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庆历新政”及“新政”失败以后的政治形势
一、庆历新政
自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以来，四十年间，因循苟且，积弊日深，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早在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之初的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时任谏官的范仲淹即在《救弊八事》中指出：“国家太平，垂三十年，暴敛未除，滥赏未革”，“天之生物有时，而国家用之无度，天下安得不困”，“冗兵冗吏，游惰工作，充塞京都”(1)，点明早已存在的“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现象。提出：“今宜销冗兵，削冗吏，禁游惰，省工作（指各种修造工程）”，请求改革。后因得罪宰相吕夷简而被贬，出任地方官。
庆历二年（1042年）秋，尹洙上疏进一步指出：“因循不革，敝坏日甚”，“朝政日敝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请求仁宗“日新盛德，与民更始”(2)，再次要求进行改革。而当时仁宗和宰相吕夷简慑于辽朝出兵攻宋的恫吓，正拟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求和，根本无心听取尹洙的改革请求。
庆历三年正月，孙沔又上书指出：“观今之政，是可恸哭”，“自吕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这次重又入相，“于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为安”，州、府长官“皆猥懦老耄”，县官又“多昏戆罢软”。当此与辽重结盟约，西夏正拟臣服之际，正可“因此振纪纲，修废坠，选贤任能，节用养兵”，仁宗“若恬然不顾，遂以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复救”(3)，迫切地请求进行改革。同年三月，吕夷简罢相，但仍以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同议”，参与国家大政。“吕夷简既罢相，上（仁宗）遂欲更天下弊事”(4)。在这一背景下，同年四月，范仲淹、韩琦自陕西前线调回朝廷，并任枢密副使。然而，前相吕夷简虽因病在家，宰执大臣遇事仍多往他家中咨询，实际上吕夷简仍掌握着朝政大权。谏官蔡襄即向仁宗指出：吕夷简前后执政，“且二十年，不为陛下兴利除害，苟且姑息，万事坠坏如此”。“内则帑藏空虚，外则民财殚竭”，想依靠吕夷简，“欲以兴财利，宽民力，其可得乎”。吕夷简“今以疾归（家），尚贪权势”，只有罢免他的商议军国大事之权，才能使宰相、执政真正担负军国大政。吕夷简随后被正式罢政，这为改革创造了条件。
同年八月，范仲淹由枢密副使升任参知政事为副相，富弼升任枢密副使。九月，宋仁宗督促范“仲淹、（富）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5)，似乎决心很大，希望政局能彻底革弊更新。于是范仲淹、富弼两人商议后，由范仲淹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改革措施，其中除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外，其余七项都属于改革吏治的范畴，这也是此次改革的重心所在。谏官欧阳修在本年五月时就指出：“因循积弊，官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赋役方烦，百姓嗷嗷，疮痍未复，救其疾苦，择吏为先。”(6)并于九月，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甚至认为：“去冗官，则民之科率十分减九”；“去冗官，则不过期月，民受其赐”(7)。视改善吏治为除弊革新的关键所在，可说是当时官员们的普遍共识。
同年十月中旬，改革正式开始。范仲淹等从中央官员中选拔张昷之、王素分别担任河北、京东的都转运按察使，沈邈担任淮南转运按察使。他们的职责与通常的转运使重在财政不同，主要是考察本路的各州府长官是否称职，并委以权限，在本路内，可“自择知州，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通判”(8)；有政绩者，不要轻易改换；政绩优异者，则应升官重用。然后，再由知州（府）考察县官，有不称职者由幕职官代理。担任代理州、县长官一、二年后政绩好的，即可正式任命为州、县长官，作为改善吏治的首要措施。这是改革“十事”中的“择官长”。
同月末，进行第二项改革，颁布诏令改革对官员的考绩方法，改变自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开始的，“考最则有限年之制，入官则有循资之格”(9)，改变了这种不管贤愚及政绩优劣，唯年资是论的办法。高级官员到年限后，需以政绩奏请听旨；一般官员在任期内犯有“私罪”(10)的，也一律奏请定夺是否升迁；而政绩优异者，则视其优异状况而决定其升迁的高低。这项改革只限于文官。这是改革“十事”的“明黜陟”。
范仲淹深知改革涉及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实际赞成改革的人并不多，而且宋仁宗支持改革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也不清楚。他对另一个改革主将富弼深怀忧虑地说：“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11)但这并未阻止他继续进行改革的决心。十一月中旬又颁布诏令，削减了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荫补为初级官员（任子）的人数，还降低了长子等以外的亲属荫补官的级别。荫补的初级文官要经过考试，武官则考武艺或兵书，然后才能出任相应的官职。这是改革“十事”中的“抑侥幸”。
十一月末，又颁“诏限职田”，对各路、州、县的文武地方官员的职田数量作了规定。这是在政府财政无力为地方官员增加俸禄的情况下，以“职田”的形式增加他们的收入，“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给者给之，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再“责其廉节，督其善政”(12)，作为重要的廉政措施。这是改革“十事”中的“均公田”。
庆历四年三月，又颁布诏令，命各州、县都设立学校，士人须在学校学习三百天，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也须学习一百天等。而由州、县、乡、里考察各学子的德行，德行有亏者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并改变原先专以诗赋取进士，以帖经墨义取诸科的传统科考标准，进士科改为首场考“策”，次场考“论”，末场考诗赋，这不只是考试项目的先后顺序，实际是“先考策、论定去留，然后与诗赋通定高下”(13)；诸科中取消专以记诵为功的“帖经墨义”，改考经术大义；史科重在“明史意”和文理；明法科则试判案等(14)，都是重在实用。这是改革“十事”中的“精贡举”。
同年五月，首先将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属县中的五县降为镇，并入邻县，这是改革“十事”中的“减徭役”。据范仲淹估计，每并省一县，可省役二百，而乡村减少一耆保，也可减役十余户；县降为镇以后，每镇只须派两名初级文武官员担任镇官及收税官。这是改革的第六项内容，也是最后一项改革措施。
二、改革的失败
自从第一项改革措施“择官长”实施以后，各路按察使对不称职的官吏，“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而“明黜陟”、“抑侥幸”两项改革的施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15)，改革遂受到多方面的攻击，甚至攻击改革派拉帮结派，是“朋党”。范仲淹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不为所动。
庆历三年三月，范仲淹自陕西召回担任枢密副使，欧阳修等任谏官，而吕夷简被罢相。四月，新任枢密使夏竦刚回到京城，即因受到谏官的弹劾而被免职。北宋的著名学者，被后世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时任国子监直讲，认为宋仁宗专心求治，范仲淹等积极进行改革，感到革新政局有望，遂作《庆历圣德诗》以抒发内心的喜悦，诗中称颂仁宗召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是“躬览（揽）英贤”；而“手锄奸枿”(16)，则是暗指刚被罢职的新任枢密使夏竦。夏竦因此对石介和改革派恨之入骨。
夏竦遂利用石介曾向枢密副使富弼上书，责以应像商代伊尹、西周周公那样，辅佐仁宗中兴宋朝之事，散布流言蜚语，将石介原书中的“伊（尹）、周（公）”，说成是“伊、霍（光）”，意思是说石介要富弼仿效西汉的霍光废掉当时的皇帝（昌邑王）另立新皇帝（宣帝），还诬称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书，以陷范仲淹、富弼、石介等于大逆不道之罪。其实，夏竦诬指的石介为富弼草拟的废立诏书，是夏竦指使其婢女模仿石介的字体所写的(17)。宋仁宗虽表示不信流言，但也未对此事作出处理。范仲淹、富弼等已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先前的担心似已应验，因此，他们开始谋求退路了。
其时正值辽朝聚兵西部准备讨伐西夏，宋朝的西北边形势因而紧张，范仲淹遂乘机坚请亲自宣抚西北地区。同年六月，范仲淹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八月，富弼也出为河北宣抚使。两人虽仍各保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的官衔，其实已不参与朝政，保守派即乘机大肆攻击二人。
庆历四年十二月，宋与西夏正式议和。宋仁宗本来就是因为“方陕西用兵”，与西夏作战，才“锐意天下事，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18)，现在宋与西夏已经议和，仁宗遂想乘机罢免范仲淹、富弼二人的执政大臣衔，宰相杜衍坚“执以为不可”(19)，但范仲淹仍自请罢政事。宋仁宗采纳宰相章得象的意见，故意“赐诏不允”，范仲淹却误以为宋仁宗仍想进行改革以更新政局，因而对仁宗挽留他继续担任参知政事上表谢恩，宰相章得象即乘机攻击范仲淹此前表示要辞去执政，是“挟诈要君”；章得象的党羽又攻击范仲淹自请罢政事，并非真心，而是“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诈之迹甚明”(20)。
庆历五年正月中旬，辽使到京通报辽与西夏的战事已经结束，以示对宋友好。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宋仁宗认为天下已经太平，遂于同月下旬，将范仲淹、富弼和袒护他们的宰相杜衍，先后罢去宰执官职而出任地方官，短暂的改革遂告失败。此次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十项改革只实行了六项即半途夭折，六项中除“均公田”、“省徭役”两项外，其他四项改革吏治的主要措施，都先后于庆历五年间被明令废罢而恢复旧制。“省徭役”虽未明令废除，但并县以省职役的措施也未继续认真执行，实际保留的只有对官员有利的“均公田（职田）”一项。
但是，“任子”确是“冗官”的主要来源之一，嘉祐元年（1056年）又下诏减任子，虽比“庆历新政”中的“抑侥幸”所减任子的范围要小，却也“自是每岁减入流者，无虑三百员”(21)。
三、仁宗时期的起义、兵变与叛乱
北宋庆历以前，除宋初川蜀地区发生过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及全师雄、王均兵变外，全国广大地区没有发生过稍具规模的起义或兵变，七八十年间，民不识兵，官不知守。庆历三年（1043年）初，宋和西夏战争未了，而“京东、西盗起”，这也是宋仁宗想进行改革的重要原因(22)。
“庆历新政”前的庆历三年五月间，陕西、京西的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邓州（今河南邓州），就发生了“群贼入城，劫略人户”的事件；而京东路的沂州（今山东临沂）禁军士兵王伦杀死沂州巡检使朱进，率领四五十名兵士叛乱。受到官军的追击后，王伦率部转向两淮地区，到达淮南东路的高邮军（今江苏高邮），这时已有二三百人。王伦率部途经楚（今江苏淮安）、泰（今江苏泰州）等州时，“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沿途诸县负责治安的巡检、县尉，都只有数十名士兵或弓手（差役），根本无力抗拒王伦；县官们不是弃城而逃，就是以茶酒接待或献出器甲衣物以求县城平安。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也是由于宋政府对于县官们这类“避不击贼”之罪，“止于罚铜（数斤）及罚俸（数月）”所造成的(23)。
王伦在京东都巡检傅永吉率军追击下不断南逃，而江淮制置发运使徐的又组织地方军进行阻击。七月初，王伦率部到达和州（今安徽和县）时，遭到傅、徐两军的合击，兵败被杀。
当时其他地方也有反政府武装在活动，其中既有农民的反抗斗争，也有劫盗。见于记载的如解州、池州（今安徽池州）公然入城抢劫的只有十人，在邓州活动数年之久的则不满二十人，京东地区“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可说都是不成规模或规模很小。规模较大的只有南方的桂阳监（今湖南桂阳），达二百人；建昌军（今江西南城）达四百多人(24)。
同年八月，范仲淹被任命为副相之时，桂阳监的反抗武装已发展到七百多人，但由于建昌、桂阳远离北宋的统治中心，因而并未引起当局的重视。但当邓州的张海所部达到六十多人、陕南山区占山为王已十年的郭邈山也出山活动时，北宋政府立即派遣中央禁军前往讨伐。
邓州张海率部到达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时，县令不仅设宴招待，而且还让他留宿于县衙。十月间，张海所部到达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境时，光化军驻有禁军宣毅军一指挥（营），守将率以守城。宣毅军军校邵兴鼓动禁军三百余人兵变，后率部向西企图进入川蜀地区发展，到达商於瀼口（今河南淅川西）时已达千余人，与官军上官珙所部相遇，上官珙败死，官军溃散。邵兴又击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的官兵于饶风岭（今陕西石泉西）。韩琦随后派官招抚上官珙部溃散的官军，以免被邵兴招诱，邵兴遂率部西向兴元府、洋州（今陕西洋县）地区，被陈曙所部官军追击于湑水（今陕西城固附近），邵兴兵败被俘后处死。
此时张海、郭邈山等部也已发展为千余人，活动在虢州（今河南灵宝）、卢氏（今河南卢氏）以东，洛阳、长水（今河南洛宁西南）以西的广大山区，当时主要由陕西路管辖。因此，陕西宣抚使派谢云行率陕西沿边的土兵，进入山区追剿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各部，同年末各部相继被镇压。此后，中原各地仍有一些反抗或反叛的武装，但通常只有数十人，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宋仁宗时期还发生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兵变，而且都发生在中原地区，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庆历四年八月，保州（今河北保定）云翼禁军一指挥四百多人，在都监韦贵的鼓动下发生兵变，其他在城兵士两千多人被胁从。韦贵后来看到事态的严重性，又劝导叛军投降。朝廷派田况和李昭亮进行招降，当时枢密副使富弼新兼河北宣抚使，随即赶往处置保州叛军事务，胁从的两千多人先后出降，云翼军被迫退回本营后全部被杀，历时二十一日。
庆历七年十一月，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发生更为严重的兵变。河北信奉弥勒佛的人相当多，贝州驻军禁军宣毅军的小校王则，以州吏张峦、卜吉为谋主，乘机组织信教徒众，准备起兵反宋。党羽遍及德（今山东德州）、齐（今山东济南）等州，约定次年元旦共同起兵，然后切断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黄河上的浮桥，割据黄河以北。由于党徒谋刺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留守贾昌朝未成而被捉，害怕泄密，遂提前至当年冬至日发动兵变。当时贝州知州等官吏正在天庆观进行祭祀活动，王则乘机率徒众夺取库藏武器。知州等得知兵变消息，立即赶往城中另一支驻军骁捷军营中，但仍被王则叛军所捉；兵马都监、提点刑狱等则从城门或从城上缒城而出，退保南关城；通判等则当时即被杀。王则自称东平郡王，国号安阳，改元得圣，并署置官属。
贾昌朝立即派大名府钤辖郝质带兵前往镇压，并向朝廷报告。北宋朝廷随即命令邻近及北方的澶州、孟州（今河南孟州南）、定州（今河北定州）及真定府（今河北正定）设防，以防王则率部流窜或进攻。次日，又派麦允言、王凯率军前往贝州剿灭王则；而高阳关（今河北河间）都部署王信得知王则兵变消息，立即主动带兵前来。朝廷遂任命王信为镇压王则的诸军都部署，又任命高继隆为贝州的新知州，以代替被捉的原知州张得一。明镐为河北安抚使，是镇压王则的最高长官。
贝州城中一些居民以书信射入明镐帐中，约为内应，并乘夜从城上垂下绳索以引官军。登上城墙的数百名官兵与王则守军作战失利，重又缒下城外。贝州城高为云梯所不及，于是官军造“距
”（木建的敌楼）攻城，王则也在城上建战棚，称为“喜相逢”进行对抗，并发火箭烧毁官军的距。官军遂改在城南挖地道，而每日攻击北城以牵制王则。庆历八年正月，又任命副相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改明镐为副使，以加强督战。正月末地道挖成，宋军敢死队二百人由地道攻入城中，随即登上城墙垂下绳索接引宋军进入城中。王则以火牛冲击宋军，牛鼻中枪后返冲王则军，王则军溃后由东门出逃，被擒后送京城斩首，前后共六十五日。
宋仁宗时，荆湖南路及广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也时有叛乱发生，其间规模最大的是侬智高叛乱。侬智高原是广源州（今越南境内）人，皇祐元年（1049年）九月，起兵攻掠广南西路邕州（今广西南宁）地区，攻占横山寨（今广西田东）。皇祐四年五月初，侬智高攻占邕州，称帝建元。后又率军顺流东进，广南诸州无备，通常只有兵二三百人，少者只有百人，沿江诸州长官大多弃城而逃，只有封州（今广东封开东）知州曹觐、都监陈晔及康州（今广东德庆）知州赵师旦、监押马贵率部抵抗，陈晔败走，其他三人先后战败被杀。五月下旬初，侬智高兵围广州。宋廷先命韶州（今广东韶关）知州陈曙率部讨伐，六月初，又选派官员赴广南任职，以期遏制侬智高。九月，侬智高久攻广州不下，撤而西进，攻破昭州（今广西平乐）。侬智高宣言欲得邕、桂七州节度使，即降附宋朝，实际是想割据广南西路。宋仁宗起初态度动摇，在枢密副使梁适陈述利害后方作罢。宰相推荐新任枢密副使的武将狄青率军前往平叛，狄青也上表自请出征。九月末，即任狄青为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贼盗事，全面负责征讨侬智高。十月，狄青率西北骑兵南下，侬智高退回邕州。皇祐五年正月中旬，狄青率军南出昆仑关（今广西宾阳西南），设阵于归仁铺（今广西南宁北），直逼邕州。先锋张玉统左、右将贾逵、孙节出战，孙节战死，贾逵遂违令抢登山顶占领制高点，然后率军冲下，将侬智高所部截为两段，张玉又率军突出阵前，狄青指挥骑兵在阵后冲击。侬智高大败后退回邕州，乘夜纵火后逃往大理（今云南地区），后死于该地，广南平。
四、短促的英宗时期
仁宗曾生有三子，皆幼年夭亡，自庆历三年皇三子赵曦死后，所育皆为女儿。于是群臣向仁宗建议领养宗室为继嗣，但都遭到宋仁宗的拒绝。仁宗继嗣之事，遂成为仁宗后期的重要政事。
至和三年（同年改嘉祐元年，1056年）元旦，正进行大朝会，仁宗突然发病，神志失常，直到二月中才病愈。其间宰相文彦博曾向仁宗建议以宗室为嗣，仁宗表示同意，但不久仁宗病愈，事遂中止。此后范镇再请仁宗建嗣，宰执文彦博、富弼、王尧臣，以及御史包拯等多人也不断提出建嗣事，都被拒绝。直至嘉祐六年十月，年已五十二岁的仁宗，终于同意建嗣。而实际立皇子，已是次年八月。真宗弟商王赵元份幼子濮王赵允让的十三子赵宗实，四岁时曾养于宫中，后以仁宗生子而归王府，这时年已三十二岁，被立为皇子，改名曙。
嘉祐八年三月末，仁宗暴病卒。四月初一，皇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尊仁宗皇后曹氏为皇太后。
英宗即位后数日即病，以致宋仁宗大殓时，英宗“疾增剧，号呼狂走，不能成礼”，宰相等向曹太后奏报后，下诏“请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务(25)。英宗病重时，语言行动多有错乱，往往触忤曹太后，使曹太后不堪忍受，加上内侍等离间，甚至还有人暗中劝曹太后废英宗，另立新帝。曹太后遂将英宗病中的过失及失当的言词，书以告宰相韩琦。还曾向宰相韩琦“忽问汉有昌邑王事如何”，以后又派中使送密札给韩琦，其中“有为孀妇作主之语”(26)。日后韩琦朝觐时，曹“太后呜咽流涕”，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27)，废立之意非常明显。韩琦居中调解，说英宗病中的行为不必在意，请太后宽容。后又对英宗说明利害关系，“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报，然既非天属之亲，愿加意承奉，便自无事”(28)。于是“帝（英宗）大悟，自是亦不复言太后短矣”(29)，两宫的关系得到缓解，一场废立皇帝的危机终于平安渡过。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英宗病愈。宰相韩琦乘机单独向曹太后表示辞相出任地方官，意在促使曹太后还政于英宗。当曹太后表示愿意还政后，韩琦又追问何时，曹太后并未回答，只是“遽起”，韩琦即“厉声命仪鸾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微见太后衣也”。英宗才得以亲政。曹太后撤帘还政于英宗，是朝廷大事，韩琦事前未与其他执政大臣商议而独断专行，遂引起枢密使富弼的不满。
英宗亲政的次日，即向执政们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30)早已无意于改革的富弼竟以“恐须以渐厘改”来搪塞，并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改革意见。宰相韩琦在随后不久，又提出尊奉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夫妇的礼遇问题，而将英宗提出的改革要求置之不顾。其后讨论尊奉濮王礼遇（史称“濮议”）之事，遂成为英宗朝君臣的主要“政事”，直至治平三年正月方始定议，而尊奉事宜议论一直延续到九月。其间群臣意见分歧，甚至互相攻击，引起不和，正常政事实际上已处于半停滞状态。
英宗时期，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对考核官员的“磨勘”制度作了些调整。治平三年九月初，“帝欲去官冗之患”，要求制定改进措施。“冗官之患”由来已久，自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正月，诏令官员每满三年进行磨勘，实际上是不论有无政绩、过失，到时一律晋升官称。由于实行“官”（官称）与“差遣”（职务）分离的制度，而俸禄主要依官称领取，以致有些官员在家等待派遣职务期间，照样领取相应官称的俸禄，甚至满了三年也同样再升官称。加上“任子”及经考试等进入官员行列的人员大增，致使五十年间，官员已增加了约十倍，然而职位有限，不少官员因而无法派遣职务，坐领俸禄。这次改革主要是延长了磨勘的年限，对所升官称也作了限制，不能无限止地升遣官称。一般文官改三年一次为四年一次磨勘，“至前行郎中（吏、兵部郎中，从六品）止”；而待制以上改为六年一次磨勘，“至谏议大夫（从四品）止”等，以减缓官员升迁官称的速度，并对中高级官称的定额作了限制(31)，以达到减少政府俸禄支出的目的。
二是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科举制度的改革。同年十月，诏“令礼部三岁一贡举”(32)，“三年大比”的规定遂为后世所遵行，直至近代取消科举制度。
宋自建国，奉行五代旧制，每年都进行科举考试，后来又不定期举行，有时数年不进行，又或连考数年，再后又间行隔年考一次，没有规律。起初录取的进士及诸科人员相当少，因而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员行列的人数很有限，最初每次总共一二十人，到太祖末年，每次也只有一百多人。但自宋太宗夺取帝位的次年，可能是为了争取士人对他的支持，一次科举录取的各类人员竟达五百多人，以后每次科举录取的人数都较多，尤其是隔年考试的年份，更会增加录取的人数。因而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员行列的人数大增，这也是造成冗官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次改革对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作了限制，并减少了录取的名额，即“于未行间岁之法以前，率四分取三分。礼部奏名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33)。也即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录取的总人数不超过六百人，以达到减轻由“冗官”的俸禄给国家财政带来的经济压力，也有利于澄清吏治。
但是，时隔不久，宋英宗又开始生病，其他改革也就无从谈起。英宗的病情日益严重，到同年十二月下旬已不能说话，只能写字表意。三十五岁的英宗虽已久病，仍不愿立太子，只是病重后不得已而立长子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册礼定于次年正月十九日进行。
治平四年正月上旬，宋英宗病死，尚未进行册礼的太子赵顼即位，时年二十，是为神宗。
(1) 《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甲申。“国家太平”，系指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后。
(2) 《长编》卷137，庆历二年闰九月壬午。
(3) 《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正月丙申。
(4)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戊子、癸巳。
(5) 《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
(6) 《长编》卷141，庆历三年五月戊寅。
(7) 《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癸巳。
(8) 《长编》卷144，庆历三年十月壬戌。
(9) 《长编》卷144，庆历三年十月壬戌。
(10) 官员因职务失误犯罪而无阿曲者称“公罪”，其他犯罪称“私罪”，如贪污受贿等。
(11) 《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一月辛巳。
(12) 《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
(13) 《长编》卷164，庆历八年四月丙子。
(14) 《长编》卷147，庆历四年三月乙亥。
(15)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16) 《宋史》卷432《石介传》。
(17) 参见《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壬子。
(18) 《长编》卷155，庆历五年四月戊申。
(19) 《东都事略》卷56《杜衍传》。
(20) 《长编》卷154，庆历五年正月乙酉。
(21) 《长编》卷182，嘉祐元年四月丙辰。
(22)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癸巳。“时陕右师老兵顿，京东、西盗起”，“上遂欲更天下弊事”。
(23) 《长编》卷141，庆历三年六月癸丑、甲子。
(24) 《长编》卷141，庆历三年六月甲子。
(25) 《长编》卷198，嘉祐八年四月己卯。
(26) 《韩魏公集》卷14《家传》。
(27) 《长编》卷199，嘉祐八年十一月。
(28) 《韩魏公集》卷14《家传》。
(29) 《长编》卷199，嘉祐八年十一月。
(30) 《长编》卷201，治平元年五月戊申、辛亥。
(31) 《长编》卷208，治平三年九月丙辰、癸亥。
(32) 《长编》卷208，治平三年十月丁亥。
(33) 《长编》卷208，治平三年十月丁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