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战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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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她喜欢早早地下楼。她甚至常常摸黑起床,总要东碰西撞一阵,才能稳住身子。她喜欢下楼坐着倾听屋子里她的脚步声消失之后的回响,倾听那煮着茶水的汽水炉发出的吱吱声。然后,她坐在那儿,闻着那煤油味儿,皱动着鼻子。在那沉重的黑夜过后,若在冬季,她就暖和一下身子;若在夏季,她就舒展一下四肢。接着,她便来回溜达起来,动动这儿,摸摸那儿。有时她还挪一下东西:像高脚杯啦,脚凳啦,有一次她竟挪动一个沉重的镶铜木桌,那桌上的铜片翘了出来,很容易刮破衣服和皮肉。不过考虑到她的身份,一般她是不管收拾东西的。有时她也许熟练地把窗帘拉开,观赏黎明时分的壮丽景色。这时,那漆黑的环境变得明澈起来,世上的一切都历历可见。黑尔小姐看到那灰白色的幼林里出现了一株株橡胶树的坚实的树干,她双唇微启,露出了喜色。

她总是清晨情绪最好,可这一天则不然。她猛地一拉,窗帘破了,那织金锦缎的窗帘长长的一条耷拉下来,真是寒碜,可是她顾不及那个了。自从她向女邮政局长吐露了秘密,又过了好几天。这天上午女管家该来赞那杜了。

“女管家!”她说,一边揉着指关节,试试它们是否不听使唤,结果发现果真如此。

虽说一个女管家比其他人容易对付,但这却是黑尔小姐最感头痛的事,想想看:来一位乔利太太,穿着藏青色的裙子,臀部绷得紧紧的,她的喘气声都能听见,她女儿们和侄女们的一封封来信就摆在桌子上,信中讲述着在其他地方难以置信的生活。真是可怕呀,可怕。

黑尔小姐常常私下里哭泣,不是因为有什么伤心事,而是她觉得哭哭心里痛快。这时,她又在哭泣了。可怕呀!她生来觉得人单凭相貌已没有什么可爱处,更不用说人具有造谣、信谣的坏习惯了。孩子们或许最糟,因为他们还没学会虚伪,虚伪往往减少攻击武器的伤害,使受攻击者不太感到疼痛。也许看着长大的孩子们算是例外,他们在你的身边,往往不为你所注意,那就像空气那么可人。黑尔小姐最喜欢的要数那些无可挑剔的东西了。她喜欢动物、飞鸟和植物。对于它们她可以施加伟大、怜悯的爱,但因为它们不期待爱怜,因此也就无所谓可怜了。

据说有一次,一只赤条条的未离巢的雏鸟掉到她的膝上,她用自己奇妙的方法喂养它——据人们猜测,她用胸脯暖过它,用嘴向鸟嘴里喷过汤汁——小雏终于长成一只鸽子。戈德博尔德家有几个孩子曾看到过它。后来,它当然飞走了,不过照黑尔小姐说,有时它还飞回来,她还对它讲话呢。黑尔小姐竟对鸟讲话,除了戈德博尔德家的孩子以外,大家都觉得那纯属胡说。可是,这你会懂得,她坚持说,什么事都能学会的,只要你想学就行,可是有那么多的事人们并不想去学。

譬如学会爱一个人,像女管家那样的人。那封电报和黑尔小姐日趋衰弱的身体就要把她叫到赞那杜了。

“啊,不,不,不!”在这寒冷的清晨里,她一边断言着,一边啜泣着。

宅第里回荡着她的声音。

当时,大部分有意夸耀豪富的地主都已经用砖来盖房了,而诺伯特·黑尔则决心用石头盖房出出风头。在黑尔先生看来,砖房实在丑陋,他一点也不喜欢,赞那杜要显示的除却具象化的美和给人以最大的快感外,还有什么呢?快感,在那些穷奢极欲却又道貌岸然的人士中,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惊的字眼。在当时拥有土地的富绅中是否有人肯承认他的房屋超出了必要和实用的标准,这点尚属疑问。物质的价值在于它们的用途,如果它们是让人快活,更不用说使人荣耀,那总要秘而不宣。但人们唯独听到冒失鬼诺伯特·黑尔公然表白,用途那个词儿,他觉得并不比寒酸听起来优雅些。它是那么阴暗难忍,那么具有澳大利亚味道。辉煌和雅致两个词儿可用于说明诺伯特的一切追求,当然也可用来形容他那豪华的赞那杜了。他绝不是一个真诚的人,但在他的生命中确有个时期使真诚在情趣和个性中体现出来。那宅第虽说辉煌而雅致,但诺伯特建造它有助于阐释“真理”[10],因为建造它的目的首先在于使其主人快活。更多的人会公开赞美它,如果他们能认识到他们的赞美原则是站得住的。正因如此,在其他富绅更加疾声侈谈他们热心于砖房的实用性时,可以使人们相信,如果说他们那紫色宅第的塔楼符合当时可被容忍的建筑式样,那么,谁也不该去责备身份低微、脚踏实地的牧羊主们的任何炫耀之举了。

当然喽,诺伯特并不养羊,否则,他家族的人还要笑话他的。他的财产是他做酒商的父亲留下来的,儿子结婚不久,老人便恰合时宜地与世长辞了。老人的几个经商的兄弟,也相继死去,他们信任那个侄儿以致忽视了他的非凡才能。诺伯特·黑尔舒舒服服地继承了所有的财产,开始照着书本和从旅行中学来的样子做起乡绅来,但他却没有做乡绅实际上必要的羊和田亩那两项殖民者之累。

他所要求并确实得到的是适合他种种情致的一种优美的环境:富于异国情调的落叶树园子、令人心驰神往的玫瑰园、饲养供他奶油的纯种娟姗乳牛的牧场、饲养为他驾车的马匹的马厩(他能娴熟地驾驶驷马)。在那样的环境和供应条件之下,他很快就把精力用在诸如此类事情上:下令给奶牛洗澡啦,用鞭子驯马啦(黑尔先生是个能手),将爪叶菊按色彩深浅分类啦,插手他女儿的教育啦,拆掉一堵墙啦,增建一个侧楼啦,或者跑上楼去匆匆记下他才想到而别人早都想到的念头啦,等等。

尽管经历了不可避免的、时而发生的挫折,但赞那杜的生活从没有寒酸过。在那富于异国情调的苍凉的林木丛中,在装饰成一串串项链似的玫瑰花坛里(娇媚的花朵都用小伞庇护着,这几乎占去了第二个园丁的所有时间),高高地耸立着那幢可爱而沉闷的宅第。宅第的周围种满了紫藤,在黑尔家的鼎盛时期,那紫藤还没有杂乱丛生,而是像一条羽毛披肩围在女郎的玉颈上,煞是好看。到了春天,浓郁的丁香的芬芳袭入宽敞的、淡绿色的房间,大理石的梯阶,孔雀石的大瓮在那袭人的香气之中如痴如醉;还有那一面面镀着金边的镜子,镶嵌在一个个精巧的台架上,一直伸展到肉眼看不到的地方。

赞那杜的华美引起了黑尔夫妇一贯视为朋友的某些人的反感,更不必说那些讲实际的亲属了。譬如,从班乔唐斯来的一位内兄,特德·厄克特·史密斯就是其中之一。

“伯特[11]把钱浪费在这堆废物上会有什么结果?”一次,特德用他那带着硬茧的手指着金碧辉煌的赞那杜的客厅问道。

他妹妹阿迪斯扑哧一笑。

他表妹埃莉诺迟疑了一下。做姑娘时她就不苟言笑,婚后的生活使她更加庄重了。

“不过我想诺伯特是不会乱花钱的,”她最后答道,“何况,听说房子本身也是一种投资哩。”

诺伯特·黑尔的妻子很少发表主见,两个人各持己见关系就难办了。

一次,丈夫发了怒,责备妻子成了社会上陈词滥调的传声筒。

“可人们都愿意这么说呀,诺伯特,”那位瘦弱的女人竭力反驳道,“太出乎意料的事儿会给人过分的刺激。”

无论是谁来赞那杜做客,她都要预先戴上使人联想到居丧的含有谢罪之意的紫石英戒指。她常常轻轻地咳嗽几声,隐约露出让人询问她的健康状况的表情。客人们则心领神会,那倒不是他们真想了解黑尔太太的健康如何,而是那提供了个有用的话题,从中可以蹬出一条谈话的路来。

她不是势利小人,尽管有很多人这样认为。她倒是一见弱者慑于她心目中的强者的威力,就感到不是滋味。她常把朋友们分别安排在不同的房间里,担心他们彼此伤了和气。她很不现实,偶尔她也对自己所接触的平辈人谈些虚无缥缈的事。然而,她也并非消极地对付赞那杜这个炫耀的舞台。她对她丈夫的浮夸虚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足的陪衬。她扮演那种角色的唯一障碍是她女儿的存在,但那是一个从一开始她就未能领悟的事实,她从不敢把那个事实和生活对她的捉弄联系起来。

经过几年冗长的等待怀不上孩子之后,黑尔太太最后终于生下了那个小女孩,他们给她起名叫玛丽。因为幸好那母亲心力交瘁,动不得脑筋,那父亲见是个丫头,也没了兴趣,若是个儿子,他本可以兴致勃勃地钻进古代典籍或丁尼生[12]的作品中为他捞到一个光彩的名字。于是,那孩子就成了玛丽,成了一个天真无邪的玛丽[13]。

黑尔太太很快从对玛丽合理的慈爱中找到了慰藉,与此同时,她又在女儿的童年里一次又一次地给了她猛烈的打击。

“我的心肝应该想想怎么样最好地报答父母的恩惠,”那是黑尔太太最喜欢使用的一句开场白,“看看他们给你这么多漂亮的玩具,别随便把它们弄坏了。”

她对孩子经常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是:“只有我们的天父能告诉我的小宝贝为什么他那样造就了你。”

当黑尔太太在她那美妙的生命浅水滩上跋涉的时候,她从未想到抬眼看看上帝,而是仅仅把他当作形式上的见证人来呼唤他。她承认他——有谁胆大包天竟敢不承认他呢——只不过是作为伦理和社会体系的创造者。在此情况下,人们总可期待她慷慨解囊,帮助修补弥撒祭服,或资助沦落的少女。在教堂,她的名字赫然可见:它被印在名片上,镶在她常坐的长凳一端的铜框里。

小姑娘表面上严肃地接受了她母亲的为人态度,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受其影响。她无所依傍,像一条好奇的透明的小鱼儿在她母亲浅淡的、慈爱的水流中游荡,寻觅着本能向她泄露的种种奥秘。

她父亲的态度较之她母亲的更难令她接受。

一次,当着她的面儿——也许,不如说她正站在客厅的一隅,抚摸着沙发上逗人喜欢的艳绿色丝纹套——她的父亲比往常更狠劲地把帽子一扔,喊道:“谁会想到竟给我生了这么个红毛丫头!真是!埃莉诺,她真丑哇,真丑!”

那话听起来再糟不过了。

埃莉诺·黑尔露出一副比平日更为亲切的面孔,向孩子打了个手势。孩子走了过来——有什么法儿呢?——母亲弄平孩子身上的腰带,叹了口气,说道:“相貌是一般,诺伯特。可是谁知道呢?上帝赐给玛丽这样的长相或许有着特殊的目的。”

因为玛丽涉世浅薄,或者说禀性乐观,她没有马上嫉恨父亲,她含着泪强做笑脸,这使她更加难看,使她的父亲越发生气。

她从来没有伙伴一起玩耍,谁也没有想过她需要伙伴。她自个儿玩得很快活:她玩树枝、卵石、带脉络的树叶、小鸟、昆虫,还可在树洞以及赞那杜的地窖和阁楼里玩。她确实还有一匹小马,不过她宁愿和它待在一起也不肯骑它,因为骑它得让父亲跟着。不久,通过观察马的鼻翼的颤动,肌肉的抽搐,以及各种无声的表态,她学会了怎样满足它的大部分要求。

有一次,在她不得不和父亲一道察看一块休耕土地的当口,她突然躺到地上,在草地里刨起坑来,她的身子发疟子似的抽搐着,嘴里傻里傻气地嘟囔着,全身蜷缩起来,像颗蚕豆,要不,像母体里的胎儿——她父亲就是那么看的。可是,当父亲要她立即解释她的行动时,孩子只简单地回答:“现在我才知道当一条狗是个啥感觉啦!”

女儿那长着雀斑的脸上的表情使他又吃惊又厌烦,于是他让她马上站起来,并决心不再想那件事了。

玛丽·黑尔和他的父亲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况下才凑到一起,同时达到彼此理解的境界,那只有当白酒、失望和死亡临近的念头使他摆脱理智的薄弱的束缚的时候——的确,也只有当在女儿眼里,他接近一只苦闷、绝望的野兽的时候。

这其间发生了一件使那位女儿终生难忘的事,对于那件事,由于她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凭直觉来领悟了。她站在房前的平台上,太阳正向西沉。早在当天下午,她和父亲驾着马车转遍了撒尔沙帕里拉的大街小巷,甚至转到了巴兰纳格利,以满足父亲出出风头的愿望。后来,她终于离开父亲,剩下一人,感到松了一口气,她又可以随便瞧瞧、摸摸、嗅嗅她碰到的东西,而不必怕父母让她来解释。她记得在平台上的大瓮里,乳白的小花,宛如瀑布一般,从瓮边垂下来,若在黑夜,它们会像月光似的朦胧发亮。可此时它们反映的是金黄色,或者说是红色的光。那光是如此之灿烂,以至那个红发女孩无须为她那红色的头发感到羞耻了。

这时,她父亲走了出来,他刚刚品尝过一种白兰地新产品,那是人家送来向他征求意见的,他的嘴还湿乎乎地闪着光。他那眼睛,由于日光的炫惑,似乎视力很虚弱。此时父女二人面对面站到一起,感到有些愕然。他走向前去,显出又困惑又自信的样子。他一反常态,抚摸起女儿了。他的手摸弄着她的头发,这倒让女儿感觉不舒服了。这使她想起了一对黑白花长毛哈巴狗来,它们又蹦又跳,摇头晃脑的那股傻劲儿实在难以控制。然而,正因为她父亲的一时糊涂并失去自制,才把自己降到她本人和狗的水平上,于是,她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宠爱。

父亲说的什么,她记不清了,一点也记不清了,因为那也都是些含糊无聊的词儿,她只记得他晃过一次头,好像要让眼睛闪躲开阳光,他又皱眉,又微笑,说话的声调很利耳,虽说他是对她讲话,可又不像要引起她的注意。

父亲问:“是谁坐在战车[14]上,玛丽?有谁能知道呢?”

真的,谁能呢?当然不能指望她理解了。此刻她也不想知道。但他们还在那里站着,晚霞映在天空中,呈现出一道道巨大的光带,他们就站在那光带之下。那情景的威严也许应使她感到恐惧,然而,她却没有。她已经转化了:成为反射在她那愚钝、变化无常的父亲身上的一束可怕、殷红、烈性的光柱。

后来他又皱起眉头,显然想起了他们在下午单调的阳光下从巴兰纳格利到撒尔沙帕里拉驾着马车回家的情景。

“我不喜欢右驾前方的那匹母马,”他抱怨说,“必须换掉它。走路一跛一跛的,其实腿上没毛病。”

他对于马匹如同对其他事情一样要求尽善尽美,并往往能如愿以偿,唯独人是例外。

他盯着女儿,又气恼起来,这一点女儿看出来了,她知道自己是个小丑丫头,她没有办法,也只有像一个丑丫头那样向他回敬一张笑脸。

然而,在父亲喝醉了酒,摆出一副超然的、粗暴的大男子派头时,所说的那些闪烁其词的话语,促使那位女儿期待从生活得到某种终极的启示。多年之后,当她父亲的形象在她的记忆中愈见淡薄时,她才乍着胆像狐狸或者笨虫子似的出来探索一种隐蔽在生活中的真理。如果说,她与希梅尔法布和戈德博尔德太太的友情,或许还包括和某个澳洲土著人的暂短的交往,肯定而非阐明了生活奥秘的话,那么说到底其原因在于豁然开朗和懵然无知原是一个同义词。

在此期间,主要干扰赞那杜的生活的并非那些先验的晦涩的问题,而是那些喜欢冒险与投资赚钱的人们常面临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黑尔夫妇从不谈论金钱的事。对于黑尔太太来说,那太乏味了,而她丈夫虽说懒得为钱多动脑筋,却也热切地巴望着钱能用之不竭。他有点像一个游客步入可能证实为海市蜃楼的美景里。亏得他从酒商父亲和几个经商的叔父那里继承了遗产,还有一个有点愚忠和实干才能的人管理着他父亲留下来的买卖,诺伯特才敢肯定他的那一美景是实实在在的。不过他还没有勇气去探讨它。假如饮酒和失眠迫使他去考虑到他的经济前景,那么他摆脱现实麻烦的办法就是写信到伦敦去订购一个帕罗斯岛[15]大理石的壁炉,或一套博宁顿[16]家具(他肯定它们很快将成为畅销货)。于是,他又坚定起来。

就这样他们继续在赞那杜生活着,这家的女儿很快长成了大姑娘,他们给她盘上了头,她那原来被红发覆盖的颈背上的雀斑不见了,透出了淡淡的青色。然而,她并没有俊俏起来,反而显得过于矮小。

从那时起,母亲总是唉声叹气的。她说:“该为我们可怜的玛丽想想个人的事儿了。”

但马上又怀疑起自己的提法是否太俗气了。

父亲觉得那不是他应该感兴趣的事。

“一切事都是命中注定。”他打了个哈欠,露出漂亮的尖牙齿,“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都怎么样了?我们当初又怎么样?”

“我们彼此喜欢上了。”妻子涨红了脸说。

丈夫哈哈大笑起来。

妻子不喜欢听到那笑声。

不久,有消息说尤斯塔斯·克雷夫想要周游世界,途中要来南威尔士看看亲属,黑尔太太听到后非常兴奋,而她丈夫则想看个笑话。除了知道克雷夫先生是厄克特·史密斯家族在英国的一个分支里的一员以外,别的也就不甚了了,不过空白纸总是最洁白的。黑尔太太早就听说:她的那个表亲尤斯塔斯人挺体面,虽说不算年轻,但还没到中年,而且有可观的收入,她的舅舅娶了特朗平顿勋爵的女儿拉维尼亚·莱思布里奇为妻。

“克雷夫先生是干什么的?”玛丽问她母亲。

“不太清楚,”母亲答道,“我想他什么也不干。”

这话听起来最称人心了。

尤斯塔斯·克雷夫到达以后,对耳闻目睹的许多事并不感到奇怪,作为一个英国人和厄克特·史密斯家族的一员,他对一般殖民地的生活,特别是对诺伯特·黑尔家的生活早有所料。

“不管专家们和厄克特·史密斯家族里的人怎么说,生育百分之九十靠运气,”黑尔先生在第一天的晚餐上一本正经地说,“我所说的运气当然是指厄运了。”

“难道没有更有益的话题了吗?!”他妻子抱怨道,一边盯着她吐出来的樱桃核。

玛丽·黑尔目不转睛地看着表兄。孩提时所受到的冷遇至少培养了她敏锐的洞察力,尽管她观察问题一般说有点过火,但她总能有所发现。此时她确认那个人实际上和母亲以前所说的一样:不算年轻,但也没到中年。在玛丽·黑尔看来,克雷夫先生大概总有三十五岁了。由于她本人看起来也不算很年轻,她希望他们能成为朋友。但她需要怎样进行呢?首先他是男人。其次他那修饰得很漂亮、微微下垂的小胡子,和他那折扇般的长长的手骨似乎表明:除了尤斯塔斯·克雷夫本人以外,他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倘若他是只狗——譬如一只漂亮的意大利灵缇[17]——她也许会采取种种准确无误的手段来赢得他的好感。

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只好拿给他一个扁桃。

他张开手将扁桃接了过去。同时他也敞开了思路,普遍对着听众——尤斯塔斯说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着大家的,而不是对着某个人——讲述起他和一个朋友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旅行见闻。

“在拉温那[18]逗留时间很短,”克雷夫先生讲话像小心选择道路似的,“那城市本身没什么意思,可那里的镶嵌艺术品和面包鱼片汤[19]——却非同小可,不是吗?我们接着去帕度亚[20]了,据说那里的植物园是欧洲最古老的,我得承认那些植物园相比一般植物园不算很大,也不算很美,但我发现它们都别具一格,具有微妙的园林趣味。”

黑尔太太嗯啊地轻声应酬着,她丈夫则不停地、使劲儿地眨着眼。

“可怜的奥布里·帕克里奇在帕度亚病倒了,一直没能确诊,他又是肚子痛,又是发高烧,那种病——我们的旅行指南误导了我们——是一种最原始的旅馆。”[21]

黑尔太太照旧嗯啊地应酬着,只是强调中稍多了点欣赏的味道。

“那么说他死了?”诺伯特问。

“哦,不。”尤斯塔斯·克雷夫答道,“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想说可怜的奥布里病情严重。”

“噢,”黑尔先生说,“我还以为那小伙子死了呢。”

尤斯塔斯·克雷夫注意到他的那位表亲的丈夫喝多了自制的劣酒。

玛丽·黑尔被克雷夫先生的故事迷住了,那倒不是由于故事本身,而是由于叙述者脸上的表情吸引了她。她把他的话看作一堆堆枯树叶,归拢到了一起,但归拢得整整齐齐、大小相称,好像一沓钞票一样。那也同样使她悲伤。许多东西从表面看她认定是枯死了,但它们的生活,不用说在她想象中它们的来世生活,可能正闪着光亮!她不晓得克雷夫先生是否意识到他的话是多么枯燥,他是否为此感觉苦恼。他和她毕竟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果他们能首先克服各自的生活环境所造成的隔阂,打破人们交往中的条条框框就好了。

“什么时候他病情好转了,脱离了那个原始的旅馆[22]?”她问,想从旁帮他一把,作为交往的开始。

可是尤斯塔斯·克雷夫已经没了兴致。

他对他亲属的那个丑丫头只是瞥了一眼,暗自想:在他逗留期间,要尽量少朝她身上看,她那短而粗的双手特别使人感到恶心,她那还没有屈从于发卡的威力之下的火红的头发也同样使他厌恶。他内心战栗着。甚至当他凝神于甜食盘上的图案时,他仍在想这姑娘是怎样拙劣地拼凑到一起的。仿佛任何一种怪异形体的存在都是对克雷夫本人的一种侮辱。

“我想尤斯塔斯先生一定累了吧。”黑尔太太为他找了个借口,“我初到外人家总感到格外疲劳。”

当然喽,尤斯塔斯朝大家笑了笑,因为他的礼貌周全,口里仍喃喃地说不累。

但他早早地告退了,不过没有去单身客房,因为黑尔太太说他是自家人。

玛丽很快意识到她的生活不会因为那位表兄的光临而有所变化,因为她很少见到他。他总是在读呀写呀的,他似乎很用功,再不就是吸烟、思考问题,或者走在灌木丛中研究澳大利亚的野生植物。

一次,玛丽建议说:“要是你愿意,我来找你,带你去看看别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只是你别怕爬行,有时那里还有蛇呢!”

他勉强彬彬有礼地笑了笑,说道:“好主意!行。先前我们怎么没想到呢?哪一天咱们去,等有时间。”

因为他还有一些社交上的约会:男人来了就大谈他们的羊群,女人来了则想要听听有关他的住所,主要存在于她们想象中的一块神秘土地的事。大量这类事终于使这位来访者惊讶起来。以前他从未想过羊竟会被如此看重,他与他的英国相识一样,总认为就文明而论——只有意大利的文明才真正值得考虑。

黑尔太太一直觉得应该为女儿做些事了,所以她决定举办一次舞会。舞会本身是一桩分心劳神的事,以致她没有想到女儿会有怎样的反应。

女儿果真冒着胆问道:“你认为尤斯塔斯表兄喜欢跳舞吗?他太斯文了,不会直言喜欢还是不喜欢。”

但母亲的心思已经跑到女服装店去了。她在算计着家里有多少牡蛎饼,寻思着在关键时刻女仆们能不能听他吩咐。

即使到了那天晚上,大家也都无意去理睬玛丽·黑尔。好心肠的为了尊重她的感情而不去注意她的外表,冷酷的为了保持心绪的平和则拒不观看任何使他们心烦意乱的东西。

她身着银白色的衣装出现在舞会上,因为她是个年轻的姑娘,而那又是决定胜负的时刻。她这儿站站,那儿站站,双手犹疑地抚摸着她那衣裙的纸衬,她戴着母亲从自己盒子里拿出来的首饰:一只带着珍珠结的小胸针、一条珍珠宝石项链。那项链她母亲长时间未戴在身上而是放在丝绒盒里,因而失去了不少光泽。

她来到这里,像有个年轻人评论的那样:打扮好了准备厮杀一场。但到头来只有玛丽自己被她那珍珠宝石项链扼杀了。

当然,那项链是相当紧了。而且,她的脸动辄就红了起来,红成一块一块的,那要根据当时的天气和情绪而定,至于脸皮粗糙就更不用说了。她的手塞进华丽的银白色的衣服里,这使她联想到她犯下的许多举动拙笨的过错。她整个外表的最为荒诞之处(谈论它的人们以后仍然记得)也许要数别在她腰间的一束滑稽可笑的半凋谢的花儿了——脆弱的耳环花、繁茂的天竺葵、石竹花、洋甘菊——全都捆到了一起,颤悠悠地直往下垂。这看起来实在古怪,而且是最失败的,尽管如此,她仍然抵制不住她感到的内心情怀的触动。

夜,在阵阵的乐曲声和碰杯声中渐深了。那个丑陋的、被人遗忘的姑娘本应痛苦落泪的,她终能摆脱那件不幸,这得感谢那舞会的奇迹:那长长的阴影,那团团的光圈,那一张张男男女女的奇特的、泄密的脸孔,还有从在自家里却装作不认识的女仆端的银制托盘中接过的一杯柠檬水。

这里有许多高贵的客人:地主、专家和他们的妻子——全是些因为有钱,因而享有社交权利的人。此外,还有家中的常客。单身客房里住满从乡下来的小伙子,个个兴高采烈,牙齿整齐,皮肤红彤彤的。

跳呀,跳呀。

玛丽·黑尔无心跳舞,却喜欢躲在她常待的角落里观望,躲在象牙之塔里向外窥视,她看到那男男女女踏着沸沸扬扬的音乐的节拍(这是悉尼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音乐)旁若无人、自我陶醉地举步飞舞。

有时,他们突然好像失控似的,在未曾料到的音乐漩涡中团团转起来。不过那是心甘情愿的。他们完全沉浸在那诱人的乐曲声中,恨不得融化在其中,他们皓齿启合,谈笑风生,一派欢乐的景象。

特别是有一个海伦·安蒂尔姑娘,有人认为她虽然美丽、自信,却放荡不羁。她穿着一件绣有许多小镜子的衣衫,那可能是东方式的,小镜亮光闪闪,偶尔还能映出人形。她还拿着一把扇子,扇把是一形状似手的不规则的珊瑚,扇面是用孔雀羽毛制成的。最为不祥[23]。

不过安蒂尔小姐才不在乎呢。

玛丽·黑尔在一旁观看,心想自己本来也能喜欢上那类东西;就像她自然而然地喜欢上某些光滑的树枝、纹理清晰的大理石,还有起步如飞的纯种马的纯毛长腿一类的东西一样。安蒂尔小姐舞姿优美,连黑尔太太也被迷住了。尽管起初她也曾为那位小姐会对其他客人产生影响而忐忑不安,但羡慕终于压倒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保护本能。她开始在房中疾步走动起来,寻找着,皱着眉,她那半透明的灰绸裙像神鬼附体似的拖在她身后。

“尤斯塔斯先生呢?”她匆忙地问了玛丽一句。

“好一会儿没见他了。”女儿答道,当她转移过注意力时,她感到很奇怪,原来问话的竟是自己的母亲。

黑尔太太又皱了皱眉头,在要牺牲女儿那当儿,她仍希望女儿能尽职。

“你一定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没有别人时,你要陪着他。实际上,任何有心计的年轻姑娘,都想做他想望的伴侣。”说时黑尔太太叹了口气,想起多数情况下的难处,“没有小小的引导,男人们是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的。”

“但我不愿意去引导别人。”玛丽答道。

“你讲这话的口气听起来像生拉硬拽似的,”母亲失望地说,“我是说触触他的手肘这样的小动作可能会奏奇效。”

“尤斯塔斯表兄讨厌别人碰他。”

黑尔太太不愿再继续那种已经涉及身体的谈话。她只好忍受痛苦,在这样成为一名受难者的时候,她深信只有她本人才知道她的受难的根源。

历次失望和装束诱人的安蒂尔小姐的影子激励她继续去寻找她的那位亲属。

尤斯塔斯·克雷夫果然不出所望,那天晚上他的举止显得很高雅。他似乎注意地听取了牧场主们提供的全部数据。他面带同情地聆听牧场主的妻子们抱怨她们将老死在澳大利亚那块土地上,而得不到感情方面,更不用说精神方面所需要的全部的实质利益。他也跳了舞,而且和那些女儿们尽兴地跳了舞。起码说,他的身子和乐曲很合拍,而他那面孔也没有失态。此时他已上了楼,进入亲戚诺伯特·黑尔的书房,舒缓一下酸疼的腿脚,翻阅着哥特式德国教堂的版画图册。

他的亲属埃莉诺找上来了。

“尤斯塔斯,”她喊道,“我简直不能想象你怎么会对安蒂尔小姐这么冷淡。她舞跳得多么美,多么可爱的姑娘啊!我多想你能请她跳个舞。”

她抓住他的手腕,就像她深信的那样——引导着他。

尤斯塔斯·克雷夫很有教养,不便从温柔的强迫中抽回身来,他只是说:“是啊,安蒂尔小姐非常可爱。”

于是玛丽·黑尔眼看着他们的亲戚被拉到楼下。她望着他走过那华而不实的地板。与其说是他自己走的,不如说是被人带走的,这一点只有玛丽一人注意到了。当然喽,她也花了好多时间观察胆怯的举动:譬如小鸟的举动。眼下是她的表兄尤斯塔斯·克雷夫投入了音乐和安蒂尔小姐的罗网。那衣裙上的片片明镜多么晶莹,多么闪亮。尤斯塔斯没有挣脱,而是抓着他的舞伴恰到好处地旋转着,只有玛丽一人看到他又是怎样让人扯着的。他那近乎牛轧糖颜色的脸孔,似乎提问着预料之中的问题:关于剧场演出的、赛马的、天气的,等等。在暂短的逗留期间,他对当地许多大事都已熟悉了。

不过安蒂尔小姐似乎仍然在怀疑。在他们旋呀,转呀的当儿,她说的那些话品味起来有点独特。她不大相信某种事,某种失败——是她自己的吗?难道能枪未发鸟儿先亡吗?然而,他们继续地旋转着。在安蒂尔小姐抓着她的舞伴的昂贵的衣服,倾听他故意地说东道西的时候,她可能仍在闪烁着光芒,虽然几乎所有的目击者都把那归之于光线投射在小镜子上的结果。自然,她具有那种光彩是不容置疑的。

接着,乐曲停了一会儿,克雷夫先生的举动完全出人意料:他只道了一声歉,用一条白得吓人的手帕擦了擦脸,就走开了。尽管安尔蒂尔小姐受到一次怠慢,但最后她并没有因此而丢失多少面子,因为几乎住在单身客房的所有男人一齐向她拥去,更不用说那几个易动感情的律师和人们意想不到的、上了年纪的牧场主了。

尤斯塔斯·克雷夫朝房前平台走去。在一片混乱中,几位夫人注意到疯疯癫癫的玛丽走了,或者不如说,是追他去了。一路上,她碰落了不少枯萎的花。但是看到大家都被那一场面弄晕了头脑,人们再也设想不出那种莫名其妙的性格还会如何发展。此外,他们都学会了像对谣言那样,对头脑产生出的荒唐想法一定要压制。

玛丽发现尤斯塔斯站在平台的半明半暗的地方,因为房内的灯光射出了一道晦暗而又令人安慰的红光。

“啊,”她说,“如果你不高兴,我可以走开。”

但是她心里是不想走开的。

“不,”他说,“没有必要走开。在这所玻璃房子里,人到哪儿都是一清二楚的。”

“在别的房子里是不一样?”

他哈哈大笑起来,听上去倒挺自然。

“不,”他答道,“我想是一样的。”

“你多么讨厌和安蒂尔小姐一起跳舞啊,”她说,“对不起。”

他开始颤动起来。如果说她没有同情他,她一定会吃惊的。然而,有些时候,她甚至认为自己的父亲缺乏男子气。

尤斯塔斯默不作声,站在那儿,抖动着。

她触上了常春藤,心里很厌烦。

“你不会忘掉这次跳舞的。”她说。

“总会有个时候人什么事也记不得了。”尤斯塔斯理智又带有感情地回答道。

接着,她触了触他的手背,他并没有将手抽回。皮肤的接触无疑使她马上感到自己好比是一只狗,不过,哪怕像狗那样被他接受,她就感激不尽了。实际上,她并没想期待更多的东西,谢天谢地,她还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一个女人考虑过呢。

过了一会儿,她咳嗽了几声,并且不很雅观地随意走动起来,好像平时一个人独居时那样,动作十分笨拙,不过他并没有赶走同伴。

“啊呀!”他叹了口气,又大笑起来,不过笑得还很粗俗,不像他的声音,“你有时颓丧吗?突然间没来由地颓丧起来?”

“是啊,”她喊道,“啊,是的!经常是这样。”

让他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他在打哈欠,他可能没有听到她的回答,或者听到了,却不相信在他那禁锢森严的自身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存在。

然而,她看到他已经顺从了,并看出将来她便可以肆意但却悄悄地走到他的近前,看看他,他也不会反对的。不过在赞那杜的那次舞会后不久,尤斯塔斯按原计划又继续周游世界了,最后他躲到泽西岛[24]上,和一名管家住在一起,成了有名的瓷器收藏家。

即使丈夫不说什么,黑尔太太也将永远不会忘记她的那位亲戚对她的客人们是怎样的无礼。但她很恰当地忘记了她曾对他有过非分的欲念,这倒不是什么下流的欲念。只有在后来重温旧事时,她才偶尔想起举办赞那杜的那次舞会的真正动机。它总是浮现在记忆的表面,几乎很完整又很清晰,然而却又有些可厌、令人难以容忍。

如果说尤斯塔斯·克雷夫的举动对玛丽打击较小的话,那是因为她对具有兽性的人已不抱多大的希望,因而当他背离了其他人认定他应当走的道路时,她并不感觉惊讶。她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性格所表露出的丑陋和虚弱更具真实性。因此她可以理解并怜悯她的表兄,甚至可以理解并怜悯她的父亲,即使当她的父亲在她看来是带着嫌恶的目光盯着她的时候,也是一样。她以前曾见过狗因为瞥见了主人的心灵而挨过打。当然喽,她不是狗,她的父亲也未曾打过她,但有一次,他真的生气开枪打起吊灯来。

那是个夏日的夜晚,阴霾满天,西面灰蒙蒙的山峰之上,密布着雨云。空中到处飞动着带翅的蚂蚁,朝着玻璃和肌肤上乱碰乱撞,在生命的垂死阶段,无可奈何地毁损着自己的翅膀。

除了一个老马车夫在马厩附近走动外,其他仆人出外野餐都没有回来,所以全家人只好拿一只冷酱鸡当作晚餐。那只鸡是用鸡蛋酱精心涂了汁的,但想不到,在闷热和昏暗中,飞动的蚂蚁自投罗网,带翅膀的,不带翅膀的,微红的身子蠕动着,死在那只形状怪异的涂汁鸡上。

“讨厌的东西!”黑尔太太骂道,对她来说任何昆虫都是害虫。

因为父母的议论似乎不大需要有人赞同,所以玛丽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继续吃着,或者说嘎扎嘎扎地大嚼着一根芹菜的脆梗儿。她不断搔挠着身体,因为天热她感到刺痒。在那种难耐的环境里,唯独她还算安逸。

对别人来说,环境实在是受不了。餐厅里的灯光已经变成暗褐色的了。

诺伯特·黑尔抓住鸡腿,隔着敞着的窗户把鸡扔了出去,扔到供观赏的一丛多年生的夹竹桃里。他的不幸之一就是生气时连续不断地毁坏东西。

他还在吃着东西,嘴里确实塞得太满了。他的双颊鼓鼓的,眼睛差不多全是白眼球了。

“诺伯特!”妻子喊道,“女仆们将会怎么说呢?”

她知道自己不得不提着灯笼到夹竹桃里去找。

接着,诺伯特·黑尔抓起一块面色,随着炖鸡之后扔了出去,又抓起切肉刀、葡萄酒瓶子统统向外抛去。

他觉得轻松些了。

妻子哭了起来。

“好啦,”他自言自语道,“可是人却不可能自我解脱,不可能完全解脱。”

妻子不停地哭着。

“全怪我。”女儿主动地说,也许他们要的就是这句话。

“如果我们要确定该怪谁,”父亲嚷道,“那就怪那只炖鸡好了。”

他好像十分恼火。

他像是要朝向某种尚未成熟的意念猛扑过去。

这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走到桌子前,拿起了手枪。

赞那杜的客厅是用隔扇与餐厅隔开的,客厅里有一盏非常漂亮的枝形吊灯,那是一家欧洲人分家时卖出的,它像在头上倒插的一株水晶果树。那个时明时暗,变幻无穷的庞然大物,有时光照似火,有时则泛出朦胧的乳白色,但它总是诱人摆脱那漫无涯际的平淡的思绪,玛丽喜欢它,尽管她一直认为她的那种感情是不宜外露的。

她父亲装好子弹后,走向前去,朝着枝形吊灯开了一枪。

他站在透明的吊灯枝杈底下显得渺小而又可笑。

“嘎扎!嘎扎!”他喊道。

又是一枪。

“啊,哎呀!”他喊道。

又是一枪。

水晶般的碎屑像雨点一样阵阵落下,刺人心痛。它实际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尽管黑尔太太时常算计那个损失。

“好啦!”诺伯特·黑尔嚷道,“好啦!”

“来!我可受不了你爸爸的这份气!”母亲说着,把女儿拉进一间请医生看病或有人来要钱时才使用的房间里。

门关上后,她叫道:“不知道我造了什么孽了,要受这份罪!”

女儿沉默不语,因为她知道母亲遭罪的大部分原因是在她身上。此外,她想听听父亲在干些什么,那会更有趣儿。

枪声稀疏了,可是地板还在响,房间还在颤,整个宅第都处于他的盛怒的威慑之下。他准是来回不停地跑了半天,后来突然间,寂静降临了,它在漠然与窒息的气氛中显得懒洋洋的。

“你看可能出了什么事儿啊?”黑尔太太提出这个想当然会提出的问题。

“没人在跟前看着,可能没什么意思吧。”女儿这样说,但没带任何怨恨的语气。

“说得对。”母亲赞同地说,看到女儿竟说出这番实话,不免为之一惊。

玛丽总是有点傻,因为一个人出于讨求雅趣,为了保持心平气和,一般总是不肯说老实话的。

“我要出去,”玛丽终于说道,“出去看看。”

“你真有胆量!”母亲这赞美的话完全出于真心。

“我不是有胆量。”女儿说。

可是她对此不能做出解释:她虽然感情中烧,但不存在死的问题,不然生命本身早就熄灭了。

她发现宅第空荡荡的。天气终于变了,一阵冷风吹进室内,把窗台上的死蚂蚁吹了一地。窗帘牵拉着窗环高高飘浮起来。

后来,她父亲下了楼,态度很安详,就像刚在屋里读书,出来取一杯水似的。假如不是室内被糟蹋成那个样子,和刚走下楼来的那个人的那双眼睛,那里的环境可能仍然是无懈可击的。

他直盯着她,想把她吞没在他正要制作的一场悲剧中。他盯了半天。若不是盯的时间拖长了,那可能会使人毛骨悚然。

其实,也许意识到自己判断的错误,他举起了她没有觉察到他仍然握着的手枪,冲着自己的脑袋便是一枪。这一枪没有击中,砰的一声一块灰泥从天花板的花边上掉了下来。

听到那声音,他身上的劲儿可能全没了,因为他随后便跌倒在跟前的一把狭长的大靠背椅上。他的那一举动相当笨拙与可笑,他事先没动脑筋,也许他对事情的结局欠缺考虑。

可是,她似乎不愿意马上去打扰他。在他坐在那把并不舒服的椅子上时,她不由自主地继续窥视着他。虽然他已经宽恕了她的生存之罪,但他是否会宽恕她的感知之罪,尚在疑问中。

当然喽,她并没有想得到他的宽恕。

她走过去,捡起扔在地上的手枪,把它放回原处。对于她那样做是否出自天真,或者出自遗传的作恶本能,他太疲倦了,不愿去细想。

他继续坐着,望着自己的背心。

“人都是堕落的,”他说,“从出生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变坏。只有没出世的灵魂才是完美的、纯洁的。”

由于她已转开身子,站在那儿抠着小桌面上的裂痕,他不得不打扰她了。他说:“告诉我,玛丽,你认为你自己还没出生吗?”

“我不懂这类的事,”她答道,“现在还不懂。”

她转过脸来看了看。

他将永远不会原谅她那双眼睛,因为它们不显得怎么伤心。

“哦,是的,要是您愿意,可以扭我的胳膊!”她噘着嘴唇,说漏了嘴,因为他的责备使她从心眼里感到难受,“不过这个道理我懂,就是不会说。我没有说话的天分,可是懂。”

那些抽象的东西使她不寒而栗。要是她能摸摸什么东西——譬如苔藓——要不,闻闻燃烧着的木头的气味该有多好!

他继续坐在椅子上,态度或许已经温和下来。

于是,为了顾全他的面子,她走出门外。当她伸出双手时,满天星斗昏昏沉沉地向她游来。她边走边哭,一边吞食着那倾泻下的星光,她边哭,边用她那粗糙而潮湿的手背擦抹着她的双颊。

后来,父亲故去了,葬在撒尔沙帕里拉的常青树下。光阴荏苒,那墓碑经过日晒火燎,起了裂痕,蜥蜴在裂缝中钻来钻去。很久之后,黑尔小姐才获得了在父亲佯作自杀之夜她未曾了解的某种智慧。有时,她穿着一件很蹩脚的褐色粗毛线的宽上衣,套在一件硬邦邦的旧裙上,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灌木丛。她走啊,走啊,最后坐下来,总要聆听一番,心有所期,直到有所领悟。这时,她那怪异的四肢总变得像石头一样绷硬,从她那绵绵思绪中不断抽出嫩芽,或者说不断抽出蜿蜒纡曲的藤蔓,她往往俯视一下脚下,并时而发现地上有某个受难者在剧痛时抖掉的软毛。倘若泪水有时从她那蜥蜴般的眼里涌出来,流到她那甲胄般的皮肤上,她也不再是荒唐可笑的了。当然,若按人的理智标准来衡量,她则是一个十足的疯子,十分可鄙。但是,理智标准又是什么呢?理智最后总是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而且,并不是总击不中的。

多少个夜晚,当那女人站在她那荒凉宅第前的平台上巡视那火的战车的时候,她总在琢磨:她父亲对她的种种变化该怎样去理解?或许他会因此更厌恶她,尽管他本人也是个可疑的幻想者,至少,有一次,他们同站在一个地方,她确实看到了他扯下了假面具。现在,就体验的深度而论,如果说她已经超过了她的父亲,那也是时间、沉默和大自然的启迪让她占了优势。

于是,她等待着,让肺部一起一伏地喘息着,让血液在膨胀了的血管里奔腾着。在那个称为乔利太太的人来到的前夕,她等待着。果然,车轮擦过了白色的、沉静的天际,她那憔悴的面颊感到了马的鼻息。她伸开了树桩般的胳膊,张开了树枝般的手指,风从指间吹过,她升腾了,她父亲的那只镶有血滴石的金戒指回荡着金喇叭的鸣响。假如在某人到来的前夕,曾有一种恐怖的气氛缠绕着她,那么,此时此刻,她也说不清出现那种情况是否是第一次。她记不清了。她只知道眼前的痛楚,只知道她的记忆离她而去。是那污秽的波浪冲走了支离的体内的碎片。

后来,当她从地上爬起时,她不想弄清是什么撞击了她麻木的神经和酸痛的躯体,因为夜幕已经降临,阴冷而黑暗。她使劲碰击着关节,试图制止颤抖。然后,她开始沿着那花里胡哨的台架、心怀叵测的镀金边饰、油滑狡诈的乌龟壳和冷酷无情的大理石,探索着在宅第里走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