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乾坤骨董集 稀有魏晋南北朝玉器
第60章乾坤骨董集稀有魏晋南北朝玉器
魏晋南北朝玉器:很少这个时期玉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低谷,魏晋南北朝从公元 220 年至公元 589 年, 369 年间共有 30 余个王朝在这个阶段存在。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南北民族大融合,商周以来玉器中神秘威严的色彩基本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以装饰玉和鉴赏玉为主体的审美用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相对动荡的年代,其间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纷起,政权更替频繁。
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玉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抑制,从汉代玉器的辉煌期进入到了玉器发展的低潮期。中国玉器发展史也从此告别了“王玉时代”,玉器逐渐以装饰玉、实用赏玩玉为主,并走进了商品流通领域。
同时更是装饰艺术比较乏味的时代。此时出土的玉器资料很少,这与曹魏尚简的风气有关,另外北方战乱阻断丝路贸易通道,玉料难得也是原因之一。
《北史西域》记载:“于阗国,在月末西北,葱岭之北 200 余里,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儿国三千里。。。。城东 30 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梁书诸夷》“渴盘陀国,于阗以西小国,产金…王姓葛沙氏。”。文献中所记载的于阗国,渴盘陀国都是盛产优质玉料的地区,可是连年的战争,玉石之路小国林立,致使“昆仑玉不能至矣。”大量的优质的玉料无法运到内地,造成玉料紧俏。所以这一时期的玉器材质除了有部分和田玉,更多是地方玉、玛瑙、琥珀、滑石、绿松石、青金石等。
发掘出土的魏晋南北朝玉器,有些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仍然具有汉代的遗风;但从总体上看,和汉玉有较明显的差异,其数量和质量也都远逊于汉玉。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形,具有明显的时代风格。
礼仪用玉进一步减少,只有零星的发现。南京幕府山1号六朝墓所出的素面玉琮,应是墓主生前收藏的旧玉,死后用于随葬。玉璧也只在个别墓中发现。南京光华门外石门坎乡六朝墓出土一件玉璧,虽然通体抛光,但无任何纹饰,应是汉代玉璧的简化形式。玉璧在十六国时期,也有用于装饰殿堂者。例如后赵的皇帝石虎,迁都邺城(今HEB省临漳县西南)后,在太武殿悬大绶于梁柱,缀玉璧于绶。汉代画象石中所刻以组带编联的玉璧,多为谷纹璧的形象。编缀在绶带上的玉璧,可能也是谷纹璧。
这段时期,丧葬用玉也大为简化。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玉衣,已不再制作和使用。曹操临终的《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魏文帝曹丕遵循曹操的《遗令》,于黄初三年作《终制》,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珠襦玉匣”。禁止的理由,表面上说是为了避免陵墓被人盗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而实际上可能是由于长年战乱,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制作“金缕玉衣”已成为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
两汉皇室贵族葬以玉衣的制度,从此被废除了;同时,在考古工作中,迄今也未发现魏晋及其以后的玉衣。随着玉衣的消失,魏晋以后也未发现完备的玉九窍塞。
考古发掘遗址主要有:江苏南京尧化门、幕府山、邓府山、富贵山、郭家山、象山、光华门、镇江丹徒、句容;河南洛阳涧西、十六工区;山西太原王郭村、寿阳贾家庄村;陕西西安小寨、王郭村、咸阳;湖南安乡;江西南昌京山;湖北宜昌一中、汉阳蔡甸;河北吴桥;贵州平坝马场;辽宁北票西关营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割据,战争不断,对人力资源枯竭式的使用直接导致从事玉器手工业的人员大量减少,工艺基本上沿袭汉代的风格,但已逐渐衰竭,大多做工简略朴素,精工者极少。
(一)玉器种类
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器的器型,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1.第一类为装饰品,有璧、璜、云头形玉珩、带钩、剑饰、珠饰、笄、龙纹佩、司南佩、螭纹佩等。
装饰用玉 包括璜,环、玦、云形玉珩、梯形玉佩、半月形玉佩、心形玉佩、玉虎、玉剑饰、玉串饰、玉坠等。玉璜、云形玉珩、梯形玉佩和半月形玉佩的数量较多,它们组成的成套佩饰是这一时期常见的玉组佩形式。汉代完整全套的玉剑饰包括剑首、剑格、剑璏和剑珌,大多出自级别较高的诸侯王墓中,魏晋南北朝时玉剑饰的数量和种类大大减少,仅见玉剑首和玉剑璏。
2.第二类为礼仪器,有玉猪(握)、蝉(琀)、琮等,礼仪用玉 璧、琮、圭、璜、璋、琥是传统的六种礼玉,汉代时,这六种玉器的礼制意义大大减弱,且不见璋与琮,璜、琥主要用于佩饰,只有璧与圭作为礼玉应用于朝仪、聘礼或祭祀等仪式中。魏晋南北朝礼玉的用途虽不见于文献记载,但其形制与两汉相同,其意义也应一致。此期的礼玉数量比汉代进一步减少,说明传统礼玉的使用已近消失。
3.第三类为丧葬用玉 自三国曹魏时起朝廷明令禁止厚葬,薄葬之风兴起,导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
葬用玉大大减化。玉衣在这个时期已经不再制作,九窍玉也很难找到成套的,玉琀玉握的制作水平也不如以往。
4.第四类为观赏陈设器,有瑞兽等陈设用品 随着东汉末年佛教的盛行,出现了用玉制成的佛造像。陈设用玉还有玉辟邪、玉瑞兽等,目前所见多为传世品。
5.第五类为日用器,有盏、卮、杯、樽等。生活用具 包括玉印、玉钗、玉带钩,玉棋子、玉小方牌、玉樽、玉栀、玉耳杯和玉盏等。这些玉器的制作都较精致,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装饰意义。
造型与纹饰
魏晋南北朝玉器的总体面貌及格局:其玉器的风格特点是简单,用途简化,装饰简。汉代以前盛行的礼仪玉,魏晋南北几乎不见,偶尔所见琮璧礼玉,或是前代旧玉,或是仿摹,没有创新。丧葬玉在此时期,也大为减少,不受重视。魏晋南北朝玉器,有所创新并打上时代特点的,要推日用玉和装饰玉。当时日用玉有玉杯、玉带具和玉印等。玉带钩的特色在当时:器型一般较小,钩首多作龙首形,变厚变宽。当时的装饰玉承袭汉代风格,有衣着饰玉和剑具饰玉两类,但品类、造型及雕琢风格,均逊於汉代。玉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玉佩,多数作如意云头状。
云头形玉珩:玉珩可分两种:作云头形,上部弧鼓,下部平直;近似梯形。云头形玉珩上部正中有一小孔,下部有两个或三个小孔,用于系挂佩饰。
玉透雕龙纹鲜卑头:上海博物馆藏南朝白玉龙纹鲜卑头,呈厚片形,长方形边框内,高浮雕并透雕曲体龙纹。器背面刻铭文两行,从铭文内容可知,此器为南朝宋文帝的御用品,其制作年代是元嘉七年庚午十二月四日,即公元431年1月3日。玉鲜卑头是皇帝衮服上的玉带头。所谓“鲜卑头”,是古代胡语中带钩或带扣的音译,是当时社会对带扣或带钩的一种流行称谓,在众多史籍中都有记载。这种在今天被我们统称为“带扣”的衮带头还有很多别称,如师比、犀比、犀毗等等,根据唐代学者司马贞的说法,这些名称都源自“鲜卑”一词的近音字。
这件晋代白玉龙纹鲜卑头,其材质采用了优质的XJ和田白玉,玉质细腻温润、莹洁可人,虽然没有皮色特征,但是从玉质上判断,应为XJ和田玉籽料无疑。
这件古玉通体透雕着一条蜿蜒蜷曲的蟠龙,龙形呈长首,长角,弯颈,躯身蟠曲,满饰鳞纹,细尾下卷,四肢各三爪。
龙身上还钻有二十余处不透之细小孔洞,原本为镶嵌各种宝石之用,虽然年代久远宝石已全部脱失,但是我们不难想像这件羊脂白玉带扣当年镶满宝石后的雍容华贵之美。
同时,器边框还有小孔若干,是当时与衮带缝缀之用。
更重要的是,这件珍贵的白玉带扣在器背两侧居然还镌刻有铭文两行,共计四十六字,内容为:“庚午,御府造白玉衮带鲜卑头,其年十二月丙辰就,用工七百”和“将臣范许、奉车都尉臣程泾、令奉车都尉关内侯臣张余”。
其中的“御府”是当时的专门服务皇家的御用制器作坊,结合这件玉器制作精良、用料考究且布局造型华美,加之玉器上出现了详细的铭文记录,将这些历史信息综合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这件白玉带扣毫无疑问是晋代皇室用具。
综上所述,这件晋代白玉龙纹鲜卑头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其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首先,玉质出众。
我们知道,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开拓了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从而使新彊和田玉原料大量进入中原。
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政治上的分裂,以致争战频繁、交通阻塞,西域的玉料来源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直接导致了玉器制作从汉代的治玉巅峰跌落下来,出现了数量少、品种少、工艺简单的低谷现象。
中国玉器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陷入了低潮,这也解释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传世玉器稀少的原因。
但是这件晋代白玉龙纹鲜卑头却使用了当时极难获得的优质新彊和田玉籽料,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玉器发展在这一时期虽然受到严重的影响,但依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则表明在当时的各个政权中存在专门的玉作机构以制造专供皇室使用的玉器,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器生产依然受到相当的重视。
其次,工艺精湛。
这件玉器采了透雕手法,整个龙形雄浑矫健,作俯首攀爬造型,龙身扭曲成波浪形,细尾分支,卷曲下垂。
与一般张牙舞爪的龙纹相比,这种俯首的造型并不多见。龙颈腹部排列整齐的鳞纹,腰部为细格纹,尾、鳍、爪则以长阴线条表现纹理,龙眼内凹,闭嘴扣齿,五官琢刻精细,线条委婉流畅,工艺奇巧精湛,属西晋时期难得的玉器佳作,反映了当时治玉工艺的杰出成就,堪称晋代玉器的代表之作。
最后,信息量巨大。
这件玉器背面罕见地镌刻了共计四十六字的铭文,记载了包括玉器的制作年代、制作机构、器物名称、制作工时和监造官员姓名等重要的历史信息。
这些罕见的铭文向我们传递了重要的历史信息,为后人研究晋代玉器提供了详尽的历史资料,在目前所见的古代玉器中极为罕见,从而使这件玉器更显得弥足珍贵。
从铭文中可以得知,这件鲜卑头“用功七百”,即耗费了700个工时制成。
所谓的“功”是指一个劳力一天的工作量,说明如果由一个工匠来制作,这件鲜卑头需要七百天才能完成。
同时根据铭文提示,该件玉器是由当时的“御府”监制。据《晋书武帝纪》载:“戊辰,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各有差”,表明御府还收藏有御用的珠玉玩好。
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各朝代,即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589年)的360余年的历史时期。
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朝代更换频繁、战事不断、政治分裂、经济萧条等原因,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低潮时期。
这一时期的玉器数量大大减少,工艺水平降低,新的玉器类型和品种不多,很多玉器仅是继承了汉代遗风。
由于战争不断,玉料来源十分有限,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器材料中质地纯润的白玉极为罕见,大部分玉器使用青玉、青白玉的玉料,此外还有玛瑙、琥珀、滑石、绿松石等玉料来补充玉材。
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器的工艺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在逐步衰退,工艺上承袭汉制,大部分的玉器制作简略朴素,工艺上主要有片形、圆雕、镂雕三种,只有个别的精细。
魏晋南北朝玉器发展低迷主要原因有四点:
首先,三国曹魏朝廷禁止厚葬,汉代占据玉器重要部分的丧葬用玉在这一时期受到限制;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不绝,交通受阻,用于制作玉器的原料十分有限,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滑石和其他玉种替代;
同时,魏晋时期玄学之风盛行,贵族士大夫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放达人生,因而玉礼器的制作锐减;
最后,道教求仙的思想受到推崇,人们竞相以“食玉”来寻求长生,很多珍贵的玉料都被碾磨成末。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玉文化的衰落是必不可免的。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纷起和政权更替频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玉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抑制,从汉代玉器的辉煌期进入到了玉器发展的低潮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器以装饰玉、实用赏玩玉为主,但是无论玉器质量还是数量都转入低谷,中国玉器从此开始告别“王玉”时代,并最终逐渐走进了商品流通领域。
在《楚辞》即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之句,对此古人有过专门的注释:“鲜卑,衮带头也。”
而“衮带”就是以采画织成的腰带,是古代帝王及公侯的礼服“衮服”或“衮衣”的一部分,其带端的扣件就是衮带头。
魏晋南北朝玉器玉樽:樽是酒器。湖南安乡黄山头西晋刘弘墓出土玉樽,筒状,兽面衔环耳,外腹浮雕云水纹,螭纹、西王母、羽人和龙、虎等纹饰,三跪形熊足。
魏晋南北朝玉器玉盏:玉盏发现于辽宁北票十六国北燕冯素弗墓中,盏似浅碗,壁较薄,口沿饰弦纹一周。
魏晋南北朝玉器玉兽: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玉卧兽,圆雕,小头宽颈,圆圈眼,颈刻短毛,四肢折曲内敛,宽臀,长尾。
(三)玉器特征
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制约了玉器的发展。
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自三国曹魏时起,朝廷明令禁止厚葬;
战争连绵不断,交通不畅,玉材来源受阻,数量不足,影响了玉器制作;
佛教文化及其艺术品异军突起,大量佛像石刻如云冈、龙门石窟兴建,吸引众多的玉器工匠,影响玉器创作;
道教推崇“食玉”,很多玉料被食用而遭浪费。
2、玉石瑞兽最富时代气息和艺术感染力。
魏晋南北朝玉器的纹饰风格有三个特点:
(1)是汉代玉器纹饰风格的沿袭;
(2)是唐代粗阴线纹饰的肇始;
(3)是玉器以素面为主。
魏晋南北朝玉器虽从总体上不如汉代,但在一些细节上乃有部分变化和发展。如战国通用而汉代罕见的玉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忽然增多,呈朵云形,其功用、形式均有一些变化;玉諜纹饰繁复,特别是出现了器物两面饰不同图案,这为以后此种装饰风格开启了先河。上述种种可算是明显的时代风格,为此期暗淡的玉器业增添了一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