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上小学
由于离婚的打击，张廷重不仅抽鸦片，而且开始打吗啡。身体更糟，精神也有点不太正常。姑姑曾经把他送到中心疗养院去住院治疗，请法国医生为他主治，慢慢戒掉了吗啡，但他还是吸鸦片。出院后不久，全家搬到延安中路原名康乐村10号的一所小洋房里。与爱玲舅舅住的同一里弄的民乐新村只有几步之遥。与舅舅住得这么近，是因为舅舅舅母也吸食鸦片，父亲可以跟他们一起共享吞云吐雾之乐。舅舅家的孩子多，爱玲姐弟俩也可以经常去跟表姐表哥玩。
爱玲出生后搬家的次数太多了，生母常不在家，父亲常不顾家，因此搬来搬去都是残破的家。她极少感觉到家的安全感、稳固感和温暖感。她后来的作品中总是不断地在寻找着家，寻找着精神家园，连电车下班回厂也被她形容为回家。中医有个说法叫缺什么补什么。张爱玲成长过程中，最缺的也许就是父爱母爱，家庭的温爱。因此怀疑人性怀疑家庭在她后来的人生选择和表达中处处可见，成为她有别于老中国儿女的一个重要的认知标志。
每逢周末放学回到这个家，她就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和憎恶感。
一次放月假回家，弟弟像抢到一条独家新闻似的，故意用一种不经意的口吻告诉爱玲：“爷爷的名字叫张佩纶。”
“是哪个佩？哪个纶？”
“佩服的佩，经纶的纶，绞丝边。”
爱玲很诧异这个名字有点儿女性化，她有两个同学的名字就跟这差不多。爱玲抬头望了望墙上的祖父祖母像，从小看惯了，只晓得是爷爷奶奶，从来没想到他们也有名字。
又一日见子静在看新出的历史小说《孽海花》，并听他说，“爷爷在里头”。
爱玲忙饶有兴味地看了起来。凡是关于庄仑樵的地方都看得格外仔细。“我看了非常兴奋，去问我父亲，他只一味辟谣，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那首诗也是捏造的。”[35]在与女儿谈诗论文的时候，张廷重还是有耐性的，而且他有不错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完全可以胜任女儿的文学老师。他还要爱玲自己去读张佩纶的文集。在这段时期里，张爱玲通过书籍来“寻祖”“寻根”，与寂寞的父亲也有了些思想交流。张爱玲童年时父亲房中有不少儿童不宜的禁书，后来母亲发现全部拿走，但为时已晚，爱玲与弟弟已看完了。大概这正是张爱玲写小说时对男女情欲这般熟悉之原因。[36]
身世和文学的交流，使父女的感情有了几片难得的明媚，但同样好景不长，同样是没有来由，小悲剧又降临到了姐弟的头上。为了驱逐寂寞，也是天性使然，父亲又要结婚了。爱玲得知这个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犹如五雷轰顶，头皮都要炸了。她看过太多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验在她头上。
如果只是父母不和而离异，子女的怀念和怨恨是单一的直线，她们可以用回忆来填补失去父爱或母爱的空白；而如果又来了一个子女不得不称为父亲或母亲的人来占据生父生母的空间，来干扰子女的酸甜的回忆，扰乱失守的空城，子女自然就要起反感。而继父尤其是继母常常从巩固自己的家庭地位、确立自己新的家长形象和经济支出等因素出发虐待他们。此外继母的形象恶于继父，还因为她通常以恶毒对待非亲生子女以发泄对前一个女人的嫉恨。所以子女与继父尤其是继母不睦是这种再生型家庭的普遍现象。张爱玲吃够了没有家庭温暖的苦头，因此对父亲再婚恨得咬牙切齿，她有一个迫切的冲动，要阻止这件事的发生。如果那个女人就在阳台上，一定要把她推下去，一了百了。
然而她阻止不了任何事情，她毕竟是个未成年的弱女子。
前一段时间，张廷重与几个姑表亲来往频频，饭局牌局不断。一位表姑父是交通银行某分行的经理，另一位是一家外商银行的在华买办，还有一位是律师。他被介绍做了日商住友银行的在华买办孙景阳的助手，处理与英美银行和洋行业务的书信往来。时间一长，关系越来越近，表姑父做媒提亲，介绍孙景阳同父异母的姐妹孙用蕃与张廷重结婚成家。孙景阳和孙用蕃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民国人物孙宝琦。孙宝琦在清朝民国都做过高官。他曾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为慈禧出逃护过驾，当过译员，出任过出使法国西班牙的大臣，山东巡抚。民国后，做过袁世凯内阁的外交总长和总理，曹锟内阁总理，段祺瑞内阁的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他一生先后娶了五个太太，共有八子十六女。冯国璋、盛宣怀、袁世凯等，都是他的儿女亲家。孙用蕃是1903年出生的，排行第七。“据说她很精明干练，善于治理家务及对外应酬，和她哥哥、妹妹的婚嫁比起来，攀上我父亲这门亲，似乎有些低就。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小姐早已有阿芙蓉癖，因此蹉跎青春，难以和权贵子弟结亲。婚前我父亲并不知道她有同榻之好。”[37]1934年的夏天，张廷重与孙用蕃在礼查饭店今新上海大厦附近订婚，冬天在华安大楼即现在的金门酒家结婚。继母嫌当时住的房子偏小，于是不久全家又搬到张爱玲的出生地即现今的泰兴路和泰安路转角处的一栋大别墅里，姑姑专程赶来为姐弟俩买了一些家具和生活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