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风与家训

“家风”是与“家”“家庭”“家族”“家教”等密切相关的、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辞海》（第六版）中“家风”一词的释义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当家风逐渐形成之后，其影响就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家庭、家族内部，也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的作品中。潘岳（247—300），即潘安，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人。他被誉为“古代第一美男”，受到女性追捧，《世说新语》记：“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说他有很多女性粉丝，这些粉丝都非常狂热地想跟他握手、击掌，可见对他的迷恋程度。《世说新语》记：潘岳有个好朋友叫夏侯湛，人长得英俊潇洒，而且喜欢与潘岳同行，时人称为“连璧”。夏侯湛不但长相出众，而且自恃文才超群，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成《周诗》，拿给潘岳看。潘岳认为这些诗篇不仅温文尔雅，而且还可以从中看到诗人们的孝悌本性。为与夏侯湛唱和，潘岳写了《家风诗》，自述家族风尚：

绾发绾发，发亦鬓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专靡有，受之父母。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

“义方”，“做人的正道”。“家道颖颖”，“家世显赫、家风纯正的样子”。在这首诗中，潘岳虽然并没有具体描述自己的家世，但是通过歌颂自己家族的家教，赞美了自己的家风，并以此自我激励。

两晋以后，“家风”一词逐渐流行，尤其在北朝，使用更加普遍。《三国志》卷二四《魏书·韩暨传》裴松之注：“自暨已下，世治素业，寿能敦尚家风，性尤忠厚。”《后汉书》卷五四《杨修传》李贤等注引《华嶠书》：“东京杨氏、袁氏，累世宰相，为汉名族。然袁氏车马衣服极为奢僭，能守家风，为世所贵，不及杨氏也。”《魏书》卷四〇《陆俟传》：“陆俟威略智器有过人者。馛识干明厉，不替家风。”《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载：崔劼“少而清虚寡欲，好学有家风”。《周书》卷三八《李昶传》载：“昶年十数岁，为《明堂赋》。虽优洽未足，而才制可观，见者咸曰‘有家风矣’。”

与“家风”互用的还有“门风”一词。“门风”在文献中也多次出现，比如《魏书》卷三八《刁雍传》记：“（刁雍）子连城，为冀州开府掾。刁氏世有荣禄，而门风不甚修洁，为时所鄙。”在被奉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中，“家风”和“门风”两词都出现了。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序致第一》中说：“吾家风教，素为整密。”这就是说，我们颜家的门风、家教，一向是严肃缜密的。

北京师范大学徐勇教授认为，我们可以将家风理解为家庭的风气，将它看作是一个家庭的传统，是一个家庭的文化。如同一个人有气质、一个国家有性格一样，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习和风貌。这样一种看不见的精神风貌、摸不着的风尚习气，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习性，这就是家风。（参见徐梓《家风的意蕴》，《寻根》2014年第3期）

家风作为一个特定家庭、家族的传统与风尚，是这个家庭、家族长时期汰选、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人生活的结晶。那么家风需要多少代才能形成呢？我们可以借用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中关于“传统”形成时间的阐述来界定家风形成的时间。他说：

如果一种信仰在形成后立刻被摒弃，如果其创始人或倡导者提出或身体力行这种信仰，但却没有人接受它，那么它就显然不是传统。如果一种信仰或惯例“流行”了起来，然而仅存活了很短的时间，那么，它也不能成为传统，虽然在其核心部分包含了作为传统本质的延传范型，即从倡导者到接受者这样的过程。它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无论长短——才能成为传统。

家风也应该是这样。作为特定家庭、家族的传统风尚，也是该家庭、家族至少经历了三代以上才有可能逐渐形成的。

如果说家教是在家庭、家族生活中对家庭、家族成员涵养的日常教育与教化，那么家风则是经历了三代以上的教育与教化的结果。家风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可以成为教育与教化家庭、家族子弟的资源。因此，我认为家风与家教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

“家训”是与家教、家风直接相关的一个名词。家教是对家庭、家族成员的教育与教化，家风是对家庭、家族成员长期教育与教化所形成的传统风尚，家训是开展家庭、家族教育的教科书或者文本文献。“家训”一词，《辞海》（第六版）有两个释义。其一是：“父母对子弟的训导。”其二是：“父祖为子孙写的训导之辞。”现在一般使用后一种释义，即认为家训是某一特定家庭、家族中父祖辈对子孙辈，或兄辈对弟辈，或丈夫对妻子所做的训导言辞。家训的内容既可以是父祖辈、兄辈、丈夫等人自己制定的，也可以是他们沿用、选取家庭、家族上辈的遗言，或者家族的族规、族训、俗训，甚至乡约等。家训包括口头家训和书面家训两种形式，现存的古代家训一般是书面家训。

“家训”一词很早就出现了。据《后汉书》卷八〇《边让传》载，东汉时期的蔡邕（133—192），也就是才女蔡文姬的父亲，在向何进推荐边让时就说：“窃见令史陈留边让，天授逸才，聪明贤智。髫龀夙孤，不尽家训。”《华阳国志》卷一一《后贤志·常宽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时蜀郡太守巴西黄容亦好述作，著《家训》《梁州巴纪姓族》《左传钞》，凡数十篇。”我国家教史上最著名的家训专著、被后人称之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所用的正是“家训”这一名称。此后，南宋赵鼎《家训笔录》、陆游《放翁家训》、叶梦得《石林家训》等均以“家训”命名。至明清时期，以家训为名的著作更是数以百计，比如有霍韬《霍渭厓家训》、高攀龙《家训》、孙奇逢《孝友堂家训》等。

在中国家庭教育史上，家训有多种不同的名称或者表现形式。比如“家范”，著名的有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所撰《司马温公家范》（《温公家范》）、南宋吕祖谦所著《家范》等。再比如“家诫”，有三国时期王昶《家诫》、王肃《家诫》、嵇康《家诫》等。此外，还有“家书”，早期的家书往往是家庭、家族的长辈针对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对子弟所作的训诫或规范，一般以“训子书”“诫子书”“与子书”之类的名称出现，比如刘向《诫子歆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诸葛亮《诫子书》《诫外生书》、王昶《诫子浑深书》等。此后，很多名人虽然没有特意写出家训或家范之类的著作，但是他们的后代子孙或门生等，摘录其家书中的内容编撰成以“家训”命名的著作。比如，清末广为流传的两卷本《曾文正公家训》，即是后人从曾国藩保存下来的一千五百多封家书中，选编一百一十五封家书而成的，其中一百一十一封是写给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的，两封是写给夫人欧阳氏的，一封是写给丹阁十叔的，一封是写给其弟曾国荃的儿子曾纪瑞的。民国十四年（1925），上海共和书局刊行了清朝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和李鸿章等十大名人家书，这些家书大多可以归入家训之列。在所有家训中，家书是涉及面最广、数量最多的。

除了以上这些与家训相近似的典型名词之外，“家规”“家仪”“训子诗”“宗规”“祠规”“家约”“乡约”“格言”“遗令”“遗记”“遗敕”“遗书”“遗命”“遗诫（戒）”“终制”“顾命”“遗言”“迪训”等都属于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