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發展優勢和“紅利”的創造
厲以寧
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全國政協常委。曾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著有《消費經濟學》、《經濟學的倫理問題》、《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厲以寧自選集》等。
一、如何看待原有“紅利”的消失
所謂紅利，實際上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特定發展階段所具有的發展優勢，以及利用這種發展優勢所帶來的好處。比如，人口紅利、資源紅利、改革紅利（或稱體制紅利、制度紅利）都是發展優勢及其運用所帶來的結果。
紅利的消失是指發展優勢的消失。無論是人口紅利、資源紅利還是改革紅利的消失，對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都應當被認為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每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都會出現這種現象。原有的紅利的消失並不是某一個國家特有的問題。
重要之處在於：經濟發展方式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就必須轉變，如果原有的發展方式不能及時轉換，那麼在原有紅利消失後，經濟便會逐漸陷入困境。所以，每一個國家或地區都面臨發展方式相應轉換，發展戰略有待於重新制定，以及產業結構及時調整等迫切問題。通常所說的經濟轉型正是這個意思。經濟轉型及時、順利，這一關就闖過去了，否則經濟將繼續陷於困境之中，難以擺脫。
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由於不及時進行經濟轉型，或者經濟轉型不成功，經濟長期停滯、衰退，就是教訓。
可以這麼說，一些發展中國家如果認識不到經濟及時轉型的必要性，也就是如果只是留戀原有紅利或優勢而不願盡力轉型，那只會造成以下三個惡果：
第一，繼續發展經濟的信心喪失。認為既然原有的紅利已經消失，發展的優勢已經不存在，那就很難再有所作為了。
第二，由於信心的喪失，國內實體經濟領域的投資者將會紛紛撤走投資，或者把企業遷移到較晚發展起來的國家，結果，國內投資總額減少，使本國經濟的發展碰到投資不足的難題。同時，由於投資不足，與實體經濟發展有關的專業人才也隨着流向國外。
第三，由於本國實體經濟空心化了，實體經濟產業被投資者認為是沒有發展前景的產業，大量資金轉到了虛擬經濟領域，使經濟中的泡沫增加了，經濟有可能陷入更深的陷阱中。資產泡沫的破裂，會使經濟更加停滯不前，使以後的經濟發展更加缺乏後勁。
二、從“舊人口紅利”走向“新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因人力資源的存在而產生的發展優勢及其體現。
但人力資源的優勢在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是會轉換的。常見的情況是，在經濟發展前期，一國或一個地區人力資源的優勢表現為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存在。此時，有四個就業條件適合於這些國家或地區廉價勞動力的運用，於是就出現了廉價勞動力資源所帶來的人口紅利。這四個就業條件是：
第一，國內自然條件合適於經營種植園，生產穀物、熱帶水果、棉花、橡膠等農產品，而國內的廉價勞動力大量存在，只要有人（無論是本國投資者還是外國投資者）願意經營種植園，就不愁僱不到廉價勞動力。
第二，國內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包括鐵礦石、有色金屬、煤炭、石油天然氣、稀有金屬、貴金屬、鑽石、寶石、建築用石料等，有人願意投資於採礦業，本地廉價勞動力的充裕供給可以滿足投資者的需求。
第三，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前期，在製造業方面主要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以輕紡工業、食品工業等勞動密集型工業為主，需要廉價勞動力作為工人，對他們的技術要求不高。這樣，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稍加培訓就可以適應投資者的需要。除勞動密集型工業可以吸納就業而外，大量個體手工業作坊和小商小販的存在，也可以使勞動者獲得就業的機會。
第四，建築業在這個階段有較快發展，也為廉價勞動力提供了就業崗位。如修建公路、鐵路、港口設施、住宅、商店、工廠以及其他公用設施的建設，都使得廉價勞動力的使用帶來紅利。
上述人口紅利是同廉價勞動力的大量存在和被使用分不開的。在發展前期，廉價勞動力資源的豐富成為生產成本低廉的主要依據。一些發展中國家正是依靠生產成本低廉而開拓市場，增加資本積累，進而使GDP逐漸由低收入階段接近中等收入階段，甚至邁入中等收入階段。
然而，形勢是會變化的。在那些逐漸由低收入階段接近中等收入階段、甚至邁入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或地區，廉價勞動力資源的優勢逐漸消失了，原有的人口紅利也逐漸隨之消失了。工資低廉不再是這些國家或地區吸引投資者前來的獨特因素。因為又出現了一些較晚發展起來的國家和地區，那裏同樣存在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而且他們的工資更低，生產成本更低，從而對外來投資者更有吸引力。加之，有些一直依靠廉價勞動力資源而使收入已擺脫低收入階段的國家或地區，多年以來忽視人力資本的投資，即不注意提高自己的勞動力質量，仍然以提供廉價勞動力為滿足。這就使原來的人口紅利下降了，最後甚至消失了，使這些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陷入經濟停滯的狀態。這種例子並不少見。
怎麼辦？難道對今後的經濟發展失去了信心？信心喪失能解決問題嗎？這是一個對人口紅利缺乏正確認識的問題。
要知道，一國在發展的不同階段都會有適應於當時的人力資源優勢。廉價勞動力優勢和舊人口紅利消失後，熟練勞動力優勢將取而代之，新人口紅利將成為發展新階段的特徵，經濟將隨着經濟發展方式的轉換而繼續發展下去。這是已有先例的。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應當有此信心。
再說，當人均收入不斷隨經濟持續發展而上升的時候，特別是當人口隨着城鎮化的推進和城鎮化率越來越高以後，人口增長率一般都出現下降的趨勢，於是開始出現人口老齡化和青壯年人口在社會總人口中所佔比例下降的現象。這又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舊人口紅利消失的原因。
對新舊人口紅利的替代有了正確認識之後，讓我們聯繫當前中國經濟的現狀作進一步的探討。
既然紅利的新舊替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這種替代又是大勢所趨，所以我們必須堅定信心，爭取早日實現人口紅利的新舊替代。
新人口紅利是依靠努力創造而形成的。形成新人口紅利要依靠四方面的努力，並且四者缺一不可。
一是增加人力投資，擴大職業技術培訓，使工人的技術素質有大幅度提高。應當認識到，對中國來說，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結束就是技工時代的開始。廉價勞動力時代通常是同低素質、低技術水平、低效率的勞動時代結合在一起的。為什麼勞動力廉價？這正與他們素質低、技術水平低、效率低有關。所以，通過增加人力投資而使越來越多的低素質、低技術水平、低效率的工人成為技術工人非常必要。這也是促進產業升級和自主創新，提高產品更新換代的基本條件。
比如說，中國相對於周邊一些後起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製造業企業的職工工資的確要高一些。所以，在中國，在以廉價勞動力為依托的舊人口紅利退出歷史舞台的同時，而在周邊那些後起的發展中國家則因廉價勞動力的存在而仍有舊人口紅利。中國如果及時地以技工時代代替廉價勞動力時代，一方面，相對於周邊後起發展中國家，中國將因進入技工時代而處於優勢，另一方面，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中國技工的工資依然比較低廉，中國技工工資要趕上西方發達國家同等技術水平的技工工資還需要一段時間。這樣，技工時代將讓中國的發展具有自己的優勢，新人口紅利也將由此產生。
今後，當中國周邊有些後起的發展中國家轉入技工時代之時，中國已轉向高級技工時代、專業人才時代，優勢依然存在。這同樣要靠連續增加人力投資。為了導致新人口紅利的產生，連續增加人力投資是必不可少的。
二是要讓已就業的和等待就業的工人有提高自身技術素質的積極性。這一方面取決於企業與職工雙方都能認識到提高工人技術素質對於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意義，實現由“中國製造”轉向“中國創造”。另一方面則取決於企業與職工雙方都認同工資應同績效掛鉤的重要性。如果職工工資不同績效掛鉤，只能導致許多職工認為自己努力學習，刻苦鑽研，提高技術水平是沒有太大意義的，這就有礙於他們向上進取的主動性、積極性的發揮。
三是在現存的二元戶籍制度的影響下，農民工的不平等待遇是阻礙新人口紅利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主要是因為農民工在權利上遭到限制，甚至在某些方面還遭到身份歧視。在這種處境之下，有些農民工會對自己的前景感到失望，他們刻苦學習的積極性也就減退了，消失了。
四是在鼓勵職工鑽研技術，提高工人自身技術的同時，還應當對職工進行刻苦耐勞的教育，說得更確切些，應對他們進行職業道德的教育。中國的職工一直以勤勞著稱，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認真勞動，在本職崗位上發揮自己嚴謹的作用，因此受到商界的積極評價。一些在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建廠的外商（包括“走出去”的中資企業）都認為寧用中國工人而不用當地的土著工人。因為中國工人吃苦耐勞、守紀律，工作時一絲不苟。
從上述四個方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瞭解到，中國新人口紅利的產生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在這個問題上，應當重視小微企業在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中對技工的培養所起的作用。這裏所說的小微企業，是指自行投資、自主創業的小型微型企業，業主本人往往就是熟練工人、高級技術工人。英國工業革命開始於18世紀70年代，最早的蒸汽機、機器設備、鐵路運輸車輛（機車和載人載貨車輛），都是前所未見的。它們是誰最先設計並製造出來的？主要是手工作坊的小老闆或熟練手工工匠，如水車匠、鐘錶匠、磨坊匠、唧筒匠等人。手工技藝是家傳的，或者是以師傅帶徒弟方式、師傅手把手地教出來的。這樣，久而久之，熟練工人人數就會越來越多，他們的技藝會越來越好。舉辦職業技術學校，那是後來的事情。直到現在，中型企業和小微企業在西方發達國家中仍佔有重要地位，它們不但緩解了就業問題，而且它們還是大型企業的合作夥伴，為後者生產零部件等等。許多小微企業以自己的技藝為特長，生產名牌產品，也向社會輸送手藝高超的熟練工人，包括為特定的顧客訂做商品的獨特的熟練工人以及修理汽車、摩托車、遊艇、其他家用電器的能工巧匠。因此，中國在轉向“技工時代”的過程中，不要忽視小微企業在這些方面的作用。
三、從“舊資源紅利”走向“新資源紅利”
資源紅利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森林資源、淡水資源、草場資源等方面的優勢。在經濟發展前期，這些資源一般都比較豐富。以土地資源為例，那個時期可利用的土地數量一般都比較多，土地價格也相當低廉。這就是資源優勢，其結果體現為資源紅利。
但應該看到這些也許是舊資源優勢。除非個別確實是地大物博的國家，資源紅利會長期存在，否則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某些資源會越來越緊張、短缺，一定時間以後，原有的資源優勢和資源紅利都會逐漸消失。中國正是這種情況。
新資源紅利從何而來？新的資源優勢和資源紅利都來自先進的科學、先進的技術，以及對這些科學技術的運用。自然界提供的資源，一般說來，總有用完的時候，只有智力資源、人才資源是無限的。先進的科學和技術來自智力資源、人才資源。增加開發、利用智力資源和人才資源的投入，才能使科學技術越來越進步。一旦先進的科學技術研究成果落實於實際，新的資源優勢就形成了，新的資源紅利也就產生了。
在中國現階段，如果海水淡化的成本降低了，這將是一個巨大的突破，北方沿海地區可以運用淡化後的海水。當然，還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解決，如海水淡化後運輸成本有待於降低，而且鋼管易腐蝕，要經常更換。但這些問題可以解決。
又如，新能源的開發和應用、沙地的改良、草場牧草良種化等等都是有助於新資源紅利產生的科研開發活動。
2012年夏季，我率領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考察組一行在內蒙進行調研，感到內蒙草產業是一個新興的產業，前景樂觀，大有可為。草產業的功能：一是改良了草場的土壤，綠化了環境，保護了生態，符合低碳經濟的要求。二是草業企業培育適合內蒙廣大草場種植的新草種，使它們的蛋白質含量增加，使牛羊擠出的奶營養價值上升，有利於國產乳製品有品牌，有銷路。新草業企業培育的新草還能大量節水，很受牧民歡迎。三是草業企業為了推廣新草種、即擴大改良後的新草的種植面積，正在與牧場、牧民訂立合同，雙方共享利益，結果草業企業、牧場、牧民的收入都提高了。四是草產業企業正在向城市推廣這種節水型的、延長城市綠化用草週期的草種，包括高爾夫球場所使用的草種。這可以減輕城市的綠化成本，減輕高爾夫球場維護球場的成本。這個例子清楚地說明新的資源紅利的產生過程。
在某些方面，新的資源紅利是同新的人口紅利，特別是同新的改革紅利結合在一起的。
新的資源紅利同新的人口紅利相結合之處在於：沒有大批科學研究人員、專業人才、熟練技工，就談不上科技領域的新突破，也就不會出現新的資源紅利，人才為本，資源優勢就難以顯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的資源紅利和新的人口紅利相輔相成，誰都離不開誰。科研隊伍和技術人員隊伍的成長是新的人口紅利的體現，也是新的資源紅利產生的前提。
另一方面，無論是新的人口紅利還是新的資源紅利，都需要依靠新的改革紅利才能由設想成為現實。這裏要舉一個例子，說明它們之間的關係：
新的人口紅利要依靠專業人才的培養，也要依靠龐大的熟練工人、高級技工隊伍的形成。如果不對現行教育體制進行必要的改革，不建設新的、有效的職業技術教育制度，如果不打通社會垂直流動和社會水平流通渠道，使優秀人才能脫穎而出，如果不重視教育經費在GDP中的比例的逐步上升，怎能使專業人才、熟練工人、高級技術工人隊伍迅速成長和擴大呢？
新的資源紅利同樣要依靠制度創新，依靠新的改革措施，也就是依靠新的改革紅利、制度紅利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具體地說，這需要進行科技管理體制的改革，重點在於發揮科技研究人員、科技成果推廣人員的積極性，並且能夠從制度上保障科研與發展經費在GDP中的比例不斷增大。
為了實現更多的科學技術領域內的突破，一是需要有更多的新發明，二是需要把新的發明應用於經濟領域，使這些科研成果在經濟中產生效益。前者靠發明家，後者靠企業家，這兩種人缺一不可。也就是說，社會需要有更多的發明家和更多的企業家，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成功的發明家隊伍。成功的發明家，可能終身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和技術創新工作，也可能在科技發明發現之後從事企業家的活動，他們自己創業，成為一名出色的企業家。這在國內國外都有一些成功的例證。
無論是發明家還是企業家，他們要取得好的業績，必須有一個適宜於他們成長的制度環境。適宜於發明家、企業家的制度環境，是新的制度創新創造的，它們就是改革紅利的體現。否則，新的人口紅利或資源紅利依然是一句空話。喬布斯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不在於他個人的聰明才智，也不在於他個人的魄力、勇氣和決斷，而在於他成長在一個適宜於他施展才能的制度環境中。那裏有產權激勵的體制，有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還有比較完善的資本市場，於是在喬布斯的周圍形成一支龐大的科研開發團隊，整個團隊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這樣才形成了技術創新的熱潮。這正是我們從喬布斯以及類似喬布斯的新型發明家、企業家群體那裏所能學習到的最寶貴的經驗。
四、從“舊改革紅利”走向“新改革紅利”
從以上所述可以懂得，在新人口紅利、新資源紅利和新改革紅利中，新改革紅利是最大的紅利，也是具有關鍵性的紅利。
改革紅利又稱制度紅利或體制紅利。這是指通過改革、制度或體制得以調整，讓制度或體制能釋放出更大的能量，推動經濟的前進。每一項改革總是適應於經濟發展過程中當時的特定狀況而出台的。改革的紅利體現於消除了原有制度或體制對生產力的束縛，使經濟繼續發展、前進。以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來說，農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鄉鎮企業的興起、經濟特區的建立，就是當時根據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而推出的三大改革措施。這些改革措施產生的巨大的紅利，人們至今記憶猶新，中國經濟從此邁入了新的時期。
比如說，農村家庭承包制符合當時廣大農民的心願，他們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幾年之後，農產品豐富了，農貿市場上雞鴨魚肉、米麵雜糧、香油等等原來稀缺的東西都可以交易，有賣方，有買方，人數越來越多。又過了一段時間，已實行多年的糧票、油票、布票等票證取消了。這就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改革紅利之一例。
又如，農村家庭承包制推行之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農村中的勞動力反而富餘了，於是鄉鎮企業（當時仍稱為社隊企業）建立了。這些鄉鎮企業不需要國家投資，政府不撥給生產資料，也不包產品的銷售，全靠鄉鎮企業自籌資金、自己組織生產、自己負責銷售產品。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出現了新的情況，即在火車上、長途汽車上，經常看到一些農民模樣的人，有些還穿着西服、打着領帶，手提大包小包。這些人是鄉鎮企業的推銷員。他們帶着樣品和訂單，風餐露宿，去推銷自己的產品。不到幾年，在大一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之外出現了一個鄉鎮企業商品市場，鄉鎮企業更加紅火了。這也是改革開放初期改革紅利的例證。
再如，20世紀80年代一開始，在深圳建立了經濟特區，採取了新的政策和新的規章制度。國內其他地區仍然實行計劃生產和計劃分配，而深圳經濟特區卻可以採取市場調節方式。國內其他地區只允許有個體工商戶經營，而深圳經濟特區卻可以有民營企業（儘管那時還沒有“民營企業”的名稱），並且僱工人數超過個體工商戶的僱工上限（以僱工不超過7—8個人為限）卻沒有人來查封。這就是特區的特點。這同樣是改革紅利的體現。
正因為改革開放初期有了上述這些改革措施，帶來了改革紅利，所以80年代的中國出現了新的氣象。當時，大家對改革紅利的體會是深刻的。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後，新一輪的改革啟動了。民營企業的名稱已被正式採用，各地都掀起了成立民營企業的熱潮。一些有才幹的年輕人，紛紛從體制內轉到體制外，形成日後影響越來越大的“九二派”企業家。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改制也開始了，有些改制為上市公司，籌到了從不同渠道集聚的資本，進入大發展時期。中國的證券市場從1992年以後日益活躍，《證券法》在時經6年多的起草後，終於在90年代末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以高票通過，得以實施。雖然《證券法》還存在一些不完善之處，但證券市場畢竟有法可依了。這是經濟改革的重要成果。在農村，從80年代中後期起已開始湧現的農民外出務工大潮，使農村面貌發生重要變化。土地流轉成為不可阻擋之勢，並且呈現多種形式，如轉包、交換、租賃、入股成立專業合作社，推廣“企業+農戶”模式等。規模生產、專業化、多種經營，相繼成為各個地區農村的趨勢。正因為如此，中國經濟不僅抵禦了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而且國內經濟朝着健康的方向大踏步前進。這全是改革所賜，是改革紅利或制度紅利所賜。
但一輪改革措施實行了一段時期之後，改革帶來的優勢或紅利總有越來越減少的趨向。這是難以避免的。道理很簡單：在一定體制之下，改革措施總會有從適應當初的形勢到逐漸不適應新形勢的變化。任何改革都適應於某種客觀形勢，後來由於形勢改變了，原有的改革的效力的遞減也就成為必然。原有的改革紅利逐漸消失，是普遍現象，而並非只有中國才發生。
可以把原有的改革措施帶來的優勢或紅利稱為舊改革優勢或舊改革紅利。這裏，新與舊都是相對而言，而不問有效期的長短：有的改革紅利可能存在的時間相當長，有的改革紅利可能只存在短暫的時間，這無非是因為形勢變化的快慢不同。所以，當舊改革紅利行將消失之日，也就是原有改革措施的優勢潛力耗盡之時。
改革，就是制度調整。制度調整必須及時推進。繼續推出新的改革措施，繼續進行制度調整，才能保證新的改革紅利或制度紅利的出現。民間向來都蘊藏着極大的積極性，這是改革的最大動力。不繼續進行制度調整，就是對民間蘊藏的極大積極性的漠視，甚至是壓制。這正是改革支持者、倡導者的共識。
那麼，就現階段的中國經濟改革而言，究竟應當首先抓哪些方面的改革呢？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建議，見仁見智，各有千秋。在我看來，以下四大改革，應當是具有關鍵意義的，即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市場化改革、國有資本配置體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現分別闡述如下：
1.城鄉二元體制改革
計劃體制當初建立時，有兩大支柱：一是國有企業體制，二是城鄉二元體制。這兩大支柱支撐着整個計劃經濟。在城鄉二元體制下，戶籍分為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城鄉被人為地割裂開來，城市和農村都成為封閉性的單位，生產要素的流動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城市居民和農民的權利是不平等的，機會也是不平等的。在某種意義上，農民處於“二等公民”的位置。儘管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開始，但這只是否定了城鄉二元體制的一種極端的形式（人民公社制度），而沒有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繼續存在的實際狀況。
時至今日，農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已經30多年了，無論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協調社會發展、讓廣大農民共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使農民與城市居民政治權利平等的角度來看，對城鄉二元體制進行實質性的改革都是亟須的。
因此，在中共十八大召開以後，首要的、具有關鍵性意義的經濟體制改革無疑是走向城鄉一體化的改革，其中包括城鎮化的推行、土地確權、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戶籍一元化等改革與發展措施。這是關係到“以人為本”原則得以貫徹的大事，也是可以帶來最大的改革紅利的大事，切不可等閒視之。
2.市場化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以後，市場化改革一直在推行，並且取得了很大成績，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應當注意到，市場化改革距我們的目標模式仍有相當大的距離。為什麼會有差距？主要是由於認識不足。
經濟生活中，要正確看待內生力量和外生力量的區別。正如一個人那樣，如果這個人健康，一定是內生機制健全、完善，靠內生機制的調節就可以保持身體的健康。必要時也需要服藥打針，這種外生力量的作用畢竟是輔助性的。經濟生活同樣如此。市場機制健全、完善，是基礎性的。宏觀經濟調控雖然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不能主要靠宏觀經濟調控措施來治理經濟，否則就會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放在首位，使經濟活動越來越受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支配，從而違背了市場經濟體制下以市場調節為基礎性調節的原則。
另一方面，要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賦予企業自主經營的權利和地位，而不能依舊像過去那樣視企業為政府的下屬單位和附屬機構，不讓企業與企業之間存在着競爭關係。實際上，現實生活中依然存在着所有制歧視，存在着行業壟斷，政府審批範圍近年來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擴大的趨勢。這些都不符合市場化的要求。為此，必須深化所有制改革，使企業處於公平競爭的環境中，彼此既有合作關係，也是競爭對手。這樣才能真正解放生產力，調動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主動性、積極性。
3.國有資本配置體制改革
據對中國現階段國有企業運行實際情況的調研可知，國有企業體制的主要弊端主要表現於五個方面：一是政府干預太多；二是自行運轉機制不靈活；三是行業壟斷性強；四是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五是創新能力差。由於國有企業資本雄厚，上述弊端的存在使得國有企業的盈利狀況同國有資本總額是不對稱的。按機會成本理念，以“不賺就是賠”、“賺得少也是賠”的標準來衡量，國有企業的業績從整體上說是不佳的。
怎麼改？正確的改革思路應該是，把現存的國有企業體制改為國有資本配置的新體制，也就是要進行國有資本配置體制的改革。改革，是為了提高國有資本的使用效率、配置效率，調動國有企業的經營積極性，增加國有企業的創新能力。
在這種改革思路的指導下，今後改革國有企業體制的着重點不在如何調整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的權限，而在於把它的權限規定為只管國有資本的配置，而不再管國有企業的運作。國有企業盡可能改制為股份制企業，其中又盡可能改制為上市公司。它們同其他非國有的或非國家控股的股份制企業、上市公司一樣，一律自主經營管理，由股東大會、董事會、總經理、監事會行使各自的權利和承擔各自的責任。
新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之下可以設置若干個國家投資基金公司，分工（主要按行業劃分，也可以是綜合性的）管理國有資產的配置狀況，並可以撤出某些經營不善的企業，也可以增資到某些盈利的或產能短缺的企業中去。國家投資基金公司是國有資本具體的投資主體，它們負責對本公司所投資的股份公司資本經營效果的考核。而對國家投資基金公司的運營和本投資基金公司所屬國有資本配置效果的考核，則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負責。這樣既有利於產業結構的優化，又有利於國有資本配置效果的增加，更有利於促進國有資本已經進入的股份制企業、上市公司對自身業績、設備更新、創新能力和盈利效果的關注。
4.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當前急需推行的關鍵性改革措施之一。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把重點放在初次分配方面，還是把重點放在二次分配方面？假定認為初次分配的改革和二次分配的改革都是必須關注的，應當雙管齊下，那麼仍會有哪一個更重要、更應側重的問題。我的觀點是，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重要。
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市場機制起作用的結果，只要確實由市場機制按人們提供的生產要素的貢獻大小（所提供的生產要素的數量、質量和作用）進行收入分配，那依然是符合市場規律的。在市場調節下所出現的收入分配差距，再由政府主持下進行的二次分配調節，就可以保持收入分配的較為合理的差距，這樣也就可以做到“初次分配的不足由二次分配來彌補”。
然而，在中國現階段，市場機制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歷史因素的影響、經濟生活中的行業壟斷繼續存在的影響、計劃經濟體制對初次分配的工資標準和級差的影響以及在勞動力市場上買方和賣方力量的極不對稱的影響等，所以不可能真正形成由市場調節作為基礎性調節所謂均衡條件下的工資率。農民初次分配收入同樣是在非均衡條件下形成的。這可以從四個角度來解釋。
第一，農民還沒有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因為農民只有土地的承包權、使用權，而沒有產權，不能用於抵押、轉讓。土地流轉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市場外因素的干預，農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農民甚至不可能對未來的收入前景有預先的策劃，因為這些都是不確定的。而利用土地的“尋租”行為，負擔恰恰落在農民身上。
第二，農民工可以在城鎮和企業中工作，但他們卻是勞動力市場中最弱勢的受僱群體。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身份不同，農民的權利受限制，而僱用農民工的單位或企業相對於農民工而言，是強勢的。雙方地位的不對稱性，更大於城市居民中的受僱者們。農民工協會之類的組織，實際上並不存在。
第三，農民種植農產品或飼養家畜家禽並從事銷售所得到的收入減少。由於農民們所處的是弱勢地位，所以在同進貨商談判供應條件時無法爭取到合理價格，而常常被壓低價格，使農民初次分配收入減少。即使有些地方的農民建立了專業合作社，這只是談判條件略有改善，但仍免不了吃虧。因為，相對於大企業而言，農民專業合作社依舊是弱勢單位。
第四，二元勞工市場的存在使求職者受歧視，農民工只能進入低級勞工市場，無法進入高級勞工市場。在這方面，農民受到的歧視比城市居民求職者更為突出。原因之一是農民求職者的學歷往往比城市居民求職者低，自身條件較差；原因之二是農民求職者的社會資本極少，尤其是來自偏遠山村的農民，他們在市場中沒有什麼熟人、親戚，而城市居民求職者多多少少總有熟人和親戚，或者是“熟人的熟人”、“親戚的親戚”可以拉他們一把，扶他們一把。
上述這四個角度的分析清楚地表明，農民和農村外出務工人員所處的地位是十分不利的。他們初次分配的收入少，也就不奇怪了。
由此得到的結論是：在現階段的中國，要進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重點一定要放在初次分配上。因為，這是導致社會收入差距連續擴大而且難以治理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的重要原因。二次分配當然也重要，但如果初次分配改革不到位，僅靠二次分配能起多大作用？而當前二次分配制度改革的重點應是，城鄉社會保障的一體化，即今後不應再存在“初次分配有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反而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距”的怪現象。
結語
優勢和“紅利”都來自創造
上文，我們已經對新舊發展優勢以及新舊人口紅利、資源紅利、改革紅利作了說明。可見，以各種紅利的消失作為唱衰中國經濟依據的論調是沒有道理的。我們要有信心，相信今後在經濟發展中會出現新的紅利、新的優勢。
要知道，發展優勢和紅利都來自創造。即使舊的優勢或舊的紅利，也來自創造，它們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比如說，儘管人口眾多，如果人人都待在家裏，都留戀故土故居，不外出尋找工作，不務工，怎能發揮一國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怎會出現廉價勞動力所帶來的紅利？
又如，土地數量多，價格低廉，如果各地都不招商引資，不開發土地，不建立工廠，又怎能發揮一國的資源優勢？怎能出現資源紅利？
再如，發展中的制度障礙是客觀存在的。再原始的社會，如果對傳統組織所形成的發展障礙不進行變更，那就不會有發展，也不會有生活的改善。這就是最早的改革紅利。
可見，即使是最早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和改革紅利，都離不開人的創造。
新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和改革紅利對舊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和改革紅利的替代，毫無疑問，都是依靠人們的努力而出現的。歷史上找不到“天上掉下紅利”的例子，現實生活中更沒有“天下掉下紅利”的好事。
古今中外，所有的紅利都來自創造。我們對於紅利問題，不僅要有新認識，更需要有行動，通過實踐，使紅利成為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