（當時中山是胡人的地盤）；北邊有燕、東胡；西邊和樓煩、秦、韓相鄰，可以說是強鄰環伺，現在如果沒有能騎馬射箭的騎兵，怎能保衛國家的安全呢？之前中山胡人藉著齊國強兵，侵略我們趙國，使我們百姓受累，他們更企圖引河水淹沒我們的鄗城，如果不是祖宗有靈保佑，鄗城幾乎就要失守，這是先君引以為恥的事。所以我才要胡服騎射，以防守四境，以報之前中山侵掠我國的怨氣。而叔父您只知道墨守成規，堅持傳統的服飾，不肯改變服飾，難道您忘了鄗城被圍的恥辱嗎？這絕對不是寡人所願意看到的事。”
武靈王的理由強而有力，識大體的公子成於是以國家為重，立刻同意了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政策。而武靈王本就有備而來，於是打鐵趁熱，馬上送一套胡服給公子成。第二天，公子成就穿胡服上朝，眾臣一見連公子成都贊成武靈王的政策了，也就不再持反對意見。就這樣，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政策正式在趙國推行開來。
這件事發生在趙武靈王十九年（東周赧王八年，西元前三〇七年），經過幾十年的騎射訓練，才有後來李牧的擊敗匈奴。當時北方各華夏國家眼見趙國胡服騎射取得戰果，於是也紛紛起而效尤，這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首開漢人胡化的序曲。
亡秦者胡
自從李牧於趙悼襄王時予匈奴以痛擊之後，匈奴單于便北遁，有十幾年不敢南下牧馬。到秦始皇三十二年（西元前二一五年），匈奴時為頭曼單于在位，秦始皇北巡至上郡（今陝西省榆林市）。
在這之前，秦始皇派方士盧生到海外尋找長生不老的仙丹，盧生沒找到仙丹，便於這年從海外回來，向秦始皇奏稱《錄圖書》上有“亡秦者胡”的字眼，當時所說的“胡”，是專指匈奴而言，而且一直到隋、唐之前“胡”都是指匈奴。既然錄圖書上提到“亡秦者胡”，秦始皇自然心覺不安，想除掉匈奴這個大患，於是派遣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到北邊，一方面伐匈奴，一方面將戰國時各國的長城聯結起來，這就是後代所說的萬里長城的雛型。
第二年（始皇三十三年，西元前二一四年），蒙恬果然將匈奴逐出河南地，此處的河南地指的是鄂爾多斯高原，因為地在黃河南邊，所以稱為河南地。秦在所奪得的河南地設了四十四個縣。據近代學者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的考證，“縣”這個字和“懸”字相通，意思是新獲得的土地，還沒想好要設立成哪種形式的地方行政單位，只好暫時懸在那裡，後來就演變成為最低一級的地方行政單位。
此外，所謂“亡秦者胡”其實另有說法。秦朝內部有派系之爭，秦始皇長子扶蘇仁慈且有學識，在朝政中跟蒙毅、蒙恬兄弟交好，蒙毅是文臣，蒙恬是武將，而蒙家世世代代都是秦的忠臣，自然形成一股勢力。秦始皇另一個兒子胡亥，由宦官趙高輔佐，甚得始皇寵愛，由於趙高貼近秦始皇，又善於揣摩上意，日久手中握有大權，在朝廷也形成另一股力量。
既有派系，難免就有鬥爭，於是趙高這一派藉口“亡秦者胡”，將武將蒙恬派到北方，而且連扶蘇也派到北方，名義上是監督蒙恬，實質上是讓扶蘇、蒙恬遠離權力核心，這樣趙高就可以從容部署，讓胡亥有機會成為繼承人。
秦始皇三十七年（西元前二一〇年），始皇在南巡途中駕崩，隨侍在側的趙高修改遺詔，威脅丞相李斯讓胡亥嗣立為二世，並將扶蘇賜死，蒙恬回到國都咸陽（今陝西省咸陽市）後，也遭殺害，後來秦帝國遂亡於胡亥、趙高之手。所以東漢鄭玄注《史記》“亡秦者胡”時，直接點出：“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雖是“後見之明”，倒是別具慧眼的說法。
而匈奴頭曼單于被秦將蒙恬逐出河南地後，向北逃亡，之後匈奴勢力達到今天內蒙古中部，可是也有部分匈奴部落游牧到漠北。近來在蒙古國挖崛到不少匈奴古墓群，如一九一二年前蘇聯的考古團隊，就曾在蒙古國土謝圖汗挖崛出二百一十二座古匈奴墓葬群，應該就是頭曼單于北遷後所留下來的匈奴人墓地。
頭曼單于及其以前的世系，《史記》、《漢書》都沒有詳細記載，後人也無從憑空臆測，或許當時匈奴還沒有形成國家組織，仍停留在部落聯盟時代，到頭曼時，才形成初步的國家組織，因此頭曼有可能是第一個稱號單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