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乾坤骨董集 多种族浪漫主义隋唐玉器

第61章乾坤骨董集多种族浪漫主义隋唐玉器

隋唐玉器，很多人基本聊是唐代玉器，

隋代时间跨度短，各种艺术形式未及发展，玉器艺术亦是如此。因此，隋代玉器无论是出土品还是传世品均少见。

对隋代玉器了解就是隋代李静训墓中发掘的玉器，虽然数量不算繁多，但在目前已经发现的隋代玉器中却占有很大的比例。通过对李静训墓中出土玉器的材质特征研究，分析隋代玉器对前代玉器的承袭以及当时各种文化因素在隋代玉器上的体现。说明用玉制度已走向实用化和装饰化，打破了商周以来的礼制用玉体系，逐渐贴近生活。

圆口、平唇、平底假圈足的玉杯造型与六朝和隋代的青瓷杯造型基本一致，与同墓出土的小琉璃杯造型也极相似。

玉钗、水晶钗、扣饰应为隋代创新的器物，汉代、南北朝时期均未见此造型。

出土的玉兽栩栩如生，雕法简练，形象写实。

制作工艺上，隋代玉器多光素无纹，造型简朴。

隋代继承发展了前代玉石器制作工艺，其雕刻刀法简练，线条流畅，做工细巧，抛光精致。

玉器材质以玉为主，辅以玛瑙、玉髓、绿松石、蛋白石、水晶、紫晶、琥珀等。琢磨技艺较精细规整，盏的圆度很精密。

动物形象为圆雕，刀法简练，风格粗放。

隋代玉器在构思方面脱离了神秘化、理念化儒家礼制性玉器思想意识的束缚，创造了形象写实的艺术风格。

隋代统治时间虽仅有短短的37年，但隋代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

隋王朝通过“丝绸之路”的商业往来，恢复了几个世纪前因割据纷乱几乎中断的对外关系，促进了中国与西亚的相互交流。在东亚地区，隋王朝与新罗、百济、日本的使者频繁来往，尤其是日本有不少的僧人、学生到中国来学习。隋炀帝曾派裴矩出使西域，还派使者出使远至东南亚真腊、赤土等国，以招引各地商人来参观贸易，隋代的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增强，也为后世盛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随着对外关系的改善和交流的发展，中原商品销售至欧洲、罗马、波斯等地。许多欧洲商人居住在城内，派使节前往朝拜，致使隋代玉器上具有浓重的波斯风格，如李静训墓出土的镶宝石金项链与镶玉金手镯。镶宝石金项链的材料青金石是一种极为古老而名贵的宝石，产于阿富汗，自开发利用后，并运往西亚、埃及、伊朗和中国。因“色相如天”，中国一般采用青金石作祭祀品或礼器。镶玉金手镯也与中国传统手镯的形制不同，独具异域风格。再者墓中又随同出土了一枚波斯钱币，足以看出隋代时外来文化对玉器的影响。

隋代玉器制作基本继承了前代工艺，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但由于隋墓发掘很少，玉器极为少见，传世器屈指可数。

隋代李静训墓发掘出土的稀世珍宝固然重要，但于考古学而言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批代表隋代断代的标准器。出土玉器的材质特征对我们了解隋代玉器对前代玉器的承袭以及当时各种文化因素在隋代玉器上的体现，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古玉的使用从考古遗迹上最早可溯及新石器时代，从其形制与纹饰观之，多被推论为具有宗教信仰上的象征，即玉、巫、神三位一体，“巫通过玉来表示神的存在，巫就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言人，是神的化身”。而史前玉器与巫和神之间的连系是，玉被借以通神，且被认为是神之食飧。

玉作为巫通神之器，直至战国才开始被赋予人格化、道德化的意义，与儒家思想连结出密不可分的关系。与此同时，传统道家思想也在炼丹术中与玉的神之食飧象征密切地贴合起来。

到了唐代玉器，玉料以和阗青白玉为主，其它玉料少见。除此之外，大量的杂玛瑙、透明水晶等，多数不见于国内矿藏，可能从西域输入。硬度更高，色彩更丰富的玛瑙也有见使用。而岫岩玉（蛇纹石）器很少见。证明唐代欣赏概念和对玉质要求是很高。

唐代从公元618年开始到公元907年，有着289年的历史。其间国力强盛，政治稳定，文化繁荣，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唐代玉器也一扫魏晋南北朝玉器大衰落的阴霾，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其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时代风格，在中国悠久的玉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隋唐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高峰，经济文化和对外交往的发达，使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刺激了手工业的繁荣来满足大众从实用到精神上的需求，玉器制作此时开始复苏，终于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低落后焕发出新的光彩。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唐代的玉器整体数量、规模上不及商周、春秋战国乃至两汉。唐代的玉器种类是丰富多样的，整体集中在实用装饰之上，与两汉之前礼玉、葬玉、佩玉占绝大部分形成了反差。魏晋南北朝之后，人们的祈望与现实的残酷产生激烈的碰撞，传统的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的礼制与儒家学说逐渐被更为注重现实生活的思想观念所代替，遥远的理想回归到面前的现实，美好的现世生活成为上上下下各阶层所追求的目标。因此，礼性十足的礼玉和神味太重的葬玉都在唐代退出了玉器的舞台。

玉器的用法方面，有从事神、事人到事鬼的三个玉器使用概念，亦即从信仰法器、佩饰瑞玉到丧葬用玉，汉代大量的葬玉使用正印证了葬玉高峰期。

此后，玉的使用从出土情况来看，似乎较为沉寂，一直到了唐代，玉器才又重新崭露头角，样式精致华美，光泽温润，虽从出土数量论之不及当时的金银器多，但精品屡见。唐玉的精美与汉玉盛时的稳重形态明显不同，异域风情与佛教用玉的出现是唐代玉器的特出之处；在装饰上，与金器、宝石的结合出现更为瑰丽的面貌；在使用上，官方明文制定的玉带和禁用的玉容器，都颇有异彩。

由于墓葬出土玉器的数量少于传世品，早期对唐玉的研究，多以华丽的装饰纹样简单论之，归结了其表现世俗化的瑰丽风貌。近几年来，唐代贵族墓葬与佛教地宫的陆续挖掘，精致的玉器和佛教用玉出土，为玉器研究提供了更多可以佐证的材料。特别是丧葬玉在汉代到达高峰，也同时在此后止息，最可能的原因便是佛教思想传入的影响，改变了厚葬与崇尚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玄学与道教观念。

璧、圭、琮、璜等这些在汉之前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礼玉种类，自魏晋之后就已很少流行，至唐代更是难寻踪迹，但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性，唐代的皇帝不仅祭天还要祭地，以宣示自己的统治地位。唐代的玉器种类绝大多数为实用与装饰玉，主要有玉带铸，实用的钗、步摇、簪、手镯和各种器皿如碗、杯、盏、盆等。隋唐及其后的五代、宋等朝代，朝廷官员多带锜，“锜”即官袍腰带上所嵌用的玉饰，又称玉带板。唐代社会生活富足，妇女的地位得到提高，她们能骑马狩猎，能着男装上街观灯，参与很多社会活动。

唐代绘画、陶俑中的妇女形象是盛装丰腴、美发高髻、轻纱薄罗、裸臂露肩，宫廷贵族女性更是穿金戴银，服饰之豪华也可想而知，唐代玉器中很多就是妇女装饰打扮用品，玉钗、玉簪、玉梳、玉步摇为头饰，从实物看均以优质玉料制作，有的镂雕花叶，有的半月形雕琢花鸟图案，制作非常精致，剖片极薄，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白玉梳，用来插在发髻上作装饰，富贵华丽。

西安何家村窖藏曾出士一件白玉镶金镯手饰，一副两只，每个由三节等长的弧形白玉组成，各节之间两端都镶有金质虎头铰链，可以自由活动便于开合佩戴，白玉温润如凝脂，装饰性和实用性均达到很高的水平。

用玉料琢制生活实用器皿可以看出唐代宫廷贵族生活的奢华，表明唐代玉器向实用装饰性转化的倾向。唐代玉杯在实用器皿造型上很典型，一种为羽觞形，器身窄长两端较尖，圆饼足，一种为瓜棱形，杯口似花瓣，实物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玉八瓣花形杯，水晶八瓣花形杯，两杯都呈椭圆形琢为花形八瓣，白玉杯还琢饰有缠枝卷草纹，富丽而典雅，从器壁的轻薄和造型的大小看显然是用来实用的。

佛教经过数百年的传播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在唐代已经大为兴盛且宗派林立，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此佛教用玉也成为唐代玉器种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佛教用玉首推玉菩萨，高均为70厘米左右，手持柳枝、净瓶，赤足立姿，身形修长线条流畅，并贴以金箔，造型为典型的唐味，唯材质的原因体型并不大，但制作相当精美。

此外，唐代佛教用玉中常见的还有与其教义有关的玉**、玉飞天等等，其中玉飞天也是唐代典型的玉石雕刻艺术品，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多件唐代玉飞天，其中一件青玉质，飞天侧身转头凌空驾云飞舞，上身裸袒双臂舒展，手持莲花，下着长裙，双腿前后相错，身后有飘飞的绫带，身下有翻卷的流云，整个造型美轮美奂，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其优异的制作技巧和优美的艺术造型令观者叹为观止。

唐代与西域交流频繁，输入的和阗玉器除了可能是当时流行于贵族间的舶来品外，甚至还影响了后来的朝廷用玉，如玉带的使用。

还有一种分类唐玉的方法，则是按唐代的历史分期分之，即以时间区分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

迄今为止出土唐玉的地点已有十七省市，即陕西、河南、山西、宁夏、NMG、BJ、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虽然如此，但出土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仍为唐代都城长安的所在地陜西关中地区，当地多为唐代帝王陵寝与贵族、高官墓葬，还有皇家寺院，由此显示了唐玉具有阶级象征的倾向。

唐代和平昌盛，国际间交流频繁，通往西域的玉石之路非常畅通。所以唐代玉器的用料以优质的和田白玉和青白玉为主，其它玉料少见。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玛瑙、水晶、琥珀和琉璃等，多数不像是国内开采和制作的，可能从西域输入。

唐代玉器在工艺上吸收当时的雕塑与绘画手法，使用传统的剔地、镂雕与圆雕，大量使用阴刻细线，用阴刻表现细部与绘画线描一样。

其中以主题图案隐起，用繁密的阴线表现装饰衣纹、阴阳凹凸面的表现手法尤为突出。其所饰阴线，用一道砣纹完成者多，具平行或放射短条状，细密而富质感，凡植物的花叶脉络、动物的毛发、人物的衣纹等皆一目了然。

唐代玉器比起周汉玉器更亲切可爱，更具玩赏性。周代玉器以礼仪玉器为主，不能随便玩瓮。汉代丧葬、辟邪玉主宰世界，把玩受到限制。

唐代以前玉器装饰有的也相当精美，但神味太浓，礼性太足。然而，唐代则摆脱此，在装饰上鉴赏化。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开拓西域，使得XJ和田玉大量地输入内地，因此，唐代玉器材料以和田玉为主。唐代玉器，生产数量虽然不多，但在质量上均是精雕细琢，其品种和艺术风格上都有新的发展，带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特点。

唐代朝廷玉器有祭祀及礼仪两大系列，前者主要是封禅用玉册，帝王盖棺论定的玉哀册;后者有玉带板，玉步摇等。

唐代玉器分类方法

隋唐五代玉器区分为：

（1）佛教玉器、

（2）朝廷用玉、

（3）装饰、

（4）器皿、

（5）肖生、

（6）铭刻玉器、

（7）西域玉器等七类。

这是以功能为分类标准，但于西域玉器一项里，主要是指于阗玉器。阗玉器并非以功能性分类，而是从地域性着眼，因为唐玉在装饰纹样上虽已有了强烈的西域色彩，但在形制上仍能得见汉代传统的承继，这与直接由西域引入的和阗玉器相较，两者差异十分明显之故。

唐代礼玉概念已不同于先秦与两汉沟通天地的角色，而是礼仪制度的体现。大量的装饰玉为唐代特色，对于唐代与西域交流的表征多有着墨，且以佛家玉礼器的出现带出文化交流对精神与物质文化造成转向。佛教用玉是传统玉器对天地崇拜的神祕性在唐代佛教渗入后所产生的。

玉册有三，即封禅与册书的玉牒，和禅地、顾命、预卜的玉板，以及死后封胃的谥册。

玉册必须溯至商周时期书写于玉石上的盟书，一直沿袭传统形制，早期玉册是一种用于与神沟通、告天作用的玉牒，而唐墓所出之玉册从内容观之，除了告天祈福之外，也有敬告皇地衹的作用，应是专门为了帝王死后一起随葬的哀册。

唐宋两代玉册材质不同，唐代使用“白大理石”应只是为了镌刻方便，而非延续汉代崇尚白石的习俗。

陕西干县南陵村的唐僖宗靖陵里，出土了琉璃材质的璧，从“璧”的原始概念，到琉璃二字以玉字旁造字，这暗示了当时人们有将琉璃类玉看待的倾向；此外，琉璃本为佛教供佛七宝之一，将其与中原传统的“璧”形制结合，透露了外来宗教与本地宗教的交融的现象。

而汉白玉被使用的原因，则是“以石代玉”。

唐代的富强与封建使礼玉的思考转向实用性，如玉带、玉册等的使用；而文学的蓬勃带动了“望文生义”的玉器产生，圭璧的文献记录最早于《诗经大雅荡之什云汉》中，但出土的实物却只单见唐代大明宫的圭璧。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出土的“圭璧”便有可能是在此概念下，将“圭”和“璧”合一而创造出的新样式。

唐代以石代玉的材料主要以汉白石和滑石两种，而汉白石用于礼器。比如近几年出土的唐代玉册、圭璧、玉镇及佛教用玉中的佛像、佛塔、灵帐，有相当多都是“以石代玉”。

滑石多用于丧葬与生活用器。比如玉握猪只有一件为青玉材质，其它皆为滑石。甚至九世纪前只有滑石握手，九世纪后才有滑石用器，其器形多仿唐代金银器。

“以石代玉”的原由有三点：

（1）来自于唐代对玉观念产生变化

（2）真玉来源的有限；

（3）玉只能为皇室贵族与高级官僚使用。

这反映了唐代玉器比之前代有着更加阶级化的倾向；另外“以石代玉”所指的“石”中并未包含现今所谓的“宝石”里，虽然唐代宝石多与玉材混用，但无“取代”玉材的情况。

唐代玉器的装饰极为多元，而讨论最多的便是花卉禽鸟纹样。唐代玉器的琢制技法在局部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玉器上首次出现了纹图。其中以整体图案隐起(又称挖地或剔地阳纹)，再在图案上加刻阴线，形成局部的细纹尤为突出，给人一种近观景物的效果感，凡植物的花叶脉络、动物的毛发、人物的衣纹等皆一目了然。

就花卉与禽鸟图案来看，从当时的黄金饰物与玉器上的花卉禽鸟纹多有类似来推论，一般可认为其纹饰是从黄金饰物上传入，所以很有可能是从西域传入中土的装饰风格。

但是，唐玉上的花卉纹饰当然也有自己的脉络，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呈现，并非全由西域传入，因为物质文化自然交流的特性，当物与物置于同一时空，相互的渗溶的现象在所难免。

在唐代这般开阔的文化胸襟下，唐代玉花卉的复杂面貌，当然有“中国本土”与“西域”互相交融的现象。

唐代玉器的器型种类丰富多彩，多数与实用和佩戴有关，盛极一时的礼器和葬玉几已消失。唐代玉质实用器皿，有玉杯、玉勺、玉盘、玉碗、玉盒和玉罐等。其中以玉杯最多且形式新颖多变，见者有莲花式、云形、椭圆形、瓜果形等。唐代玉器上的动物造型也突然增多。

除传统的龙、凤、螭外，更有一些写实性很强并具某种吉祥寓意和为推崇伦理道德服务的动物出现，有狮子、骆驼、鹿、象、鹤、雁、鸳鸯、孔雀、绶带鸟等。

唐代玉器中的佛教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是唐代玉器重要的文化特色，其中以飞天为典型代表，是当今所见到时代最早的飞天玉器，是后世同类玉器之源。飞天在佛教中是具有特殊职能的神仙，又称香神或香音神，是浑身散发香气，能歌善舞，给人们带来欢乐、幸福的神仙。

玉飞天造型特征为一体态婀娜柔美，丰腴圆润的女神，身披长裙飘带，祥云托起，手持莲花，凌空飞舞。

唐代宫廷玉器有祭祀礼仪和装饰两大系列，前者主要是封禅用玉册，帝王盖棺论定的玉哀册；后者有玉带板、玉钗、玉簪、玉镯、玉梳背、玉步摇等。

唐代玉器上的纹饰非常有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云纹  是用来表现云朵的花纹，常见的多为两类，一类为多齿骨朵云，云头似为“凸”字形团状，其后有一条须状云尾，云头边沿呈波齿状；一类云头似“品”字形，其后亦带云尾，云头边沿较光滑，云头中部凸出的部分呈梯形，其上有细密的阴刻线。

2.龙纹  唐代带有龙纹的玉饰很多，一般龙头长双角，张口露牙，嘴角超过眼角，颈后有须，下唇留须，龙身满饰方格形鳞纹，背生火焰状鳍，四肢作腾飞状，典型作品为上海博物馆收藏龙纹玉璧。

3.鸟纹  短翅，多呈展翅形，翅尖前翘，排列整齐阴线表示羽毛，丰满健壮，活泼和谐，生活气息浓郁。

4.花草纹  唐代玉器上的植物花草纹，为首次以写实而又具体的形式在玉器上展现，是当时的一大创举，常见的有蔓草、缠枝莲、牡丹、海棠、菊花、荷花等。花卉图案非常完整，花蕾、花叶、花茎一应俱全。

造型与用途

特点:

(1)衣纹、发丝、花叶、羽翎均用平行细阴线。花蕾、动物鳞衣，均用网状细阴线绘就。

(2)所有线纹均用铊琢出，落脚深，中间粗直，收笔细尖，线纹走向非常明显。常见的人纹、花纹图像外缘，都有一条粗弦纹边框，框内地子内凹，在内凹的地子上用浮突及阴线描绘的手法，琢出人纹、花纹、禽鸟纹等图案。

用途

已不用周代的琮、璧等“元器“，目前所知只有禅地玉册与哀册两种。

1，禅地玉册，呈简牍状，多五简为一排，以银丝连贯，册文作隶书。

2，玉哀册是帝王下葬时的最后一篇悼文，是称颂帝王功绩的文辞。玉哀册呈扁平片状，但均较宽长，表面磨平，正面刻楷书文字，字内填金，背后顺序编号。

形象

主要有玉佛和玉飞天两种。玉飞天在传世玉中较多，多作女性形象，其形体可与敦煌壁画飞天相媲美。

装饰

实际都是装饰玉，不过这种高贵的装饰玉不流行于民间，而在宫廷使用，所以我们归入宫廷玉器类，主要有玉带板和玉首饰两大类。

器皿

始见于商代，由于社会及技术方面的原因，直到唐代才有长足发展。唐代的摆饰玉器，实际多半是肖生玉器，形象多为动物形象，其用途则为摆饰用。唐代摆饰玉以人物、动物居多，既有中原人、中原物，更有西域人、西域物。

装饰手法

材料

隋唐玉器在装饰材料上，金玉并用，色泽互补，金相玉质，形成隋唐玉器绚丽多彩的面貌。在玉器上出现黄金饰件，始见于战国至汉代，当时的黄金饰件主要起垂勾之用，如金链串玉佩金玉带钩等。隋唐用黄金饰玉，虽亦起特殊的功能作用，但主要起装饰之用。

图案

唐代玉器在装饰图案纹样上，广泛采用花卉纹，这要比绘画先行一步，因为绘画史上花鸟科的形成要在元代以后。花卉图案非常完整，花蕾、花叶、花茎一应俱全。唐代玉器装饰样的花卉形，有造型与装饰两种形式。与花卉纹同时流行的还有如意云纹，常饰于人体、花、鸟旁。

线条

唐代玉器在装饰手法上，主要采用细密阴线与网状细阴线，表现图案的方法。唐以前的玉器装饰，主要通过线条来展示纹样，表达艺术主题。

历史贡献

唐代和平昌盛、国泰民安，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特殊、最少约束的一个时期，是思想文化开放型的杜会，善于和敢于向外来的优秀文化学习与借鉴，并将它吸纳融合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玉器一改以往的古风古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以全新的面貌出现，颇具浪漫主义色彩，显示山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时代风格，为中华玉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玉器的创新和发展。

玉带銙服饰玉器

中国古代衣着特点之-是穿长衫，腰部需用大带束住。唐代开创的按官级高低佩带的玉器服饰玉带銙富有时代特征，是一种“等贵贱“玉器，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首创。用玉带銙的佩带形式来象征官位及其权力，一般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方许佩用，其规范化与制度化，是中国古代礼仪玉器中的重要发明和创新。

玉带銙由鞋(鞋带衬)带板、铊尾和带扣组成，始于唐高祖李渊时期。据《唐实录》:“高祖始定腰带之制，白天子以至诸侯，王、公、卿、相，三品以上许用玉带。“据《新唐书.銙车服志》记载:“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铂石带銙八。“

唐代玉带銙特点:

其一，带銙的颜色由紫色向其它颜色递变，紫色位阶最高。紫色其义来源于紫微星，据传是天帝所居处，故以紫色位至尊

其二带銙以玉为最高，依次为金、银、铜、铁。

其二，据官爵的高下，所用玉带銙的节数有严格规定，由13块至7块，尊卑有变。

玉带銙制度的出现:建立完全符合并突出显示了封建帝王制度下的等级与权力观念。因此，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使其能在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来、元、明、清历朝历代官仪中沿用。

佛教文化飞天玉器

中华玉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亲缘关系由来已久，我国最古老的“玉石之路“飞天玉器(公元前4000年)不仅是西域昆仑美玉--和田玉向中原运输的通道，还是西域与中原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佛教的文化之路，可见，中华玉文化与佛教文化天生就具有不解之缘。

佛教创于古天竺(古印度)，于汉哀帝刘欣当朝时即公元前2年(元寿元年)传入中国。西域佛教国大月氐使臣伊存来朝，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处受浮屠经，从此，佛教在西汉取得正式合法地位。佛教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较为流行，到唐朝则兴旺发达，与我国儒家的封建宗法思想合流，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广泛传播。

唐代玉器中的佛教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是唐代玉器重要的文化特色，其中以飞天为典型代表(玉飞天之源)，是当今所见到时代最早的飞天玉器，是后世同类玉器的先导。

唐代飞天玉器用料均由XJ和田羊脂玉、白玉雕就，在玉材和艺术上表现山飞天的圣洁与高贵。

飞天为印度佛教诸神之一，印度梵语称他们为“干达婆“与“紧那罗“，即天歌神与天乐神，是飞天形象的原型。传说是一对夫妻，一同飞入极乐天国，居住在风光明媚的天宫十宝山中，弹琴歌唱，娱乐于佛，故称之为飞天。

杨衡之在(洛阳加蓝记》中称之为“飞天伎乐“，飞天是具有特殊职能的飞神，汉语称香音神。在佛教中被描绘成浑身散发香气，能歌善舞，给人们带来欢乐、幸福的神仙，造型特征为一体态轻盈女子，身披长裙飘带，祥云托起，手持莲花，悠悠漫舞，飘飘九霄，邀游天际，飞翔太空。玉飞天的艺术风格为飘然妩媚，淡雅萧疏，情韵连绵，尤显灵动之美，尽显镂雕之妙。

唐代佛教的飞天之所以能在中国被广泛地接纳，是因为在中国本土已有道教的升天仙人--羽人。道教有“仙人者，束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乘云，上造天阶“的羽人之说，与外来佛教的飞天有异曲同工之妙，故能一拍即合。

玉器的形制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和导向的，飞天形象是在印度佛教艺术基础上“承与变“的混血种，中国式的玉飞天极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它溶入了传统艺术的创作，俱现实(歌舞伎)、想象(无翅而飞)、形象(飘逸飞舞)相结合，用以形(形象)写意(意境)的方法宋表达情(抒情)与理(意理)的统一，所表现的是生命无限之意境美。

唐玉飞天是古人浪漫主义思维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产物，歌颂了妇女的美丽、善良、智慧和尊严。飞天由二人之恋到合二为一，表现出超脱尘世的快乐人生观，飞到那里，是一片乐天、乐空、乐土，是眷恋生命意识的产物。

唐玉飞天表现了佛道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创新，佛教的极乐天国与唐朝社会吉祥太平相吻合，其审美价值观是欢乐向上社会和谐。表明外来佛教文化至此已演变成中国式的佛教文化，是唐代玉器为中国传统玉文化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伎乐纹玉带板玉器

唐代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因素，作为汉族传统文化的营养。伎乐纹玉带板是唐朝引入西域音乐、文化的历史见证，是唐朝成功地进行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朝廷将XJ龟兹国(今XJ西部库车、沙雅)的伎乐人带进长安，并与汉族的音乐融合。唐太宗李世民于公元642年(贞观16年)将唐代宫廷燕乐九部乐增加为十部乐，有燕乐伎、清乐伎、天竺伎、高丽伎、安国伎、西凉伎、康国伎、龟兹伎、疏勒伎、高昌伎。

唐十部乐集汉、魏、南北朝乐午之大成，用于外交、庆典、宴享，具有鲜明的礼仪性。公元714年(开元2年)唐玄宗李隆基又将十部乐改为立部伎(乐)和坐部伎(乐)。坐部伎(坐式演奏)内容有长寿乐、天授乐、宴乐、龙池乐、鸟歌万岁乐、破阵乐六部，演出水平和地位高于立部伎(站式演奏)。

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立部伎》诗中有:“立部贱，坐部贵“之说。今考古发掘所见唐代玉带板上的伎乐纹中，演奏乐器者属坐部伎，铊尾上的舞蹈者属立部伎，其形象为:深目，高鼻，卷发，留胡须，着胡衫，紧袖，束腰、肩披云带，足蹬乌皮长靴、舞于氍毹上，舞姿生动传神。白居易诗曰:“心应弦，手应鼓，弘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持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飞“。舞蹈场景所描述的属于盛行于唐朝的“胡旋“。

玉带板上的伎乐纹饰是唐代玉器善于向域外优秀文化学习与借鉴、吸收西域音乐舞蹈文化并将它融合于中华传统玉文化之中的产物。

唐代玉器玉料精美，种类多样，工艺精湛，内涵丰富，以超凡的文化艺术品质在中国悠久的玉文化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并为后人进行中华玉文化的跨文化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其后，清代康乾盛世痕都斯坦(巴基斯坦及南亚)玉器的传入，可以认为是唐代玉器引入外来文化艺术成果的延续与发展。

在鉴定隋唐玉器中，首先要看玉料和包浆，老的玉料和老包浆会给人产生一种熟旧感；

其次要看艺术风格，也就是造型、纹饰与加工工艺，唐代玉器往往琢磨细致，造型比例把握适当，纹饰精美；

还要经常看实物，特别是馆藏标准器。有的仿品仅仅是形似，而没有唐代风格特征，或者忽略细节部位，看起来有点呆滞；

有的细看阴线有崩口，明显是现代工具加工，若掉以轻心就要上大当。一般经验是在鉴定中要分主次，主要看特征是非吻合时代风格，以此断定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