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学生活
“我们的成长期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创伤还在成长。”[39]
张子静在回忆姐弟的童年生活后这样概括道。就在父亲再婚的那一年，爱玲由小学到了中学。回首中学生活，她总的感觉是不喜欢。“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40]
张爱玲在这里所说的“自惭形秽”和“不愉快”的主要原因不在学校而在家庭。生母走后，后母进了门，爱玲的抵触情绪是可想而知的。十四五岁的少女张爱玲个头蹿得很快，几近成人，而她在校园里老穿着继母送的旧衣服。孙用蕃出嫁前听说张爱玲跟她个头差不多，带了两箱旧衣服给她穿。她说她的旗袍料子都是很好的，但有些领口都磨破了。“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41]穿着这样的衣服，“在被称为贵族化的教会女校上学，确实相当难堪”[42]。
入学后，曾有制校服的动议，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意见不一。赞成者认为它整齐划一，有学生朝气，且消灭贫富界限；反对者认为太整齐了没有个性，且又要让清贫的学生多出一笔钱。最后不了了之。张爱玲虽未公开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但她心里是非常赞成的。统一校服，这样就可以脱掉继母的旧衣装了。在人们印象中，成年的张爱玲特别讲究衣饰，常以奇装炫人，殊不知这正与她少女时期所受的这类压抑相关。张爱玲自己总结说：“不过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致后来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43]也许还是应了那句老话：缺什么补什么啊。
爱玲就读的是圣玛丽亚女校（校内师生简称为“圣校”）。这是上海著名的美国教会办的女子中学之一，它与圣约翰青年中学、桃坞中学皆为美国圣公会所设的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教会中学与中国人自办的公立私立学校不同，它的全部课程分为中、英文两部分。英文部包括英语、数学、物理、西洋历史、地理及《圣经》等课。全用英文课本，老师也大都是英美籍。由于是女校，教师中老小姐居多。中文部分只有国文，本国史地三科。其初中部的教师主要是师范毕业的中国小姐，高中部则以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居多。
重英文、轻国文是教会学校的一大特点，贵族化是其又一特点，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不是成为交际花就是买办或外交官太太。装束入时，社交频繁，英语极为流利。但她们国文根基很浅，有的学生连一张便条也写不通顺。曾有人闹过把病假条写为“××因病故请假一天”之类的笑话。于此可见一斑。
所幸的是，在爱玲求学阶段，一位对新文学极感兴趣、文学修养极高的汪宏声先生担任了她的国文教师。汪宏声是浙江无锡人，1910年生，1930年于上海光华大学第五届教育系毕业，1936年9月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国文部主任，成为张爱玲高三毕业班的国文老师。他也是一位翻译家，在圣玛利亚女校任职期间，译有美国小说家奥尔科德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好妻子》《小妇人》《小男儿》，收入钱公侠主编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还以沈佩秋为笔名翻译王尔德的《沙乐美》、易卜生的《娜拉》、果戈理的《巡按》，收入钱公侠、谢炳文主编的《世界戏剧名著》丛书中。张爱玲后来说：“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位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从香港回上海来，我见到老同学就问起汪先生的近况，正巧他不在上海，没有机会见到，很惆怅。”[44]
汪先生针对学生喜欢唱歌、看电影、学弹钢琴的特点，任教后的第一次作文，出了《学艺叙》《幕前人语》两个题目让学生选择。此外还允许自由命题。这对做惯了“说立志”“论知耻”之类老八股的学生来说，不啻吹来了一股奇异的清风。这些题目切近学生实际生活，她们有话可说，但也许因为要说的太多，再加上还不习惯随意取材写作，反而两节课下来写不出几百字了。
汪先生在审批作文时，一篇题为《看云》的散文引起了他的注意。虽说有几个别字夹杂其间，但文笔潇洒，辞藻瑰丽，远远超出其他文卷之上。一阵喜悦之后，汪先生才想起看作者的名字，她就是张爱玲。此时汪先生上课不到两星期，跟学生对不上号。评讲作文时，他逐一点名领取作文本。这样他才认清了张爱玲，她坐在最后一排，穿着宽袖大袍（这是继母的旧衣），戴着有淡黄色镜架的眼镜走上来。汪先生在全班同学的面前大大地夸奖了她一番，说全班只有张爱玲的作文才称得上一篇完整而好的文章，还当场朗读了起来。
然而张爱玲仍是板滞的神情。
她的文名渐渐地在校内传开了。同学们对她刮目相看，教员休息室里也常常以她为话题。大家觉得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学才女，深深同情她家庭生活的不幸。对她的沉默慵懒，不交朋友，不好活动的内向性格也渐渐能够理解和接受了。虽然张爱玲曾说中学时代有许多不愉快，另一方面她又承认“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这主要是指她不必每天回家面对父亲和继母，也不必按生母的要求“淑女”下去，还包括她爱好写作的长处得到了发挥。
她的健忘也是出了名的，常常忘交作业。每当老师问她，她总是一句：“我忘了！”说的时候把双手一摊，一副可怜样，使老师毫无办法，不忍深责。上课时她最不爱听讲，手里的铅笔不停地在纸上画着，仿佛是很用心地做笔记，其实是画画，画老师的速写像。老师也不太计较，因为她考试总得“A”或“甲”。
她不注意修饰，卧室零乱。这也难怪，她从小的日常起居都有仆人代劳，住校读书期间也不必操心衣食。每周三，家里就派人送来干净衣物和可口食品，周末有家里专车接送，所以她自理能力是较差的。但学校的规矩很严很细，每个学生的卧室都有放鞋的专柜，不穿的鞋不准放在床下，只能放入柜中。舍监检查时若发现不合规定的，就把鞋放到门前走道上示众。而示众次数最多的，是张爱玲的平跟旧皮鞋。一般学生若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不好意思，颜若桃花。爱玲却不在乎，至多说声：“哎哟，我忘了放在柜子里了。”知姐莫如弟。张子静说：“对于不喜欢做的事，姊姊的确无精打采，能拖就拖。但是对于看小说、电影、图画、写作等等喜欢的事，她会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全不需要别人叮咛提醒。至于卧室零乱，那也毫不足怪。我们一直有专门的保姆照顾，连一条手绢也没有折过，更不要说收拾房间了。不过，更重要的是，姊姊是一个专心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对于生活周遭的细屑琐事，她常常是视而不见的。”[45]一个人在少年时期对世事人生开始有了自己的看法，对个人前途、兴趣、爱好、价值观念也开始有了判断思考的兴趣。张爱玲所追求的不是如何适应社会和面对人生的现实需要，而是人的精神价值。所以当别人为卧室零乱、忘了把鞋放入柜中的事深以为耻时，她是满不在乎的。这句“我忘了”成为圣校同学中的一句口头禅。若有人谈及爱玲的学生生活，必有同学夸张性地模仿说：“喔！爱玲‘我忘了’！”
因为汪先生的提倡和爱玲的示范性作文，同学们写作兴趣大增，自己命题作文渐渐多了，文章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汪先生为鼓励大家学好国文的积极性，发起出版一种三十二开的小型刊物，刊名叫《国光》。爱玲是理想的编者，但她生性孤僻，不热心编务，只答应写稿。她一向认为在事务性活动方面自己是弱项，不善组织，又怕麻烦。她投的稿也不算太多，每每编者催索，她常常仍是“哎呀，我忘了”了之。
在《国光》上，她发表过小说《霸王别姬》，论文《论卡通画之前途》等文，皆受到交口称赞。她那华美的文笔给她带来荣誉，但也惹过麻烦。有一期《国光》上登过两首未署名的打油诗，是取笑两位男教师的：
投稿者为张爱玲。虽然观察细致，描写风趣，但眼界不高，对师长欠恭。圣校的规矩是不允许这样对老师大不敬的。文章虽经汪先生点头通过，他的本意是通过这种调侃玩笑来调剂一下学校太严肃的气氛，不料引起轩然大波。第一首的讥笑对象某老师态度大方，一笑了之。第二位则愤然告发于校长。校长紧接着找汪先生及其他几位编辑者问话，并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一、向老师道歉；二、《国光》停刊；三、不许张爱玲毕业。汪先生以息事宁人的态度主张第一个办法。那位老师事后也认为没有必要过分计较，以“算了”“算了”了事。
1937年抗战爆发，圣校从此不在沪西上课，改为大陆商场。兵荒马乱，一切持恒的工作失去了起码的条件和心境，《国光》也就停办了。第二年夏天，圣校借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毕业典礼，爱玲也参加了，还是那副有点弱不禁风没有生气的样子。
汪先生一直记得这个才女。给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她的文采，不仅是她“我忘了”的脾气，而且还有填在毕业年刊的调查表中关于“最恨”一栏张爱玲的回答：
校刊《风藻》为高三毕业班出一个专辑。其中有对全班三十五个同学的专题调查，名为“一碗什锦豆瓣汤”，“豆瓣”是对同学的爱称，每一个“豆瓣”都要填自己的“豆瓣性格”。张爱玲项下是：
她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最喜欢英王爱德华八世，两个答案都非常别致。
英王爱德华八世即后来的温莎公爵。他与离过婚的美国平民女子辛普森夫人恋爱，不仅使英国朝野大为震惊，其韵事还传遍世界。他取爱情而弃王位，1937年6月3日与巴西·沃利斯在巴黎结为伉俪，这事被誉为“20世纪最轰动的爱情”，“自耶稣复活节后最神奇的故事”。张爱玲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清楚说明她对忠贞不渝的爱情的憧憬。当时张爱玲的同学在‘最喜欢’这一栏内填写的，不外是‘白相’‘旅行’‘唱歌’。相比之下，张爱玲的回答就显得早熟和最富感情色彩。这或许与张爱玲父母离异，使她过早品尝到人生的悲凉有关。”[46]
这话除了表明她对女子命运的理解和对现代婚姻的怀疑态度，还多少有些才女自况的意味。她是有天才的，而且有了自我发展的意向。
张爱玲这个俏皮的回答几乎跟她的小说一样有名。当她面对这份问卷的时候，她心目中有一个现成的模样，那就是圣校的另一个才女，也姓张，叫如瑾。如果说爱玲懒散，随意，那么如瑾则是刻苦，谨严。她是校刊《风藻》的编辑，是写作和社团的积极参与者。她常找爱玲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爱玲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她：“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她姓张，她喜欢张资平，我喜欢张恨水，两人时常争辩着。”张如瑾在校期间就写有一部题为“若馨”的长篇小说，汪先生十分欣赏，推荐给良友图书公司的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先生。但后因战事，出版之事搁浅。如瑾自费印了几百册以分赠亲友。爱玲也得到一本赠书，她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校刊上。说“这是一个具有轻倩美丽风格的爱情故事”，“惟其平淡，才能够自然”。她希望作者多一些烘托暗示，以更有感染力。这里也透露出爱玲的审美趣味，她当时不喜欢小说是一个单纯的有头有尾的故事，希望有更多的渲染铺陈，这在她初登文坛的小说中十分明显。
后来张如瑾结婚了，后来她淡忘了文学，不再写小说了。无论是婚姻本来如网把女性网在里面不再有自由天空，还是女性自视婚姻为网甘愿被它网住，爱玲对婚姻一开始就有一种警惕的态度。也许，有才如如瑾，有才如母亲黄逸梵，都给爱玲的生活以反面的提示。
在爱玲的眼里，才华是人的价值，是人的自我实现，她比婚姻重要。她不愿自己像大多数女性那样为婚姻家庭而牺牲才华，折断奋飞的翅膀。所以她恨才女早婚，才女因婚姻而不才。
这一年，爱玲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