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自己的文章（锋芒初试）[82]
十五、“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1942年5月香港大学停课，张爱玲辍学，与炎樱坐船返回上海。路过台湾，她们看到了浮在海上的秀丽山水，留下难忘的印象。
战火粉碎了她的蓝色的英国梦，也使她的香港求学生涯提早结束。她的一门门优异成绩，随战火灰飞烟灭。除了对人心世事认识的逐步成熟，她又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她只好又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姑姑的家，与姑姑同住在Kernier街的Kernier公寓（开纳公寓）。她打算在上海找一所大学读完她在港大未完的学业。
姑姑和父亲反目之后，她用个人分得的财产做了一些投资生意，但因时局不稳、货币贬值，她的投资大都有去无回。然后她自己四处找事做，成了一名职业女性。先在英商的怡和洋行做事。上海沦陷后，洋行生意不景气，大量裁员，姑姑也被裁掉了。她还在一家电台工作过，也给大光明戏院做过翻译。面对这个她喜爱的侄女的到来，她喜爱中也有担忧，喜的是爱玲已出落为一个有才华的大姑娘，忧的是她那未竟的学业和没有着落的生计。张茂渊一个人自食其力尚可，但要负担爱玲就很吃力了。因此她让爱玲去找父亲想办法，并告诉她，当初张廷重与黄逸梵离婚时，协议中就有张廷重负担爱玲教育费一项。爱玲在港大三年多，张廷重本未掏一分钱，但现在不出钱让爱玲完成学业，实在说不过去。想到当初逃离父亲的家，想到父亲和后母的武力和恶言相伤的隐痛至今难消，想到离家四年未通音信，爱玲迟疑着。
三年多没直接得到过姐姐消息的张子静，得知姐姐回上海了，兴冲冲地跑到姑姑家来看望。高挑的个子、披肩的长发、时髦的衣装，散着飘逸之美，子静眼里的姐姐是这样的可亲可爱。爱玲跟弟弟谈到了港大的生活，对不得不辍学之事耿耿于怀，她愤愤地说：“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子静问爱玲回上海后如何打算，爱玲把她的想法和盘托出，她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完成大学学业，想转考上海圣约翰大学，拿张毕业文凭再说。
子静听了十分高兴。他当时也想报考圣约翰大学，如能如愿，姐弟俩同入一校，就可常碰面了。然而姐姐叹了一口气说：“不过——学费，姑姑没有钱。”爱玲把姑姑关于应该由父亲出学费的意思复述了一遍。子静明白，如果姐姐向父亲开口，难免有伤尊严。但他认为姑姑的意见是对的，劝姐姐以文凭为重，并愿出面与父亲商量。
回家之后，张子静找了后母不在的机会，向父亲婉转叙述了与姐姐见面的经过及姐姐想继续求学的想法。张廷重表情沉静，听得很专心。他沉吟了一会儿，说道：“你叫她来吧！”虽然他对女儿反目一事难以释怀，但要子静去约爱玲来家，至少表示他还是同意了。过了几天，爱玲来到了家里，这已不是她逃走时的那幢大别墅，而是一座小洋房。后母事先已得父亲的言语关照，为了避免尴尬，躲在楼上没下来。
秋天，姐弟俩如愿成为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子静读的是经济系一年级，爱玲和炎樱读的是文学系四年级。爱玲参加转学考试时，国文一科竟不及格，要去上补习班。大概她在香港听说读写主要用英文，把国文荒疏了。但以她的才情和根底，很快就补了上来，开学不久即从国文初级班跳到高级班。
炎樱在圣约翰大学学到毕业，张爱玲姐弟却先后辍学，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张子静是因为身体原因在大二退学的，而爱玲只上了两个月就放弃了。她对子静谈到中断的原因有二：一是在圣约翰学业上没什么长进，因为没有几个好教授、没有几门她感兴趣的课。“与其浪费时间到学校上课，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好书回家自己读。”
第二个原因是钱的困扰，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除了学费，还要生活费。此次回上海，增加姑姑的负担，她心里很过意不去，再找父亲要生活费也太不合适，因此想早点挣钱，经济独立。
张爱玲觉得：“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张子静也觉得没有什么好办法劝姊姊完成学业，就对她说：“你可以去找个教书的工作。”
她摇摇头说，不可能。
“你英文、国文都好，怎么不可能呢？”
爱玲说教书不仅肚子里要有墨水，而且还要口头表达，而“这种事情我做不来”。子静一想也是。爱玲属于那种矜持内向、不喜应酬、不好重复的女孩，要她去成天跟叽叽喳喳的学生打交道，确实让她为难。从人才学的角度来说，教书属普及性工作，写作是创造性工作。当然也有两者皆长的人，但人们大都是各有所长。譬如爱玲，她就属只擅长写作而不擅长教书的那类人。
子静又想到姐姐的文笔好，又建议她找一个报馆编辑的职业。爱玲却只愿当作者，不愿当编辑，她觉得当编辑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要干，她干不好。
事实上，这时期她已开始尝试以写作为职业，卖文为生了。
爱玲开始卖文，且卖的是洋文。她职业作家生涯的第一步，是给在上海的英文报刊写随笔。
除了给《泰晤士报》写影评剧评，她还在《二十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散文。《二十世纪》是德国人克劳斯·梅奈特（Klans Mehnert）博士创办的。这个有着丰富的阅历和做过多年记者的德国人，1941年10月自美国经日本到上海，办起了这份以介绍东方文化和世界形势为主的综合性月刊。他在创刊号中说，选择上海办这样一份杂志，是因为上海已成为当时最后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他要为在亚洲的欧美人士提供一个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提供一份精神食粮以填补与外界隔绝的真空状态。
1942年底张爱玲辍学不久，她给《二十世纪》寄去了一篇长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专谈中国人时装的变迁。主编对其纯熟老到的英文风格和生动有趣的内容大加赞扬，对作者附上的十几幅关于中国人的发型与服饰的绘图也十分赏识。于是在次年1月的杂志上郑重推出。称张爱玲小姐“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84]。
张爱玲的这篇文章受到编者和读者的交口称赞，因此她又陆续写了好几篇散文。有谈中国人的生活与宗教的，有对当时上海放映的电影《梅娘曲》《桃李争春》《万世流芳》等的评论。这些英文文章，她后来把其中的几篇改成了中文发表，如前述谈服装的文章，改为了《更衣记》，后来收入散文集《流言》中。《流言》中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借银灯》《银宫就学记》《中国人的宗教》等文也是这样改写而成的。它不是一般的翻译，而是一种再创造。英文、中文都很漂亮。
梅奈特先生对张文喜爱有加，每每在编者按中郑重推介。他还以张爱玲像为封面，向读者广为介绍。封面上的张爱玲的头像画了眉眼，涂了口红，短发齐肩。既有知识女性的矜持，又有职业女性的装扮。梅奈特在文中介绍到张爱玲谈服装的文章“倍受赞赏”，他分析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他评价张谈宗教的文章说：“作者充满遐思奇想的三界漫游中，无意解答宗教的或伦理的诘疑。但她以其独特的趣致方式，成功地向我们解说中国民众的好些心态。”[85]梅奈特所指出的张爱玲熟悉古中国人又能超越其生活的国土看中国人的特点，应该说与她读书广博悟性极好相关，也与她的香港生活经历分不开。这一特点在她后来的小说中有更充分的体现。
张爱玲早年的创作生涯与梅奈特先生有缘。1945年欧战结束，《二十世纪》的使命也完成了。停刊后，梅奈特返回德国，仍从事文字工作，他逐渐成为研究苏联、中国和东方世界的有影响的人物。1971年，他获准在中国采访，有《重返中国》一书，成为西方人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文献。
有趣的是，1968年，梅奈特先生曾任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北京与新左翼》是次年该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印行的，而张爱玲第二年也在该中心工作。二人是否谋面，不得而知。[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