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從陀氏書信論陀思妥耶夫斯基[6]
托爾斯泰巨大的身軀依然嵯峨，阻擋著地平線，幾個先驅智者卻或已經發現，在巨人托爾斯泰背後赫然升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恰如多山地區所見：最近最高的山峰，往往為毗連的峻嶺所遮掩而不得窺其巍峨，等到慢慢遠離之後才重新發現其雄偉。這座被半遮半掩的山峰，這個重巒疊嶂中神秘的山崖，就是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條豐美的江河發源於斯，如今正可大量滿足歐洲新的渴望。可與易卜生和尼采媲美的正是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爾斯泰；他跟易卜生和尼采一般偉大，也許比他們更為重要。
大約十五年前，德·沃居埃[7]先生以高貴的姿態，托著雄辯的銀盤向法蘭西獻上打開俄國文學的鐵鑰匙，但講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卻為他論及的作家之粗野表示歉意。他承認陀氏具有某種天才，但同時，又合乎禮儀地有所保留，為陀氏太多的粗言穢語感到非常不自在，尚希讀者原諒，說什麼“絕望促使他千方百計讓我們的世界去理解他的世界”。德·沃居埃先生對陀氏早期作品略加陳述，覺得這些作品即使不討人喜歡，至少尚可忍受。之後，他著重論述了《罪與罰》，提醒讀者注意，“完成這部作品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華便停止上升了。”讀者不得不相信他的話，因為當時除了此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東西幾乎都沒有翻譯過來。他甚至說：“陀氏還會振翅飛翔一陣子，但只是在迷霧中，在越來越混濁的空中轉圈子罷了。”然後他寬厚地介紹了《白癡》一書的特點，接著談到《群魔》時，說這本書“雜亂無章，布局不工，不倫不類，充斥著世界面臨末日的論說”，至於《作家日記》就像“曖昧不明的贊歌，既缺乏分析又逃避論戰”。他只字不提《永久的丈夫》和《地下才子》（一譯《地下室手記》），卻寫道：“我未提一本叫《成長》的小說，因為比起先前的小說要差得多”，繼而更不客氣地指出：“我不想多談《卡拉馬佐夫兄弟》，據普遍供認俄國極少有人有勇氣讀完這個沒完沒了的故事。”最後他作出結論：“我的任務只限於喚起人們注意這個作家，他在那邊已大名鼎鼎，在這裡卻幾乎名不見經傳；我只想指出他的作品中最能顯示他多方面才華的三部（？），那就是《窮人》、《死屋手記》、《罪與罰》。”
因此，我們不大知道該怎麼辦，該感激德·沃居埃先生吧，不管怎麼說，他是第一個告知我們的人，或者該對他生氣，因為儘管他確實誠心誠意，看上去還勉為其難呢，但他向我們介紹這位奇才所提供的形象卻是過分簡略的，很不完整的，甚而至於歪曲的。因此我們懷疑了：《俄羅斯小說》的作者引起讀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是有利於陀氏的，但只叫人們注意他的三本書，那就有損於陀氏了。誠然這三本書令人贊賞，但並非最有意義的，惟有讀他更多的書，我們的贊賞才是完完全全的。不過，對一位沙龍式的智者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許不好理解，或不好一下子深入理解。“他一味使人疲勞，活像純種馬總在活動，叫人不得休息。再加上被迫在小說中認出自己，結果讀時特別費勁，鬧得精神十分疲勞……”三十年前，社交界人士談起貝多芬最後幾部四重奏，其說法沒有什麼兩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曾指出：“很快被人理解的東西壽命不長。”
德·沃居埃先生這些貶義的評價實際上延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翻譯、出版和發行，使讀者望而生畏，竟允許夏爾·莫裡斯先生削足適履，把《卡拉馬佐夫兄弟》譯得殘缺不全[8]，所幸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終於慢慢由多家出版社一部部出全了。[9]
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讀者的吸引力仍然緩慢，而且只限於相當特殊的精英層；不僅頗有教養頗認真頗寬厚的廣大讀者嫌棄他，甚至對易卜生的戲劇都不動心了，而且那些能欣賞《安娜·卡列尼娜》乃至《戰爭與和平》的讀者，或對《查拉圖斯特拉[10]》如癡如狂而對他人不太厚道的讀者，也嫌棄他。這就怪不得德·沃居埃先生了，否則就不切實際了。究其原因，相當微妙，但研究陀氏書信能使我們找到大部分原因。所以，今天我不想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體著作，而只論述最近問世的一本書，即一九〇八年二月由《法蘭西水星》月刊社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集》。
上篇
我們渴望發現一尊神，碰到的卻是一個人：患病，貧窮，不停辛勞，奇特地不具備他強力指責法國人的那種假優點：口才。論及這樣一本不加修飾的書，我將盡量讓自己排除一切不誠實的想法。如果有人希望從中找到藝術性、文學性或什麼風趣的玩意兒，那我馬上奉勸他最好放棄閱讀這部書信集。
書信的行文常常是雜亂的，笨拙的，欠通的。我們感激皮延斯托克先生沒有勉為其難地強作掩飾，沒有糾正這種很具特性的笨拙。所以，我們的引文全部參照皮延斯托克的譯文，笨拙的地方、文理不通之處，都是盡量模擬俄文原本，雖然有時叫人感到別扭。
的確，初讀時令人掃興。德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作者霍夫曼暗示俄國出版者提供的陀氏書信本來可以選擇得更好一些。霍夫曼認為，我們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通信便可覺得，陀氏遺孀安娜·格裡戈裡耶芙娜和陀氏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選擇陀氏書信發表時讓人家出了壞主意，他們本可以撤下多封只涉及銀錢的信而換上幾封更為隱秘的。光是陀氏寫給他第二任妻子安娜·格裡戈裡耶芙娜的信就不少於四百六十四封，還一封沒有發表過。但我不信其基調會有什麼不同。
瞧這部集子，厚厚的，厚得叫人窒息，並非因為信件多，而是因為每封信都非常不成型。集子盡可以厚，再厚也無妨。我們感到遺憾的是皮延斯托克先生沒有費心把已經刊登在多種雜誌上的陀氏書信匯總一並發表。譬如，為什麼他只取刊登在《田地》[11]（1898年4月？）雜誌上三封信的第一封？為什麼不取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一日寫給弗朗吉爾的那封信？至少取其已發表的片段嘛，陀思妥耶夫斯基講述他的婚姻，明顯希望他生活中這個幸福的突變會治愈他的神經衰弱症。尤其為何不取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封很精彩的信？這是刊登在《俄國舊事》[12]的陀氏信件中最重要的，而且有哈爾佩裡納和莫裡斯的譯文刊載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流行》[13]雜誌上。皮延斯托克在書信集後面附加了《告御狀》，《時代》[14]雜誌的三篇序言，雜亂無章的《國外旅行》（但其中有幾段特別能引起法國人的興趣），還有非常惹人注目的《試論資產階級》，對此我們表示贊賞，但他為什麼不加上那篇感人至深的辯護詞：《我的辯護》（寫於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期間，八年前發表於俄國，法語譯文[羅森柏格譯]載於《巴黎雜誌》）最後，抑或不時加幾個注釋有助於閱讀，抑或按不同的時期略加分類，有助於說明各個沉默的間隔，不是更好嗎？
文學家的書信寫得如此糟糕也許還沒有先例，我的意思是說，如此不加修飾。他，“講別人”，嫻熟巧妙，一旦談自己卻困惑含混，好像見諸筆端的思緒不是絡繹不絕，而是萬千同至；或好像勒南[15]所說的“多枝累累碩果”，他不得不隨心和盤托出弄得焦頭爛額才能把累累思緒公布於眾。這些豐富而紛繁的頭緒一經控制，在創作小說的過程中有利於複雜雄渾的謀篇布局。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時嘔心鏤骨，含辛茹苦，把每篇故事一頁頁改了再改，毀了重寫，孜孜不倦，直到深中肯綮，獨具匠心，而書信則是隨意揮灑之作，想必不作刪改，但又不斷改變說法，所謂逸筆草草，一揮而就，也即沒完沒了地趕時間。靈感！用來衡量作品和作者之間距離的，舍靈感莫屬。啊！浪漫派令人心醉魂迷的發明！才思敏捷的詩神！你們在哪裡呀？還是套用布豐[16]謙虛的話吧：“天才出於勤奮”，此話用在這裡再恰當不過了。
“那麼，朋友，你的理論是什麼呢？”他初出茅廬時給兄弟寫道，“一幅畫應當一次畫成嗎？……你什麼時候堅信不疑的？聽我說，哪裡都需付出勞動，艱巨的勞動。相信我的話，普希金的一首詩，輕巧雅致，才寥寥幾行，看上去一氣呵成，卻原來普希金醞釀良久，才信手拈來俱天成……信筆寫的東西，都不成熟。據說，莎士比亞的手稿見不到涂改的杠子，正因為如此他的作品奇形怪狀，缺乏韻味。倘若莎翁下點功夫，還會寫得更好……”
這就是整個書信集的筆調。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最佳時間最佳情緒用於創作，沒有一封信是寫來娛情消遣的，他反覆強調“對寫信的厭惡是極其強烈的，無法克服的，不可想像的”。他宣稱：“書信是荒唐的東西，根本無法借以傾心吐膽。”更有甚者：“我給您什麼都寫了，卻發現關於我的精神生活、心靈狀態根本沒有涉及，連個大概都沒有提及。我們的通信不管保持多久，都會是這個樣子的。我不善於寫信，更不善於寫我自己，恰如其分地寫我自己。”另外，他還寫道，“信裡邊什麼也寫不清楚。為此我一向不能容忍塞維尼夫人[17]：她的書簡寫得太好。”甚至幽默地宣稱：“有朝一日我進地獄，為懲罰我的罪孽，一定罰我一天寫一打信。”我想這是在這本憂鬱的書中惟一可以抄錄的趣話。
因此，他只在最迫不得已時才寫信。他一生的書信（除了最後十年是另一種調子，對此我將專門談及），每一封都是一次吶喊，他一文不名；他走投無路；他苦苦哀求。我所說的吶喊，是一種窮途末路的呻吟，無休止的，一成不變的。他的請求既無技巧，又無自尊，更無調侃。他請求，而又不善於請求。他哀求，刻不容緩；他一而再再而三懇切細說他的需要……他使我想起聖方濟各在《小花》[18]中講述的那個天使，說天使扮成流浪者來到司波萊特山谷新興的善會敲門，敲得那麼急那麼久那麼重，惹得修士們發火了，主事的（我們不妨影射德·沃居埃先生）終於出來開門，對他說：“你是何許人？怎麼不懂敲門的規矩？”天使問道：“應當怎樣敲門呢？”主事兄弟回答：“敲一下停一下，這樣敲三下，然後等候。應當讓出來開門的念完天主經。等這個時間過了，若不見人出來，再敲門……”天使搶嘴：“可我急如星火哇……”
“我窘況百出，拮據得準備上吊，”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我無力還債，也因缺錢而無法外出避債。”“從現在到年底，我的日子怎麼過呢？不知道。我的頭快裂了，沒有人可以借錢了。”（他筆下的一個主人公曾說：“走投無路，這您知道意味著什麼嗎？”）“我給一個親戚寫信，向他借六百盧布。他若不寄來，我就完了。”這類抱怨或類似的牢騷，在書信集中比比皆是，我信手拈來，全不費工夫……有時，每隔半年，他又天真地強調一次：“需錢孔急一生中也僅此一次而已。”
最後的歲月，他也像自己筆下的人物，卑躬屈節得愕然不知所措，這種奇怪的俄羅斯謙卑完全可以同時是信奉基督教的，但霍夫曼[19]斷言這種謙卑存在於每個俄國人的靈魂深處，甚至存在於不信奉基督教的俄國人靈魂深處。他還說，西方人永遠不能完全理解這種謙卑，因為西方人把自尊當作美德，理解不了這樣的話，“他們為什麼要拒絕我呢？我又不強求，而是謙卑地請求哇。”
這部書信集的作者只在萬不得已時才寫信，所以總是顯得失意無望，對此我們也許會產生錯覺……不會的，不會弄錯的：每每大筆匯款到後無一不很快被債務吞掉，以至於他五十歲上寫道：“我一生為錢辛勞，一生貧困纏身；如今更甚於以往。”負債累累，或賭博輸錢，或理財無方，或不假思索的慷慨和毫無節制的施與，引起他二十歲時的同伴裡埃森康普夫的議論：“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使周圍所有的人生活得好好的，可他自己卻一輩子手頭拮據。”
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歲時寫道：“這部未來的小說（系指《卡拉馬佐夫兄弟》，九年之後才動筆）已經使我坐立不安三年多了，但我還未動筆，因為我很想從容不迫地寫這部小說，就像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岡察洛夫[20]那般寫作。我至少要有一部著作寫得從從容容，不受時間的限制。”但他說也白費，什麼“我不明白可以為了錢倉促了事”。錢的問題始終干擾他的寫作，他總害怕不能按時交稿：“我怕沒有準備就緒，怕拖延。我不想由於倉促把事情搞糟。確實的，創作計劃考慮得很周到，研究得挺仔細，但不能因為太倉促把一切搞糟。”
為此他過度地工作，過度得可怕，把自己的榮譽傾注在艱難的守約上。他寧願累垮也不肯交出有缺陷的作品，到晚年可以心安理得地說：“在我整個文學生涯中，我始終守約，一絲不茍，沒有一次說話不算數。況且，我寫作從未單單為了掙錢而置契約於不顧。”先前在同一封信中他還說：“我從未設想過一個主題是為了賺錢的，是為了按預定日期而履行寫作義務的。我一向等到醞釀好了主題，才訂約才預售書稿，而這個主題是我真正想寫的，是我認為有必要寫的。”以至於最初在二十四歲時寫的某封信中，他驚呼：“不管怎麼樣，我發誓了：即使落到家徒四壁，我也將堅持，決不憑訂單寫作。訂單叫人受不了，預約總是一事無成。我要求自己每個作品都是出色的。”我們不必仔細琢磨便可說，他畢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始終痛苦地確信，如果有充裕的時間有更多的自由，他一定能把自己的思想抒發得更好：“使我非常困擾的是，我若提前一年動筆寫小說，然後用兩三個月謄清和修改，那一定大不相同。我敢保證。”也許是幻想吧？誰說得清道得明？空閒多了，就能如願以償？他還追求什麼呢？大概更加簡練吧，細節的銜接更加完美吧……但就拿他最優秀的作品來說，幾乎每個部分都是簡潔明快的，很難想像再上一層樓。
達到如此境界，需要做多大的努力呀！“只有靈感部分，一下子同時湧現，而剩下的作業卻非常艱巨。”他兄弟大概責備他寫作不夠簡練，言外之意，不夠迅速，而且不“讓靈感馳騁”，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還年輕，卻駁道：“顯而易見，你把靈感和勞作混淆了，靈感是最初瞬間的創造或心靈活動（經常發生的）。舉例來說，當我腦子裡出現一個場景，我馬上記錄下來，心裡很高興。之後，需要幾個月，需要一年精細加工，其結果好上加好，明擺著的。但願靈感來臨。當然，若沒有靈感，什麼也幹不成。”我引了這麼多話，該表示歉意呢，還是應當感激我寧願盡可能讓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來多說話呢？“起初，就是說去年歲末（此信寫於一八七〇年十月），我認為此稿（系指《群魔》）是深思熟慮的，布局完整的，看著心裡十分得意。後來，真正的靈感來了，突然我對這部作品由衷地喜歡，全心投入，立刻動手把已經寫的劃掉。”當年他還寫道：“全年我一味撕呀改呀……我的計劃至少改了十次，第一部分完全重寫了。有那麼兩三個月，我氣惱絕望。但最後百川歸海，臻於完善，不可再改了。”這種對完美的追求自始至終困擾著他：“倘若我有時間從容寫作，不受期限約束，那可能產生出好東西。”
這種焦慮，這種自責，他每寫一本書都經歷過：
“小說（《罪與罰》）很長，有六部分。十一月底已有一大段寫完了，一切就緒，但我把它全燒了。現在我承認當時很不滿意，因為一種新形式、一個新計劃油然而生。於是重新開始。我夜以繼日地工作，但進展緩慢。”他在別處寫道：“我寫作，但一味撕掉，什麼也未寫成。我好氣餒喲。”又在別處寫道：“我工作過度，變得傻頭傻腦，感到暈頭轉向。”又在別處寫道：“我在這裡（斯塔雷亞·羅莎）像苦役犯似的埋頭苦幹，連晴和日麗的天氣都放棄享受，日日夜夜伏案寫作。”
有時候連一篇簡單的文章都像寫一本書那樣費勁，因為不管對待小事或大事，他一絲不茍的精神是同樣完整無缺的：
“我把這篇文章（回憶別林斯基的，再也找不著了）一直拖到現在，那是咬著牙寫完的……十頁小說比這兩頁文章容易寫得多！算起來，這篇該死的東西，我至少寫了五次，然後全劃掉，改變初衷重寫。最後總算湊合完成了，但蹩腳透頂，直叫我惡心。”如果說他對自己思想觀點的價值深信不疑，那他對自己最優秀的作品卻始終是苛求和不滿的：
“我很少有過比它（《卡拉馬佐夫兄弟》）更新鮮更完整更獨創的東西。我這麼說不必擔心被指責為驕傲，因為我說的是主題，即在我頭腦裡已扎根的思想，而不是說實施，成事要靠天；我把思想付諸實施時有可能搞糟，這在我是經常發生的……”
“不管我所寫的有多麼蹩腳多麼糟糕，”他在別處寫道，“小說的思想以及我為之付出的勞動，對我這個微不足道的作家來說，是世上最珍貴的。”
“我對自己的小說很不滿意，簡直感到厭惡，”他在創作《白癡》時寫道，“我拼命強迫自己工作，但辦不到，我膽氣不足。眼下，就第三部分做最後的努力。小說能安排好，元氣就得以恢復，否則我就完了。”
不僅寫了德·沃居埃先生稱為陀氏傑作的三本小說，而且還發表了《地下才子》、《白癡》、《永久的丈夫》，他這才在全力投入一個新主題（《群魔》）時驚呼：“終於是寫嚴肅的東西的時候了。”
在他去世那年，第一次給N小姐寫信時仍然說：“我知道我作為作家有許多缺點，因為我自己就第一個對自己不滿。您可以想像我在某些自我反省的時刻，經常痛苦地發現我連自己想寫的二十分之一都沒有表達出來，也許根本表達不出來。而成全我的，正是我始終不渝的希望，但願上帝有朝一日給我力量和靈感，讓我更完善地抒發，總之，讓我能把深藏在心中和想像力裡的一切表達出來。”
這與巴爾扎克的自信以及對自己不足的寬厚相比是多麼的遙遠哪！（甚至福樓拜，）難道也對自己如此尖酸刻薄嗎？也有過如此艱辛的角逐嗎？也有過如此瘋狂的過量勞動嗎？我想沒有吧。他的苛求著重表現在文學上。如果說記敘其辛勞在他的書信中占突出的位置，那也因為他喜歡這種辛勞，雖說不上自吹自擂，至少他是引以為自豪的；還因為他把剩下的一切全然不放在心上，認為生活就像“一件醜陋不堪的東西，惟一忍受的辦法是退避三舍”，他把自己比作“女騎手，為了射箭，張弓傷了乳房”。但在實際生活中，他把一切都放在心上，他有妻室和孩子，他愛他們。他一點也不輕視生活，從苦役犯監獄出來時寫道：“至少我經歷過了；我受過苦，但總算活過來了。”對藝術的忘我精神使他不那麼傲慢不那麼有心計不那麼有預謀，從而更具悲劇性更美不勝收。他樂於引泰倫斯[21]的話：“人沒有權利擅離本分和無視世上發生的事情，為此自古就有優良的道德依據：Hamo Sum，et nihil humanum[22]等等，等等。”他沒有躲避自己的痛苦，而是全盤承受。只相隔幾個月就先後失去第一個妻子和兄弟米哈伊爾，他寫道：“我一下子變得孤獨無援，我感到害怕。確實可怕呀！我的生活碎成兩半：一半是我曾經歷過的林林總總，另一半則是無人能代替兩位亡者的未知世態。摳字眼兒的話，我已失去生活的依據。建立新的聯繫？創造新的生活？想起來都感到害怕。我第一次感到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我只愛他們。一種新的愛不僅不會有，而且也不應該有。”但兩個星期以後他卻寫道：“我心靈中力量和精氣的儲備殘存著某種紊亂的東西，某種含混的東西，某種接近絕望的東西。對我來說，心煩意亂，愁腸百結，是最不正常的心態……再加上我孑然一身！……然而我總覺得準備活下去。可笑，是嗎？貓的生命力[23]！”他當年四十四歲，不到一年便續弦了。
二十四歲被關進預備監獄等待發配西伯利亞時，他情不自禁地說：“我現在看出我身上儲藏著極強的生命力，很難用得完。”一八五六年他刑滿出獄，剛娶了寡婦瑪麗·德米特裡耶夫娜·伊薩埃娃，便從西伯利亞寫道：“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工作起來深思熟慮，精力旺盛，元氣充沛……我精力飽滿、勇氣十足地奮鬥了六年，吃盡千辛萬苦，到頭來卻掙不到足夠的錢養活自己和老婆，這可能嗎？可不是嘛！更有甚者，根本沒人認識我的能力價值和才華檔次，而我對自己的能力和才華卻特別寄予希望！”
可嘆的是，他不僅僅與貧困鬥爭！
“我工作的時候幾乎總是心煩意躁，憂心如焚；工作過度，體力不支。”“最近我不顧犯病沒日沒夜地工作。”別處他還寫道：“連連犯病把我拖垮了，每發作一次，我四天之內鎮靜不下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來不隱瞞病情，“該死的疾病”發作太頻繁了，連好幾個漠不關心的朋友都有時親眼看見他發病。斯特拉克霍夫[24]在其《回憶錄》敘述過這類病發，他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清楚癲癇會叫人丟臉，甚至引起某種精神或智力的“自卑感”，由此導致工作起來特別困難。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第一次給陌生人寫信也不避諱，因使對方久候回音而表示歉意時，他天真爽直地說：“我剛犯了三次癲癇病，發得如此劇烈如此頻繁還從未有過。發病後兩三天內無法工作，不能寫作，甚至不能看書，因為我身心交瘁，難以支撐。現在您知道緣由了，請原諒我拖了這麼久才給您回信。”
此病在流放西伯利亞前就得了，蹲苦役犯監獄時加重，在國外逗留期間起先有所減緩，後來越發嚴重。有時犯病的間隔雖然拉長，但劇烈的程度卻加大了。“不常犯病的期間遇到突然發作，我便感到極度沮喪，揮之不去的憂鬱。以前發病後，此種心情持續三天，現在卻七八天。”此信寫於五十歲。
儘管頻頻發病，他仍千方百計抓住工作不放，迫於承諾，不得不全力以赴：“《俄羅斯通報》[25]已經預告四月號將刊登《白癡》的續篇，而我，除寫完無關緊要的一章外，現成的東西一點也沒有。我寄什麼好呢？心中全然無數！前天，我犯病來勢兇猛，但昨天仍寫作，處在近乎瘋魔的狀態。”
僅僅由此引起難受和痛苦也倒罷了，更糟的是：“唉，可嘆！我懊惱地發現我不能像從前，也不能像近期那麼快地工作了。”他多次抱憾自己的記憶力和想像力衰弱，五十八歲時，即去世前兩年，他說：“很久以來我便發現，年紀越大，工作越困難。所以，有些想法，即苦悶，始終難以緩解。”然而他卻寫出了《卡拉馬佐夫兄弟》。
去年波德萊爾書信發表時，孟戴斯[26]先生大驚小怪，不無誇張地對藝術家的“道德廉恥”表示憤慨，不一而足。我在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集時，想到最近發掘的基督名言，十分精彩：“當你重新赤條條離去而不因此感到恥辱時，那你便可進入上帝的天堂。”
大概總會有些愛挑剔的文人，為維護淺薄的體統，寧願只看見偉人的半身雕像高高聳立，而把私信秘箋壓下來。他們好像對這類文字只抱著溢美的喜悅，正如庸才發現英雄們身上也有他們自身同樣的缺點時那般自得其樂。他們說什麼有失檢點，當他們運用浪漫筆調時，就說“挖墳”至少是“不健康的好奇心”。他們說：“把作者本人放過一邊，只有作品才最重要！”不錯！但依我看，了不起之處在於儘管如此，作品寫出來了，這畢竟有取之不盡的教益。
由於我不寫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只勾勒這個人物，而且僅僅使用他書信集所提供的素材，所以我只講他體質上的障礙，我想還可以加上持續不斷的貧困，這種跟他形影相隨的貧困好像是他本性暗中所祈求的……一切都跟他作對：他初出茅廬時，儘管幼年多病，卻被認為適合服兵役，而他的兄弟米哈伊爾儘管身強力壯，卻退了役。他因誤入一群可疑分子而被捕，起先給判死刑，繼而獲特赦，充軍西伯利亞服刑。他在那裡一待就是十年：四年蹲苦役犯監獄，六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當兵。那邊也許沒有得到正經的愛情，從這個字眼兒的一般含義而言，“啊！我的朋友！她非常愛我，我也愛她。但我們生活在一起並不幸福。咱們見面時再詳細敘述吧。簡而言之，我們雖然在一起，但很不幸福。她脾氣古怪，多愁多慮，怪僻成病。但我們仍然繼續相愛。甚而至於，我們越是不幸，越發相依為命。看起來離奇，事實卻是如此。”（引自其妻死後給弗朗吉爾的信）但，出於充滿熱情的仁慈，出於憐憫，出於柔情（一種忠心盡力的需求），出於承受一切和遇事不躲避的自然傾向，他娶了苦役犯伊薩埃夫的寡婦，連帶一個遊手好閒的大孩子，後來一直由他負擔。“您若問起我自己，我說什麼好呢？我承擔了家庭的煩惱，硬拖著一家大小。但我認為我的生命還沒有結束，我還不想死呢。”他兄弟米哈伊爾死後，其家庭也由他負擔。還負擔著由他創立、支持、領導的報紙雜誌，“為了維護他以為是自己的思想觀點”（德·沃居埃語）。況且一旦有了點余錢，也就消遣花了。“不得不採取有力的措施。我開始同時使用三種印刷格式發表作品，不計金錢，不惜健康，不遺餘力，一人承擔一切。我通讀校樣；我聯繫作者，打通審查局；我修改文章；我籌措經費；我站到早晨六點，只睡五個小時。等到我把雜誌整頓就緒，為時已晚矣。”確實雜誌未能逃脫破產。他添加道：“最糟糕的是，我含辛茹苦，自己卻不能為雜誌寫文章，沒有我的一行字發表。廣大讀者見不到我的名字，不僅外省見不到，彼得堡亦然，他們根本不知道是我領導著雜誌。”
無關大體！陀思妥耶夫斯基振作精神，孜孜矻矻，重整旗鼓，從不氣餒，決不沮喪。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仍奮進不止，即使不計還會得罪民間輿論，雖已萬無一失征服了的，至少要抗爭報界的非難：“對我在莫斯科所說的話（《話說普希金》），您瞧瞧咱們的報界是怎麼對待我的，幾乎到處把我比作偷竊或詐騙銀行，連烏克漢采夫（當時有名的詐騙犯）都沒有我受到那麼多的臭罵。”
他之所以如此，並非尋求獎賞，亦非出於作家的自尊心或虛榮心。沒有比他當初對待一鳴驚人的成就的態度更意味深長了。他寫道：“人們給我創造了一種可疑的名譽，我不知道這苦海將持續多久。”
他對自己的思想價值深信不疑，以至把自身的價值也混為一談，傾注其間。他給朋友弗朗吉爾子爵寫道：“我為您做了些什麼呢，使您對我厚愛到如此程度？”暮年在給一位陌生女性回信時說：“您果真相信我屬於解脫心靈的人，拯救靈魂的人，驅散痛苦的人！許多人給我寫信都這麼說，但我確信我更善於啟發人們醒悟，喚起人們厭惡。我不善於撫慰，儘管有時感到責無旁貸。”這顆悲天憫人的靈魂藏著多麼深切的溫情哪！他從西伯利亞給兄弟寫信：“我天天夜裡夢見你，心驚肉跳。我不願你死，我要見你，要再一次活著擁抱你，親愛的兄弟。看在基督的分上，不要讓我牽掛。如果你身體好，放下一切事務，莫管一切麻煩，馬上給我寫信，否則我會發瘋的。”
他至少從中找到某種慰藉？在服苦役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沒有家人音信。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釋放前十天，他才從西伯利亞給兄弟寫第一封信，這是我們所知道的，遺憾的是這封精彩的信未收入皮延斯托克先生匯編的集子：“我終於可以較詳盡地跟你敘談了，也比較保險了，我覺得……不過，首先讓我問你，看在上帝的分上，為什麼你連隻言片語都沒寄給我呢？萬萬想不到哇！在監獄裡，在孤獨中，我多少次痛心疾首地想到你也許不在人世了，有時整夜整夜憂慮你的孩子們的處境，我詛咒命運使我無法幫助他們……是不是別人禁止你給我寫信？不，寫信是允許的，所有的政治犯每年都收到好幾封信……我想你沉默的真正原因無非是你天性的冷漠……”
一八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塞米巴拉金斯克給弗朗吉爾的信中寫道：“盡快詳細寫信告訴我您對我兄弟的看法。他對我有什麼想法？從前他愛我至深，向我告別時痛哭流涕。現在對我是否冷淡了？他的性格變了嗎？要是這樣的話，那就太可悲了！……難道過去的一切，他都忘了嗎？簡直難以置信！然而怎麼解釋他七八個月杳無音信呢？……再說我知道他天生缺少熱忱，從前的事歷歷在目哇！我永遠忘不了當K向他轉達我求他照顧時，我兄弟說什麼，“最好讓他留在西伯利亞。”陀思妥耶夫斯基確是這樣寫的，但這句缺德的話，他卻只希望把它忘掉。上面引述的那封給米哈伊爾親切的信是在這封信之前寫的。此後不久，他又給弗朗吉爾寫道：“告訴我兄弟，我緊緊擁抱他，請他原諒我給他造成的種種痛苦，我向他下跪！”一八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他最終給兄弟本人寫信（未被皮延斯托克收入集子）：“親愛的朋友，去年十月的信中我對你（關於你的沉默）發出同樣的抱怨，你回信說，讀了這些抱怨你感到非常難堪，非常沉重。哦，米沙[27]！看在上帝的分上，別責怪我，想想我是多麼孤單，像一堆被拋棄的石子。我的脾氣一直憂鬱，怪僻，易怒，想想這一切。原諒我吧，如果我的抱怨不公正，如果我的猜疑荒唐。我自己也確信錯了。”
大概霍夫曼是對的，西方讀者忍受不了如此低聲下氣的懺悔。我們的文學太具西班牙色彩，教我們學會不忘侮辱方顯個性之高貴！……
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沒離開西伯利亞便寫道：“您信中說大家都愛戴沙皇，是的，我簡直崇敬他。”“西方讀者”對此有何感想？是諷刺嗎？不是。他在信中一封接一封重復：“皇上無比仁慈和寬宏。”十年流放之後，他為自己請求返回彼得堡，為繼子保爾請求進入體育學校，在談到同時提出的兩項請求時，寫道：“我考慮再三，如果皇上拒絕我一項請求，也許不會拒絕我另一項；若不恩準我居住彼得堡，也許會同意接納保爾入學，從而不完全拒絕我的請求。”
如此卑躬屈膝，的確令人困惑。虛無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根本不屑利用。怎麼沒有絲毫反抗的聲音呢？即使不反抗沙皇：謹慎起見也許尊重為好，至少也反一反社會，反一反使他衰老的監獄吧？聽聽他自己怎麼說的吧：“我的靈魂，我的信仰，我的精神，我的情感發生了什麼變故，說來話長，免了吧。經常不斷的沉思使我逃避凄苦的現實，這會有益處的。現在我產生了以前難以預見的追求和希望。”（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致米哈伊爾的信）在別的信裡還說：“請你別以為我還像在彼得堡最後幾年那樣傷感和多疑，今非昔比，一切都過去了。況且有上帝指引我們。”很久之後，一八七二年致S·D·雅諾夫斯基[28]的信吐露了下列異乎尋常的真心話：“您愛護我，照顧我，在我赴西伯利亞前，照顧我這個心理上有毛病的人，現在我承認了，因為我的病在西伯利亞卻痊愈了。”（異體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原信就有的。）
就這樣，沒有抗議，反倒感恩戴德！有如蒼天之手彈壓約伯[29]，他內心卻沒有一句褻瀆神明的話……這個殉難者實在令人失望。他為何種信仰而活著？什麼信念支撐著他呢？把他的見解審視一番，至少把這部書信集所表明的這類見解審視一番，或許我們會發現隱秘，其實我們已經開始隱約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受大眾歡迎的原委，不受寵愛的底情，以及在享受天福前仍滯留其間的煉獄。
下篇
作為無黨派人士，他害怕造成分裂的黨派成見，寫道，“最使我心煩的想法是，我們思想的一致性包括什麼？怎樣的觀點能使我們大家，不管何種傾向，相聚在一起？”他自稱是“俄羅斯的歐洲老人”，深信歐洲的“各種對抗在俄羅斯的思想基礎上得以和解”。他全心全意致力於這種俄羅斯的團結：所有的黨派都應該以對國家和對人類的熱愛而融合起來。他從西伯利亞寫道：“是的，我同意您的見解，俄國將了結歐洲，天職使然。這在我早已了然於心了。”他在別處還把俄國人說成是“空閒的民族，心中裝得下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如果他出於也許只是早熟的信念而對俄國人民的重要性產生錯覺（這根本不是我的想法），那並非因為沙文主義的自負，而是憑著直覺和極高的智力，他認為，作為俄國人，他看出了造成歐洲分裂的原因以及各黨派不同的激情。談到普希金的時候，他對普希金“同情普天下的特性”表示贊賞，並添加道：“這種天賦普希金是與我們的人民分享的，正因為如此，普希金尤其是民族的。”他認為俄羅斯靈魂好比“調解歐洲各種傾向的場地”，繼而驚呼：“哪個真正的俄國人不首先考慮歐洲！”甚而至於語驚四座：“俄羅斯流浪漢要看到世界得到幸福心裡才平靜得下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俄羅斯對未來急切的熱望，其特性應達到泛人類的最高程度，俄羅斯思想將來也許是歐洲全部思想的綜合，儘管歐洲不屈不撓、勇往直前地按不同的民族特性發展各自的思想。”他始終不渝地把視野投向國外，關於法國和德國的政治和社會的評論對我們來說是這部書信集最有趣味的段落。他旅行，流連意大利、瑞士、德國，起先出於了解這些國家的願望，繼而被連續不斷的金錢問題所困滯留數月之久，抑或因缺錢無法繼續旅行、還不起新債，抑或害怕返回俄國還不起舊債而重嘗鐵窗之苦……他四十九歲時寫道：“按我的健康狀況，哪怕蹲六個月的監獄都忍受不了，尤其是我無法寫作了。”
但在國外，他很快感到缺少俄羅斯的空氣，缺少與俄國人民的接觸；斯巴達、托萊德、威尼斯對他都不合適，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不適應氣候，不感到開心。他給斯特拉克霍夫寫道：“唉！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生活在國外對我來說是多麼難以忍受，一言難盡哪！”沒有一封流亡信件不包含同樣的抱怨：“我必須去俄國，這裡我膩得慌……”仿佛他能在那邊就地吸取其作品的秘密食糧，仿佛一旦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便缺乏活力：“我沒有寫作欲望，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要麼下筆艱難。我不明白這意味著什麼，心想肯定是我需要俄羅斯。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回去。”別處寫道：“我需要俄羅斯，為了我的工作，為了我的作品……無論我們生活在什麼地方，或德累斯頓或別處都無關緊要，一旦脫離祖國，到處都是異鄉他國，這種感覺太清晰了。”他還寫道：“您要是知道我感到多麼一無所用多麼渺不相關就好了！……我變得糊塗和遲鈍，失去了俄羅斯習性。這裡沒有俄羅斯氣氛，沒有俄羅斯百姓。總而言之，我壓根兒不理解俄國移民，他們都是瘋子。”
然而，他在日內瓦、在沃韋寫下了《白癡》、《永久的丈夫》、《群魔》，而自認不算稀奇：“您對我這裡的工作真是過獎了，其實我很落後，並非落後於世紀，而是對祖國所發生的事了解不及時（當然比您更了解一些，因為每天我從頭到尾讀三份報紙，還訂兩份雜誌），但快不熟悉人生鮮活的過程了。並非不熟悉人生的觀念，而是不熟悉人生的本質了，但，熟悉人生的本質對文藝工作是多麼重要啊！”
因此，“世界情誼”伴隨著強烈的民族主義，變得更加堅定：民族主義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不可缺少的補充。他不知疲倦地不斷聲討當時那邊稱之為“進步分子”的人們，“那幫政客族等待著俄羅斯文化的進步，但並非民族寶庫有機發展的進步，而是加速吸收西方教育的進步。”“法國人首先是法國人，英國人首先是英國人，他們的最高目的是保持他們自己。這是他們力量之所在。”他站出來反對“那些使俄國人背井離鄉的人們”，提醒大學生“不要脫離社會擯棄社會，不要遠離人民，跑到國外某個地方，躲進歐洲主義裡，即從未存在過的世人的絕對境界，進而自絕於人民，蔑視人民，輕視人民。”這種提醒比巴雷斯[30]早得多。正如巴雷斯有關“不健康的康德主義”所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領導的雜誌[31]序言中寫道：“不管從外國引進的思想多麼豐富，要想在我國扎根，適應環境，為我所用，只能在下列條件才行：我們的民族生活不受任何外來啟示和推動，在實踐中自然而然地產生這種思想，出於民族生活的急需，出於大家實際上公認的需求。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多少穩定的社會都不是建立在從外國進口的預訂綱領之上的……”我不知道在巴雷斯的作品中有比此更鮮明更急切的宣言了。
與此相近的另一面在巴雷斯作品中卻是找不到的，為此我感到遺憾，脫離本土一段時間以便無成見地自審，這種能力標志著非常堅強的個性，同時，善意地審視外國人的能力則是一種偉大而高貴的天性。況且，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不曾預見我們會是盲人瞎馬，下列說法以資為證：“無法讓法國人醒悟，無法阻止法國人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再說，法國人很少了解世界……更有甚者，法國人根本不想了解世界。這是全民族共同的特點，非常典型的特點。”[32]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巴雷斯相比最明顯最幸運之處在於他的個體主義，而與尼采比較，我們發現他是個了不起的典范：不自負不自滿，有時則相信自我的價值。他寫道：“這個世界上最最困難的是保持自我。”還說：“不應該為任何目的糟蹋自己的生命。”因為在他看來，沒有愛國主義沒有個體主義，就根本不可能為人類服務。如果上述宣言曾打動過一些巴雷斯主義者，那麼下面引述的宣言是否會激起巴雷斯主義者的反感呢？
“新一代人類的美學思想被攪得混亂不堪。社會的道德基礎一旦陷入實證主義，不僅得不出結果，而且無法給自己下定義，其想望和理想越來越糊塗。是否事實還太少，不足以證明社會不能如此建立？這樣的道路不能引向幸福？而且幸福不會來自迄今人們所想像的地方？但又來自何方呢？世人寫了那麼多書，卻不得要領：西方人失去了基督……西方的沉落，正出於這個原因，僅僅出於這個原因。”讀了這些話，法國天主教徒誰不拍手稱快，如果不碰到下列插入句：“西方人失去了基督，錯在天主教教義。”陀思妥耶夫斯基徒然企圖“向世界揭示一個不為人知的俄羅斯基督，其本原包括在東正教教義中”——法國天主教徒根據自己的正統教義對此充耳不聞。至少在今天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接下來的話等於白說了：“我認為，我們未來文明威力的本原就在於此，復興整個歐洲的原則也在於此，我們未來力量的全部本質更在於此。”
同樣，如果德·沃居埃先生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裡看出其人“激烈反對思考，反對生活的豐沛”，說他“聖化白癡、中立者、懶漢”等等，那麼我們從別處，即，皮延斯托克未收入書信集的一封給他兄弟的信中讀到：“這是些所謂頭腦簡單的人。但一個頭腦簡單的人比一個頭腦複雜的人要危險得多。”有個姑娘想“成為有用的人”，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達了想做護士或助產士的意願，他回信道：“……經常關注自己的文化修養，就是致力於一項百倍有用的活動”，接下來寫道：“先關心您自己的高等教育不是更好嗎？……我們的大部分專家都是些學識淺薄之輩……我們的大部分男女大學生完全沒有任何學識。他們能為人類做什麼喲！”誠然，我並不需要這番話語也懂得德·沃居埃先生錯了，不過我們都可能出差錯，故以資為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輕易表態贊成或反對社會主義。雖然霍夫曼有資格說：“從最為人道的意義上講，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社會主義者，始終不渝的社會主義者”，但我們卻在書信集中讀到：“社會主義已經侵蝕歐洲，倘若聽之任之，它將摧毀一切。”
陀思妥耶夫斯基雖是保守的，但非傳統主義分子；雖是沙皇制度的擁護者，但又是民主派；雖是基督徒，卻不是羅馬天主教徒；雖是擁護自由的，但非“進步人士”，他始終叫人不知道拿他怎麼辦才好。在他身上找得到惹怒各種黨派的東西，因為他從不相信除了承擔自己的角色還有過剩的智力，或為了一時的目的有權傾向一方一派，有權使這類微妙至極的樂器走調。他寫道：“所有可能的傾向（異體字是作者原有的）頻頻向我表示歡迎（1876年4月9日），關於這些傾向，我很想寫篇文章談談因紛至沓來的信件所引起的印象……但經過思考，我突然發現這篇文章不可能寫得十分真誠。缺乏真誠，寫它幹什麼？”他想說什麼呢？無非是說，寫這類應景文章，要博得各方喜歡才可成功，那他就不得不勉為其難，迫使自己的思想極度簡單化，不管其情理，把自己的信念拋到九霄雲外。而他不會同意這樣做的。
陀氏的個體主義並非無情，而且與樸素真誠的思想渾然一體，他只在確保其豐富複雜、總體性的情況下才推出這種思想。所以，他的思想在我們當中未獲成功，並沒有什麼更重大更隱秘的原因。
我不想暗示偉大的信念一般總帶幾分推理上的不誠實，而信念往往不需要頭腦。不過，巴雷斯先生仍然有足夠的頭腦，很快就會明白一種思想不是面面俱到加以公正地闡明才不脛而走，風行天下，而是只通過一個側面就可加以堅決推廣。
為了使一種想法獲得成功，必須單單提出這種想法，換句話說，為了成功，必須只提出一種想法。找到一個好方法還不夠，關鍵在於抓住不放。公眾看到每個名字都想知道是怎麼回事，容忍不了費腦子的東西。聽到稱呼巴斯德，便立刻想起：哦，狂犬病；尼采？超人；居里？鐳；巴雷斯？土地與幽靈；坎通[33]？血漿；正如平常所說，一提到博尼比斯[34]就想起他的芥末，而帕芒蒂埃[35]，如果他只“發明”馬鈴薯，單單靠這項蔬菜，他的知名度就超過他對我們整個菜園種植的功勞。
陀思妥耶夫斯基差點兒飲譽法國，當德·沃居埃別出心裁地稱道“忍痛的宗教”，從而把《罪與罰》最後幾章所包含的學說概括成一道口頭禪似的輕便公式。我不懷疑這道公式寓於作品之中，提煉得恰到好處……但不幸的是，沒有包含其人，而其人超出一切限界，無處不在。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屬於這樣一類人，對他們說來，“惟一必要的事是認識上帝”，至少很想把這種對上帝的認識貫穿到他的作品中，散播在他複雜而焦慮的人道感受裡。
易卜生也不容易概括，也是這樣一類作家，他們的作品多為提出疑問而不是提供答案。《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敵》這兩個劇目相當成功，並非因為無比卓越，而是易卜生搞了個似是而非的結尾。觀眾很不滿意，因為作者未給出明顯的結局，他們認為不明確是造孽，是思想懶惰，或信念薄弱。公眾通常很少欣賞才氣，他們衡量作者的信心光憑力度，光憑堅持不懈和千篇一律的確認。
我不打算再擴展已經很廣的主題，今天不想明確闡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學說，只想指出他的學說在西方學人眼裡所包含的矛盾，而西方學者對這種調和兩個極端的願望通常不大適應。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深信民族主義和歐洲主義之間以及個體主義和忘我精神之間的矛盾，僅僅是表面的。他認為，為理解這個根本問題的某一面，各對立的派系與真理都離得一樣遠。請允許我再引一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大概比一段評論更能闡明他的立場：“非得泯滅個性才能得到幸福嗎？靈魂得救寓於自我消失之中嗎？我說，正好相反，不僅不應該自我消失，還應該加強個性，甚至加強到西方達不到的高度。請明白我的意思：自願的犧牲，完全有意識和不受任何約束的犧牲，為大家的利益所做的自我犧牲，在我看來，標志著最高發展的個性，最優越的個性，最完美的自我把握，最自由的主宰……高度發展的個性是完全相信有權威為個性的，不再為自身擔心，不可能朝三暮四，就是說不可能為任何其他人支使，而只可能為他人犧牲，為的是使所有其他人都完全成為自我主宰的和百事順利的個性。”我摘自《論資產階級》一書中《國外旅行》一章，皮延斯托克先生把它附在該《書信集》譯本中發表做得很對。
這個答案吸取了基督的教誨。基督說：“誰想拯救自己的生命必將失去它，誰為自愛獻出生命必將使它享受永生。”
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冬，五十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他給雅諾夫斯基寫道：“應當承認老了，但不去想它，還想重新創作哩（他當時正準備《卡拉馬佐夫兄弟》），打算發表些東西，以便皆大歡喜，信受奉行。對生活還處在翹企之際便可能一切如願以償了。我指的是我自己，嗨，我非常幸福。”這種幸福，這種超越痛苦的喜悅潛伏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個一生和全部作品，勃勃可感，就是尼采早已卓然預感的那種喜悅，也是我總括起來指責德·沃居埃先生視而不見的那種喜悅。
這個時期，陀氏書信的筆調突然改變了。老的通信者跟他一樣住在彼得堡，他不再給他們寫信，只寫給陌生人和偶然的通信者，因為他們有求於他，以便得到感化、安慰和指引。幾乎所有的信件都值得引述，不如請大家自己去看書吧。我寫這篇文章就是為引導讀者去看這本書。
陀思妥耶夫斯基終於擺脫了金錢的困擾，暮年重整旗鼓，領導《文人報》，但該報時出時停。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即他逝世前三個月，他給大名鼎鼎的阿克薩科夫[36]寫道：“我承認，作為朋友向您承認，我有意明年出版《文人報》後，經常跪著久久祈禱上帝，願上帝賜予我一顆純潔的心靈，賜給我純正完美的語言，無邪無欲的語言，不惹眾怒的語言。”
這份《文人報》在德·沃居埃先生眼裡，只是“曖昧不明的頌歌，缺乏分析和辯論，不登大雅之堂”，幸虧俄國人民另眼相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終於感到，各種思想可以不經橫蠻統一而達到一致，這一夢想圍繞著他的著作差不多已經實現了。
他逝世的噩耗使各種思想的交融鮮明地顯示出來。如果起初“搗亂分子企圖搶奪陀氏的屍體”，那麼很快人們看到，“帝國各種政黨各路敵手各類支離破碎的旗號統統被這個死者狂熱地會聚在一起了，俄羅斯一旦為一種民族思想所激勵，便擁有突如其來的融合的秘訣。”這段文字出自德·沃居埃先生之手，我在對他的論著表示種種保留之後，很高興引用這些高雅的話。此公後面還寫道：“正如人們常說，老沙皇們不斷“歸並”俄羅斯的土地，這位精神之王則歸攏了俄羅斯的人心。”
目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正在歐洲歸化著各種有生力量，緩慢地推進，幾乎神秘地推進，尤其在德國，陀氏著作的出版日益增多；在法國，新成長的一代比德·沃居埃一代更好地確認和欣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德。推遲他成功的隱秘因素，將成為持久地確保他成功的隱秘因素。
這部巨著後來在法國又有多種譯本。
此處系指尼采受這位聖人的啟示，著有哲學散文詩《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1883—1885），以大量的象徵揭露基督教千年不變的道德價值，歌頌價值的普通性嬗變和對人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