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居民
本书关注的是更遥远的过去：公元第一千年的欧洲。这是一个介于历史和史前之间的世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一方面是通过书面历史资料，另一方面是通过专归考古学家研究的物质遗存。证据的广度及复杂程度对研究构成了挑战，但毫无疑问，在公元元年之后的一千年里，各种形式的人口迁移在欧洲边界内频繁进行。考虑到移民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整体角色，当时没有出现形形色色的移民才奇怪。1—2世纪，罗马人走出意大利，为西欧大部分地区带去了城镇生活的乐趣和集中供暖。但长久以来，被视为第一千年的根本特征的是欧洲帝国边界之外的所谓蛮族迁徙。
这些蛮族是什么人？基督出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们住在哪里，生活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蛮族欧洲
公元第一千年开始时，帝国欧洲（可以定义为罗马军团所及之处）的范围从南部的地中海盆地开始，一直向北延伸到（广义上的）多瑙河，向东延伸到莱茵河。在此疆域之外的是欧洲的蛮族，他们占据了欧洲中部的一些高地和大欧洲平原（欧洲四大地理区域中最大的一个）的大部分地区（地图1）。但是，这个广大地区的统一性在于地质结构而不是人文地理。虽然整个区域的土壤都以重黏土为主，但各地的气候和植被有显著区别，农业潜力因种植季节和土壤基本肥力的不同而不同。西部地区，特别是不列颠南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受大西洋天气系统的控制，冬季温暖湿润，夏季相对凉爽，同时还有充足的降雨——为什么是英国人发明了板球这种唯一无法在雨中进行的比赛，仍然是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平原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更接近大陆性气候，冬季更寒冷，夏季更炎热、更干燥。越往东，冬季平均气温就越低，夏季降水则是越往东南方向越少。历史回顾表明，这对农业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农业技术有限的前现代时期。在东南部，即使是乌克兰著名的肥沃黑土地区，生产力也受到夏季降雨量低的限制，定居点只能围绕河谷建立。在北部和东部，冬季的寒冷造成了严重的限制。由于寒冷，构成欧洲平原大部分地区自然植被特征的落叶和混合落叶针叶林无法在这些地方生长，取而代之的先是纯松柏科的针叶林，然后是北极苔原。在欧洲部分地区，远古的土壤中积聚了足够的腐殖质，使一般的耕作成为可能，而这种景观大体上可以说止步于混合林地带的北部边界。
公元第一千年之初，这片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依旧树木繁茂，而北欧在开发出全部农业潜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因为树木，还因为土壤。北欧平原厚厚的黏土土壤有高产的潜力，但需要重犁来维持其肥力：所需的犁不仅要能切出沟，还要能将土壤翻过来，这样杂草和作物残茬就能在土壤中腐烂，养分供下一个种植季利用。在中世纪盛期，这个问题由“卡鲁卡”（carruca）——一种最多可由八头牛拖拉的四轮包铁犁——解决了。但在第一千年之初，欧洲大多数蛮族所做的不过是在土壤表面扒拉而已——请从字面意义理解“扒拉”。所以要说的话，那时欧洲平原的居民靠耕种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人口分布在绿色“海洋”中一个个孤立的耕种“岛屿”上。
地中海地区评论家对自身的兴趣总是比对边境之外的蛮族“他者”更大，但即使是他们也认识到，越往西，这样的种植岛屿就越多，人口也越密集。更具体地说，他们将大欧洲平原的蛮族分为日耳曼人（Germani）和斯基泰人（Scythians）。此前曾有凯尔特人（Celts或Keltoi），但之前属于凯尔特人的西欧和中南欧地区大多已被罗马人的进攻吞噬。在第一千年开始时，这些地区已经走上拉丁化的非蛮族轨道，有了城镇和垃圾收集系统。考古证据表明，帝国欧洲新边界的设立不仅仅是一次意外。前罗马时期凯尔特人的物质文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闻名，尤其以精美的金属制品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凯尔特人定居点在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普遍展现出成熟：别的不说，他们有用先进的转轮技术制作的陶器，一大批通常有围墙的定居点（所谓的oppida），他们还大量使用铁制工具，形成了生产力相对强大的农业。[3]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日耳曼人留下的物质遗产就没有那么丰富和发达了。在日耳曼欧洲地区的典型发现包括火葬用的骨灰瓮（但陪葬品很少或几乎没有）、靠手工而不是转轮制造的陶器，而复杂的金属制品和设防的定居点则完全没有。在日耳曼人主导的地区，农业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也不怎么高。当然，正是因为日耳曼欧洲的经济所产生的剩余农产品少于邻近的凯尔特地区，日耳曼人才养不起那么多能够制造复杂金属制品的专门工匠和艺术家。而尽管在整体战略上，罗马人从未将目标设定为仅仅吞并凯尔特欧洲，但对数次征服企图的记述表明，战场上的罗马指挥官最终意识到，经济欠发达的日耳曼欧洲不值得费力去征服。传统说法强调，罗马之所以未能征服日耳曼人（我们如今通常这样称呼那些讲日耳曼语的人），是因为后者在公元7年于条顿堡森林会战（Teutoburger Wald）中击溃了瓦卢斯（Varus）的三个军团。但实际情况没那么戏剧化。接下来的几年中，罗马人针对此次失败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胜利无法掩盖的事实是：征服日耳曼欧洲后可能带来的税收，既不足以收回征服的成本，也无法支撑随后的驻军费用。
结果就是在公元元年后不久，罗马任由各个说日耳曼语的群体控制了莱茵河和维斯瓦河（Vistula）之间大片的欧洲地区（地图1）。这些日耳曼人的主要社会单元和政治单元都很小。1世纪的塔西佗（Tacitus）和2世纪的托勒密（Ptolemy）列出的日耳曼群体的名单令人眼花缭乱，数量多到只能在地图上大致绘出。尽管如此，关键点很明确：既然有这么多政治单元（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其为“部落”，但这个词带有很多可能不恰当的既有观念），各个单元的规模肯定都非常小。
这片地区并不总是日耳曼人的专属领地，甚至也许没有被他们长期占有过。希腊罗马的文献表明日耳曼欧洲的范围时有扩大，不过几乎没有提供相关过程的细节。例如，公元前3世纪末，说日耳曼语的巴斯塔奈人（Bastarnae）移居喀尔巴阡山脉的东南面，成为黑海西北部的统治力量。大约在进入公元第一千年之际，说日耳曼语的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将凯尔特波伊人（Celtic Boii）逐出了波希米亚高地的盆地。因此，我们所说的日耳曼欧洲，实际上是日耳曼人统治下的欧洲地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广袤地区中的所有人口（其中一些是新近在战争中被征服的）在信念系统、社会实践等文化方面是同质的，甚至也没有理由认为该地区的人必然使用相同的语言。[4]
“斯基泰”是古希腊古罗马地理学家使用的一个泛称，指的是北欧平原东部的居民，其分布范围从维斯瓦河和喀尔巴阡山脉边缘开始，延伸到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地区。（地图1）在希腊的地理和人种学传统中，这里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寒冷的荒野，住着原始的“他者”，恰与希腊文明形成鲜明对照。人们说，种种不文明的行为，居于这个世界的居民都在实施：刺瞎、猎头、剥皮、文身，甚至饮用不掺水的葡萄酒。实际上，该术语所涉的领土包含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从大欧洲平原东部缓缓向南流动的大河形成的河谷中，至少是在由林侵草原区域标出的温带地区内，可以找到经营良好的农业村落。在南部，是更为干燥的草原地带景观，广阔的草原为游牧部落提供了天然的家园。更向北和更向东，本来就不怎么密集的农业系统逐渐消失，将苍茫大地留给了北极圈的狩猎采集者。[5]
在这些不同的人口群体中，游牧民族将在我们关于公元第一千年蛮族欧洲转型的故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只是间接作用，所以没有必要详细讨论游牧民族的世界。我只想说，这一时期开始之前很久，游牧民族就在喀尔巴阡山脉东南面和黑海北面游荡了。从地质学角度来看，这部分地区仍属于欧洲平原，但普遍缺乏夏季降雨，因此难以或根本无法发展农业。在顿河以东，由于没有足够的降雨，农业只能依靠灌溉，但是在古代，灌溉技术没有传到这些地区，因此这里的土地保留了自然植被，也就是草原。在顿河以西，一些河谷地区有足够的农业用水，但这些河谷很靠近一大片仍是天然草原地貌的区域，该区域就在黑海沿岸的内陆。因此，也许并不奇怪，在古代，游牧民族和偏向定居的农业部落往往轮流统治这片土地。公元元年前后，在公元前3世纪进入该地区的说日耳曼语的巴斯塔奈人和佩乌契尼人（Peucini）仍然统治着这里，但他们的统治即将被游牧的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推翻，后者在公元1世纪横扫了整个地区。[6]
在林侵草原以北，北欧平原的东部是一片片针叶林越发茂盛的区域。这里的冬季平均气温更低，土壤腐殖质更少，农业条件更差。这是地中海地区的人在公元第一千年伊始鲜有了解的世界。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中，塔西佗将狩猎采集者芬尼人（Fenni，芬兰人Finns）置于遥远的北方，将另一群体威尼蒂人（Veneti或Venethi）置于芬尼人和位于喀尔巴阡山脉边缘的日耳曼佩乌契尼人之间：
威尼蒂人从萨尔马提亚人那里习得了不少风俗，因为在掠夺进程中，他们在耸立于佩乌契尼人和芬尼人之间的所有森林和山丘中穿越。尽管如此，将他们归类为日耳曼人更恰当，因为他们有固定的房屋，携带盾牌，也喜欢快速步行。
稍早时候的普林尼（Pliny）也听说过威尼蒂人（他称其为Venedae），但没有写下更详细的信息，甚至2世纪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了解，只知道他们中一些群体的名称。这一区域比更远的区域也就少那么一点点神秘感，传说更远区域的人“面目是人，身体四肢却和野兽一样”。
公元元年前后，东欧这些树木繁茂、森林覆盖的地区的居民如何生活，从考古学证据看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塔西佗就固定定居点做出的评论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一个农民的世界，但他们的物质文化非常简单，发展程度比西边日耳曼欧洲的主流物质文化还要低。事实上，遗存下来的陶器、工具和定居点简单到无法按照风格甚至年代分类，公元第一千年上半叶，这些方面的变化极其缓慢。考古证据表明，这是一个由孤立的小型农业定居点组成的世界，其生存水平低于日耳曼人，几乎没有剩余产品的迹象，与南方富裕的地中海世界也没有贸易联系。这些住在森林中的威尼蒂人的种族和语言特征引起了很多讨论，不少讨论集中在他们与讲斯拉夫语的群体的关系（如果有点关系的话）上；公元500年以后，讲斯拉夫语者在欧洲历史上变得非常突出。我们在第八章还会讨论这个问题，而如果想在公元元年找到斯拉夫人（或者他们最直接的祖先）的踪迹，那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在这些大欧洲平原最东端的简单农业群体中。[7]
因此，稍加简化后，可以将公元第一千年开始时的蛮族欧洲分为三个主要区域。最西边和最接近地中海的地区是最发达的，具有最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其陶器和金属制品已经相当丰富和复杂。这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由说凯尔特语的人控制，大部分地区刚刚被纳入罗马统治之下。往东一些是日耳曼人主导的欧洲，那里的农业生产不那么集约，也因此缺乏相应的丰富物质文化。日耳曼欧洲农业生产的集约程度还是比东欧森林地区要高，后者的物质文化只有与农业水平相对应的极少量遗存。这个简要的综述里并没有什么真正有争议的内容——也许除了在哪里能找到斯拉夫人之外。引起巨大争论的问题是：在接下来一千年蛮族欧洲惊人的转变进程中，移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蛮族迁徙和公元第一千年
所有人都承认，公元第一千年，蛮族欧洲内外出现了一些人口迁移。但人口迁移情况整体如何，如今引起了很大争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认为人口迁移是蛮族欧洲转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是塑造第一千年独特形态的中心力量。4—5世纪的大规模日耳曼移民摧毁了罗马帝国西部，在北方建立了新的语言和文化模式。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来自黑海北部沿岸地区的哥特人（Goths）在35年间（376—411年）分三个阶段，向法国西南部挺进了2 000多千米。来自中欧的汪达尔人（Vandals）差不多走了这个距离的两倍，他们越过地中海，同样分三个阶段，来到了罗马控制下北非地区的中部行省。这次迁移花了差不多33年（约406—439年），其中包括在西班牙的长期停留（411—约430年）。也正是在这几个世纪中，随着来自丹麦和德意志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到来，不列颠群岛的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斯拉夫移民的作用可以说更为重要。关于斯拉夫人起源的问题总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但不管他们来自哪里，毫无疑问的事实是，6世纪时还少有人知的讲斯拉夫语者，在接下来的200年里进入了中欧和东欧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中有很大一部分曾被讲日耳曼语者统治，因此斯拉夫人的崛起表明，巨大的文化和政治变化出现了。它创造了现代欧洲的第三个主要语言区域（另两个是罗曼语区和日耳曼语区），而这三个区域间的边界自创建以来几乎没有变化。9—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为一个千年来的大迁徙画上了句号。大西洋上，冰岛和法罗群岛第一次有人定居，而西欧的维京移民则在英格兰建立了丹麦律法区（Danelaw），在欧洲大陆建立了诺曼底公国（Duchy of Normandy）。再往东，另一批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在创建第一个罗斯国家基辅罗斯（Kievan）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基辅罗斯的边界划定了沿用至现代的欧洲边界。[8]
关于这些移民群体和它们的重要性，没有哪个看法得到过普遍接受。正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看到的那样，许多细节一直并将继续有很大争议。但在1945年之前，欧洲的学派都坚信蛮族迁徙对第一千年的欧洲历史发挥了巨大的塑造作用。在最宏观的层面上也确实如此。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被视为确立了现代欧洲的主要语言种类：罗曼语、日耳曼语和斯拉夫语。而人们认为，人口迁移在更精微的层面上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某几群移民被认为奠定了英格兰、法国、波兰和俄罗斯等长期存在、疆域广阔的政治实体的基础，更不用说那些在19—20世纪从欧洲的多民族帝国中获得独立的斯拉夫国家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惊人比例的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将自己独特身份的起源追溯到第一千年的移民。这种对过去的共同想象被近来的学术界称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对细节的争论从未停止，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代欧洲的许多群体认为，自己的独特身份扎根于从公元第一千年的某次人口迁移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历史。[9]
对参与迁徙的人口单元的性质，这样的叙事有自己的看法。许多迁徙并没有很好的史料记录，有些根本没有记录。但已有的历史资料确实有时会谈到成年男女和儿童组成的人数众多的紧密群体，这些人经过深思熟虑，从一个栖息地迁至另一个栖息地。这类信息引起了共鸣。如果移民群体预示着大事件，从它们中间将产生一批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保持独特性，最终必然发展为现代欧洲民族的实体，那么人们自然容易认为，所有的移民都是前面所说的那样。因此，第一千年的所有移民群体，无论是否有记录，都被视为在文化上独特、在生物学上能够自我繁衍的大型人口群体，这类群体有幸不受移民过程的影响，从地图上的A点移动到B点。这些古代的先民必须人口众多，而且足够独特，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会繁衍出这么多追求政治自决的现代后人。如此构想的迁移过程可以用一个类比来描述：在台球桌上滚动的台球。受某种力量的驱动，台球会从桌上的一个地方滚到另一个地方（移民出发地的人口过剩往往是可能的原因），但运动结束时，台球除了所处的位置不同外，跟原来没有任何区别。这种看法最常用于描述参与了4—6世纪移民的日耳曼群体，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用在了斯拉夫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身上。现代斯拉夫群体［如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地亚人（Croats）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等］都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第一千年时那些凝聚在一起的移民群体。[10]
这个对第一千年的描述，本身属于试图概述史前时代欧洲人口分布的更宏大的叙事。公元元年的时候，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多少有了书面记录。而对更遥远过去的重建则完全依赖于考古证据，并且（在1945年以前）往往被写成一个接一个“先进”群体先后主导欧洲的历史。石器时代晚期的第一批农民从东方来，取代了狩猎采集者；使用铜器的人群取代了使用石器的人群；使用青铜器的人群又取代了使用铜器的人群；最后，铁器时代和公元第一千年到来了。我们不必关心这个大局的细节，但要了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从某些第一千年的文本中了解到的一种人口迁移模式——男人女人带着儿童，结成有凝聚力的团体，有意识地迁徙并占领土地——被整个套用到了更远的过去，用以解释来自史前欧洲考古遗迹的发展模式。正是出于这种对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自以为是的了解，最开始的农民，以及后来用铜器、用青铜和用铁器的人才被看作依次迁入并先后接管欧洲的外来人口。[11]在这个关于欧洲人口的宏大叙事中，公元第一千年代表了一个结尾和一个开端：说它是结尾，是因为自上个冰期以来，一拨又一拨移民塑造了整个欧洲的历史，此类移民中的最后一批就是在这个时期到来的；说它是开端，则是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居住在欧洲土地上的就是诸多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实体，也就是基本不受进一步人口迁移影响的群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从这一时期，还可以总结出一种人口迁移模型，用以梳理欧洲的整个历史。正是因为该模型应用得非常广，后来学术界的反应才会如此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