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达坏消息的人

在医学领域工作的人自然免不了目睹死亡。我对死亡的熟悉始于一位患者余温尚存的身体，但接着，我就必须与他的至亲商讨他的后事。直接与临终之人谈论死亡是很困难的，在我接受培训的年代，医学界不提倡这种交谈，但这算得上是一种实习，让我学会了倾听。在倾听过程中，我开始理解死亡的模式，注意到它们的共性，慢慢了解其他人对生死的看法。我发觉自己为之好奇和着迷，并找到了方向感。

第一次看见死人时，我18岁。那是我在医学院的第一个学期。那个人心脏病发作，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死在了救护车上。在尸体被送往医院停尸房之前，我随急诊科医生来出具死亡证明。那是12月的一个晚上，天气阴郁，医院的前院湿漉漉的，地面在灯光照耀下泛着橙色的光芒。相比之下，救护车内的灯光要明亮得多。死者40多岁，胸部宽阔，双目紧闭，眉毛扬起，神情好像有些惊奇。急诊科医生用手电筒照他的眼睛，把耳朵贴在他胸口上，听听有没有心跳声或者呼吸声，检查他心脏停搏之前的心电记录，然后朝医疗组成员点头示意，将检查时间作为患者的死亡时间。

大家挨个下了车，我走在最后。死者仰面躺着，衬衫敞开，胸口上贴着心电电极，右臂上还挂着点滴，看起来好像睡着了一样。他可能随时会醒来吧？也许我们应该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呼喊，或者用力摇他，他一定会醒过来的。“走吧！”那位急诊科医生扭头叫我，“要为活人做的事还多着呢，把他留给医疗组吧。”

我有些迟疑，也许医生搞错了。如果我站在这儿的时间够久，也许会看到这个人再次呼吸呢。他不像死了的样子，他不可能就这样死了。

医生注意到了我的犹豫，回到救护车上，说：“第一次见到死人？好吧，你把听诊器放到他心脏上。”我哆哆嗦嗦地从白大褂口袋里摸出我的听诊器，它闪闪发亮，管子缠绕在两个听筒上。我把听诊器探头放在患者心脏应该跳动的地方。我听见远处一位医疗组成员让人给他的咖啡加糖的声音，却没有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观察力敏锐的急诊科医生拿起听诊器，转了转探头，让它“播报”患者身体里的声音，而不是周围的噪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拿反了。医生把听诊器探头放回患者心脏的位置上，此时周围万籁俱寂。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彻底的寂静，也从来不曾如此专注地聆听过这种寂静。这时，我注意到那人的脸色有点苍白，他的嘴唇呈深紫色，舌头色泽晦暗。是的，他已经死了，刚死不久。他符合死人的所有特征。我对那个脸色苍白的人说了声“谢谢”后，转身离开救护车，顶着雨回到了急诊室。

那位医生和蔼地说：“你会习惯的。”然后，他拿起一张新的病历表，继续上他的夜班。整个过程如此利落、简单，没有任何仪式感，我深感困惑。不过很快，下一个患者就来了：一个鼻孔被糖果堵住的小孩儿。

在学生时代，我还经历过一些记得没那么清晰的死亡病例，但在我取得行医资格后的第一个月，我签发的死亡证明数量就创下了医院的纪录。说明一下，这完全是因为我那个病房住的大多是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我很快就与丧亲官⁽¹⁾熟络到了直呼其名的程度。那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她的工作之一就是请宣布患者死亡的医生签署死亡证明。上班的头几天，我就目睹了10多个人的死亡，这些人的死亡方式与5年前我在救护车上看到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丧亲官调侃说，也许医院应该颁个奖给我。

丧亲官不知道的是，我的知识在迅速增长。每一张死亡证明都涉及一个生命，每个生命都有家属，我负责把死亡消息告诉他们，他们则会问我亲人的死因。进入临床工作的第一个月，我与20个丧亲家庭谈过话。我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哀哀哭泣，对几乎无法想象的未来感到茫然。按照护士长的要求，一位经验丰富的助理护士会泡好茶，把它放在托盘上，并端进护士长办公室，由我陪这些家属喝几杯暖心茶。事实上，只有得到护士长本人的许可，医生才能进入她的办公室，但丧亲探视是一个例外：不用另获批准，直接进去就是了。

有时候，我也会扮演配角，聆听经验比我丰富的医生给家属介绍患者的病情和死亡过程，说明药物不再起作用的原因，或者解释为什么患者的白血病刚开始对治疗有反应，后来却被感染夺走了生命。家属们神情凄婉地点头、喝茶、掉眼泪。有时候，其他同事在忙其他事或者已经过了下班时间，而我作为唯一在岗的医生会亲手给家属泡制暖心茶。我发现，精心的安排能给人带来安慰。护士长为这些特殊访客准备了镀金镶花的陶瓷茶杯和托盘，我通常会凝视它们一番，再深吸一口气，才进入房间，向家属们传达“世界上最坏的消息”。

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对话莫名其妙地令人振奋。

很少有家属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因为这里是收治重症患者的病房。在这些谈话中，我会了解到死者生前的很多信息，如果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些，那该多好啊！家属会介绍死者的天赋与才华、善良的心地和兴趣爱好，甚至怪癖。我们在交谈时用的几乎都是现在时态，这可以让家属感觉他们所爱的人仍然活着，好像患者的遗体当时还放在生前所睡的床上，或者躺在医院的其他地方接受治疗。然后，家属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纠正时态，开始慢慢地适应这个残酷的真相。而这个真相虽然令人恐惧，但在这样的操作下会一点点地展现开来，让家属接受。

在我上班前几个月的某一天，我不得不向一位老者告知他妻子艾琳去世的消息。艾琳死得很突然，心脏骤停小组来到现场，有人给她丈夫打电话，要他尽快赶来。按照惯例，我没有告诉他更多的细节。我发现他站在艾琳那间病房外，看着门口陌生的屏风和写着“闲人勿进，有事请找护理人员”字样的标志。那时，心脏骤停小组已经走了，护士在忙着整理药品。我问老者是否需要帮忙，然后看到了他眼里的困惑和惊惧。

我问道：“您是艾琳的丈夫吗？”他转过头来，想说“是”，但嘴里发不出声音。

我跟这位老者说：“来，我跟您解释一下。”我把他带到护士长办公室，进行了一番谈话。我不记得谈话的细节了，但我清楚地感知到这个男人对自己孤零零地留在世上的无助和悲伤。他看上去很虚弱、迷茫，我担心如果没有人在背后支持他，他可能很难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如果当时我对家庭医生和初级保健服务的巨大作用有更多了解，可能会直接请求他允许我把他爱妻去世的消息告诉他的家庭医生。但我缺乏经验，当时的情况又出人意料：那是正午时分，我正要给患者注射抗生素，发现他站在妻子的病房外面。我那时其实还没有做好与他讨论丧亲之痛的准备。

与往常结束这类悲伤的谈话一样，我向老者保证，如果以后他还有其他问题，我会很高兴再次同他交谈。虽然我总是这么说，并且发自内心地这么想，但从来没有家属回来找我了解更多信息。想到这儿，我做了一个冲动的举动：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上，递给这位面容憔悴的丈夫。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把那张纸片揉成一团揣进口袋，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似乎表明我的做法无济于事。

三个月后，我来到另一家医院的外科病房担任住院医师。有一天，我接到之前病房的护士打来的电话，就是那位端茶盘和镀金陶瓷茶杯的护士。她问我是否还记得那位叫艾琳的患者，说艾琳的丈夫打来电话，坚持要联系我。护士给了我一个号码，我打通了他的电话。

“噢，医生，谢谢你给我回电话。听到你的声音真好……”艾琳的丈夫一时语塞。我等着他往下说，心想他是不是想起了什么问题，希望我有足够的知识可以给他解答。

“事情是……”这位老者又停顿了一下，“呃，你很善良，说我可以给你打电话……我不知道还能告诉谁……但是，呃……事情是这样的，我昨天终于把艾琳的牙刷扔了。今天她的牙刷已经不在浴室里了，我真的觉得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听得出来，他情绪激动，声音有些刺耳。我还记得，艾琳去世的那天上午，他站在病房里，脸上满是困惑。

这件事让我对自己的工作逐渐有了深入的理解。丧亲对话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过程的开端，而这个过程人们要用一生的时间，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接受。我在想，如果我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了其他人，会有多少人打来电话。这个时候我对处理这种情况的方式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请求艾琳的丈夫允许我联系他的家庭医生。我告诉他，我对接到他的电话感到非常荣幸，并对艾琳的逝世表示惋惜。

取得行医资格后第一年年末，我回想起那一年接手过的多起死亡案例：年龄最小的是一个16岁男孩，他患了一种罕见的恶性骨髓癌；最令人伤心的是一位年轻的母亲，不孕症的治疗可能是导致她死于乳腺癌的罪魁祸首，她还没来得及给宝贝儿子过5岁生日便撒手人寰了；最有艺术才华的是一位年长的女士，她请护士和我一起为她唱赞歌，结果我们还没唱完，她就停止了呼吸；还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回家与父母团聚，乘着救护车驰骋两天，纵贯整个英国，最后死在父母家附近的临终安养院里；唯一逃脱死亡的人是我第一次接到的报告心脏骤停电话里的中年男人，他在手术后停止了呼吸，但幸好我们反应及时，一周后他健健康康地出院了。

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了人们面对死亡的方式。我对死亡之谜非常着迷：从活着到死去那种不可言喻的转变；重病患者垂危时如何保持尊严；在讨论疾病再也不会好转时如何做到既诚实，又不那么戳人痛处；为那些肉身行将解体的人服务是一种怎样的殊荣；在临死之人的床边感受人性的时时刻刻。

我发现自己并不害怕死亡，而是对它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心存敬畏。如果有一天我们找到了“治愈”死亡的方法，情况会怎样呢？很多时候，永生似乎并不那么诱人。每过一天，剩下的日子就少一天，这让我们认识到每一天都是一份礼物。一生当中，生、死之日都不足24小时，它们就像书签一样标注着我们的人生：一天是我们出生那天，每年都要庆祝；另一天则让我们感受活着本身是多么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