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乾坤骨董集—日本陶瓷的款识
第45章乾坤骨董集—日本陶瓷的款识
日本瓷器的发展自应永年到昭和共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烧瓷行业在不断地发展，技术也在不断地进步；日本瓷器图案和画面颜色比较明快，多大红大绿、黑白相间，同时日本的茶杯、酒杯、碗、碟子等食用器边沿多有金色釉。
日本瓷器的釉色有青釉、白釉、大红釉、蓝釉、金色釉、珊瑚釉等，釉料在加工的过程中比较纯净，釉面和胎体结合得比较紧密，施釉薄而均匀，有光亮感，胎质坚硬细密。日本陶瓷的款识是在接受中国陶瓷文化的后期同步发展起来的。所以，许多方面保留着中国陶瓷文化的形态，甚至有原封不动的照搬之处，尤其在款识内容上更是充分地反映着中国文化的风采。
后来，在聪慧勤劳的日本陶艺家和陶工们的艺术实践及生产实践中，也有许多方面逐渐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风格，这正是值得我们一述的地方。
日本与中国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中国的瓷器文化和工艺也同样深刻的影响着日本的生活和发展。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2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
七世纪末，唐三彩开始传到日本，是由当时的遣唐使船只带去的。现在日本已有十个地方发现了这些出土品，特别是在奈良的大安寺，一下子出土了三十几件唐三彩。唐三彩的传入，对日本的制陶工艺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促进。在三彩的技术体系之下日本在烧制时带有与汉族不同的特色。在形态上，它基本上没有神像人俑或马和骆驼等的造型，而是多为日常的容器，或是摹仿铜合金佛用器具烧制成的壶、瓶、钵、盘、碗等。在釉色上，它也不像唐三彩那样显得五彩斑斓、华丽多姿，而是更多地敷施了绿釉，整个陶器多以绿釉为基调，显得比较素朴，甚至带些稚气，日本人一直对绿色情有独钟，这与日本民族爱好自然有关。三彩陶器藏品最丰富的是集中在奈良正仓院的57件作品，被称之为正仓院三彩，又称为奈良三彩。三彩陶器的出土地，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寺院、宫殿、官衙等处的遗迹，近年来也逐渐有从村落的遗迹中出土的，但总体来说，三彩陶器主要是用于国家和贵族等举行祭祀、佛教仪式的场合，壶等器具被用来盛放火葬后的遗骨，与一般民众的生活还是有些距离。
九世纪进入平安时代后，又从当时的大唐传来了白瓷和越州窑的青瓷，种类多为日常用的碗、盘等餐具。自此，日本的陶制餐具从原先模拟金属品的须惠器、三彩陶器，开始转向模仿中国青瓷制的餐具样式了。
但当时日本人无法烧制出与青瓷媲美的瓷器，他们只是在原来三彩技术的基础上，又吸取中国的灰釉技法，烧制出了灰釉陶器。这些灰釉陶器与越州青瓷相比，毕竟要显得粗粝得多。不过越州青瓷的传入大大拓开了日本人陶器形态的种类。
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景正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日本的六大古窑。再后来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烧制了瓷器，日本的陶瓷制作就此开始了。接着有各种烧器产生，其中伊万里瓷器在欧洲也享有盛誉。
在历史上，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制瓷业也不例外，有些造型与中国瓷器相仿相近，但也有明显的日本民族风格。日本的瓷瓶类主要包括米酒瓶、棱口兽耳瓶、梅瓶、灯笼瓶、花瓶、人物花瓶背壶式扁瓶、葫芦瓶。米酒瓶腹大、口小、颈短，瓶身画有树枝，枝上有两把与草相似的线条下垂，这种瓶型和纹饰都带有明显的日本风格。棱口兽耳瓶的兽耳衔环是椭圆形的，而中国的兽耳衔环是圆形的。日本的人物花瓶在中国称鱼篓尊或罐。日本讲究茶道，因此日本的茶壶自然有自己的特色，日本茶壶包括葡萄酒壶、京都茶壶、咖啡壶端把壶、桶子壶和提梁壶等造型。日本罐的造型与中国罐区别不大，但画法与中国不同，比较有特点的是日本罐两侧有系，大口圆盖，施满彩；日本水罐造型多为桶形；日本的茶叶罐有的罐体上心形开光，罐盖顶部也有六角形开光图案。日本的大缸与中国有很多不同，日本缸的口部有平沿的、圆沿的，内壁往里抠，呈逗号形，不仅用来当容器，还用来做取暖器。日本的隔盒有圆形的、方形的，有三层的，也有多层的，在造型上与中国有所不同，中国的隔盒小，日本的隔盒大，在盒与盒的连接处，日本的隔盒是外口的，中国的隔盒是里口的，两者正好相反。
日本是一个以生产陶器为主打产品的国度，其生产瓷器的历史仅仅有400多年的时间，大大晚于世界上瓷器的母国—中国。但是，日本陶瓷行业日用细瓷的产品设计与技术工艺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日本的日用细瓷产品仍占据了美国近一半的高档瓷器市场，令人刮目相看。日本日用细瓷的生产技术水平很高，包括瓷器的实物质量（包括使用强度、耐划伤性、热稳定性等）、白度、产品规整度，以及在控制釉面铅、镉溶出率方面，各项技术指标均领先于国际水平。尤其在日用瓷器产品的器型、画面设计，釉色装饰以及产品配套和包装装潢方面，俨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风格与特色。日本的名牌公司曾经为英国的王室设计生产出专供皇家使用的超大配套的饮食餐茶具产品。
日本人不仅十分喜欢瓷器艺术，也非常讲究日用瓷器的实际使用场合与欣赏方法。因此，在一般的日本人家庭中，通常都要有四、五套以上的成套日用瓷器餐具。他们往往根据一年中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使用不同风格的瓷器制品，盛放适应不同季节的食物饭菜。日本消费者在选购瓷器产品时，比较注重有纪念意义与有特色的产品，如注重名牌与名人的作品。在产品的造型方面喜欢追求新颖与变化；在装饰图案方面则喜欢山水、花卉、花鸟等纹样；在产品的色彩上则多喜欢选择红、蓝、绿等色调，以及金、银彩装饰。近年来，日本年轻人显示出追求消费质量的趋向，比如，年轻人在朋友结婚时，通常选购一些制作精美，器形、纹样、装潢美观的高档日用瓷器，作为贵重礼品馈赠挚友。作为东道主也会选择价值在其一半的瓷器，用做返还回赠。因此，对高档瓷器的需求不断高涨。为满足市场的需求，日本的瓷器生产厂商每年都要推出一系列的新产品，不断追求日用瓷器艺术化，因此产品式样新、品种多、装饰美、小配套以及注重在包装装潢上下工夫，成为日本瓷器厂商遵循的经营方针。
款识，是中国的称谓，日本称铭款。
款识的来源始于青铜器上的铭文，按中国明代方以智撰写的训诂书《通雅》中引证，款为阴文，即凹字，识，在这里读作zhi，与志同音，表示阳文即凸字。就器物内外铭文而言，外为款，内为识。又记载说，花纹为款，篆刻为识，通称款识。
实上的应用，款与识的本意或界线已经很淡漠子，无论对青铜器、印章、陶瓷上的阴文或阳文，都以款识相称了。
而且在中国书画上的署名和题款，也称作了款识。这就更无所谓款与识的区别了，
同时的阴文与阳文和款与识的对应概念也逐渐少为人知了，从日本陶瓷款识的发展脉络及其特点来看，可以将这些款识分为两个阶段，或说是两个部分。
一部分日本称作窑印，大致产生于16世纪中叶的空町时代，另一部分，兴于江户初期即款识，实际窑印的含义也包括在内。
所谓窑印，我们以备前烧为例，是指窑具和器物上刻划的标记。这是由于登窑大窑的产生，为了区别各家陶器和使用的窑具，而顺便作的记号。
鉴于款识的本质概念，是物属谁有的问题。因此说，这些窑印虽然极少与陶工们的名字有关，也应属于款识的范畴之内，或称早期的款识。
窑印中包括由横、竖、斜、弧等线条组成的图案或是符号，偶而亦见汉字和日文字母，还有一些是数目字。其中的汉字和平假名恐怕与他们各自的家族、姓名、居地有关。
据日本陶瓷资料记载，备前烧中有一圆圈内的“吉”字窑印，物主是吉右卫门(永禄年间15581569烧制)。同一形式的“大”字，物
主为大飨吉藏。这个“吉”字和“大”字，显然是他们各自姓名的缩写或是代称了。
当然，窑印中的文字和数字，不一定都与其姓名有关，也许同物主的生活、生产等因素有联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饶有兴趣的是，这些被称作窑印的符号，有些竟延续到了江户中期还有它们的痕迹。可见，一些窑的款识仍停留在最原始的狭义概念上，即只作为归属的代号，几乎看不出同某一文化的内容相关，更谈不上与艺术有缘了。
第二个部分，也是日本陶瓷款识的主体部分，前面已谈到，是兴盛于江户初期到中期，至于产生于何时，据日本槽崎彰一和森田稔两位专家掌握的资料，早在9世纪初就出现了纪年的款识，是在正仓院收藏的一件须惠器上，墨书着“弘仁二年九月十八日定八斤七两小”，弘仁二年即811年。
由此得知，日本最早的款识起码始于这个时期。然而形成规模和风格，还是从江户中期谈起，整个江户时代到明治，款识作为陶瓷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方圆甚小，确也起到了难得的作用，如具有纪年款的陶瓷，可助断代，具有名款的有利掌握某一陶家、陶工的简历，具有窑名款的又可一目了然地知道产地产家。
总之日本瓷器款识是后世鉴定陶瓷的可据资料，是研究日本古陶瓷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