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匈奴的語言與習俗
匈奴的語言
不同的民族說著不同的語言，有時雖然是同一個民族，但由於分布地區的不同，彼此所說的話也不一樣。以漢族為例，除了官方語言（即中國所謂普通話；臺灣所謂國語）外，各個地區還是或多或少有些不同的口音和習慣用語。如長江以南，雖然也都是漢人，但又有吳儂方言、閩方言、閩南方言、客方言與粵方言，彼此幾乎難以溝通，不過即使如此，各種方言與官方語言在語法上還是一樣的。但是不同民族間的語言，在語法結構上就完全不一樣了。
人類的語言雖然多到成千上百種，但是如依照語型（Language Type）區分，只有下列四種類型：孤立語型（Isolating Language Type）、膠著語型（Agglutinative Language Type）、曲折語型（Inflectional Language Type）和複合語型（Polysynthetic Languages Type）。
在每個語型之下，又分為若干語系（Language Family），語系之下再分為若干語族，語族之下為語言，其下則為方言。
整個北亞草原游牧民族，從古老的匈奴到晚近的蒙古，在語言類型上都屬於膠著語型下，烏拉阿爾泰語系的阿爾泰語族。匈奴的語言就是屬於阿爾泰語族下的匈奴語，這種語言的特色是複音節單聲調，在語法結構上是“主詞＋受詞＋動詞”，因為動詞可以呈現主詞，所以主詞就可以省略掉。但由於匈奴語言保留在《史記》、《漢書》和《後漢書》中，只有一些零星的詞彙，所以無法進行深入的探討和研究。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卻並不是每一個民族都能創制出自己的文字。從既有文獻來看，在中國境內的匈奴民族從來沒有創制過文字，《史記‧匈奴列傳》就說匈奴“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漢書‧匈奴傳》也有同樣的記載。《後漢書‧南匈奴傳》則進一步指出：“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冒頓）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可見匈奴縱然在強盛的冒頓單于時代，也沒有文字。
但是《史記》、《漢書》和《後漢書》又記載了漢、匈之間曾有“國書”往來，既有書信往來，就必然有文字。經過近代許多史家考證，那時匈奴所使用的文字是漢文，因為當時既然有許多匈奴人降漢，也有許多漢人降於匈奴，比較有名的像西漢的韓王信（不是跟劉邦打天下的韓信，而是戰國時代韓國王室的後裔，西漢初立為韓王）、趙王，奉使送和親公主到匈奴的中行說（音“中杭悅”）等人，這些漢人教導匈奴使用漢字。如《史記》中記載：“於是（中行）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可見當時匈奴還是有用文字記載國家重要事件，只是用的文字是漢字。
不只如此，中行說當初被西漢派為護送和親公主到匈奴的特使時，是既不甘心更不情願，曾經口出怨言說：“一定要派我去的話，朝廷將來會後悔的。”所以中行說到匈奴後就投降匈奴，並且為匈奴出謀劃策，要讓西漢難堪，譬如西漢送給匈奴的書信長度是一尺一寸，中行說就要匈奴單于回給西漢皇帝的書信長度為一尺二寸，用的印璽也比西漢皇帝的印璽要大些，雖然他的目的只是滅滅西漢的威風，但是卻讓後世了解，當時的匈奴沒有創制自己的文字，而是使用漢字。
這種情形一直到南匈奴附漢，乃至南匈奴後裔劉淵建立“漢”（西晉惠帝永興元年，西元三〇四年。後改稱趙，史稱前趙），或赫連夏時期，情況都沒有改變，匈奴還是使用漢文。
至於西遷的北匈奴，到了中亞康居後，是否創制或借用中亞已有的粟特文拼寫匈奴語言呢？
北匈奴西遷中亞時，中亞各綠洲國家，也就是漢文史料上所說的昭武九姓各國，早已有了足以使用的拼音文字，或稱之為粟特文，或者叫做吐火羅文（經近代學者研究又可分為甲、乙或A、B兩種，流通於西域）。北匈奴到了康居之後，身處粟特文化圈，是否會借用粟特字母拼寫匈奴語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在史料上找到證據。不過據相關史料，北匈奴西徙中亞康居後，為了核計人口牲畜，以及繪製山川形勢的地圖，仍然是使用漢字。根據《漢書‧元帝紀》載：“建昭四年（西元前三十五年）春正月，以誅（北匈奴）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圖書示後宮貴人。”這裡的“圖書”顯然是指匈奴第一次分裂後，西漢討伐北匈奴單于郅支後所獲得的圖書，其中可能包括了書籍簿冊以及山川形勢圖，漢元帝把這些圖書“示後宮貴人”，這些圖書上的文字必然是後宮貴人看得懂的漢字。所以說北匈奴西徙後，身邊一定還有不少漢人替北匈奴處理文書工作，用的仍然是漢字。
漢字的優勢
任何民族都是從繪畫開始溝通受時空阻隔的思想，繪畫式文字也就是象形文字，必須是具體的東西才能畫下來，因此象形文字如果不能超越具體，無法描繪抽象的話，就不能發展出完整的視覺文字，所以世界上許多民族最後都放棄了這種以視覺為主的象形文字，而另行創制以聽覺為主的拼音文字。
就目前情形看來，舉世只有漢字以轉注、形聲、假借、會意、指事等方式，克服了象形所無法表達抽象的困境，成為唯一的視覺文字，這種文字的好處是不受時空的約束，不會因讀音的不同，而改變文字的涵義，如今天的漢人或是其他民族，只要具有高中漢文程度，就可以直接閱讀《論語》、《史記》、《漢書》等經典。
至於後來從康居出發西侵歐洲的另一支北匈奴，他們的文字使用情況又是如何呢？據歐洲史料記載，進入歐洲的北匈奴人似乎有自己的文字，並且有了以匈奴文寫成的詩詞歌詠，如果這個記載屬實的話，他們所使用的匈奴文已經相當成熟了。依據歐洲史料所載，當時已有認得匈奴文的羅馬人，而匈奴也有人通曉羅馬人使用的拉丁文，只是很遺憾的是，這種匈奴文並沒有流傳下來，使這個歷史上的傳說真偽莫辨。
匈奴的習俗
匈奴的習俗，可分幾個面向來說，先說匈奴民族的信仰。從蒙古一些岩畫中，證明了早在五、六千年之前，或者更早，生活於北亞草原的匈奴或者匈奴的先人就已經具有信仰。人類之所以有信仰，是對大自然的風雨雷電等自然現象感到恐懼，而大自然孕育萬物，如牲畜草場使人們衣食無缺，因而有了感恩之心。今年的水草豐美，牲畜順利繁殖，除了感恩，更期盼來年也是如此。這種許願、感恩以及恐懼，構成了人類產生信仰的心理因素，匈奴民族自不例外。
經過許多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及宗教學的學者專家研究後，認為匈奴民族的宇宙觀是垂直的，人類所居住的地區為地面界，其上為天上界，其下則為地下界，換言之就是“天堂”、“人間”及“地獄”。匈奴人認為天上界為諸神所居，而諸神是有其“階級之分”（Hierarchy），自至高無上的天神，以至日、月、星辰諸神。地下界（地獄）則以最大的魔神為首，諸魔也有層次，例如各種鬼神乃至人類死亡後的靈魂。地面界則有土地、山川、水火等神靈所構成的萬神，這些自然界的各種力量，對天上界的各種神衹也要表現出絕對的尊崇與畏懼。這種萬物有靈的現象，民族學家或宗教學家稱之為“泛靈信仰”（Animism）。
但是凡夫俗子是無法跟諸神或諸魔進行溝通的，必須透過一個“通靈”的人作為人與神鬼之間的媒介，這個媒介稱為“薩滿”（Shaman），通常是由婦女經過“專業”訓練後擔任。許多論著把這種泛靈信仰稱之為薩滿教，自嚴格的宗教定義來說，薩滿信仰還不具備宗教的要件，只能稱之為信仰。
匈奴民族有史以來都是泛靈的薩滿信仰，例如《史記》就記載：“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
可見匈奴是既拜祭祖先，又祀天地、鬼神的薩滿信仰，日常生活也離不開對日、月的崇拜，《史記‧匈奴列傳》稱匈奴：“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至於要舉辦大事或舉兵出擊時，更是離不開對日、月的觀察與膜拜，同書又稱：“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由此可見對日月星辰之重視。
此外，匈奴對鬼神也極為迷信。例如西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投降匈奴後（西漢武帝征和三年，西元前九〇年），頗受匈奴單于重視，結果早先投降匈奴的衛律（時被封為丁零王）感到不是滋味，於是串通匈奴的薩滿要陷害李廣利，薩滿在進行一連串的法事後，詐稱已崩殂的單于要以李廣利的血，祭獻於匈奴單于的靈位，李廣利自然不甘心，臨死前大罵：“我死後變成厲鬼也要滅掉匈奴。”說來也巧，這年雨雪連下好幾個月，牲畜死傷眾多，而匈奴也有多人感染重病，河谷地帶所種的穀物也不結穗。這下匈奴單于害怕了，認為是李廣利的鬼魂作祟，連忙為李廣利建立祀堂，加以祭拜，希望能消災避禍。從這件事即可證明匈奴是崇拜鬼神的。
匈奴的泛靈信仰到了西漢後期有些改變，因為一般泛靈信仰並沒有固定的偶像崇拜，甚至沒有偶像，但是西漢的霍去病率兵過焉支山北擊匈奴時（西漢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年），獲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事見《史記》），顯然有了固定的偶像崇拜。
休屠王的兒子入漢後，以“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見《漢書‧金日磾傳》）。這尊匈奴祭天的金人大約有一丈多高，漢武帝把祂安置至甘泉宮，且不時加以祭祀，可惜《史記》、《漢書》對這尊金人都沒有更詳細的記載，後世無法進一步加以研究。漢武帝時，佛教似乎已經傳入中亞了，可是這尊金人是不是佛像？也已經無法考究了。只能說，如果是的話，就表示佛教在西漢初（西元前二世紀）時就已經傳入北亞草原了。不過縱然如此，從這之後有關匈奴信仰的記載，都不見佛教蹤跡，這個歷史謎團只好繼續成為千古不解之謎了。
匈奴非常崇信薩滿，據《漢書‧西域傳》所載，匈奴常命薩滿在部隊要經過的路上，或河流之下，埋下牛羊，用以詛咒敵軍。此外，匈奴單于贈送給西漢皇帝的馬，也都先讓薩滿念過祝禱詞。在史傳裡薩滿都寫作“胡巫”，匈奴人的“胡巫”信仰是很普遍的，由於有一些匈奴人投降西漢，這種崇拜胡巫的習俗也在漢人之間流行起來，例如漢安定郡所屬的朝那縣（今甘肅省平涼縣西北），就有十五個拜祀的場所，其中就有胡巫祝禱詛咒。這種迷信胡巫的情況後來居然傳播到宮廷中，據《漢書‧江充傳》載，漢武帝曾命江充調查宮中的巫蠱事件，江充就帶了胡巫查看，這至少證明中國境內也有人信仰胡巫，而且也有胡巫到中原地區服務。
匈奴的胡巫不但能和神靈鬼怪溝通，還能治病救人，史傳稱這種胡巫為“毉”（音義同“醫”）。如蘇武在匈奴時，因副使介入匈奴內部奪權事件被破獲，而引刀自殺，但是人還沒斷氣時，衛律就趕忙請來毉，將地挖一個坑，放些木柴點起小火，把蘇武放在上面，用腳踩蘇武的背，讓蘇武繼續流血，原本蘇武已經幾乎沒了呼吸，經過胡巫半天的“治療”後，又活了過來，足以證明胡巫也負有治病救人的任務。即使到現在，居住於大興安嶺地區一帶的薩滿也還具有治病的功能。
再其次說到匈奴的婚姻習俗。與匈奴以及後來北亞草原游牧民族有關的婚姻形式，大約有掠奪婚、蒸報婚以及賜婚，其中尤以蒸報婚最為漢人所詬病，其實這是漢人不了解草原民族的社會結構，並且以漢人的觀點加諸在草原游牧民族之上，才會有如此既不正確更不公平的偏見。
蒸報婚或叫“收繼婚”，所謂“蒸”是指晚輩收繼直系尊親屬之寡妻；“報”是指晚輩收繼旁系長輩的寡妻。
在漢人社會裡，蒸報婚是不光彩且是違背倫常的，然而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裡，蒸報婚是一種正常的婚姻形式。《史記‧匈奴列傳》就有這樣的記載：“匈奴之俗……，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
這種妻後母及娶兄弟妻為妻的現象，在匈奴社會乃至中亞、北亞所有游牧民族中，都是正常的婚姻習俗。
漢文史料中也有幾樁具體例子：西漢成帝建始二年（西元前三十一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兒子雕陶莫皋繼立，稱復株累單于，就娶了先前嫁給呼韓邪單于的王昭君。又如西漢宣帝地節二年（西元前六十八年），匈奴壺衍鞮單于死，他的弟弟虛閭權渠單于嗣立，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音“胭脂”，即單于之妻，相當於中原皇后），廢黜原壺衍鞮單于的顓渠閼氏，也就是說，虛閭權渠單于違反了匈奴社會傳統“妻兄弟之妻”的習俗，此舉引起顓渠閼氏的父親左大且渠的怨恨（事見《漢書‧匈奴傳》）。可見蒸報婚或收繼婚不僅是匈奴社會的一種婚姻習俗，更是一種社會制度，任何人都不能輕易違反這種社會既定習俗和制度。
掠奪婚
人類從母系社會進入父系社會後，已經確立了私有財產制，也漸漸從亂婚制進入一夫一妻制，而且經過長時間的經驗累積，知道近親婚配容易生出不健康的後代，所以氏族外婚或部落外婚已成為各民族的共識。要從別的部落尋找配偶，最方便的方式莫過於掠奪了，所以從匈奴一直到蒙古，都有掠奪婚的習俗。
就以蒙古族為例，鐵木真的父親也速該的妻子就是搶來的，而鐵木真的妻子也曾經被篾兒乞人搶去。《史記》、《漢書》雖然沒有提到匈奴有掠奪婚的習俗，但是以蒙古族之有掠奪婚，推測匈奴也有掠奪婚，應該是可以成立的。不僅如此，直到今日，中亞國家烏茲別克還有這個習俗，這樣看來，匈奴應該也有掠奪婚。
如果從另一個面向看，蒸報婚更有其社會、經濟面的必然性。匈奴社會早已採行家父長制，所有財產包括牛、羊、馬、駱駝、帳篷，乃至奴隸，在家庭中歸家父長所有。在整個國家中，由單于支配，而單于的閼氏當然可以分配到若干個帳篷、牲畜及奴隸，老單于一旦崩殂，她的閼氏身分自然消失，那麼這些帳篷、牲畜以及奴隸都將由新單于收回，請問老單于的閼氏將何以為生？只有新單于娶了她之後，她才可以享有閼氏名位，並繼續擁有原來分配給她的一切。
其實這種蒸報婚不僅盛行於匈奴民族，幾乎所有北亞、西域各民族都存在。漢武帝以其弟江都王劉建的女兒為細君公主，嫁西域烏孫昆莫（首領）獵驕靡，當時獵驕靡已經很老了，沒多久就駕崩了，由他的孫子岑陬嗣位。依照烏孫的婚俗，細君公主要嫁給岑陬，可是細君公主認為這跟漢人的禮俗不合，奏報漢廷，漢武帝要她“從俗”，細君公主也就嫁給岑陬。後來細君公主過世了，西漢又以解憂公主嫁岑陬，岑陬死後，解憂公主又嫁給嗣立的岑陬叔父大祿的兒子翁歸靡，翁歸靡死後，解憂公主三度嫁給岑陬與其他妻子生的兒子泥靡（翁歸靡的姪子）。這種錯綜複雜的婚姻關係，對游牧民族來說都屬正常。
北魏孝莊帝（西元六世紀左右）時，北魏分裂為東西魏。東魏實權掌握在大臣高歡手中，高歡雖然自稱渤海脩縣漢人，但是在思想行為上已經完全鮮卑化了，後來他的兒子高洋篡東魏建北齊，追諡高歡為神武皇帝。據《北史‧后妃傳》所載，高歡曾娶柔然可汗阿那瓌的女兒，史稱蠕蠕公主。柔然在當時或稱茹茹、芮芮，北魏為了醜化異族，而稱為蠕蠕，意思是像蟲一樣愚昧無知。高歡過世後，兒子高澄就依照柔然的習俗，再娶這位蠕蠕公主，並且生了一個女兒，可見這種蒸報婚連自稱是漢人的北齊高氏也照單全收了。
至於柔然本身更是奉行不渝，據《魏書‧蠕蠕傳》所載：當初柔然豆崘可汗死了，由那蓋嗣立，豆崘的堂兄弟伏圖就收納豆崘妻子候呂陵氏，生下醜奴、阿那瓌等六人。可見這種叔娶嫂的方式，在柔然社會也是一種習俗。
柔然之後突厥崛起，也是實行這種蒸報婚。據《北史‧突厥傳》以及《通典‧卷一九七‧突厥條》所載：隋義成公主最初嫁突厥啟民可汗，啟民卒，又嫁他的兒子始畢可汗，之後又嫁始畢之弟處羅可汗及處羅之弟頡利可汗。由此可知，突厥之後的北方游牧民族始終都有蒸報婚的習俗，但最早見諸文獻的還是匈奴民族。
再來看匈奴的葬俗，據《漢書‧匈奴傳》所載，匈奴的葬俗是：“其送死，有棺椁（音“果”，同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如果從這項史料來看，匈奴在葬俗方面似乎跟中原漢人有一部分相似，如厚葬、殉葬等。
俄國考古學家柯茲洛夫（P. K. Kozlov）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間，於今日蒙古首都烏蘭巴托以北約七十公里的地方，挖掘出一堆匈奴古墓群，墓壁以緞鋪鑲，棺中鑲金厚如一個制錢，棺木呈角形，墓中有相當多陪葬品，像玉印、綿、羅等，每墓中有二個、六個、八個以至三十個不等的女性骨骸，足證《漢書》所說“有棺椁、金銀、衣裳……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的記載是正確的。近年來大陸考古學界也在內蒙古挖掘出為數不少的古匈奴墓群。
至於匈奴民族的髮式和服飾也需要稍作介紹，因為髮式跟服飾可以顯示一個民族的特色，春秋時孔子曾經說過：“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可見髮式服飾可以作為區隔民族的象徵。從孔子這句話中，更可以了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是披髮左衽的，所謂披髮，並不是披頭散髮，而是在頭髮的尾端加以紮結。從中國陝西省西安縣匈奴古墓出土的一件銅製飾牌上，有兩個正在摔跤的匈奴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匈奴人的髮式。至於服飾左衽，根據推測，可能是騎馬時身體向左傾斜，左手執韁右手拿兵器，如果衣服右衽的話，冬天會灌進寒風，不僅影響速度，更會令人寒不可耐，當然這只是推測，還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實地觀察，因而暫時無法得出結論。
此外，匈奴還有剺面的習俗，剺面或作釐面，這種習俗原是高加索塞種人、月氏人的習俗，剺面指至親的長輩或長官過世後，晚輩、部屬為了表示哀傷，便用刀自割顏面。後來才傳入匈奴。
試看《後漢書‧鄧禹傳》中有關鄧訓的記載，另一支游牧民族小月氏就有這種習俗，原文如下：“戎（指小月氏。即當初沒有隨月氏西遷，而退保南山與諸羌雜居的月氏族）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鄧）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可見小月氏也有這種習俗。匈奴原與塞種、月氏為鄰，染上剺面之俗也是很自然的。再見《後漢書‧耿弇傳》載：“匈奴懷其（指耿秉）恩信，……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梨（通“釐”，割的意思）面流血。”
可見匈奴確實染上這種剺面之俗。不只匈奴染上此俗，早在春秋時代，與匈奴、月氏接壤的晉（即今山西省）國人，也有些人染上剺面之俗。如《國語‧周語上》稱：“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鋮刀墨（以刀刻其額而墨涅之）之民。”同書另載：“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獲），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
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傷），死。……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國語‧晉語三》）
這裡所說的“刀墨”、“面夷”，就是剺面之俗。可見習俗是會互相感染的，與月氏、匈奴相鄰的漢人，久了也多少會染上些“胡俗”，同樣的，胡人也會染上漢人的習俗，這就是文化的融合。
除了以上這些習俗外，匈奴似乎還從塞種人那裡染上一種聽似野蠻的習俗，即把敵人的頭從眉毛切開，去除頭髮、腦漿，只留下頭蓋骨，然後鑲上金或銀，作為飲器，史傳載匈奴戰勝月氏時，就曾把月氏王的頭作成飲器。這種習俗史傳上記載的比較少。匈奴之後，柔然、突厥、回紇、黠戛斯興起後，史傳上都沒有記載他們有這個習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習俗並沒有斷絕，因為據《元朝祕史》所載，南宋末年（十三世紀）蒙古興起後，克烈部長脫斡憐勒王汗（脫斡憐勒初受女真封為“夷離堇”，其意為王，又自稱汗，於是一般史傳就稱他為王汗，或作翁罕、王罕）被蒙古族的鐵木真打敗後，逃進乃蠻地界（克烈、乃蠻都是突厥系民族）被乃蠻太陽汗所殺，並把王汗的頭蓋骨作成飲器，可見這也是游牧民族互通有無的習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