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

一个有挑战性的重要问题是：需要多少证据，才能让你的信念成为知识（当然，我们预设这个信念是真的）？就日常生活而言，这方面的要求好像不算太高。我知道外面在下雨，因为我醒来时听见了雨滴打在窗户上的声音；我知道我的车在停车场，因为我把车停在那里了；我知道冰箱里有啤酒，因为你告诉我那里有。不过，出问题的风险也是有的。也许，我听到的雨滴声其实是洒水器的水声。也许我的车子昨晚被偷了。也许你没对我说真话，其实你把啤酒喝光了。

细想之后，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要说知识存在，就应该满足更高的要求。你可能认为，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还需要强到能排除错误。光听见水滴拍打在窗户上的响声还不足以让我知道现在正下雨，我还得看到雨、感觉到雨才行。如果要知道冰箱里有啤酒，我就得再去看看冰箱。亲眼看见车子，我才能知道车在停车场。光有好的理据是不够的，知识需要证明。

哲学史告诉我们，一旦走上了这条路，情况就可能不太受控了。在数学和逻辑学中有证明，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了某些公理和某些规则，你就能证明某些定理，也就是说你可以表明，如果前提是真的，那么结论也必定为真。然而，如果你想把这种模型套到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上，问题就来了。假设我听到、看到、摸到了水滴，我就能证明现在正下雨吗？恐怕不行。我看到的水也可能是某个好莱坞大制作弄出来的（纽约街头到处都是拍电影的，如果你在纽约住过，就会知道这种事可能发生）。即便你可以排除这种情况，也还有其他可能性。我可能是在做梦，甚至更糟：我可能处于《黑客帝国》的那种环境里，我所有的感知（我看到、听到、摸到的水滴）都来自与我的大脑连接的电脑。如果是这样，我们通常通过感官获得的证据就都失去了意义。我的所见和事物的所是之间不再有关联——看上去在下雨，不代表真的在下雨。我是被骗了。

这么推理下去，我们就触及了哲学怀疑论：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知识。在认真对待怀疑论挑战的哲学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他在名著《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中表示，长久以来他一直担心我们通常认为充分的理据可能并不成立，于是他决定追查到底，把所有能够怀疑的事物一劳永逸地清出去。他穿着袍子坐在壁炉边，开始检视自己对周围世界的一般信念（比如他坐在壁炉边这个信念），看它们是不是可以质疑。他一开始就谈到我们常常会被感官欺骗。事物看起来是这样，但其实是另一个样子。不过这种怀疑的作用不大，因为我们的感官只会在特定情况下欺骗我们。但是，笛卡儿接着谈到，我们经常做梦，而至少在我们醒来之前，梦境都和清醒时的生活显得同样真实。问题来了：他能完全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吗？不能的话，他也许就不能信任自己的感官了。看起来他坐在壁炉前，感觉上也是，但如果一切只是场梦，那么这些感官知觉就无法构成证据了。他在做梦的可能性削弱了通常情况下感知提供证据的作用。

在笛卡儿看来，这种怀疑能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如果感官不可信赖，我们就无法信赖以观察外部世界为基础的一切科学学科——物理学、天文学、医学。那么数学呢？即使在睡觉的时候，2加2也还是等于4。但笛卡儿相信，就连这也可以怀疑。我有可能是错的。比如，有个恶魔欺骗我，让我数数也数错，想也想错。笛卡儿称，只要这个可能性无法被排除，就没有很好的理据去相信数学陈述。所有的知识似乎都动摇起来了。

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怀疑论呢？笛卡儿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怀疑论者——他只是试图为所有知识一劳永逸地找到无可置疑的基础，好摆脱怀疑的折磨。他在自身中找到了解决方案。他可以怀疑一切，但有一件事是不能怀疑的，那就是他在思考。找到这件事后，笛卡儿认为可以往前走了。如果没有“我”，就不可能有“思”。因此他也知道他自己存在。这就是cogito ergo sum那句名言的意思：我思，故我在。

就算我们同意笛卡儿关于存在一个“我”的思路（不是所有哲学家都同意），这个结果也没什么可令人振奋的。如果我知道的仅仅是我思和我在，我该如何重获我相信自己拥有的知识呢？这些包括日常知识，也包括不同科学学科的知识，还有数学知识。笛卡儿的答案许多人都不满意。他宣称，以他的存在为前提，他可以证明上帝存在。而证明上帝存在之后，一切就都清楚了：既然上帝不是骗子，笛卡儿就能信赖自己的感官和思维能力了。不能获得知识全是我们自己的错，因为这只能说明我们没有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一下子，所有的怀疑都被击溃了。可惜，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并没有多大价值（很容易说明它们不成立），而说只要我们不掉以轻心就不会犯错，这种看法也不对。^[8]

哲学史清楚表明，拆毁所有知识容易，重建知识难。许多人都没能很好地回应怀疑论者的挑战。我们在此就不探讨相关争论了。不过，我想指出，试图去证明怀疑论者为误，并不是很好的策略。质疑怀疑论者的出发点会更有效，也有趣得多。1939年，著名的英国哲学家G. E. 摩尔（G. E. Moore）在剑桥演讲，他给演讲定了个叫《外部世界的证明》的大胆题目。^[9]这还不够，他的证明的基础是这样的：他先举起一只手，说“这是一只手”，然后举起另一只，说“这是另一只手”，接着他得出结论，外部世界至少存在两个物体（他的两只手），外部世界的存在也由此得到了证明。长期以来，人们都在争论摩尔究竟想说明什么。他是老练的哲学家，已经研究哲学很长时间了。他肯定不会真的认为外部世界的存在能通过举起双手来证明。一种说法是摩尔是想专门质疑怀疑论者的出发点。所有的怀疑论论证都基于一些假设，比如我们的感官可能彻底欺骗我们。摩尔举起手，说他知道自己有两只手，意思是比起怀疑论者的假设，他更有理由相信自己有两只手。要想让摩尔有理由去怀疑自己有两只手，就得用上相当疯狂的怀疑论假说，比如恶魔或《黑客帝国》的场景。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针对怀疑论的哲学讨论中学到两件事。第一，知识并不需要绝对的确定性或证明。对证明的要求会导致怀疑论泛滥。听到水滴打在窗户上的声音，我就能知道外面在下雨；你告诉我，我就能知道冰箱里有啤酒——哪怕不能完全排除我弄错了的可能性。只要我的信念是真的，这些理据对知识来说就够了。如果事不凑巧，后来发现虽然我有充分的理据，但我的信念是假的，那么我就并不拥有知识。但如果我的信念是真的，那么我的理由就足以说明我拥有知识。这种看法通常被称为“可错论”（fallibilism，来自“fallible”，会犯错的）。要拥有知识，并不需要绝对的确定性——理由只需要让我（实际上为真）的信念有可能为真就够了。^[10]我听见水滴的声音这个事实说明现在有可能在下雨，而你说冰箱里有啤酒这个事实，意味着冰箱里有可能有啤酒。

我们可以学到的第二件事是，指出我可能是错的，并不构成对我的信念的反驳。辩论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人指出某个信念或理论没有经过证实，有可能是错的，然后这就被当成是对这个信念或理论的反驳。比如，2016年12月19日的《今日新闻报》（Dagens Nyheter）上刊载了一篇访谈，接受采访的是特朗普的女性支持者，她也是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她说：“科学只是理论，对吧？不是真理。就好像进化论，仅仅是个理论而已。”当然，科学由理论构成（要不然呢？），但严肃的科学理论经过了系统化测试，以充分的证据为基础，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它们。证据不能排除理论出错的可能性，这个事实不是我们怀疑该理论的理由：缺少证据本身并不构成反驳。要构成反驳，就需要真正的反证，而如果没有反证（进化论和气候变化都没有什么正经的反证），那么一个科学理论仅仅是理论，它理论上有可能是错的，这个事实是构不成反驳的。

可悲的是，由特朗普任命执掌美国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斯科特·普鲁伊特（Scott Pruitt），就采用了这种推理方法。^[11]2017年3月9日，普鲁伊特宣称我们不知道全球变暖是不是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震惊了研究人员。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宣称，我们必须继续研究这个问题。这番话立刻受到了气候科学家的谴责，前任局长吉娜·麦卡锡（Gina McCarthy）也表示了批评。她指出，知识要看证据，而不是看你碰巧相信些什么，关于全球变暖，有压倒性的强有力证据表明二氧化碳排放是主要原因。她接着说：“我想象不到还要从科学家那里得到什么新的信息，才能让这位局长明白。”^[12]从普鲁伊特的论述看，他认为缺少证明就足以构成反驳“二氧化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这个观点的证据。但并不是这样：现有证据已足够充分，研究人员也认可这一点，这就够了。2014年的一份气候报告概括了超过2 000篇科学论文的内容，结论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急剧增加“非常有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的原因。^[13]非常有可能，这对知识来说就够了。