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巴蜀及巴蜀文化

1929年，四川广汉县中兴乡真武村，农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保在自家院落附近挖水沟时，发现一坑玉石器，有石璧、玉璋、玉琮、玉圭、玉圈、玉钏、玉珠、玉斧、石矛等400余件。燕氏家人秘而不宣，1年后才慢慢将其送人或拿到成都古玩市场“送仙桥”变卖。1931年春，英国传教士董宜笃在广汉境内传教，得知燕道诚发现玉石器的消息，董宜笃将收集到的一些玉石器交给创办并首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兼文化人类学美籍教授葛维汉（D. C. Graham）。

1933年，葛维汉与中国学者林名均一同前往发掘，在燕氏当年所见玉器的水沟附近又获若干玉器与陶片⁽¹⁾。四川籍历史学家郭沫若当时旅居日本，此事引起他的密切关注。郭沫若于1934年7月9日致信林名均：“西蜀文化很早就与华北、中原有文化接触……四川别处会有新的发现，将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²⁾郭沫若承续历史上“西蜀”这一说法，提出“西蜀文化”的新概念。但是，郭沫若似乎更强调“西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同一性，而视域重点并不在“西蜀文化”的地域特殊性以及文化元素的独特性。葛维汉考古报告发表仅仅1年，抗日战争爆发，包括葛维汉在内的一批华西大学外籍教授纷纷回国，进一步发掘广汉月亮湾“三星堆遗址”的机会即与他们擦肩而过，“三星堆遗址”要再等半个世纪才惊艳世界。

但是，由于成都及周边区域青铜器陆续出土问世，探寻四川古代文化已为当时史学界所热衷和关注。1940年3月，徐中舒在《史学季刊》上刊文《古代四川之文化》，以传说中之蜀史，周秦汉之巴蜀，古代四川的交通、物产、工商业等内容，从先秦到唐宋，论述四川古代的独特文化。徐中舒认为古代四川文化是多民族融合而产生的地域文化，“其文化由来其古，即或出于秦汉之后，亦多萌茁于本土，而不必待于中原文化之浸溉，于以见四川之重要，在文化上实有其悠远之历史也”⁽³⁾。徐中舒详细论述“四川文化”独立于中原文化之外的地域发展特性，但他还没有直接使用“巴蜀文化”这一明确概念。

1941年4月，时任教于重庆中央大学的顾颉刚撰文《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他在开篇阐明研究理路是“没有彻底的破坏，何来合理的建设”⁽⁴⁾。顾颉刚虽没有直接使用“巴蜀文化”一语，但已将“巴蜀”紧密联结在一起，他更加强调“巴蜀”独立发展的文化区域特性，“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⁵⁾。

1941年，卫聚贤于《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刊文《巴蜀文化》，此文于1942年再刊于《说文月刊》。该文用41幅图、17帧照片和48张拓片，以成都市面上收到的一批青铜器、玉器特别是成都白马寺坛君庙出土的青铜器为研究素材，明确提炼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且用出土古物求证巴蜀古史，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巴蜀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卫氏认为，巴蜀古史，史籍记载不详且多神话。《巴蜀文化》开篇论述：“四川在秦以前有两个大国——巴蜀。巴国的都城曾在重庆，蜀国的都城则在成都。巴国的古史则有《山海经》、《华阳国志》的《巴志》所载，惟其国靠近楚、秦，故《左传》上尚有段片的记载。蜀国的古史，则有《尚书》、《蜀王本纪》（杨雄作，已亡，他书有引）、《蜀论》（来敏本作，《水经注》引）及《华阳国志》的《蜀志》。不过这些古史既不详细且多神话，因而目巴蜀在古代没有文化可言……今年四月余到成都，在忠烈祠街古董商店中购到兵器一二，其花纹为手与心，但只有一二件，亦未引起余注意。六月余第二次到成都，又购到数件，始注意到这种特异的形状及花纹，在罗希成处见到十三件，唐少波处见到三件，殷静僧处两件，连余自己搜集到十余件，均为照，拓，描，就其花纹，而草成《蜀国文化》一文。八月余第三次到成都，又搜集到四五件，在赵献集处见到兵器三件，残猎壶一。林名钧先生并指出《华西学报》第五期（二十六年十二月出版）有儀于图，其花纹类此，购而读之，知万县，什邡（四川），慈利（湖北），长杨（湖北），峡来亦有此特异的花纹兵器等出土，包括古巴国在内，故又改此文为——《巴蜀文化》。”⁽⁶⁾卫氏认为，古代的巴国在今汉中，巴可能因渝水（嘉陵江）而得名。蜀国的都城就在成都北门外高阜之地。卫氏甚至认为，春秋前蜀人有自己的文字，春秋战国时才仿中原文字。卫氏之说在当时学界受到普遍质疑，只有陆侃如等少数学者表示支持。但是，“巴蜀文化”作为一个专有术语就此定型，直至今日依然为学界所热论。

从郭沫若“西蜀文化”到徐中舒“四川文化”，从顾颉刚“巴蜀”到卫聚贤“巴蜀文化”，特别是1941年和1942年《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刊名，以及包括金祖同《冠词》、傅振伦《巴蜀在中国文化上之重大贡献》、郑德坤《华西的史前石器》、缪凤林《漫谈巴蜀文化》、说文月刊社《复刊词》在内的25篇有关巴蜀文化的系列研究文章的刊发，为巴蜀文化基本概念以及学术内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巴蜀文化正式走进研究者研究视域的显著标志。历史与考古学家在巴、蜀地区大量新出土陶器、玉石器、青铜器等地下考古材料的佐证下，已经清晰认识到巴蜀文化的独特区域特征，为当时以及后世中华文化多元构成研究开拓了新的思维空间。

20世纪40年代，冯汉骥对川西大石文化进行考古调查，认为墓石、独石、列石等遗迹皆与蜀王传说相关，是“秦代未入巴蜀以前的遗物”⁽⁷⁾。1949年后，冯汉骥主持四川几乎所有的巴蜀考古活动，推动“巴蜀文化”研究持续升温。20世纪50年代后，成都市商业街战国时期大型船棺葬、成都市北郊驷马桥羊子山商代至战国古蜀国神坛土台、成都西北新繁水观音遗址与墓葬和成都彭县竹瓦街铜器窖藏等考古的陆续发现，特别是船棺葬的发现，使“巴蜀文化”得到考古学上的确证。1954年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发掘出土的青铜器与卫聚贤所见青铜器几乎完全相同，由此解决了许多学者对卫氏“巴蜀文化”器物真伪的质疑⁽⁸⁾。1959年，徐中舒在巴蜀考古新发现的背景下，发表《巴蜀文化初论》，全面讨论巴蜀的经济、文化、历史、族属，认为“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是它并不是孤立的”⁽⁹⁾。此后，缪钺《巴蜀文化初论商榷》⁽¹⁰⁾、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¹¹⁾、童恩正《古代的巴蜀》⁽¹²⁾、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¹³⁾和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¹⁴⁾等，从不同角度特别是巴蜀古史的文献记载进行深入钩沉稽古与考订辨析，不断探索拓展“巴蜀文化”研究新的领域。

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采用童恩正对“巴蜀文化”的界定：“巴蜀文化——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巴、蜀两族先民留下的物质文化。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境内。其时代大约从商代后期直至战国晚期，前后延续上千年。从考古学上确认巴蜀族的物质文化，是建国以来商周考古的一大收获。”⁽¹⁵⁾1991年袁庭栋《巴蜀文化·前言》提出“广义巴蜀文化”概念：“四川古称巴蜀，所以四川文化的研究一般都称为巴蜀文化的研究。巴蜀文化有两种含义，狭义的是指秦统一巴蜀之前还称为巴蜀时期的文化，广义的是指整个四川古代及近代的文化。”⁽¹⁶⁾此一说法，将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文化个性的文化样式扩展至广义地域，无疑会拓展研究时空。2000年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进一步将“巴蜀文化”概念建构在三个层次：“巴蜀文化有‘大巴蜀文化’和‘小巴蜀文化’……当前关于巴蜀文化的概念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先秦巴蜀文化，即原来意义上或狭义的巴蜀文化，这一概念在学术界采用最为普遍，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一种是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主要通行于考古学界，并得到全国考古学界的肯定；另一种是广义的巴蜀文化，这个概念越来越取得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共识。”⁽¹⁷⁾

林向根据考古新材料，重新定义“巴蜀文化”：“巴蜀文化——中国西南地区以古代巴、蜀为主的族群的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临近地区。其时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前后延续上千年。从考古学上确认巴蜀诸族群的文化、并形成巴蜀文化区，是建国以来两周考古的一大收获。”⁽¹⁸⁾时至今日，“巴蜀文化”研究领域已不局限于“物质文化”，在“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其他领域也不断突破创新，诸如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即为新领域的前沿之作⁽¹⁹⁾。因此，本书首先选取的论述主题亦不局限于“物质文化”，还包括宗教和语言文学等内容。其次，“巴蜀文化”分布范围也不仅局限在四川境内，还包括陇南、陕南、鄂西、湘西、云贵高原北部等更为广泛的地域，因此，本书的论述空间也多涉及这些区域。再次，“巴蜀文化”时间跨度极长，自先秦历战国跨秦汉，至南北朝后随大规模民族迁徙和融合的影响，地域文化差异不断缩小，“巴蜀文化”的地域特色即逐渐被涵化，直至完全融入中原文化。因此，本书的论述材料更多集中在隋唐之前的上古、中古时期的巴蜀。此外，四川地区的考古文化，西周以前主要是蜀文化，东周后，巴文化、楚文化、秦文化和中原文化都对蜀文化产生显著影响，文献和考古皆表明“巴蜀文化”更多指“蜀文化”，因此，本书的论述重点则更多偏向“蜀文化”。

由此，巴蜀文化已经建构起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狭义、广义多层研究范围，学界在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上也已逐渐达成共识，不断普及于社会各界并被广泛接受。近几十年来，随着巴蜀地区商周遗址特别是“三星堆遗址”中带有南亚、中亚甚至西亚等外来文化因素的大量考古发掘材料的出现，学者们对早期带有独特地域气质的巴蜀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巴蜀文明构成的来源、定型、流变以及影响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持续的研究热情，这也是本书所依赖的时代研究背景以及要着力探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