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段　渝

由特殊的地理位置条件所决定，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通和交流主要依赖于东西南北方向四条大的交通干线：西北方向为著名的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北方为长城以北的草原丝绸之路，西南方向为南方丝绸之路，东部和东南沿海方向为海上丝绸之路，其中前三条丝路的开通均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最后一条则自汉代始通。

丝绸之路研究在国际上一直处于所谓显学的地位，但中外学术界以往所关注的主要是从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西域，至中亚，而后进抵罗马帝国唯一的一条中西交流道路，这就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所提出的“丝绸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又确认丝绸之路还包括长城以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由东海至南海经印度洋航行至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分别至缅甸、印度、中亚、东南亚和南海的“南方丝绸之路”，大大丰富和扩展了丝绸之路的内涵和外延。

1980年代中期，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学术界在以往“蜀身毒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并进行了初步研究。经过近40年的探索，逐步明确了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内涵、线路走向、功能性质等。在概念方面，学术界达成共识，即古代从四川经云南出域外，分别至东南亚、缅甸、印度、阿富汗、中亚、西亚及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国际交通线，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为中国西南古代文明的重心——成都，由此向南分为东、中、西三线南行：西线为从四川经云南、缅甸到印度的“蜀身毒道”，东汉时又称“灵关道”或“牦牛道”，后称为川滇缅印道，这条线路通往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以至欧洲地中海区域；中线为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大陆的“步头道”和“进桑道”，或又统称为“安南道”，后来称为中越道；东线为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三条线路都有不少支线，都在古代中国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互动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南方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贸易通道，它实际上是古代中国同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乃至欧洲等地各文明之间碰撞、交流、互动的重要纽带，是欧亚大陆相互影响、促进发展的文明载体之一，对欧亚古代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古代中国与欧亚文明关系的发展又对南方丝绸之路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19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提出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在90年代形成了研究热潮。第二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之际，在大力推进我国西南地区与南亚、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形势下，学术界将这一阶段研究的突破口定位在“南方丝绸之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功能上，研究内容包括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川、滇、黔三省之间的文化交流，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西南地区与南亚、西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发展，学术界以更大热情投入各条丝绸之路的研究，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也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掀起了第三次学术高潮。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重点是“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西南地区以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滇文化为代表的古代文明在整个欧亚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系统研究。经过三次学术研究高潮的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和关注。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是围绕古代的蜀身毒道所进行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其中包含诸多方面的内容。从《史记》明确记载蜀人在南亚次大陆身毒（印度）的商业活动开始，历代史籍对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和交流等事物有连续不断的补充记载，虽然多属语焉不详，但因其对中印古代交通和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引起中外学者的不懈探索，在交通道路、地名考证、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若干重要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四川三星堆考古的重大发现，学术界深刻认识到古代巴蜀与南亚地区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交流和互动，开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涉及面十分广阔，必须将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人类学资料整合起来，从相互联系的综合研究中爬梳整理出可靠的史实材料，交互参证，深入分析，从而将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汤洪教授的《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就不啻为这方面的一部力作。

汤洪教授近年着力研究古代中印文化互动与融合，发表了不少具有创新性的成果。当前这一新著，既是对其以往成果的综合总结，同时又将其研究空间加以进一步扩展和深化。本书从支那与成都、蜀布与邛竹杖、茉莉与茶、井盐与南路外销、象牙与海贝、琥珀与南亚、峨眉与早期佛教、道教南传、彝文与婆罗米文字、李白的印度情结等文化要素入手，从文化因素分析的角度，深入讨论这些文化因素在古代巴蜀和南亚双方的存在与传播情况，有若干新发现，不乏创见，或对学术界的相关成果给予了进一步补充和阐释。

文化互动和融合的研究，至少应该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分析，而后加以综合研究。简而言之，第一个层面是文化交流，其要点是交流的双方互做单向传播，也就是所谓你来我往，两者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碰撞或交集。一旦双方发生碰撞或交集，产生相互感应，交流就演化为互动，这是第二个层面。互动的结果不外乎三种情况，或是全盘接受，或是全盘抵制，或是部分接受。一旦接受一方把外来文化吸收并融入自己的文化当中，使其成为自己文化的组成部分，互动就进一步演化为融合。一般说来，三个层面层层递进，从交流开始，以融合结束，融合就是文化交流、互动的最高层面。当然，进一步的研究还不止于此，文化融合会产生新的文化要素，形成新的文化面貌，以至引起文化内涵某种程度的变化，成为文化演进的新动力或推进器。汤洪教授这部著作，在文化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古代巴蜀与南亚文化互动和融合的发生发展过程，堪称这方面的成功之作。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推动巴蜀文化和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2020年6月

于成都浣花溪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